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柳林高紅商代遺址

該遺址在高紅村南的一座山樑上，這座山樑被東西橫貫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環繞，北鄰307國道。整個山樑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南部坡度較緩，西、北部陡峭。從上至下均發現有陶片。離河岸不遠有戰國、漢代陶片和灰坑一類的遺蹟；在高處的緩坡上採集到的陶片屬商晚期。山樑頂部較平緩，當地人稱柿棗垣。垣上地勢西高東低，西部平坦；東部是漫坡地。據研究，晉西北、陝北高原一帶在商晚期可能為某政治集團的活動範圍。高紅遺址可能是該集團的權力中心所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山西柳林高紅商代遺址
• 時代：商代
• 發掘領隊：馬升
•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簡介

張忠培點評: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過去零星的發現屬於哪種文化,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遺址具有宮殿規模,這就增加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已有了政權建設。這個發掘推進了這類遺存的進一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的北面有一個強大的文化。

另外,遺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築群表明這曾是宮殿,這非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說明這裡曾是一處政治集團的活動中心。這處遺址的發掘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呂梁地區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規模

高紅商代夯土建築中最大的7號夯土基址大致位於建築群的中心。長約50米、寬約1米、現存台基面高出當時活動面約1 米。7號夯土基址北部有層疊的活動面，是一處坐南向北的建築。8號夯土牆東西長42.5米。現存牆體高出當時活動面約1.5米，為7號夯土基址間隔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8號夯土牆南距7號夯土基址18米，有活動面相連線，是同時期的建築，經碳14測年，當在殷墟二期偏早。7號夯土基址和8號夯土牆西臨現代沖溝，東部是晚期建築26號夯土院落。

為了解7、8號夯土基址東北部的遺蹟分布情況，2005年在發掘區的東北角布探方，發掘面積350平方米，新發現帶院落的26號夯土房。2006年工作重點是對夯土基址局部解剖，了解夯土基址的構築情況及相互間的關係，共布探溝16條，新發現了22號夯土基址，弄清了8 號夯土牆的分布範圍。

26號房長11.85米、寬5米。中間一道南北向隔牆把房屋分為2間，各有一門。現存夯土牆最高0.9米、最低0.2 米。夯土質量好，夯層清晰，夯層厚4－7厘米。26號夯土房是建築在一塊長方形的夯土基礎之上。基礎東西長15.7米、寬7.5－8.1米、深約1米。其建築方法是：先平整擬建房屋周圍地面，並經夯實（深的地方7－8層夯層，淺的地方4－5層夯層），再挖長方形地基，填土夯實，夯層厚6－7厘米。在其上栽柱架板夯築牆體。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牆外側，在揭去貼近牆體的活動面及其下經夯打的墊土後，發現柱坑是和嵌入牆體內的柱洞相對應，這些柱洞只能是版築牆後的遺留，可能起加固牆體的作用。東、西牆內側和隔牆的中部各嵌有一個柱洞，且東西在一條直線上，可能是用來支撐屋頂的。

考古發現

高紅遺址遠景 2004年，西部考古項目高紅遺址考古隊沿黃河北進展開了拉網式調查，通過幾個月的鑽探和發掘，在柳林縣高紅村南、當地人俗稱柿棗垣的山樑上，發現了二十餘處夯土基址，揭露出近4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陶片、獸骨，少量的石刀、骨鏃、陶紡輪等實物資料，並採集到部分木炭標本。出土的陶片中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罐、瓮、尊、罍、盆等，從而確定了夯土建築基址的時代在商代早期。這是呂梁山上首次發現的商代建築遺址。2005年春至 2006年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市（離石區）文物局和柳林縣文管所再次組成考古隊，對柳林高紅商代夯土建築基址進行了繼續發掘，並取得重大收穫。

高紅遺址遠景

經局部解剖，基本弄清了幾塊夯土之間的早晚關係。22號夯土位於7號夯土台基和8號夯土牆之間，其上覆蓋著厚厚的活動面。26號夯土院落的活動面疊壓於7、8號夯土建築的活動面上。

