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恩特斯作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內容簡介：墨西哥起源於何時？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古代墨西哥人把人類的時間及其語言記錄在交替出現的五個太陽的歷史裡，這就是水的太陽、土的太陽、火的太陽、風的太陽和我們的太陽。 在瑪雅的金字塔和阿茲特克的古老神靈中，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和馬琳切的背叛中，在革命起義的旗幟和現代化的探索征程中，富恩特斯以深深的民族情結，將墨西哥的起源、歷史、文化層層剖開，向我們展現墨西哥頑強旺盛的生命力，帶領我們感受墨西哥人民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進行的不懈鬥爭。
基本介紹
- 書名：富恩特斯作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
- 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414頁
- 開本：32
- 定價：36.80
- 外文名：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
- 譯者：張偉劼
- 出版日期：2013年2月4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32543
- 品牌：江蘇譯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富恩特斯作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編輯推薦：卡洛斯·富恩特斯與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並稱“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是20世紀以來世界純文學的標桿，2012年5月病逝，再次成為全球文學界關注的焦點。富恩特斯是一位“入世”的文豪，是21世紀“360度的大知識分子”（墨西哥著名學者埃曼努爾·卡瓦略語）。這部小說集《富恩特斯作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是熔史詩、傳奇、小說於一爐的巔峰巨作，富恩特斯以深深的民族情結，從古至今將墨西哥民族的社會和歷史層層剖開，展現出墨西哥頑強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
作者：（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譯者：張偉劼 谷佳維
卡洛斯·富恩特斯，當代墨西哥國寶級作家，也是西班牙語世界最著名的小說家及散文家之一，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胡利奧·科塔薩爾並稱“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
1928年11月11日出生於巴拿馬，父親是墨西哥外交官，自幼跟隨父母輾轉世界各地，深受不同文化薰陶。16歲返回墨西哥生活。1950年赴日內瓦深造，利用業餘時間勤奮寫作。1972至1976年，出任墨西哥駐法國大使。
1959年首部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地區》出版，一舉成名，由此開始了被他稱為“時間的年齡”系列文學創作過程。一生著有六十餘部作品，曾獲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塞萬提斯獎，以及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多年來都是呼聲很高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卡洛斯·富恩特斯，當代墨西哥國寶級作家，也是西班牙語世界最著名的小說家及散文家之一，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胡利奧·科塔薩爾並稱“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
