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嶺南詞典:搜藏嶺南的柔軟記憶
-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 頁數：233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作者：周偉勵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606559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嶺南詞典:搜藏嶺南的柔軟記憶》是一本有關嶺南風物與嶺南文化的個人記憶之風味讀本，不知不覺中，你已恍入難忘的嶺南！
作者簡介
周偉勵，男，1953年11月生於廣西梧州。詩人，資深出版家，供職於廣東教育出版社。曾策划過《素質教育在美國》等熱點圖書，反響極大。著有專著《從菩薩蠻到沁園春(公元十世紀前後中國文人的生存狀態)》，醉心於嶺南文化的研究與寫作，現已完成《嶺南詞典》一書的寫作。
圖書目錄
B
八卦
白切雞
煲仔飯
C
叉燒
叉燒包
茶樓
腸粉
趁圩
沖涼
春水天
D
打邊爐
冬至大過年
端午
端硯
F
發大水
番薯
飛機欖
G
乾蒸燒賣
搞掂
裹蒸棕
過年
H
旱天雷
紅豆生南國
黃皮
J
江河水
講古
九江雙蒸
K
扣肉
L
腊味
老火靚湯
荔枝
涼茶
六堡茶
六祖慧能
龍母
龍眼
落雨大
M
碼頭
埋單
木屐
木棉
N
南瓜
Q
騎樓
秦琴
清明
S
賽龍奪錦
沙粿條
燒鵝
燒乳豬
深巷
生猛海鮮（1）
生猛海鮮（2）
食田螺
食魚生
食粥
雙黃蓮蓉
絲瓜
酸枝
T
趟櫳
甜酒
X
西關
西來初地
鹹濕
行花街
行街
醒獅
Y
牙擦
羊蹄甲
飲茶
油炸鬼
游水
魚塘
雨打芭蕉
月光光，照地堂
粵胡
粵語
雲吞
Z
昭君出塞
中秋
中山紀念堂
坐船
八卦
白切雞
煲仔飯
C
叉燒
叉燒包
茶樓
腸粉
趁圩
沖涼
春水天
D
打邊爐
冬至大過年
端午
端硯
F
發大水
番薯
飛機欖
G
乾蒸燒賣
搞掂
裹蒸棕
過年
H
旱天雷
紅豆生南國
黃皮
J
江河水
講古
九江雙蒸
K
扣肉
L
腊味
老火靚湯
荔枝
涼茶
六堡茶
六祖慧能
龍母
龍眼
落雨大
M
碼頭
埋單
木屐
木棉
N
南瓜
Q
騎樓
秦琴
清明
S
賽龍奪錦
沙粿條
燒鵝
燒乳豬
深巷
生猛海鮮（1）
生猛海鮮（2）
食田螺
食魚生
食粥
雙黃蓮蓉
絲瓜
酸枝
T
趟櫳
甜酒
X
西關
西來初地
鹹濕
行花街
行街
醒獅
Y
牙擦
羊蹄甲
飲茶
油炸鬼
游水
魚塘
雨打芭蕉
月光光，照地堂
粵胡
粵語
雲吞
Z
昭君出塞
中秋
中山紀念堂
坐船
後記
名為詞典，實為散文。
本書借詞典之形式，以散文手法狀寫嶺南風物。每一“詞條”，就是一篇散文，或狀物，或寫事，或記風俗節令，或摹人情世態，不以描述形貌羅列知識為追求，而專注於通過主觀感情之燭照，寫出經作者心靈折射的嶺南物事。所寫之風物，多帶作者生活印痕和感情色彩，並不僅僅是客觀的靜態的描寫。如“騎樓”，這裡並不屑於介紹騎樓這一建築形式的形制特徵和歷史發展(這樣的介紹並無文學創作上的價值，查《辭海》或有關專業書即可瞭然)，而是著重寫了騎樓對於嶺南的象徵意義，它所給予嶺南的溫馨與親切、從容與散淡，它所彰顯的嶺南特徵、嶺南表情，以及它與我的青春生命曾經重疊的一段經歷。如“荔枝”，這裡不具體描述荔枝的形貌和生物特徵，而是極力寫荔枝給我的感覺，那種歷史的、時序的、物候的、地域的甚至美學意義上的感覺。而“西關”或“深巷”，則寫了嶺南核心地帶最具風情特徵的一種生存狀況和生活方式；“木棉”、“羊蹄甲”等，寫的則是一種堅韌淡定、務實進取、敢為天下先的嶺南精神和氣質……