出土器物主要有花邊鬲、空三足瓮、小口廣肩罐、簋、小口罐等，肩部飾弦斷繩紋的小口罐殘片亦見於夾在夯層中的灰土中。紋飾以繩紋居多，亦有雲雷紋、三角劃紋、內填繩紋的三角紋、飾於鬲腹部的楔形點紋、素麵或素麵磨光等。

出土陶器

高紅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發現的唯一一處殷商時期有著大型夯土建築、與商文化面貌迥異的方國遺存。7號夯土建築具有宮殿規模，非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絕不是一處普通的聚落居址。有專家推測，這裡可能是史籍記載的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躍著的與商王朝處於敵對狀態的工方或工方內某個政治集團的權力中心所在。26號夯土房的建築規模遠遠小於7、8號夯土基址，地層關係在已發現夯土中是最晚的。可能至26號夯土院落時期，亦即殷墟二、三期時，高紅已由權利中心淪落為一般居住區。

高紅村位於三川河北岸，東距柳林縣城約11．5公里，西距黃河邊軍渡村5公里，307國道將高紅村南北分開。村南獨立的山樑，當地人稱柿棗垣，被東西橫貫縣境的三川河三面環繞，北鄰307國道。柿棗垣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山樑東、南部坡度較緩，西、北部較為陡峭。縱橫的溝壑將山樑分割成大大小小相對獨立的單元，環繞山樑修出層層梯田，高紅H1就是在半山腰的斷崖邊發現的。大致在西北部高地和東南部低地交接處，從南北兩端各切入一條沖溝，嚴重地破壞了頂部的完整性。山樑上下均發現有陶片，離河岸不遠有戰國、漢代陶片和灰坑一類的遺蹟；在高處的緩坡上採集到的陶片和高紅H1所出陶片相同。

垣頂面積約4萬平方米，地勢較平緩，看不出任何夯土的跡象。首先在東南角修梯田切出的斷崖上發現了一段夯土，保存較好，高近3、長30餘米。剝掉表層的灰土，均勻的夯層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每層夯土厚約6－7厘米。隨後擴大了夯土的調查範圍，發現夯土集中在垣上東部低地上，有幾處夯土從垣上向下延伸至4、5階梯田處。

為了了解夯土的年代，對打破夯土的灰坑和夾在夯土中的灰土進行了試掘，在斷崖邊共布探溝6條，發掘面積近40平方米。僅TG3中有灰土夾在夯土中。為了保護夯土，除TG3外，所有的探溝都是清理到夯土便停止工作。通過對TG3的發掘，了解了夯土的一些情況。夯土為粉砂土，土質純淨，夯層厚在5－6厘米左右。夯窩密集，有圓形、橢圓形、不規則形，夯窩徑在1－2厘米左右。似用5、6根木棍捆綁起來作夯土工具。從打破夯土的灰坑所出陶片看，和高紅H1內所出器物類同，時代也應相當。

從斷崖上走向不同、斷續分布的夯土看，這些夯土可能是建築基址。通過鑽探發現了20餘處夯土基址，形狀有不規則形、長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夯土基址集中分布在垣頂東南部低地。西北部高地僅南部有2處夯土，1個灰坑；北部因破壞嚴重，沒有發現遺蹟現象。隨後環梯田進行鑽探，從垣頂下延十數階梯田，沒有發現夯土城牆及其他遺蹟。或許是因山樑三面環水，西北臨峭壁的天然屏障替代了牆垣的功能。

遺蹟

為了了解夯土基址的時代、構築方法、相互關係、性質及功能等，選擇基址群中面積最大的7號及其北部的8號夯土基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

揭露出的主要遺蹟現象有：7號夯土台基東西長46．8、南北寬11、現存高度1米。8號夯土在所布探方內東西長26、高約1．8、南北寬2－2．5米，北側利用生土崖，稍加修整為倒梯形基槽夯築而成，南側用版築。7、8號夯土南北相距18米，其間有廣泛分布的活動面。