1928年11月11日出生於巴拿馬，父親是墨西哥外交官，自幼跟隨父母輾轉世界各地，深受不同文化薰陶。16歲返回墨西哥生活。1950年赴日內瓦深造，利用業餘時間勤奮寫作。1972至1976年，出任墨西哥駐法國大使。
1959年首部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地區》出版，一舉成名，由此開始了被他稱為“時間的年齡”系列文學創作過程。一生著有六十餘部作品，曾獲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塞萬提斯獎，以及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多年來都是呼聲很高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圖書目錄
永劫回歸1
查克莫
古老的聲音12
我是專門回憶過去的
西班牙的征服15
兩岸
混血55
瑪琳切
殖民地58
兩個馬丁
君主統治99
埃斯科里亞爾的女囚
獨立108
韋拉克魯斯，一八一九年
在混亂和獨裁之間146
“十五趾”桑塔安納
共和國的抵抗157
貝尼托·華雷斯
影子皇冠166
佛蘭德斯花園的特拉托卡欽
獨裁175
生命線
革命187
英雄歲月
後革命時代241
費德里科·羅布雷斯
城市246
我叫伊克斯卡·西恩富戈斯
外省249
舊道德
農村264
魯文·哈拉米約之死
在上層的人們279
母親節
在底層的人們308
馬瑟瓦爾人
失落的城市315
安德烈斯·阿巴里希奧之子
邊境352
女工瑪琳辛
黃昏378
特拉特洛爾科，一九六八年
覺醒387
恰帕斯，一九九四年
希望392
在各位政要前的演講
尾聲401
創造的臉龐
譯後記413
查克莫
古老的聲音12
我是專門回憶過去的
西班牙的征服15
兩岸
混血55
瑪琳切
殖民地58
兩個馬丁
君主統治99
埃斯科里亞爾的女囚
獨立108
韋拉克魯斯，一八一九年
在混亂和獨裁之間146
“十五趾”桑塔安納
共和國的抵抗157
貝尼托·華雷斯
影子皇冠166
佛蘭德斯花園的特拉托卡欽
獨裁175
生命線
革命187
英雄歲月
後革命時代241
費德里科·羅布雷斯
城市246
我叫伊克斯卡·西恩富戈斯
外省249
舊道德
農村264
魯文·哈拉米約之死
在上層的人們279
母親節
在底層的人們308
馬瑟瓦爾人
失落的城市315
安德烈斯·阿巴里希奧之子
邊境352
女工瑪琳辛
黃昏378
特拉特洛爾科，一九六八年
覺醒387
恰帕斯，一九九四年
希望392
在各位政要前的演講
尾聲401
創造的臉龐
譯後記413
文摘
著作權頁：
永劫回歸
查克莫
不久前，費里貝托在阿卡普爾科溺水身亡。此事發生在聖周期間。儘管已被解職不在部里幹了，費里貝托做慣了官，還是抵不住誘惑，來到多年來常去的那家德國人開的小客棧，享用因了熱帶風味更加甜美的泡捲心菜，在聖禮拜六去拉奎布拉達區跳舞，在日落時分的奧爾諾斯海灘上的無名之輩中體會一下做“名人”的感覺。當然，眾所周知，他在年輕時游泳很棒，但是現在，他年屆四十，已顯衰態，居然要在半夜裡游過那么長的一段距離！穆勒太太不同意在客棧里給這個老主顧守靈。相反，她卻在那晚搞了場舞會，就在那個狹窄的小露台上。而費里貝托則臉色慘白，躺在棺木里，等著早晨的班車從終點站發出。伴著木條筐和衣物堆，他度過了新生的第一夜。我早早地趕到，來監督把棺材搬運上車的工作，只見費里貝托被埋在墳頭一般的椰子堆下。司機讓我們趕緊把棺材在車頂的遮陽篷上安置好，蓋上帆布，以免嚇著了乘客，也不要給他的旅途平添晦氣。
墨西哥古神名，其雕像今保存於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內。
我們離開阿卡普爾科時，仍是涼風習習。開到鐵拉科羅拉達時，天剛亮，溫度上來了。我一邊吃著當早飯的雞蛋和香腸，一邊翻開費里貝托的公文包。這是我前一天在穆勒夫婦的客棧里連同他其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一起取回來的。兩百比索。一份已在墨西哥被禁了的報紙；幾張彩票券；一張單程車票——沒有回程票嗎？還有那本廉價的記事簿，方格紙頁，仿大理石花紋的封面。
我壯著膽子開始翻閱這本記事簿，儘管汽車不時地轉彎，儘管得忍受車上嘔吐物的味道，儘管對於我亡友的私人生活，我自然還是帶有些尊敬的。我會想起我們在辦公室里的日常工作——是的，就是以此開始的；也許我會找到他每況愈下、玩忽職守，發出沒有意義、沒有編號、沒有“有效選票”的公文的原因。總之，也許我會曉得他是為什麼被解職，丟了按其資曆本應拿到的養老金的。
