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會議

日本召開的東方會議有三次：即1921年5月原敬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 ；1927年6月底至7月初田中義一首相召開的東方會議；1927年8月森恪在大連召開的大連會議（稱為第二次東方會議）。關於各自的名稱，不同的資料上有不同的稱謂，如在《大本營陸軍部》一書的引用資料中，把森恪召開的大連會議稱為第二次東方會議 ，而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中稱田中義一召開的東方會議為第二次東方會議。現在我們一般稱，於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由田中義一召開的會議為東方會議。

東方會議是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重要會議。 在日本侵華史上，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國策”的重要會議。《對華政策綱領》勾畫出田中內閣企圖攫取“滿蒙”和武力侵華的“積極政策”的基本輪廓，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攫取整個東北，加快實現大陸政策。“滿蒙特殊論”則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理論根據。東方會議預示著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華行動即將展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方會議
• 時間：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之間
• 重要地位：一次決定“國策”的重要會議
• 預示：重大的武力侵華行動即將展開

召開背景

20世紀20年代，日本面臨嚴重內外危機。繼1920年經濟危機之後，1927年又爆發了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國內工農運動蓬勃發展,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浪潮日益高漲。為了擺脫危機，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急於武裝侵略中國,進而征服亞洲大陸。1927年4月17日，若槻禮次郎內閣下台，4月20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受命組閣。田中義一上台後一洗幣原的“軟弱外交”，轉而以強硬的姿態對外交往（特別是中國），並且田中義一本人擔任外相。田中義一對中國實行的是以“強硬外交”為核心的“積極政策”，其“積極政策”的序幕就是出兵山東。在24日，陸相白川義則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出兵保護“僑民”，後在27日，田中內閣以“就地保護僑民”為藉口出兵山東，且28日天皇裕仁認可。6月1日，日軍在青島登入。田中義一本人是一個大陸擴張主義者，如今已經登上首相位置的田中決心大力推行其向中國東北擴張的一貫主張，因此在出兵山東的同時，他指示政務次官森恪著手準備一次有陸海軍首腦、駐華使領、關東軍司令官等參加的東方會議，準備在這次會議上，交流情況，統一認識，從而制定出不同於“幣原外交”的對華“積極政策”。

召開準備

1927年5月11日，田中內閣對議題進行了確認，主要集中在對中國政策的方針上。
5月18日，確認<<會議組織草案>>。
5月24日，命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奉天總領事吉田茂、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回國。
5月30日，田中義一向陸相通知會議議題，並邀請陸軍官員等與會。
6月6日，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提出《關於對滿蒙政策的意見》

討論議題

• 中國時局
• 維護與擴大日本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 從山東撤軍與中國反日問題
• 對華武器輸出問題
• 委員針對政府對華政策的質詢

會議檔案

會議結束後，田中首相提出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做為對東方會議的總結。綱領共八條，1-5條條主要是對“中國本土”的對策，6-8條是對“滿蒙”的對策。並且在後來的史料中出現了一份據稱是田中向天皇呈奏的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檔案（通稱《田中奏摺》）。

內容介紹

東方會議是日本侵略中國特別是我國東北史上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在侵華，特別是在侵略中國東北的策略上有兩種主張：山本條太郎等的內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經濟的手段維護和擴大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的利益；森恪等主張外科方法，即用軍事手段進行侵略。最後田中綜合兩種侵略手段，發表了《對華政策綱領》。

這次會議所決定的各項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該綱領一開始就提到鑒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於中國本土和滿蒙自然不能不加以區別對待。這就表明了他的基本方針在於使東北蒙古脫離中國的政策。

第二，鎮壓不逞分子(指抗日革命者)以維持秩序，帝國的權利利益並在華日橋的生命財產遭受不法侵害時，應該斷然採取自衛的措施。這就是說，為了保護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權益，而向中國出兵亦在所不辭。

東方會議還討論了對張作霖的處置辦法。會議認為，當前中國形式對張作霖不利，張應充實東三省的基礎，維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防止動亂的波及。

上述東方會議的內容表明，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儘管是虛偽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方針，田中內閣也把他拋棄了。這次會議決定了對中國的強硬的赤裸裸的侵略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後來導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偽滿洲國的建立。

參會者

會議採取委員制。
委員長：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
委員：政務次官森恪、外務參與官植原悅二郎、外務次官出淵勝次、亞洲局局長木村銳市、通商局長齋藤良衛、歐美局長堀田正昭、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漢口總領事高尾亨、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陸軍省次官煙英太郎、參謀本部次官南次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海軍次官大角岑生、軍務局長左近司政三、軍令部次長野村吉三郎、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淺利三郎、大藏省理材局長富田勇太郎。
鐵道大臣小川平吉、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大藏大臣三土忠造等旁聽。