23號夯土牆，長17．9、寬0．4、殘高0．2－0．5米。南端與7號夯土垂直相接，北端距8號夯土約0．35米。7、8號夯土間的活動面被該牆分為東西2部分。23號夯土牆以西，東西大致等距離並列有6個長方形柱洞，柱洞南壁和7號夯土台基的距離在1．4－1．8米之間，排列不在一條直線上，柱洞之間南北相錯最大距離約0．4米，柱洞長1－1．2、寬約0．3、深1．2－1．3米，坑壁及底土質堅硬，打破活動面。

21號夯土在23號夯土牆東部的7、8號夯土間。長6．5、寬4、現存高度約0．4－0．6米，從平面看，它和7、8號夯土有共同的活動面，但它南側一塊附著於台基主體的夯土則壓在活動面上。由此判斷它可能晚於7、8號夯土。

7號夯土南側僅發現有斷續的活動面，厚不足1厘米，硬度較差。

目前的發掘工作到活動面就停止了，遺物均出自打破夯土活動面以上的遺蹟單位，和夯土同時期的遺物還沒有發現。目前還沒有涉及到夯土基址建築時期遺存，要弄清建築基址間的相互關係和構築方法還有待下一步的工作。

遺物

遺物大多為陶器、獸骨，還有少量的石刀、骨鏃、卜骨、原始瓷片等。陶質有夾砂和泥質2類，陶色有灰色和褐色，以灰陶居多。夾砂陶器有鬲、罐、瓮、尊等；泥質陶器類有盆、瓮、敞口盆、小口廣肩罐、束頸侈口花邊罐、小口折肩罐、素麵小罐、杯、缽、斝等。鬲有2類，一類夾粗砂，直口、高頸或矮頸，口沿上飾花邊，有高或矮的柱足根；另一類夾細砂，矮頸卷沿，有的口上有花邊，錐狀足根。?有腰隔，淺灰色。尊大敞口，圈足，鼓腹，飾三角形劃紋或素麵。瓮有薄胎、厚胎、泥質、夾砂，口沿一般為平沿，袋足有2種，一種是平足底，一種是錐狀足。小口廣肩罐一般是短頸翻沿，折肩上飾雲雷紋，腹飾繩紋。紋飾以繩紋居多，亦有雲雷紋、三角劃紋、內填繩紋的三角紋、飾於鬲腹部的楔形點紋，少量的器物素麵或素麵磨光。繩紋有的印痕深，排列整齊，捻結清晰；有的紋痕淺，亦很規整；也有的紋痕淺且散亂，卜骨目前僅發現1塊，2處灼痕，有鑿。

通過鑽探發現了20餘處夯土基址，現存建築群的建築總面積近4000平方米。通過大面積發掘，初步了解了夯土基址所處時代、構築方法，獲取了陶器、獸骨等實物資料，採集了部分木炭標本和孢粉，並對一部分土樣進行浮選。為研究當時的氣候、環境及遺址所屬人群的經濟形態、行為方式等提供了基礎資料。

考古價值

長期以來，在呂梁山區屢屢發現有著相似文化特徵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出土地點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沒有發現與之相應的遺址。高紅商代基址的發現無疑為呂梁山區的一些晚商青銅器找到了歸屬。

這處遺址的發掘印證了曾經的輝煌，也為呂梁山區發現的一些晚商青銅器找到了歸屬，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的北面有一個強大的異族文化，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已有了政權建設。這為進一步研究呂梁地區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線索。也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如此大規模的夯土建築基址，非有組織的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這裡應是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的活動場所。高紅H1一類的商周時期遺存分布於陝晉高原黃河兩岸，其源流一直是探索的重要課題。通過這次的鑽探與發掘，取得了一批可貴的實物資料，豐富了其文化內涵，加深了對這一考古學文化的認識。