今天去辦了退休金的事情。辦事的那位大學生非常和氣。出來時，我愉快得很，就打算去一家咖啡館，花上五個比索。這家咖啡館，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去，現在我絕少去了，因為記得我二十歲的時候它給的東西要比我現在四十歲的時候多得多。那時候我們都身處同樣的社會地位，我們會激烈地反對任何貶損我們的同學的看法——要是在家裡有人對他們出身卑賤或是缺乏風度評頭論足，我們會真的不惜為他們與家人翻臉。那時我知道有許多人（也許就是最寒酸的）將來會平步青雲，而在這裡，在學校里，我們會鍛造持久的友誼，將來攜手一道出沒兇險的大海。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沒有固定的規律。許多寒酸的同學依舊寒酸，也有許多人爬到了比我們在那些熱烈、親切的閒談中所預料的更高的位置。還有一些人，比如我，就好像早已承諾過一樣，半途而廢，在一次課外的考試中了結了學業。好像有一道看不見的壕溝把我們隔開，一邊是功成名就者，一邊是一事無成者。總之，今天我又坐在了這些已經現代化了的椅子上——這街壘一般的咖啡館也變得現代化了——打算看一堆公文。我看到很多人，變了模樣，患了遺忘症，在霓虹燈的照耀下滿臉放光。和這個我已幾乎認不出來的咖啡館以及這個城市一道，他們以跟我不一樣的節奏塑造著自己。他們已經認不出我來了，或者他們不想認出我來。最多——一個兩個——一隻胖手飛快地拍拍我的肩膀。再見，老夥計，你還好嗎？在他們和我之間，是鄉村俱樂部的十八個高爾夫球洞。我把頭藏進公文堆中。偉大幻想的年代過去了，開心預測以及所有導致它們破滅的失誤的年代都過去了。我哀嘆不能把手指伸進過去的歲月里，把某張丟棄了的七巧圖的殘片貼起來；但那個擺放玩具的大箱子還是漸遭遺棄，到了最後，也不知那些鉛士兵、頭盔和木劍都到哪裡去了。那些可愛的面具，也不過如此。然而，那時候還是有著堅定的意志，紀律，對責任的熱愛。還不夠？或是過多了？我總是時不時地會想起里爾克。對青春冒險的巨額補償，應當是死亡；年輕人，我們應該帶著我們所有的秘密踏上征程。今天，我不用回頭看那些鹽之城。五個比索嗎？兩個當小費。
比索，墨西哥貨幣單位。
佩佩除了熱衷於研究貿易法以外，還喜歡炮製理論。他等著我出了教堂，然後我們一道往帕拉希奧區走去。他不信神，這還不說：每走五十米他就要造一個理論。如果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才不會信基督呢，而且——不，你瞧，這顯而易見。西班牙人來了，讓你朝拜一個神，這個神被釘死在一個十字架上，身體一側受了傷，帶著血塊。犧牲了自己。獻出了自己。接受一種跟你所有的儀式、所有的生命如此接近的情感，這是多自然的事啊！……你想啊，要是墨西哥換成是給佛教徒或是穆斯林征服的呢？讓我們的印第安人去崇拜一個死於消化不良的傢伙，這太不可思議啦。但這個神呢，不僅要人們為他犧牲，還要求把人的心臟挖出來，媽的，讓威奇洛波奇特里完蛋吧！基督教，在它的狂熱和血腥的意義上，有犧牲，有禮拜儀式，自然而然成了印第安人宗教的新的延續。而基督教教義里的慈悲、仁愛、“另半邊臉”之類的，都被拒斥了。在墨西哥就是這樣：要想相信一個人，就得殺了他。
佩佩知道，我從年輕時起就對墨西哥土著藝術的一些表現形式特別著迷。我喜歡收集小雕像和盆盆罐罐之類的東西。我的周末都是在特拉斯卡拉或是特奧蒂瓦坎度過的。也許就因為這個，他才喜歡把他編造的所有理論跟這些話題聯繫起來以作談資。對了，我有好些時日都在尋找一件查克莫神像的複製品，要價格公道的，今天佩佩告訴我一個地方，在拉臘古尼亞，那裡就有一件，石雕的，好像不貴。我打算星期天去看看。
永劫回歸
查克莫
不久前，費里貝托在阿卡普爾科溺水身亡。此事發生在聖周期間。儘管已被解職不在部里幹了，費里貝托做慣了官，還是抵不住誘惑，來到多年來常去的那家德國人開的小客棧，享用因了熱帶風味更加甜美的泡捲心菜，在聖禮拜六去拉奎布拉達區跳舞，在日落時分的奧爾諾斯海灘上的無名之輩中體會一下做“名人”的感覺。當然，眾所周知，他在年輕時游泳很棒，但是現在，他年屆四十，已顯衰態，居然要在半夜裡游過那么長的一段距離！穆勒太太不同意在客棧里給這個老主顧守靈。相反，她卻在那晚搞了場舞會，就在那個狹窄的小露台上。而費里貝托則臉色慘白，躺在棺木里，等著早晨的班車從終點站發出。伴著木條筐和衣物堆，他度過了新生的第一夜。我早早地趕到，來監督把棺材搬運上車的工作，只見費里貝托被埋在墳頭一般的椰子堆下。司機讓我們趕緊把棺材在車頂的遮陽篷上安置好，蓋上帆布，以免嚇著了乘客，也不要給他的旅途平添晦氣。
墨西哥古神名，其雕像今保存於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內。
