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條太郎（1867—1936） 日本福井縣武生市人。幼年喪母，由姨夫吉田鍵三撫養成人。早年因病從公立學校退學。1882年入日本三井物產公司橫濱支店。1888年到中國，在三井物產公司上海支店供職。專門經營中國東北大豆業務。1901年升任支店長。1908年回國，任東京總店常務董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本條太郎
- 國籍：日本
- 出生地：日本福井縣武生市
- 出生日期：1867年
- 逝世日期：1936年
- 職業：常務董事
山本條太郎生平簡介,山本條太郎出任滿鐵總裁的背景,山本條太郎在滿鐵的經營方法,山本報告的內容和實質,山本報告與田中奏摺,田中奏摺真偽辨析,注釋,
山本條太郎生平簡介
1914年因涉嫌海軍受賄的西門子事件，被迫離開三井。此後作為事業家重新創業，擔任多的公司的社長和幹事。1920年當選眾議員，步入政界，任政友會總務、總幹事，在黨內有著山崎猛等10名左右的旗下議員。1927年任滿鐵第10任總裁，進行大膽的改革，是所謂滿鐵的中興之祖。推動日本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侵略。同年10月與張作霖達成在滿蒙建設五條鐵路的諒解。後因炸死張作霖事件，田中義一內閣辭職。此項計畫未能實現。1929年辭去滿鐵總裁職務，任立憲政友會院內總務。1935年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著有《經濟國策的提倡》等。生活中他是一名茶道愛好者。
山本條太郎出任滿鐵總裁的背景
自1920年起，日本國內連續發生經濟危機。1927年，日本出現的全國性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受到猛烈的衝擊。工潮、農潮、學潮連綿不斷；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日趨加劇。當時，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節節勝利，日趨高漲的反對日本帝國義侵華的浪潮，不僅直接打擊了日本在華的侵略勢力，而且也使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更加深化。同年4月，日本政局發生了新的變化。民政黨若槻禮次郎內閣因其對華政策遭到來自軍方和政友會的強烈不滿，對其譴責近乎白熱化，於是導致民政黨內閣垮台。出現了政友會內閣。時任政友會總裁的退役陸軍大將田中義一親自出面組閣，任首相兼外相和開拓相（殖民大臣）。
田中內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頭10年里日本九屆內閣中特別富於侵華精神的一屆內閣。田中義一本人及其主要成員都有長期的侵華經歷。田中義一因參加甲午戰爭有“功”而躋身於陸軍參謀部；在日俄戰爭期間曾出任侵略中國東北的滿洲軍參謀；因“功”受勛，晉升少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以“中國通”的軍人身份竄到中國東北和上海等地，勾結張作霖、段祺瑞等軍閥，竭力擴張侵華勢力，再次晉升為中將、參謀部次長。期間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1918年後晉升為大將，受封男爵；兩次出任陸軍大臣，身居政友會總裁。在內閣中，他留用和起用了一批侵華骨幹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政友會的成員。陸軍部部長白川義則大將，自甲午戰爭始一直是侵華急先鋒， 1923年任關東軍司令官；海軍部部長岡田啟介大將，靠侵華戰爭發跡；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是侵華日軍的財力後盾、效忠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財政金融家；遞信大臣久原房之助是靠發戰爭財起家的新興財閥；外務省政務次宮森恪素有“對滿積極論者”和“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先驅者”之稱，是“田中外交”的第二號主謀。
田中上台後，一方面開始著手解決國內所面臨著的嚴重的金融危機，一方面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積極推進對華的“強硬外交”政策。他在施政方針中強調解決中國問題的對策是內閣所面臨的重大使命之一。他在組閣後的第三天，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他的“積極的”對華外交政策，聲稱中國社會的變革活動使日本“有直接受其影響之虞”，而日本則應“對維持東亞全局負有重大責任”，不能漠然視之。田中組閣之際，中國政局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田中上台前8天，即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告結。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為集中力量對付日本支持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武昌東湖誓師，開始第二次北伐。5月，北伐軍和馮玉祥的國民軍連戰皆捷，將奉軍逐出河南，直逼山東。5月28日，田中發表了出兵中國山東的宣言，並向天皇奏準抽調駐旅順的關東軍2000人入侵山東，名為“保護僑民”，實則妄圖阻遏北伐軍，保護奉系軍閥在華北的統治。