柳林高紅遺址發掘全景

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過去零星的發現屬於哪種文化,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遺址具有宮殿規模,這就增加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已有了政權建設。這個發掘推進了這類遺存的進一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的北面有一個強大的文化。另外,遺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築群表明這曾是宮殿,這非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說明這裡曾是一處政治集團的活動中心。這處遺址的發掘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呂梁地區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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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8日晚6時許，北京，“200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現場。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著。當會場上響起“山西柳林高紅遺址的商代夯土基址成功入選”的聲音時，現場的7位山西考古隊代表差點都從座位上跳起來……“得到這個榮譽太不容易了！”驚喜之餘，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馬癉的腦海中，關於發掘的所有記憶開始一點點復甦，所經歷的一幕幕酸甜苦辣又浮現在眼前……

發掘源自課題研究

柳林縣，位於我省中部西緣，黃河東岸，呂梁山中段西側，屬黃土高原丘陵區，地勢北高南低，三川河橫貫全境。項目發掘領隊馬癉告訴我們：“這種地勢往往適於古人居住”。

上世紀50年代以來，當地農民因修田整地，陸續在呂梁山一線發現了一批青銅器。80年代，由國家文物局、省考古所和吉林大學專業考古人員組成的考古隊相繼在柳林、離石、孝義、汾陽等地展開調查，尋找商代晚期青銅器和同時期的遺存。

1983年，考古人員在柳林高紅村中發現了一個灰坑。“灰坑就是房子廢棄以後，在原地挖出的一個大坑，其實相當於一個垃圾坑，扔廢棄物的地方。”馬癉說，灰坑的發現意味著這裡曾經有人生活過。

隨後的調查，沒有別的有價值的發現，調研工作中斷。

然而，就因為在普通人看來，這裡沒有出土有價值的文物，所以遺址沒有遭到盜擾，相安無事二十多年。

轉眼來到二十一世紀。在國家文物局“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人類生業、文化與環境研究”課題中，我省承擔的“黃土高原東部一萬年以來人類生業與環境變遷”子課題項目，其工作區域就選定在柳林、吉縣、保德三個縣，其中柳林縣高紅村所處的三川河下游地區是這次調查的重點範圍。

“2004 年，由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市文物局和柳林縣文管所組成的‘高紅遺址考古隊’，來到這一範圍展開了拉網式調查，重點在高紅村南、被當地人稱為柿棗垣的山樑上，展開了為期三年的主動發掘工作。”馬癉告訴我們，主動發掘往往就是為了研究課題的需要或是制定文物保護計畫而做。

出土的商代陶器　陰濕土壤基址初現

“從開挖第一塊土，到成功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三年來的發掘十分艱辛。”長期駐守工作區的省考古隊員王京燕告訴記者，考古隊一共十幾個人，由各個學科的專家組成，環境、生物、地質、植物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責。

高紅遺址遠景

那段日子裡，隊員們每年有七個月左右的時間工作在野外，還要承擔一些重體力的工作。他們常常背著發掘工具和乾糧，

一大早從住地出發，步行5里爬到山上的工作區，一天要連續工作七八個小時，有時甚至要工作到深夜。

晉西北一帶本就少雨，加上遺址又在一個小山包上，工作區土質尤為乾燥，難以辨別遺址的跡象。因土壤板結無法開工，有專家提出，用噴頭往遺址區域澆水，像下雨一樣，漫漫淋濕，讓乾燥的土壤一點一點吸收潮氣，並加蓋草簾起到保濕的作用。接下來的工作更加細緻，考古隊員們手拿鐵鍬、手鏟，開始了漫長的發掘。

經過兩個月的工作，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陶片、獸骨，還有少量的石刀、骨鏃、卜骨、原始瓷片等印證商代的實物資料。