我們離開阿卡普爾科時，仍是涼風習習。開到鐵拉科羅拉達時，天剛亮，溫度上來了。我一邊吃著當早飯的雞蛋和香腸，一邊翻開費里貝托的公文包。這是我前一天在穆勒夫婦的客棧里連同他其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一起取回來的。兩百比索。一份已在墨西哥被禁了的報紙；幾張彩票券；一張單程車票——沒有回程票嗎？還有那本廉價的記事簿，方格紙頁，仿大理石花紋的封面。
我壯著膽子開始翻閱這本記事簿，儘管汽車不時地轉彎，儘管得忍受車上嘔吐物的味道，儘管對於我亡友的私人生活，我自然還是帶有些尊敬的。我會想起我們在辦公室里的日常工作——是的，就是以此開始的；也許我會找到他每況愈下、玩忽職守，發出沒有意義、沒有編號、沒有“有效選票”的公文的原因。總之，也許我會曉得他是為什麼被解職，丟了按其資曆本應拿到的養老金的。
今天去辦了退休金的事情。辦事的那位大學生非常和氣。出來時，我愉快得很，就打算去一家咖啡館，花上五個比索。這家咖啡館，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去，現在我絕少去了，因為記得我二十歲的時候它給的東西要比我現在四十歲的時候多得多。那時候我們都身處同樣的社會地位，我們會激烈地反對任何貶損我們的同學的看法——要是在家裡有人對他們出身卑賤或是缺乏風度評頭論足，我們會真的不惜為他們與家人翻臉。那時我知道有許多人（也許就是最寒酸的）將來會平步青雲，而在這裡，在學校里，我們會鍛造持久的友誼，將來攜手一道出沒兇險的大海。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沒有固定的規律。許多寒酸的同學依舊寒酸，也有許多人爬到了比我們在那些熱烈、親切的閒談中所預料的更高的位置。還有一些人，比如我，就好像早已承諾過一樣，半途而廢，在一次課外的考試中了結了學業。好像有一道看不見的壕溝把我們隔開，一邊是功成名就者，一邊是一事無成者。總之，今天我又坐在了這些已經現代化了的椅子上——這街壘一般的咖啡館也變得現代化了——打算看一堆公文。我看到很多人，變了模樣，患了遺忘症，在霓虹燈的照耀下滿臉放光。和這個我已幾乎認不出來的咖啡館以及這個城市一道，他們以跟我不一樣的節奏塑造著自己。他們已經認不出我來了，或者他們不想認出我來。最多——一個兩個——一隻胖手飛快地拍拍我的肩膀。再見，老夥計，你還好嗎？在他們和我之間，是鄉村俱樂部的十八個高爾夫球洞。我把頭藏進公文堆中。偉大幻想的年代過去了，開心預測以及所有導致它們破滅的失誤的年代都過去了。我哀嘆不能把手指伸進過去的歲月里，把某張丟棄了的七巧圖的殘片貼起來；但那個擺放玩具的大箱子還是漸遭遺棄，到了最後，也不知那些鉛士兵、頭盔和木劍都到哪裡去了。那些可愛的面具，也不過如此。然而，那時候還是有著堅定的意志，紀律，對責任的熱愛。還不夠？或是過多了？我總是時不時地會想起里爾克。對青春冒險的巨額補償，應當是死亡；年輕人，我們應該帶著我們所有的秘密踏上征程。今天，我不用回頭看那些鹽之城。五個比索嗎？兩個當小費。
比索，墨西哥貨幣單位。
佩佩除了熱衷於研究貿易法以外，還喜歡炮製理論。他等著我出了教堂，然後我們一道往帕拉希奧區走去。他不信神，這還不說：每走五十米他就要造一個理論。如果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才不會信基督呢，而且——不，你瞧，這顯而易見。西班牙人來了，讓你朝拜一個神，這個神被釘死在一個十字架上，身體一側受了傷，帶著血塊。犧牲了自己。獻出了自己。接受一種跟你所有的儀式、所有的生命如此接近的情感，這是多自然的事啊！……你想啊，要是墨西哥換成是給佛教徒或是穆斯林征服的呢？讓我們的印第安人去崇拜一個死於消化不良的傢伙，這太不可思議啦。但這個神呢，不僅要人們為他犧牲，還要求把人的心臟挖出來，媽的，讓威奇洛波奇特里完蛋吧！基督教，在它的狂熱和血腥的意義上，有犧牲，有禮拜儀式，自然而然成了印第安人宗教的新的延續。而基督教教義里的慈悲、仁愛、“另半邊臉”之類的，都被拒斥了。在墨西哥就是這樣：要想相信一個人，就得殺了他。
佩佩知道，我從年輕時起就對墨西哥土著藝術的一些表現形式特別著迷。我喜歡收集小雕像和盆盆罐罐之類的東西。我的周末都是在特拉斯卡拉或是特奧蒂瓦坎度過的。也許就因為這個，他才喜歡把他編造的所有理論跟這些話題聯繫起來以作談資。對了，我有好些時日都在尋找一件查克莫神像的複製品，要價格公道的，今天佩佩告訴我一個地方，在拉臘古尼亞，那裡就有一件，石雕的，好像不貴。我打算星期天去看看。
後記