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義一於東京主持召開了所謂的“東方會議”。內閣大臣、駐華公使和總領事及關東軍、關東廳、“滿鐵”要員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外務省外務次官森恪、亞洲局局長木村銳市、情報部長小村欣一；陸軍部次官畑英太郎，海軍部次官大角岑生，參謀本部次長南次郎，軍令部次長野村吉三郎，官房長官鳩山一郎；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和政友會幹事長山本條太郎等。會議期間，外務省發了《支那政治情況概觀》、《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發展對華經濟政策》、《山東出兵的反響》、《田中外相<對華政策綱領>訓示》等10份檔案；參謀本部發了《派往中國各軍一覽表》、《蘇聯對北滿的企圖》等4份機密材料；關東廳發了《南滿洲附屬地地方行政統一案》等2份密件。會議詳盡討論研究了中國的政局，全面分析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的形勢，討論了張作霖與日本的“特殊利益”關係和日本出兵山東等問題。7月5日，在陸軍的壓力下，內閣會議再次做出進兵濟南的決定。7月7日，在東方會議閉幕的當天，駐紮在青島的3000名日軍便強行突破中國駐軍陣地，侵占濟南。隨後又從大連、旅順增援3000名日軍相繼抵達青島。
東方會議最為核心的議題是研究新的對華政策，會議最後制定出《對華政策綱領》。7月7日，在會議收場前，田中又做了《關於〈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重要講話。由於這是一份必須公布的檔案，為掩人耳日，欺騙國內外輿論，《綱領》的前半部分多是外交辭令，而後半部分才是實質目的。田中在這份綱領中，公然宣稱“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地方，在國防上及國民生存關係上有著極端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要予以特殊考慮”。“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區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利益有侵害之虞時，將不問其來自哪一方面，都將護之”。
會後，田中等人更進一步地歸納其對外侵略擴張的基本思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雖然在這次會議中，日本政府的對華侵略擴張政策得到了共識，但在用何種手段來完成這一目標，內部的分歧還是很大的。當時出任政友會幹事長的山本條太郎就竭力主張對華實行“內科的辦法”，既用外交和經濟的手段來捍衛和擴張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的“權益”。而來自日本軍部的頭目們卻大肆叫囂“以外科的辦法解決問題”，企圖乘此時中國國內軍閥混戰割據，尚未出現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的這樣一個機會，迅速用軍事力量來一舉解決滿蒙的問題。
滿鐵的鉅額利潤也刺激了當時控制東北三省的奉系軍閥代表人物張作霖，他雖然與日本有著某些合作關係，但對日本獨家壟斷和經營鐵路的問題心存不滿，極欲採取抵制政策。他全然不顧日本的強烈反對，執意要在滿鐵經營的線路之外再修築並行鐵路。尤其是在1925年，張作霖成立了“東北交通委員會”加快實施建成包圍“滿鐵”的鐵路網。
這樣以來，就可以不通過日本人所經營的“滿鐵”線，而把東北地區豐富的農產品和礦產資源源源不斷地運到華北。張作霖此舉引起日本當局的強烈不滿，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對滿鐵的發展構成威脅，而且將直接影響到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經濟利益。在當時的日本統治高層中已經感到，他們既要完成對中國的侵略擴張，又不能使占據中國東北的經濟動脈有所損失，這些問題擺在他們面前不可不謂之非常棘手。“滿鐵”作為“以南滿地區建立、維持和發展穩固的日本勢力範圍為目的的國家別動隊” ，其主要人選對歷屆政府來說都是不可忽視的。
這裡最主要的是，滿鐵總裁是貫徹日本在中國東北實現大陸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日本帝國擴張戰爭的開路先鋒。因此面對當時日本國內國外的形勢，迫使田中義一一上台也不得不立刻考慮到滿鐵總裁的人選問題。經過町野武馬的推薦，田中決定由山本條太郎出任第十任滿鐵總裁。而就在此五個月前，作為日本政友會的“三巨頭” 山本條太郎、松岡洋右、森恪就曾以政友會的名義前往中國進行調查研究。當時的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為三人作嚮導，一併同行。有書記載“情投意合的四人小組到動亂的中國方地視察，會見南北各方要人，從而對當時的日本政府（若槻內閣）所採取的消極保守的對華國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正是由於山本條太郎的政治主張與田中義一的對華侵略擴張政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以才被選定為新的滿鐵總裁人選。
