背景,巴爾的摩簡介,事件過程,啟示,
背景
科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建制，決定了科學共同體成員必須遵循基本的行為規範。美國科學社會學家M·默頓把這些行為規範概括為：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合理的懷疑精神。這種行為規範雖不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樣明確，但科學家在學習知識或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自然地接受並內化成為科學家的精神氣質。
於是，在公眾的眼裡，科學是誠實的職業，科學家被看成“天生誠實的人”（韋伯語），他們“在某些方面顯然比知識界的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受人尊敬”。科學界也普遍認為，科學研究是一個“有效的、民主的並能夠糾正自身錯誤的”系統，科學的誠實不取決於科學家個人的品德，而是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約，即科學活動受到“在其他任何領域的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嚴格管制”（默頓語）。
巴爾的摩簡介
事件過程
1986年，作為MIT生物學教授和Whitehead實驗室主任的巴爾的摩與特里薩·嘉莉以及其他四名作者在《細胞》雜誌上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特里薩·嘉莉實驗室的一名博士後，瑪格特·歐圖勒（Margot O'Toole），其並非為論文的聯合作者，認為特里薩·嘉莉有捏造數據的嫌疑．但巴爾的摩拒絕撤銷論文．
瑪格特·歐圖勒不久就放棄了她的指控，但NIH發現了她質疑的文章後，開始著手調查．其中Walter W. Stewart和Ned Feder力主推進這一項調查，他們最終使得UCSS對特里薩·嘉莉的原始實驗記錄進行墨跡鑑定．
1989年10月左右，巴爾的摩被任命為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然而有約三分之一的學校職員反對這一項任命，其理由是巴爾的摩牽涉在巴爾的摩事件中．
1991年3月14號，一份主要依據於UCSS墨跡鑑定的報告草稿中認定特里薩·嘉莉存在捏造數據的嫌疑．一周后，這份報告被泄露給了媒體．巴爾的摩於是和其他三位合作者撤銷了論文，但是特里薩·嘉莉和Moema H. Reis沒有簽名撤銷申請．在撤銷申請里，巴爾的摩承認過於相信特里薩·嘉莉的解釋，並且沒有對特里薩·嘉莉的數據和結論做獨立的驗證．巴爾的摩公開道歉稱沒有認真對待揭發者的控告公開道歉．
由於此事，巴爾的摩被迫辭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職務．
1992年7月, 參與調查此事的MD區域美國律師宣布他不會對特里薩·嘉莉提起刑事的或者民事的指控．1994年10月，OSI的前身，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HHS) 發現對特里薩·嘉莉的19項指控處理不當，因為這些結論大部分是基於UCSS對特里薩·嘉莉實驗筆記本的墨跡分析．
1995年6月，HHS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小組來對這19項指控進行仔細地復檢．1996年6月，這個小組宣布ORI無法證明這19項指控中的哪怕一項是成立的．在發布了ORI收集的大量檔案性證據後，這個小組取消了對特里薩·嘉莉全部指控．這個調查小組發現嘉莉實驗數據的許多錯誤，但這些錯誤是隨機和無方向性的，而不是被蓄意歪曲。嘉莉終於得到平反，她在研究上所犯的錯誤並非有意欺詐，對巴爾的摩的指責自然也煙消雲散．
但是，由於傳媒對這一結果報導力度不夠，此事至今仍給許多人留下一個錯誤印象。在中國，巴爾的摩依然被一些不明就裡、以訛傳訛的媒體和學者樹作學術腐敗的典型
啟示
在現代，科學的體制化、科學家角色職業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學活動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開始成為科學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於科學內部的運行機制是通過獎勵系統實現的，謀 求獨創性的成果，爭取社會承認，自然會成為科學家行為內在的 激勵因素。當科學家有了對社會承認的強烈渴望以後，就難以用嚴謹的科學態度來對待科學研究。因此，僅僅依靠科學內部的規範機制則難以防範科學家的越軌行為。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 天，特別需要健全科學內部的評價機制和建立權威的查處機構。
但是建立這樣的審查機構必須是謹慎的．科學史家丹尼爾·柯維勒斯在1998年出版的《巴爾的摩事件》一書中寫道，歐圖勒當時被媒體渲染為揭露欺詐、挑戰權威的英雄，而有關方面主要依賴墨跡鑑定來判定實驗記錄是否真實，而不是進行嚴肅的學術審查。評判學術研究中是否存在不正當行為，由專家組成的監督機構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