用散文來展現嶺南風物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真正形成具體的創作行為，乃是受到兩個偶然因素的誘發。2006年年中，我的學術散文著作《從菩薩蠻到沁園春》即將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為了給此書“預熱”，責任編輯王兆陽兄幫我在“天涯”注了個號，好讓我在上面的一些專欄發些文章，以擴大作者和圖書的影響。這是我平生“涉網”之肇始，感覺新鮮而興奮，於是一有空便“泡”在“天涯”上，除了自己發文章外，還點擊瀏覽別人的文章，鄒漢明兄的《江南詞典》就這樣進入了我的視野。記得《江南詞典》當時在“天涯”上很火，點擊率很高，好像還被評為“天涯頭條”。儘管之前已有韓少功寫了《馬橋詞典》，但那是小說，與慣於寫散文和詩的我還是有點隔。《江南詞典》以一種美文的形式呈現，那種奇特的意象，那種新穎而誇張的修辭，那種漂亮中有時稍帶怪異的文字，都是我所喜歡的，儘管偶爾也會覺得有些地方或許用力過了。也就是在這時候，廣東作協的期刊《作品》約我為該刊的專欄“南方經驗”寫一篇文章，這正好給了我一個思考和梳理嶺南文化的機會。為寫此文，我調動了我的有關積累，使得嶺南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氣質在我眼前日漸清晰，我一口氣寫下來。寫了一萬多字，起了個題目叫《南方的宿命》。此文完成後，我突然間覺得自己有了寫作《嶺南詞典》的衝動，於是，漫長的“苦役”開始了！
這一寫又是五年！
在這之前，我的上一本書《從菩薩蠻到沁園春》也寫了五年。五年寫一本書，這手腳實在是太慢了。五年來，我把業餘時間差不多全耗在這上面。剛開始時寫得很艱澀，一個“詞條”有時竟要花上整月的時間。為了尋找一個新奇的切入點，為了在文字和意象上營造空靈飄逸的效果，一句話，為了標新立異，我陷入了“苦吟”的泥淖，有時苦思終日，競不能著一字；有時推敲半天寫了一段，一轉念又把它全刪掉，說是嘔心瀝血，也不算過分。我寫作過於用力，有時過分追求文字的新巧和奇麗，明知是個毛病，可偏偏就改不了，這或許就是所有“苦吟者”的通病了。後來寫得順了一些，有時個把星期可得一篇，這時心裡就特別高興，覺得自己尚未“江鄧才盡”，還是能寫得快一些的。但總的來說還是慢，一本二十來萬字散文要寫五年，一年才寫四五萬字，這令我沮喪和汗顏。當然，我目前仍在上班，寫作只能在“業餘”狀態下進行，退休之後，轉為“專業”。年產量可能會要大一些吧。 我向來佩服那些一年能寫百十萬字出好幾本書的人，覺得他們一定是那種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的大才子，我輩駑鈍，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碼，一句話一句話地摳。我想，我這輩子注定當不了那種“大才子”了，寫一本書對我來說是神聖的，也是艱苦的，我就這樣慢慢寫下去吧。
2012年夏於廣州從化一哂齋
本書借詞典之形式，以散文手法狀寫嶺南風物。每一“詞條”，就是一篇散文，或狀物，或寫事，或記風俗節令，或摹人情世態，不以描述形貌羅列知識為追求，而專注於通過主觀感情之燭照，寫出經作者心靈折射的嶺南物事。所寫之風物，多帶作者生活印痕和感情色彩，並不僅僅是客觀的靜態的描寫。如“騎樓”，這裡並不屑於介紹騎樓這一建築形式的形制特徵和歷史發展(這樣的介紹並無文學創作上的價值，查《辭海》或有關專業書即可瞭然)，而是著重寫了騎樓對於嶺南的象徵意義，它所給予嶺南的溫馨與親切、從容與散淡，它所彰顯的嶺南特徵、嶺南表情，以及它與我的青春生命曾經重疊的一段經歷。如“荔枝”，這裡不具體描述荔枝的形貌和生物特徵，而是極力寫荔枝給我的感覺，那種歷史的、時序的、物候的、地域的甚至美學意義上的感覺。而“西關”或“深巷”，則寫了嶺南核心地帶最具風情特徵的一種生存狀況和生活方式；“木棉”、“羊蹄甲”等，寫的則是一種堅韌淡定、務實進取、敢為天下先的嶺南精神和氣質……
用散文來展現嶺南風物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真正形成具體的創作行為，乃是受到兩個偶然因素的誘發。2006年年中，我的學術散文著作《從菩薩蠻到沁園春》即將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為了給此書“預熱”，責任編輯王兆陽兄幫我在“天涯”注了個號，好讓我在上面的一些專欄發些文章，以擴大作者和圖書的影響。這是我平生“涉網”之肇始，感覺新鮮而興奮，於是一有空便“泡”在“天涯”上，除了自己發文章外，還點擊瀏覽別人的文章，鄒漢明兄的《江南詞典》就這樣進入了我的視野。