山本條太郎在滿鐵的經營方法
山本條太郎早在任三井上海支店長的時候就對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經濟發展的濃厚興趣，對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秘密的調查，寫出了《北鮮平安道及盛京省商業調查》。這是在滿鐵調查機構尚未創立之前，第一份有關中國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最精密且詳盡的調查資料。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奉日本陸軍參謀部和海軍司令部的雙重命令潛伏於營口、大連等地繼續進行情報工作。日俄戰爭爆發以後，他頻繁來往於大連、營口一帶，為日軍蒐集情報，並派人破壞金州鐵路，出海偵察沙俄海軍艦隊的行蹤。由於山本機敏詭譎，善運時機，在1909年被推選為三井物產常務董事；不久又出任日本右翼政黨政友會幹事長。 依當時山本作為政友會幹事長的身份是完全可以在田中內閣中謀到一個重要的職位的，但因山本本人此時正因曾在擔任三井物產常務董事期間發生的“西門子事件”、“金剛丸事件”承擔全部責任受到了判刑（緩期執行）的懲戒，故田中為保全內閣的所謂形象，加之滿鐵的發展面臨新的威脅，就只好採納町野武馬的建議，排除山本入閣，而委以出任滿鐵總裁之重任。即便是這樣，在山本的心頭仍有揮之不去的陰影，他感到“自己連個滿鐵的職員都不是，又怎能去擔任總裁呢？”
山本條太郎在任總裁期間主要著手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山本條太郎在即位滿鐵總裁一職後，即刻對南滿鐵路沿線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和研究。除此之外，他還前往當時的北滿一帶進行考察。而與山本同行的還有日本著名的歷史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等人組成的滿蒙考察團。這一干人前往北滿東蒙一帶進行調查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要推進滿鐵的“北滿積極政策”
關於這一點，山本條太郎在後來的1929年8月大阪經濟協會上的一次演講中給予了全面的注釋：“在當時的日本經濟形勢中最為苦惱的是一億五千萬到二億元的入超，滿洲經濟，也就是當時的執行機關滿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來負擔這筆入超呢？更進一步地講，滿鐵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增進其本身的利益，並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其收益來改善日本國際收支的一部分呢”，“剛一到任我就專注於此，並進行調查研究。其結果使我確信，滿洲對日本所能做出的貢獻，遠比我原來想像的大的多，而且僅僅依靠努力經營滿鐵，就足以把現在使我們苦惱的虧空——入超數字的過大，在滿洲得到補償”！這種露骨的表述，說明日本當局已經注意到要把中國東北的經濟納入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體系之中，並使之成為其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滿鐵作為一架掠奪資源的機器為日本的殖民擴張、掠奪創作了豐厚的高額利潤。此時的滿鐵已不折不扣的成為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滿鐵的這種特殊的歷史地位，正如列寧所言：“最新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是最大企業家的壟斷同盟的統治。當所有的原料來源都被霸占起來的時候，這種壟斷組織就鞏固無比了。”
2、在經過一番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之後，山本條太郎在就職演說大會上發表了他的所謂“滿鐵施政方針”。在演說中他提出了滿鐵要以“經濟化”和“務實化”為宗旨的口號，要求滿鐵的職員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或者是迴避責任”的工作態度，提倡“敏捷而靈活、主動而自由地處理事物”，“辦事要簡明切實”的工作方法。這種旨在提高企業辦事效率的方針，一直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者所探詢的手段，山本此時將其在三井物產的經營管理經驗與滿鐵所承擔的政治、經濟任務充分的結合了起來，表現出一位帝國主義擴張主義者陰險狡詐的韜略。山本在滿鐵大肆推行“經濟化”和“務實化”經營管理方法，還具體表現在他所制定的“公司業務包乾制”上。他在滿鐵內部對一些單位和部門制定了一項“定效率，定人員”的管理模式，這就是在利潤和任務上先規定出一定的標準，凡是能在限定範圍內節約營業費、事業費的單位、部門即刻實行給予獎金的制度。這種做法其深刻的潛台詞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大的利潤；用少量的經費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總之，在他的“經濟化”和“務實化”的口號推動下，制定的各種形式的“經營包乾制”和“定員定效率法”，使滿鐵從上到下的經營都取得了驚人的成績。