基本主張

山本條太郎等的內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經濟的手段維護和擴大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的利益；森恪等主張外科方法，即用軍事手段進行侵略。最後田中綜合兩種侵略手段，發表了《對華政策綱領》。

過程

註：關於東方會議的具體內容，最早見於《支那時報》（第七卷，第二號），但現不易得，而1943年日本東京高山書院出版的《森恪》一書中予以摘錄，因此可供參考。《森恪》一書中關於東方會議的內容可從以下書籍中尋得：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章伯鋒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抗日戰爭》（第一卷），以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第五卷）。此處系綜合上述書籍之內容而成。

一共召開了五次會議，出席委員各自陳述對話意見，並經過種種討論後，最後由田中首相訓示有關對華政策之綱領，以期對華政策之運用與其統一。

一、會議開始時間：6月27日

會議一開始，先由田中義一宣讀開會詞，然後木村亞細亞局長報告議事日程後，散會。

田中義一之開會詞（田中義一的致辭）

中國之時局現正極其紊亂，因之對實行我政府之對華政策，有予以深切考慮之必要。故此本人認為中國之戰局亦已獲得一時之小康狀態，擬在此時此際徵求駐在中國各方面而代表日本官方之諸位先生對中國時局之報告與率直、坦白之意見，以作政府之參考。同時擬在政府之政策運用上，獲得諸位先生之理解，進一步實施統一、徹底之政策。本會議即是根據此種意義而召開。再者，在考慮運用政府之政策方法時，本人想有關涉及細則、細目之事項，隨本會議之進展，適應必要，恐將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之事，此種場合希望亦予以諒解。

（注1：根據外務省秘密檔案之記載，末尾則有下列數語：本會議甚引新聞報紙之注目，故發布新聞有十分小心留意者之必要。此項任務由植原參與官擔當，可發表之事項由植原參與官加以適當安排後發表。除此以外，務請諸位牢記本會議之內容乃絕對秘密。）

（注2：田中義一的致辭亦見於章伯鋒等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抗日戰爭》，第一卷，從九一八至七七，第6頁。）

二、第一次會議：6月29日上午，外相官邸

出席人員：除了上述人員外，還有小川鐵相、山本農相、三土藏相、白川陸相等，鳩山書記官長等以旁聽者之身份列席。

開會後先由矢田上海總領事作報告。下午，僅有高尾漢口總領事、吉田奉天總領事、松井第二部長作報告，並沒有進行任何議事而散會。

三、第二次會議：6月30日上午

首先是武藤司令官陳述意見，而後兒玉長官申述對滿鐵沿線關東州租借地之行政上意見，最後由東方會議之中心人物——芳澤駐華公使就中國一般之政治情形，特別就中國南北之兩大勢力對立之將來等問題提出意見。

四、第三次會議：7月1日上午

繼續就第二次會議問題進行探討，特別是對滿鐵問題有所探討，而且得出了一些意見。

五、第四次會議：7月2日上午

主要是對長江一帶日本經濟復興問題，有所審議。

六：第五次會議：7月4日

對過去中國投資問題、中日通商條約之改訂與現行條約之違反等問題作出了決定。

七、結束：7月7日下午

先由木村局長報告會議經過之大體情形，然後田中義一以此次之東方會議乃極重要之會議，外務省方面之委員會當然不必說，並承蒙其他陸海與有關各省（部）負責人出席，使吾人親聆坦白、率直之高見。本人相信，各自當可以此諒解將來政府所應採取政策之徹底統一之方針，而付諸實現。本人願藉此機會向諸位公表政府之對華政策綱領為前提，發表“對華政策綱領”。

八、會議收穫

一、根據“對華政策綱領”，對華政策之運用得以統一，中央與駐現地分支機構固不待言，即各機關間扦格嫉視之弊亦得以剷除；

二、由於外交之有繼續性，對華不干涉政策依然得以支持，一掃中國方面之誤解；

三、有關滿蒙問題，特別是有關東三省之治安，率直表明我國（指日本）之立場以及對其要求和希望。

意義

東方會議是日本決定加緊推行侵華的大陸政策具有關鍵性的會議。它對日本侵略中國，特別是侵略我國東北是有重要作用的。會後，日本即按照會議所決定的方針，積極推行侵略中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