記得《江南詞典》當時在“天涯”上很火，點擊率很高，好像還被評為“天涯頭條”。儘管之前已有韓少功寫了《馬橋詞典》，但那是小說，與慣於寫散文和詩的我還是有點隔。《江南詞典》以一種美文的形式呈現，那種奇特的意象，那種新穎而誇張的修辭，那種漂亮中有時稍帶怪異的文字，都是我所喜歡的，儘管偶爾也會覺得有些地方或許用力過了。也就是在這時候，廣東作協的期刊《作品》約我為該刊的專欄“南方經驗”寫一篇文章，這正好給了我一個思考和梳理嶺南文化的機會。為寫此文，我調動了我的有關積累，使得嶺南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氣質在我眼前日漸清晰，我一口氣寫下來。寫了一萬多字，起了個題目叫《南方的宿命》。此文完成後，我突然間覺得自己有了寫作《嶺南詞典》的衝動，於是，漫長的“苦役”開始了！
這一寫又是五年！
在這之前，我的上一本書《從菩薩蠻到沁園春》也寫了五年。五年寫一本書，這手腳實在是太慢了。五年來，我把業餘時間差不多全耗在這上面。剛開始時寫得很艱澀，一個“詞條”有時竟要花上整月的時間。為了尋找一個新奇的切入點，為了在文字和意象上營造空靈飄逸的效果，一句話，為了標新立異，我陷入了“苦吟”的泥淖，有時苦思終日，競不能著一字；有時推敲半天寫了一段，一轉念又把它全刪掉，說是嘔心瀝血，也不算過分。我寫作過於用力，有時過分追求文字的新巧和奇麗，明知是個毛病，可偏偏就改不了，這或許就是所有“苦吟者”的通病了。後來寫得順了一些，有時個把星期可得一篇，這時心裡就特別高興，覺得自己尚未“江鄧才盡”，還是能寫得快一些的。但總的來說還是慢，一本二十來萬字散文要寫五年，一年才寫四五萬字，這令我沮喪和汗顏。當然，我目前仍在上班，寫作只能在“業餘”狀態下進行，退休之後，轉為“專業”。年產量可能會要大一些吧。 我向來佩服那些一年能寫百十萬字出好幾本書的人，覺得他們一定是那種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的大才子，我輩駑鈍，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碼，一句話一句話地摳。我想，我這輩子注定當不了那種“大才子”了，寫一本書對我來說是神聖的，也是艱苦的，我就這樣慢慢寫下去吧。
2012年夏於廣州從化一哂齋
序言
嶺南是一個地理文化概念。
顧名思義，嶺南即五嶺之南，從地理上看，系指五嶺(大庾、越城、都龐、萌渚、騎田)以南的廣大地區，大抵相當於今廣東、廣西、海南全境。由於海南孤懸海外，故嶺南一般又多指兩廣，唐宋時有關嶺南的著作，如唐末廣州司馬劉恂的《嶺表錄異》、南宋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嶺外代答》等，所記錄的正是兩廣的地理物產和風土人情。嶺南有時也專指廣東及被廣府文化輻射影響的桂東南一帶，這或許是因為廣東、廣州和珠三角事實上處於嶺南的核心位置，廣東(包括香港)在經濟與文化上又長期處於強勢地位，而廣西西北部的官話地區，雖地處嶺南，但在語言、風俗和文化傳統上卻與北方的文化系統更接近，因此，從文化的角度看，以上專指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因著五嶺的隔阻，千百年來，嶺南偏於一隅，與中原王朝構成了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呈現出一種“山高皇帝遠”的寧靜與混朴。在歷史上，嶺南開化較晚，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有較大的差距，因此被稱為“南蠻之地”；直到唐代，嶺南才出現張九齡這樣的能進入國家政治權力和文化中心的人物，這與北方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狀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張九齡主持開鑿大庾嶺新路，嶺南與中原的聯繫逐步得到加強，“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原之聲教日進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明代學者丘溶的描述，與歷史的真實情狀是相符的。