有人認為山本條太郎在經營管理方面，他的計算數字觀念是非常強的，且有著一般人難以具備的創造性和具體性。讚譽他為“數字的詩人” 當年山本條太郎在滿鐵中推行的“包乾制”給所有的職員灌輸了一種企業成本核算的理念。材料統計表明，在山本到任的1927年，滿鐵全年的實際收入額是215 614 944元，而到了1928年則猛增到240 427 752元，1929年的收入則是240 998 063元 。（此年8月15日後山本離職）。這個數字已是滿鐵1907年剛開始運營時所獲得純利潤的22倍。同時，滿鐵內部儲備金在1928年達到35000000元；1929年增長到38000000元 。另外，我們還不得不正視到在1929年的時候，日本國內大部分公司都受到利潤下降的威脅，承受巨大的損失，惟獨滿鐵獲利達到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十還強。滿鐵的職員無不為山本條太郎的經營手腕感到震驚，在“果然不愧為三井物產的大老闆”的讚揚聲中，也夾雜著某些責難之言“滿鐵專以營利為目的是否對頭啊” ？這一方面說明滿鐵在中國的東北有著龐大的經濟網，掌握著東北地區的經濟霸權，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在財政上的支配權利，同時，山本在滿鐵內部的經營管理方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關於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是不被提及甚至是被遺忘的。
山本在推行他的“經濟化”和“務實化”的過程中，還對滿鐵內部的某些經營體制給予了改造。這就是把滿鐵的一些旁系公司剝離出去，使其獨立經營，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有關這方面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措施，但有文字記述為了剝離這些旁系公司企業，山本在當時共發行了120 000 000元的公司債券，而到頭來這項改革措施給滿鐵的經營創造了140 000 000元的清理財務的巨款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經濟成長效益。
3、在日本東京“東方會議”結束後，田中政府制定了積極的對華政策，作出了日本駐華公使、滿鐵總裁、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奉天總領事應密切合作的決定，並進一步擴大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職權範圍。為實現田中政府的擴張計畫，山本針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急欲修建與南滿鐵路平行的新線路的主張，親赴北京，向張作霖提出解決“東北鐵路方案”，以維護滿鐵的壟斷權益。經過一番秘密的交涉，於1927年10月15日山本與張作霖私下訂立了《滿蒙新五路協約》，議定由日本借款和承包修築下列五條鐵路：敦化—圖門線、長春—大賚線、吉林—五常線、洮南—索倫線、延吉—海林線。協約中還規定，中國奉系軍閥政府不能將打虎山至通化線的鐵路延長到通遼以北；不能修建開通扶餘的鐵路 。這個協約的簽署，徹底地解決了日本政府對滿鐵壟斷東北經濟的重重顧慮，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滿鐵的壟斷地位。但此後，在1928年6月，張作霖由於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要求（包括開礦、設廠、移民和中國政府停止在葫蘆島築港等），發生了利害衝突。因此當他從北京乘火車返回瀋陽途經皇姑屯車站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放的炸彈炸死。田中內閣也以“炸死張作霖”事件為起因，引發國內各種矛盾交織而導致垮台，山本條太郎最終不得已離開了滿鐵。
山本報告的內容和實質
山本作為一名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分子，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為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掠奪、擴張政策的實施，可謂是煞費心機。當時的田中內閣急切地希望“把滿洲從中國的本土分割出來，變成一個特殊的地區，並把它置於日本政治勢力控制之下。”
雖然山本在經過實地考察後，已清醒地認識到了即便把中國東北從中國版圖中分割出來，但也很難讓世人能夠把它同日本本土一樣的看待。基於日本田中內閣政府對外侵略、擴張利益這一根本目的的要求，山本是不惜一切手段。他在經營滿鐵的過程中蘊釀並提出“產業立國”的思路，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他拋出了《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這一報告 。在這一篇經過精心準備的報告中，山本對如何經營滿鐵從五個方面給予了全面的論述，這裡主要有：（一）、滿鐵事業的積極經營；（二）、鐵的問題；（三）、煤油的問題；（四）、硫酸氬及肥料的問題；（五）、結論。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山本條太郎的這篇報告通篇內容與“田中奏摺” 中的相關內容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更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山本對滿鐵的經營方略完全是以“田中奏摺”中對中國東北的謀略方針而進行的，我們通過二者間的比照，或許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山本條太郎苦心經營滿鐵的目的，從中也能判斷出“田中奏摺”的真偽： 山本條太郎提出報告的篇目為《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而在“田中奏摺”相關內容的章節題目則是《滿鐵會社經營方針變更的必要》。