寫這篇譯後記的時候，一種源自墨西哥並遠播全球的新型流感病毒正在使這個國家成為媒體報導和街談巷議的熱點。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發生的大事件，我們都無法也不應對之無動於衷，因為“我們”和“他們”的聯繫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我們意識到我們終究擔負著相同的命運。
然而我們也該意識到，脫去商業文明和大眾文化的外殼，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又深至何處呢？
這本書不單單是一部墨西哥歷史，也不單單是這位譽滿全球的小說家諸部作品選段的一個合集。男人和女人，草根和精英，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匯成了一闋宏大的交響曲。從這偉樂之中，我們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些在墨西哥靈魂的深處涌動著的東西。
翻譯此書的過程是痛並快樂的。在此我不想訴苦，只想談談個人的一點收穫。卡洛斯·富恩特斯最讓我五體投地的，不是他的西班牙語，也不是他的淵博學識，而是他的想像力。沒有這樣的想像力，這部著作就只是一本墨西哥各紀元大事記，或只是一本“戲說某某”或“某朝秘史”之類的爛小說而已。富恩特斯寫歷史的本事告訴我們，正如王小波所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
借著澎湃的想像力，墨西哥歷史上的這一個個人得以具化豐滿，不論是留名青史的英雄，還是命若鴻毛的草民。這幅長軸畫卷中究竟出現了多少個人物，我倒沒耐心去數。只是在完成譯稿後，最常在我腦中浮現的有兩個意象：一個是在馬車裡晃蕩著流亡於沙漠之中的華雷斯總統，一個是聖地亞哥的屍體右腳上掛著的那個小牌子。
此二者所代表的，於我來說，是某種壯美的、悲劇性的東西。有時候我們把這種東西叫作“理想”。
本書的翻譯，由谷佳維小姐承擔了《兩岸》、《兩個馬丁》和《英雄歲月》這三個章節，其餘部分均由本人完成。在翻譯過程中，我曾向哥倫比亞友人威廉·桑切斯先生和南京大學法語系研究生祖志小姐求教過一些詞句的意思。在此我向以上各位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雖是第二次代“富翁”發中國之言，譯文仍難免有欠妥之處，懇請各界讀者給予指教。
張偉劼
然而我們也該意識到，脫去商業文明和大眾文化的外殼，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又深至何處呢？
這本書不單單是一部墨西哥歷史，也不單單是這位譽滿全球的小說家諸部作品選段的一個合集。男人和女人，草根和精英，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匯成了一闋宏大的交響曲。從這偉樂之中，我們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些在墨西哥靈魂的深處涌動著的東西。
翻譯此書的過程是痛並快樂的。在此我不想訴苦，只想談談個人的一點收穫。卡洛斯·富恩特斯最讓我五體投地的，不是他的西班牙語，也不是他的淵博學識，而是他的想像力。沒有這樣的想像力，這部著作就只是一本墨西哥各紀元大事記，或只是一本“戲說某某”或“某朝秘史”之類的爛小說而已。富恩特斯寫歷史的本事告訴我們，正如王小波所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
借著澎湃的想像力，墨西哥歷史上的這一個個人得以具化豐滿，不論是留名青史的英雄，還是命若鴻毛的草民。這幅長軸畫卷中究竟出現了多少個人物，我倒沒耐心去數。只是在完成譯稿後，最常在我腦中浮現的有兩個意象：一個是在馬車裡晃蕩著流亡於沙漠之中的華雷斯總統，一個是聖地亞哥的屍體右腳上掛著的那個小牌子。
此二者所代表的，於我來說，是某種壯美的、悲劇性的東西。有時候我們把這種東西叫作“理想”。
本書的翻譯，由谷佳維小姐承擔了《兩岸》、《兩個馬丁》和《英雄歲月》這三個章節，其餘部分均由本人完成。在翻譯過程中，我曾向哥倫比亞友人威廉·桑切斯先生和南京大學法語系研究生祖志小姐求教過一些詞句的意思。在此我向以上各位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雖是第二次代“富翁”發中國之言，譯文仍難免有欠妥之處，懇請各界讀者給予指教。
張偉劼
序言
序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