可以說，在近代先賢面向海洋之前，古代嶺南就是在這樣阻塞隔絕的地理與文化環境下發展起來的。這樣的環境固然造成了嶺南經濟文化的落後與封閉，但也因之而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北方文化傳統的嶺南文化形態，這樣的文化形態，獨特而有個性。
在語言上，粵語(廣州話)與北方的官話(國語)系統差距較大。語音就不用說了，粵語保留了較多的中古(南北朝至唐宋)漢語語音，因而與元明清數百年問因激烈的社會變革而產生劇變的近代北方漢語語音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在今天，如果一個廣州人和一個北京人用各自的母語對話，那簡直就是“雞同鴨講”，基本上是不能進行溝通的。詞語的差別也不小，由於同樣的原因，粵語辭彙中也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遺存，常見的有“食”(吃)、“著”(穿)、“行”(走)、“畀”(給)、“傾”(談)、“幾多”(多少)、“卒之”(終於)、“姑勿論”(且不說)、“終須”(終歸)、“皆因”(都是因為)等等。這些古雅的辭彙在粵語中常常出現，一般市民都能脫口而出，但在今天的國語系統中己少見使用，口語中基本上是消失了，個別的或能見於典雅的書面語中。語法方面與國語也多有不同，狀語後置、形容詞後置、反序構詞、倒裝句的情況比較多，如“你行先”(你先走)、“食多喲”(多吃點)、“唔該曬你”(非常感謝你)、“雞公”(公雞)、“宵夜”(夜宵)；比較句的詞序與國語也不一樣，如“我大過你”(我比你大)，等等。
粵語是一種世俗性和市井味很濃的方言，而且“有音無形”的現象比較突出，因此，作為口語使用，粵語可謂生動活潑、搖曳多姿，而作為書面語，粵語就顯得力有不逮。其實，從寫作實踐看，粵語是難以直接轉換成書面語的，粵人寫文章必須使用國語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才能將所思所想形諸文字。當然，粵港兩地都有以粵語為文的情況，但那樣的文章只是將粵語口語直接變成文字，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面語文本。我們常常說粵人“敏於行而訥於言”，“敏於行”當然是優點，但“訥於言”則不能不說是個缺憾，我想，這“訥於言”並不是指“寡言少語”或“不會說話”。而是指邏輯思維不強、不擅長抽象思辨一類的思維活動等等，這一缺憾恐怕與粵語以上特質脫不了干係。但事物總是相對的，缺憾有時也可以轉化為優勢，當年六祖慧能創禪宗南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屏除一切繁文縟節，提倡頓悟成佛，這顯然與慧能本人是個“訥於言”的嶺南人不無關係。六祖將禪宗往世俗化、簡易化的方向引領，開創了綿延至今香火不絕的“人間佛教”，心靈雞湯，度人無數，這其中，當有“訥於言”的功勞在！
“山高皇帝遠”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心理不但影響了嶺南人的語言和思維，還深刻地影響著嶺南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粵語有一個詞叫“淡定”，內涵很豐富，也很傳神，它有點像國語里的“淡然”、“鎮定”、“從容”、“冷靜”、“沉穩”、“老練”等等辭彙的綜合，又不完全是，此詞近年來出現率頗高，頻繁見於報刊圖書，但至今仍未被收進
《現代漢語詞典》，可見國語系統對它的穩定性還在觀察中。“淡定”之於嶺南人，首先體現在生活方式上。千百年來，嶺南人“淡定”地“楹食”過日子，與嶺北的風雲變幻甚少交集，對中原的天翻地覆也不大理會，一心一意地過著世俗氣息濃重的寧靜生活，形成一種追求物質享受講究生活質量的生存模式。無論是“嘆世界(享受生活)”抑或是“講飲講食”，都十分鮮明地顯示出嶺南人對世俗生活的欣賞態度。當然，這樣的