山本報告與田中奏摺
在第一個問題中，山本直言到：“滿鐵會社之事業,乃從日俄戰爭之結果,由日本繼承而得.自繼承以來，對於生產的及經濟的方面大都採取消極的步驟，此無庸諱言者也。” 表示出對前歷任總裁在經營管理方面上的不滿。其實滿鐵自1907年在大連正式運營以來，其經濟利潤每年都有顯著的變化，他的這種責難說明山本本人作為田中政府對外侵略擴張的強力推行者，對滿鐵的發展仍感到不滿意罷了。由此他迫不及待地講到“若能對於滿洲之利用,樹立完滿之計畫,而施以積極的實行方法,則在資源之開發與貿易之發展,其可為之事業,何可勝計.余深信此積極事業之經營,對於日本實為當急之要務。” 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對日本國內產業予以扶持，而且對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會做出極大的貢獻。” 關於這一點，在“田中奏摺”中是這樣論述的：“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洲鐵道經營必須改變，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 “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培養貿易。” “對滿蒙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而具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況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國土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 “欲具昭和新政，欲具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惟有積極的對滿蒙權利主義之點而已耳。”
在第二個問題中，山本開宗明義地談到“制鐵事業的盛衰與國運的消長有著莫大的關係”。“日本對於制鐵問題尚未解決，皆因日本本土鐵礦實在太貧乏”的原故，“而今通過對滿洲狀況的實地調查，不能不使人感到它是產鐵的富饒寶庫，粗略統計，這裡至少有12億噸的埋藏量。” “其唯一的缺點是鐵礦含量偏低。普通富礦其含量在百分之五十五，滿洲鐵礦含量僅在百分之三十三。” 針對這種情況，山本提出：（1）要提高處理貧礦的技術；（2）要在經費上處理好節省和煤炭原料的供給。他在分析中指出“制一噸的鐵，需用煤炭二噸，而滿洲的煤炭埋藏量約為25億噸，這完全可以滿足制12億噸鐵的需求，” “從國家的利益上看，滿洲的煤炭與鐵實在是無上的富源，雖然在生產過程上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它會略遜於歐美各國，但在今後如能設法加以改造，其生產量完全可與各國比拼而不相上下。” 如果“日本的鐵能夠得到滿洲的供給，從此實現自給自足，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亦是確立日本制鐵政策的根本理想從而得以實現”。因為這裡埋藏的“鐵量足以應對日本50年至70年的需求” 。 而在“田中奏摺”中對相關內容的論述是“制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為重要問題。我國對鋼鐵問題尚未解決者，因乏有原礦所致。” “滿蒙地方散在之鐵礦，依參謀部之實地密查知有非常鉅額之鐵在焉。” “按滿蒙之鐵有12億萬噸，幸有煤炭亦有25億萬噸（此則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煤礦統計額）此25億萬噸之煤足以精練12億萬噸鋼鐵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70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可免仰鼻息於他國。”