2004 年6月的一天，王京燕和隊員們一大早就出發了，在她看來，這天的工作和之前無數次的發掘清理一樣。但是，一個意外發現讓這一天不平凡起來。在山樑東南角修梯田的斷崖上，考古人員在一片綠草叢中發現了一段保存較好的夯土，拿標桿一量，高近3米，長30多米。剝掉表層的灰土，均勻的夯層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每層夯土厚約6至7厘米，而且根據斷崖走向的不同，斷續分布著成片的夯土。以她多年的野外考古經驗，王京燕推測，這些夯土可能是建築基址。

王京燕介紹說：“在古代，建築大多都是夯土牆的建築。夯土用的並不是泥巴，而是一種濕的黏土，根據所需要的形狀用繩子與木板做成槽盒，向盒中邊填入濕土，邊逐層砸實，最後取掉木板，抽掉繩子，牆就成型了。而這砸實了的土就稱為夯土。”

隨後，考古隊員們在各自負責的探方區域內，開始了仔細的求證工作，大家都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那段時間，每天都有隊員發現新的殘房夯土基。在王京燕負責的探方內有一座殘房基，夯土基址東西長46.8米，南北寬15.4米，面積達720平方米，是整個工作區域中最大的一組夯土基址，大致位於建築群的中心。憑藉多年考古的直覺和敏銳的洞察力，她認定，這裡當年的建築規模應該相當壯觀，是宮殿一類的房屋建築。

出土的商代陶器　規模龐大再現輝煌

那么，這群建築到底有多大規模？經過5個月的發掘，考古隊共發現20餘處夯土基址，總面積達4000餘平方米。

商代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集中分布在山頂東南地，土質純淨，夯層厚在5至6厘米左右。形狀有不規則形、長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夯窩對稱分布，似用五六根木棍捆綁起來做夯土工具。“這種夯土的建築方法和商代中原地區的一致。由於水土流失和沖溝的破壞，已經難以看出夯土建築的整體布局。”馬癉研究員介紹，從遺址所處地理位置看，南、東、北部坡度較緩，三面環水，西臨陡崖，易守難攻，防禦性極強。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築理論和熟練的營建技術，才能完成如此大規模的夯土建築，這是有組織的集團力量才能做到的。

有研究表明，晉西北、陝北高原一帶，在商代晚期可能是某政治集團的活動範圍。也有史籍記載，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躍著工方、鬼方、土方等小方國。著名學者李伯謙先生曾專門研究過與商王朝保持友好關係的方國居地所在，以及這些方國經常受到西邊工方的侵擾的情況。他指出，“汾河以西，石樓、綏德為中心的黃河兩岸高原山地應該就是邛方的居地。”

王京燕由此得到啟發，高紅遺址就位於北部工方或以工方為主體的諸方國聯盟和商王朝交鋒的前沿陣地。她介紹說，在2005年和2006年的集中發掘中，考古人員有針對性地對夯土建築基址進行局部解剖，新發現了22號夯土建築基址和院落，弄清了8號夯土牆的分布範圍，又在26號夯土房北牆外側發現了版築牆後的遺留。由此推斷，此處可能曾是某個政治集團的權力中心所在，是一支和商王朝處於敵對狀態的方國。

“在呂梁山區能發現這樣一處3000多年前的夯土建築基址，這在我省尚屬首次。”馬癉研究員指出，無論它是商代方國的城址，還是用於軍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對在該遺址中提取的動植物標本進行多學科研究，復原了解高紅遺址人群當時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態，可以進一步認識呂梁山青銅文化的來龍去脈，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呂梁一線人類的遷徙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也因此，在本屆考古新發現評選中，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忠培給出較高的評價：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過去零星的發現屬於哪種文化，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遺址具有宮殿規模，這就增加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這個發掘推進了這類遺存的進一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在北部有一個強大的文化。

專家點評

長期以來，在呂梁山區屢屢發現有著相似文化特徵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出土地點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沒有發現與之相應的遺址。高紅商代基址的發現無疑為呂梁山區的一些晚商青銅器找到了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