“淡定”要以一定經濟基礎與物質生產為前提。嶺南地處中國大陸的最南端，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大部分地區的農作物為一年三熟，珠江三角洲一帶更是水網密布、河汊縱橫，自古以來便是魚米之鄉。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嶺南人“淡定”地休生養息，他們耕織、養殖、做生意，然後嘆人生、嘆世界，用李白杜甫的口音讀書識字、吟詩作對，用詩經史記的字詞指稱事物、描摹形態，從而發展出一種重實輕名、重物輕道、重實操而輕玄想的務實文化傳統，與北方談玄說理重道尚名的文化傳統迥然有別、大異其趣。
在近代以前，嶺南人對政治的熱情遠沒有北方人強烈，嶺南不但沒有出現過逐鹿中原、橫掃六合的政治人物，就連張九齡這樣的宰相級別的管理人才，也只如鳳毛麟角，實不多見；歷史上，嶺南地區也建立過一些政權，如南越、南漢，這些偏於一隅的地方政權的創立者，如趙佗、劉□等，固然都稱得上是亂世梟雄、一方雄主，但一看來歷，卻都是來自北方的移民！這樣的狀況，當然是與古代嶺南的偏遠、閉塞有關，但恐怕也與嶺南人在特殊的環境下形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心態不無關係。嶺南的歷史不能說不悠久，嶺南的中心城市廣州是一座有著兩千年多年歷史的都市，但廣州從來就不是那種充溢著森然“王氣”與儒家倫理教化的政治城市，而是一座適宜於經商貿易、商業文化氣息濃郁的商城。據學者考證，從漢代開始，廣州便有商船往東南亞、南亞一帶貿易，這或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濫觴；唐宋時，廣州已經是聞名遐邇的大港與商埠，“映日船多寶舶來”(唐劉賓客詩)、“千門日照珍珠市”(宋程師孟詩)，這些詩句形象地描述了當時廣州商業貿易的盛況，千帆競發，萬商雲集，各國的商人都爭著來這裡做買賣，廣東人的心思大多放在做生意賺錢上，造反打天下，那是北方人去想去做的事。
嶺南歷代官宦與文化名人屈指可數，漢有陳欽陳元父子與楊孚，唐有慧能、張九齡和曹鄴，宋有餘靖，明有丘溶、陳獻章、湛若水、海瑞、袁崇煥等等，不要說與中原比，就是比巴蜀與江南一帶，也要差上一大截。由此可見嶺南在中華文明的譜系中的的確確處於後發位置。這種後發不光體現在政治經濟上，還體現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但後發也有後發的優勢，因為後發，所以傳統的因襲較輕，所受的束縛較少，新的思想容易“乘虛而入”，變革的種子容易找到合適的土壤。入清以後，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門戶打開，西風東漸，嶺南得地利之便，於是思想日新，人才漸盛，漸次出現翻江倒海迴旋天地的人物，如洪楊，如康梁，如孫中山。此時的嶺南，一改兩千年落後封閉之積弊，開始引領風騷，領導潮流，大步走上中國政治思想與文化的舞台中心，從太平天國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在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時空中，嶺南人的身影清晰而堅定，他們都是這些深刻影響和改變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當之無愧的主角。
陽光雨水滋養的嶺南，草木繁茂，四季常綠，奇花異果，四時不絕，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一年到頭皆有可食用之材，這與四季分明的嶺北地區，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風貌，因之，嶺南人的生活習俗與飲食習慣，也跟北方人判然有別。嶺南人穿短褲、著木屐，喝涼茶、飲靚湯，嘆茶樓、食腸粉，吃海鮮、嘬田螺，品燒鵝、嘗乳豬，釀米酒、片魚生，啖荔枝、剝龍眼，拉高胡、彈秦琴，唱粵劇、聽粵樂，過冬至、拜神佛，慶春節、行花街，落雨擔遮(撐傘)、天晴戴笠，下河游水、坐船出行，食必生猛、味必鮮美，香煎生煽、白切清蒸，夜宿深巷住大屋、朝行騎樓訪市廛……如此斑斕繁複豐富多彩的生存狀態，綿延了千年百年。