在第三個問題中，山本坦言地講到“油料問題乃是國防及產業上極為重要的問題”，只有“得到滿洲資源上充足的供給，那么日本的經濟才可能預見到將會發生深刻的變化。” 山本經過調查研究後得知在“撫順煤山有一種叫油岩的礦藏，按當時的測量有52億噸，其中含油約有百分之六，” 山本在文中談到“現在日本每年輸入的礦油約為70萬噸，價值60 000 000元”，經過開發“滿鐵會社至昭和五年（1930年）預計可開始供約5萬噸之數，如果按撫順油岩52億噸，含油量為百分之五計算，亦可得250 000 000噸的煤油。” 這樣以來“則日本可以減去從外國輸入的煤油量三分之一，而減掉的部分可由滿洲來擔任提供。”在“田中奏摺”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則是“煤油一物亦我國最缺欠之要品，是以立國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撫順炭礦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52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6斤，如再加用美國之精製機以制之，每百斤可得9斤之精油。” “按撫順油層岩50億萬噸之額，如以05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250 000 000噸，如以09得油而論，可得450 000 000噸。按平均以每噸利益15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層岩可得525 000 000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國之國防上、產業上極為重大。按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為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為金城鐵壁。夫滿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為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在第四節中，山本對日本硫酸氬的需求量作了分析，指出“現在日本每年需求的硫酸氬約為50萬噸，但國內僅可只能製造一半的產量，其餘的一半價值在30 000 000元，則不得不仰息於外國。” 而“滿洲硫酸氬的產量隨著制鐵業的發展不斷提升”，因此“現在由外國所輸入的硫酸氬25萬噸需求量，完全可由滿洲來生產，給予保證。” 在經營的過程中，還應看到“滿洲又與殖民地朝鮮比鄰緊接，實在便利。因此對滿洲所生產的硫酸氬除供日本自己所許外，其剩餘的部分當可供給中國，故對此項事業不能不急圖開始進行。” 山本還對一些化工產業的產銷作了分析，指出一些“在日本毫無生產能力或在日本雖經實驗但終歸失敗的鉛原料及亞硫化鎂工業，但對滿洲而言則實為一極大天然資源。” “此等工業在日本創設不易，因為不但缺乏原料、燃料，且缺乏財源，然如果能在滿洲經營開發上述產業，不僅會給日本國內的生產提供巨大的幫助，而且還可以使滿洲的特殊產業貢獻於日本的國家經濟。基於‘產業立國’的根本方針，必須選擇予以經營。”
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在“田中奏摺”中談到“農肥者，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問題。” “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煉鋼，又須以撫順煤炭為燃料，此可應棄之煙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 “可為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 “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為至巨也。南滿產業可為我國貢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
在結論部分中，山本再次強調“滿洲的經濟政策與所謂產業立國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對滿洲的經營開發在另一方面又可謀求解決日本國內的糧食問題。總之，日本的工業原料異常缺乏，故令各種工業不如在國外創辦較之為易。我們現在既然已經知道滿洲為一大財源，對其的開發利用就必須樹立確定的方針和政策，然後協力經營，此實為吾人所痛感之處。”
在文中的最後，他幾乎是聲嘶力竭地喊到“滿洲的權利對於日本國家有何價值，對於政治、國防上及國際關係上又有何價值，這絕非是數字所能表示出來的。從經濟方面看來，我敢斷言滿洲對於日本國家經濟之價值至少也有500億元左右。如果有人問此種計算有何根據？那么我在這裡可舉一、二個例子予以說明，上述的鐵有3億5千餘萬噸，其價值約在350億元，今日滿鐵會社收入的鐵路利潤每年約在六、七千萬元，百年間必有六、七十億元的收入，再加上煤油、肥料等項目的收入，按500億元計算實不為過吧。”
從山本條太郎這一篇赤裸裸的充滿著貪婪、掠奪氣焰並帶有數字分析的報告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列強掠奪者的猙獰嘴臉。它於“田中奏摺”中的欲征服滿蒙的大陸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就連當時的英國記者也已經看的非常清楚，他們不得不嘆息到“現在日本在滿洲已經有了侵略全中國的大本營，並且已經築下了極堅固的戰壘城塞，時時準備著向中國內地進攻” ！“日本在滿洲既有了這樣鞏固的基礎，當然可以保障其在滿洲的經濟、政治勢力的繼續發展，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和平侵略手段，任其自由發展，則滿洲之完全變成日本的領土，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
田中奏摺真偽辨析