政治的嶺南畢竟很短暫，當激情的狂飆逐漸消退，務實的個性再次回歸。嶺南人不張揚、不爭論、不折騰，埋頭做事，抬頭看路，按照自己的生活邏輯，踏踏實實地走一條有著濃烈人間煙火味的路。想當年，當中國鄭重地將再出發的起跑點選在嶺南，“敏行訥言”終於又一次煥發出睿智的光輝。我想，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嶺南氣質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精神或哲學層面的默契，其實，當一位同樣敏行訥言的老人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嶺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衝鋒陷陣“殺出一條血路”的歷史使命，就這樣被規定了，這，既是嶺南的榮耀，又何嘗不是嶺南的幸運。
善哉嶺南！
顧名思義，嶺南即五嶺之南，從地理上看，系指五嶺(大庾、越城、都龐、萌渚、騎田)以南的廣大地區，大抵相當於今廣東、廣西、海南全境。由於海南孤懸海外，故嶺南一般又多指兩廣，唐宋時有關嶺南的著作，如唐末廣州司馬劉恂的《嶺表錄異》、南宋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嶺外代答》等，所記錄的正是兩廣的地理物產和風土人情。嶺南有時也專指廣東及被廣府文化輻射影響的桂東南一帶，這或許是因為廣東、廣州和珠三角事實上處於嶺南的核心位置，廣東(包括香港)在經濟與文化上又長期處於強勢地位，而廣西西北部的官話地區，雖地處嶺南，但在語言、風俗和文化傳統上卻與北方的文化系統更接近，因此，從文化的角度看，以上專指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因著五嶺的隔阻，千百年來，嶺南偏於一隅，與中原王朝構成了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呈現出一種“山高皇帝遠”的寧靜與混朴。在歷史上，嶺南開化較晚，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有較大的差距，因此被稱為“南蠻之地”；直到唐代，嶺南才出現張九齡這樣的能進入國家政治權力和文化中心的人物，這與北方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狀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張九齡主持開鑿大庾嶺新路，嶺南與中原的聯繫逐步得到加強，“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原之聲教日進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明代學者丘溶的描述，與歷史的真實情狀是相符的。
可以說，在近代先賢面向海洋之前，古代嶺南就是在這樣阻塞隔絕的地理與文化環境下發展起來的。這樣的環境固然造成了嶺南經濟文化的落後與封閉，但也因之而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北方文化傳統的嶺南文化形態，這樣的文化形態，獨特而有個性。
在語言上，粵語(廣州話)與北方的官話(國語)系統差距較大。語音就不用說了，粵語保留了較多的中古(南北朝至唐宋)漢語語音，因而與元明清數百年問因激烈的社會變革而產生劇變的近代北方漢語語音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在今天，如果一個廣州人和一個北京人用各自的母語對話，那簡直就是“雞同鴨講”，基本上是不能進行溝通的。詞語的差別也不小，由於同樣的原因，粵語辭彙中也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遺存，常見的有“食”(吃)、“著”(穿)、“行”(走)、“畀”(給)、“傾”(談)、“幾多”(多少)、“卒之”(終於)、“姑勿論”(且不說)、“終須”(終歸)、“皆因”(都是因為)等等。這些古雅的辭彙在粵語中常常出現，一般市民都能脫口而出，但在今天的國語系統中己少見使用，口語中基本上是消失了，個別的或能見於典雅的書面語中。語法方面與國語也多有不同，狀語後置、形容詞後置、反序構詞、倒裝句的情況比較多，如“你行先”(你先走)、“食多喲”(多吃點)、“唔該曬你”(非常感謝你)、“雞公”(公雞)、“宵夜”(夜宵)；比較句的詞序與國語也不一樣，如“我大過你”(我比你大)，等等。
粵語是一種世俗性和市井味很濃的方言，而且“有音無形”的現象比較突出，因此，作為口語使用，粵語可謂生動活潑、搖曳多姿，而作為書面語，粵語就顯得力有不逮。其實，從寫作實踐看，粵語是難以直接轉換成書面語的，粵人寫文章必須使用國語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才能將所思所想形諸文字。當然，粵港兩地都有以粵語為文的情況，但那樣的文章只是將粵語口語直接變成文字，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面語文本。我們常常說粵人“敏於行而訥於言”，“敏於行”當然是優點，但“訥於言”則不能不說是個缺憾，我想，這“訥於言”並不是指“寡言少語”或“不會說話”。而是指邏輯思維不強、不擅長抽象思辨一類的思維活動等等，這一缺憾恐怕與粵語以上特質脫不了干係。但事物總是相對的，缺憾有時也可以轉化為優勢，當年六祖慧能創禪宗南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屏除一切繁文縟節，提倡頓悟成佛，這顯然與慧能本人是個“訥於言”的嶺南人不無關係。六祖將禪宗往世俗化、簡易化的方向引領，開創了綿延至今香火不絕的“人間佛教”，心靈雞湯，度人無數，這其中，當有“訥於言”的功勞在！
“山高皇帝遠”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心理不但影響了嶺南人的語言和思維，還深刻地影響著嶺南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粵語有一個詞叫“淡定”，內涵很豐富，也很傳神，它有點像國語里的“淡然”、“鎮定”、“從容”、“冷靜”、“沉穩”、“老練”等等辭彙的綜合，又不完全是，此詞近年來出現率頗高，頻繁見於報刊圖書，但至今仍未被收進
《現代漢語詞典》，可見國語系統對它的穩定性還在觀察中。“淡定”之於嶺南人，首先體現在生活方式上。千百年來，嶺南人“淡定”地“楹食”過日子，與嶺北的風雲變幻甚少交集，對中原的天翻地覆也不大理會，一心一意地過著世俗氣息濃重的寧靜生活，形成一種追求物質享受講究生活質量的生存模式。無論是“嘆世界(享受生活)”抑或是“講飲講食”，都十分鮮明地顯示出嶺南人對世俗生活的欣賞態度。當然，這樣的
“淡定”要以一定經濟基礎與物質生產為前提。嶺南地處中國大陸的最南端，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大部分地區的農作物為一年三熟，珠江三角洲一帶更是水網密布、河汊縱橫，自古以來便是魚米之鄉。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嶺南人“淡定”地休生養息，他們耕織、養殖、做生意，然後嘆人生、嘆世界，用李白杜甫的口音讀書識字、吟詩作對，用詩經史記的字詞指稱事物、描摹形態，從而發展出一種重實輕名、重物輕道、重實操而輕玄想的務實文化傳統，與北方談玄說理重道尚名的文化傳統迥然有別、大異其趣。