關於“田中奏摺”（其正式名稱為“我帝國對滿蒙積極根本政策”）自1929年12月由中國南京《時事月報》全文披露後，曾迅速引發軒然大波。日本駐華使館曾不斷地向中國當局提出抗議，誣稱該《奏摺》是中方捏造，是“偽文書”。但就在日方的抗議聲中，日本國內“日華俱樂部”於1930年5月以《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滿蒙政策》為題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赫然全文刊登出了日文版的《田中義一上奏文》，而後不久，1930年9月，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關東州”（大連），一個日本右翼組織“滿蒙研究會”在其會刊“滿蒙研究”第十一號上也全文發表了《田中義一上奏文》。不同的是前者說是譯自中國南京《時事月報》中文版，後者只是在序言中再三強調這是中方“高明的捏造”。為什麼日本方面一面謊稱“田中奏摺”為偽文書，一面又堂而皇之地在日本和“關東州”（大連）公開刊載呢？原來這個“日華俱樂部”的創立者們多是一些日本一流的中國通軍人，這裡有長期居住北京的坂西利八郎中將、山梨半造大將、町田經宇大將、井戶川辰三中將、宮內大臣牧野伸顯等。他們雖身為政友會的成員，卻是田中義一的對立派。由此可知，“田中奏摺”的面世，完全是因為日本政友會內部派別傾軋使然。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蔡智堪先生秘密抄到手，中國不予公布，日本是絕對不會公布於世的。” “田中奏摺”一文究竟是中方捏造，還是日本田中當局一手炮製的，中日雙方一直爭論不休。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有人從語句、文法、及中日文本中的缺漏字中加一比較，得出“日方說《田中義一上奏文》是譯自中文“田中奏摺”是彌天大謊”的結論。這裡因篇幅所限，故不贅述。但請讀者能夠閱讀一下1999年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連近百年史》第二十章。讀到此處，人們不僅要問：為什麼在山本一篇文字內容決非冗長的報告中會與“田中奏摺”有諸多內容的雷同之處呢？
其實事情的原本就是：（一）山本條太郎本人作為日本政友會幹事長曾親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的“東方會議”；在會議中，他積極參與制定分割滿蒙，擴張在華權益這一侵略目標，並在會上提出用“內科的辦法”，即用外交和經濟的手段來捍衛和擴張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二）、在“東方會議”結束後，山本條太郎又曾“避客靜居其妾之家，親為田中修正奏摺原稿。” 之所以由其親自捉刀修訂，根本的原因還是因其親自參加了“東方會議”，是田中義一對華擴張政策的主要謀劃者和執行者之一。有文章這樣評價“在田中政權下的高橋是清和山本條太郎，可喻之為象棋中的一車一馬。而且，這兩顆重要棋子，在天賦的濟世之才上，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而知“田中奏摺”在交付日本天皇審閱，存入皇室書庫後，其內容是鮮為人知。但因山本親自參與制訂，對其主要內容可謂心知肚明，所以在其赴滿鐵任職後，深知自身責任之重大，便急欲將田中義一的“大陸政策”給以具體化的實施。因而在就職以後的不長時間裡便以《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為題，將日本政府“積極推進滿蒙政策”這一過程中滿鐵所應起到的作用變相的給予了發表，以昭示滿鐵全體員工。由此而來，我們更有理由可以相信，“田中奏摺”絕非是杜撰之物，它是真實存在的。
今天，雖然在日本的學術界對“田中奏摺”多持否定的態度，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日本方面對《田中奏摺》的拚死否定，非但無法解除世界的疑惑，反而是欲蓋彌彰，名揚四海。即使在今天，一部分真品之說，也仍然相當有影響。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田中奏摺》的內容不僅與田中內閣切實採取的對華積極政策在方向上不謀而合，而且與日本後來所走的道路—製造滿洲事變，進攻熱河，發動日中戰爭，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從而挑起太平洋戰爭。如出一轍。”
同樣，反映在滿鐵本身也正是在“田中奏摺”基本框架的規範下，山本條太郎對滿鐵是潛心打造，其對滿鐵的經營方略一直是所有後來繼任者們賴以稱道而遵循的思想。滿鐵這一龐大的毒瘤，在這個所謂“滿鐵中興之祖”的操縱下，張開血盆大口，在瘋狂地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豐富資源。而當山本條太郎因田中內閣的垮台不得不離開滿鐵總裁這一職位時，他有過這樣的一段話：“能挽救我國當前經濟停滯和社會不安定的捷徑，就是開發滿蒙的物產，而完成此大業的骨幹則是滿鐵公司。”
事實也正是如此，滿鐵在經歷了後藤新平的初創，到山本條太郎的所謂中興，二十餘年間全面的對中國東北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逐步地控制了東北南部的交通、水運、電氣、礦山等重要工業部門。使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投資在各國列強對中國東北投資總額中占據了壟斷的地位。據統計截止1930年，世界各國對中國東北的投資總額為23億元，其中日本的投資額占到17.5億元，占各國投資總額的76%；其中滿鐵的投資額為9億多元 。