在近代以前，嶺南人對政治的熱情遠沒有北方人強烈，嶺南不但沒有出現過逐鹿中原、橫掃六合的政治人物，就連張九齡這樣的宰相級別的管理人才，也只如鳳毛麟角，實不多見；歷史上，嶺南地區也建立過一些政權，如南越、南漢，這些偏於一隅的地方政權的創立者，如趙佗、劉□等，固然都稱得上是亂世梟雄、一方雄主，但一看來歷，卻都是來自北方的移民！這樣的狀況，當然是與古代嶺南的偏遠、閉塞有關，但恐怕也與嶺南人在特殊的環境下形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心態不無關係。嶺南的歷史不能說不悠久，嶺南的中心城市廣州是一座有著兩千年多年歷史的都市，但廣州從來就不是那種充溢著森然“王氣”與儒家倫理教化的政治城市，而是一座適宜於經商貿易、商業文化氣息濃郁的商城。據學者考證，從漢代開始，廣州便有商船往東南亞、南亞一帶貿易，這或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濫觴；唐宋時，廣州已經是聞名遐邇的大港與商埠，“映日船多寶舶來”(唐劉賓客詩)、“千門日照珍珠市”(宋程師孟詩)，這些詩句形象地描述了當時廣州商業貿易的盛況，千帆競發，萬商雲集，各國的商人都爭著來這裡做買賣，廣東人的心思大多放在做生意賺錢上，造反打天下，那是北方人去想去做的事。
嶺南歷代官宦與文化名人屈指可數，漢有陳欽陳元父子與楊孚，唐有慧能、張九齡和曹鄴，宋有餘靖，明有丘溶、陳獻章、湛若水、海瑞、袁崇煥等等，不要說與中原比，就是比巴蜀與江南一帶，也要差上一大截。由此可見嶺南在中華文明的譜系中的的確確處於後發位置。這種後發不光體現在政治經濟上，還體現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但後發也有後發的優勢，因為後發，所以傳統的因襲較輕，所受的束縛較少，新的思想容易“乘虛而入”，變革的種子容易找到合適的土壤。入清以後，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門戶打開，西風東漸，嶺南得地利之便，於是思想日新，人才漸盛，漸次出現翻江倒海迴旋天地的人物，如洪楊，如康梁，如孫中山。此時的嶺南，一改兩千年落後封閉之積弊，開始引領風騷，領導潮流，大步走上中國政治思想與文化的舞台中心，從太平天國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在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時空中，嶺南人的身影清晰而堅定，他們都是這些深刻影響和改變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當之無愧的主角。
陽光雨水滋養的嶺南，草木繁茂，四季常綠，奇花異果，四時不絕，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一年到頭皆有可食用之材，這與四季分明的嶺北地區，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風貌，因之，嶺南人的生活習俗與飲食習慣，也跟北方人判然有別。嶺南人穿短褲、著木屐，喝涼茶、飲靚湯，嘆茶樓、食腸粉，吃海鮮、嘬田螺，品燒鵝、嘗乳豬，釀米酒、片魚生，啖荔枝、剝龍眼，拉高胡、彈秦琴，唱粵劇、聽粵樂，過冬至、拜神佛，慶春節、行花街，落雨擔遮(撐傘)、天晴戴笠，下河游水、坐船出行，食必生猛、味必鮮美，香煎生煽、白切清蒸，夜宿深巷住大屋、朝行騎樓訪市廛……如此斑斕繁複豐富多彩的生存狀態，綿延了千年百年。
政治的嶺南畢竟很短暫，當激情的狂飆逐漸消退，務實的個性再次回歸。嶺南人不張揚、不爭論、不折騰，埋頭做事，抬頭看路，按照自己的生活邏輯，踏踏實實地走一條有著濃烈人間煙火味的路。想當年，當中國鄭重地將再出發的起跑點選在嶺南，“敏行訥言”終於又一次煥發出睿智的光輝。我想，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嶺南氣質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精神或哲學層面的默契，其實，當一位同樣敏行訥言的老人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嶺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衝鋒陷陣“殺出一條血路”的歷史使命，就這樣被規定了，這，既是嶺南的榮耀，又何嘗不是嶺南的幸運。
善哉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