滿鐵形成了一個鯨吞中國東北，掠奪資源的侵略基地。它以其強大的政治經濟實體構成了在中國的“國中之國”。多年的經營和發展，為日本關東軍一舉占領中國東北奠定了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物質基礎，開始了新一輪對中國東北的資源和財富的掠奪。作者 王 珍仁 大連市近代史研究所 （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博物館） 研究員 旅順 116041
注釋
（日）山本條太郎：《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57
（日）滿史會編著、東北淪陷十四年史遼寧編寫組譯：《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上卷（瀋陽， 1987年）頁98
同上，頁77
同上，頁107
（日）草柳大藏著、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頁228，231
王勝利等主編：《大連近百年史人物》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9年）頁323
《滿鐵調查部內幕》，頁261
同上，頁265
同上，頁261
武堉乾：《萬目睽睽的日本對華新政策》 《東方雜誌》 第24卷 第17號，（上海，1927年9月）頁16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列寧選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頁796
《滿鐵調查部內幕》，頁269
婁立滿：《南滿洲鐵道公司之特質及其史的發展》 《東方雜誌》 第28卷第24號，（上海，1931年12月）頁35
《滿鐵調查部內幕》，頁269
同上，頁272
同上，頁269
史春林：《大連（旅順）東方會議述評》 《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9年2期，（長春，1999年6月）頁15
《南滿洲鐵道公司之特質及其史的發展》 《東方雜誌》 第28卷第24號，（上海，1931年12月），頁253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57
王希智等主編：《大連近百年史文獻》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24——209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57
同上，頁57
同上，頁57
《大連近百年史文獻》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49
同上，頁126
同上，頁127
同上，頁127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58
同上，頁58
同上，頁59
同上，頁59
同上，頁59
同上，頁59
《大連近百年史文獻》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50
同上，頁150
同上，頁150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60
同上，頁59
同上，頁59
同上，頁59
《大連近百年史文獻》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51
同上，頁151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60
同上，頁60
同上，頁60
同上，頁60
同上，頁60
《大連近百年史文獻》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51
同上，頁151、152
同上，頁152
同上，頁153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東方雜誌》第25卷 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61
同上，頁61
童世光譯：《英報之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前途觀》 《東方雜誌》 第25卷第24號，（上海，1928年12月）頁56
同上，頁56
高殿芳主編：《愛國人士王家禎“田中奏摺”的歷史見證人》（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年）頁83
趙尺子：《“田中奏摺”與蔡智堪》 《田中奏摺探隱集》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頁50
《滿鐵調查部內幕》，頁250
（日）江口圭一著，楊強譯：《“田中奏摺”果真是偽造的嗎？》《田中奏摺探隱集》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頁115
《南滿洲鐵道公司之特質及其史的發展》 《東方雜誌》 第28卷第24號，（上海，1931年12月）頁281
李作權：《日偽統治時期的東北經濟特徵》《偽皇宮陳列館年鑑》（長春，1986年）頁145；蔣志平：《滿鐵在侵略東北中的地位》《偽皇宮陳列館年鑑》（長春，1988年）頁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