前不久，有位記者問我們幾個墨西哥人：“墨西哥的歷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倒有點茫然，便和一個阿根廷朋友商量怎樣回答才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與墨西哥相對的另一極，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文化上。
這時候我的朋友、小說家馬丁·卡帕羅斯先用一個有名的笑話回答了我：
“墨西哥人是從阿茲特克人過來的。阿根廷人是從船上過來的。”
他說得沒錯——阿根廷近代移民文化的特徵與墨西哥歷史古老久遠的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卡帕羅斯又說：
“真正的區別在於，阿根廷有一個開始，而墨西哥有一個起源。”
要說什麼是何時開始的，並不難。但要弄清楚什麼是何時起源的，要難得多。
我多希望自己能擁有必要的信心或是慧眼，能斷定墨西哥的起源，
能準確地說出我的國家起源於哪一天，但一想起這個問題我總會碰到諸多疑問，這些疑問在我成了難題：
是不是當墨西哥大地上長出第一株玉米苗時，“墨西哥”的歷史就開始了？
抑或眾神群集在特奧蒂瓦坎、決定創造世界的那個夜晚，才是“墨西哥”歷史的開始？
我們的歷史是從農業開始的，還是從神話開始的？
是從第一個說話的人開始的，還是從人說出的第一個詞開始的？
在墨西哥，誰說出了第一個詞？
真有那第一個詞嗎？還是只消聽到那斷斷續續的聲響，聽到狗的叫聲、鳥的歌唱、受苦者的哀鳴，就能斷定一個世界的誕生？
還有：墨西哥是獨自誕生、與世隔絕的，還是從一開始就成了一浪一浪的移民的起點和終點，是靠著眾多行路人的腳，與世界連線起來的？
我們的土地有著種種可能的起源。它如此廣袤，如此古老，又如此神秘，它的過去與未來被開發得少之又少。我審視墨西哥的視角總被困在朝霞和晚霞的謎團之間，事實上我對這兩者是辨別不清的——每個夜晚不都包含著剛過去的白日，每個早晨不都又包含著它所源出的夜晚的記憶嗎？
那么，就請允許我想像一下，首先，一切皆為虛空。
然後，夜裡，在黑暗中，眾神群集在特奧蒂瓦坎，創造了人類。
“要有光，”《波波爾·烏》呼喊道，“讓霞光照亮天與地。人類出現，諸神方得享受榮耀。”
在尤卡坦，在人們保存至今的記憶中，世界是由兩個神創造的，一位叫天之心，另一位叫地之心。
.特奧蒂瓦坎，墨西哥古都名。——譯者注，下同。
.《波波爾·烏》是瑪雅人關於創世神話的聖書。
.墨西哥東南部的尤卡坦半島是古瑪雅文化的搖籃之一。
天與地會合，給萬物以營養，給萬物命名。
他們給土命名，於是有了土。
創造物被賦予名字後，解散開，然後大量繁衍。
山有了名字，於是升離海底。
山谷、雲和樹有了名字，於是魔幻般各具其形。
神劃分水域，讓鳥獸誕生，因而感到欣喜。
它們為語言所創造，然而它們中沒哪個具有與語言一樣的本領。
霧、土、松、水，都沉默無語。於是神決定造出一種生靈，唯有這種生靈才有能力說話並且給所有為神的語言造出來的東西命名。
於是人類誕生了。人類的出現，是為了用語言，那造出了地與天以及充盈其間的萬物的語言，把神的創造一天天地維護下去。
人類和語言成為了神的榮耀。
然而，所有關於創造的神話都包含著有關毀滅的警告。
這是因為創造發生在時間之中：它用時間的代價換取它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類的時間及其語言記錄在交替出現的太陽的歷史裡：五個太陽。
第一個是水的太陽，是溺水而亡的。
第二個叫土的太陽，被一個無光的長夜如猛獸般一口吞沒。
第三個叫火的太陽，是被一場火焰之雨摧毀的。
第四個是風的太陽，是被一陣狂風捲走的。
第五個太陽就是我們的太陽，我們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終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沒，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風吞沒一樣，它會被另一種可怕的物質——運動所吞沒。
第五個太陽，這最後一個太陽，包含著這個恐怖的警告：運動會把我們統統殺死。
在這些古老的墨西哥創世預言中，我們難道沒有看到一面鏡子嗎？這面鏡子正照出了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照出了我們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間，在先進的人文、科學、倫理意識和糟糕的對於毀滅、沉默和死亡的政治無意識之間固有的分歧。創造，這生的歡愉，在誕生時陪伴其側的總有毀滅，這死的預告。我們這些自稱為“現代人”的生靈——未來的人會怎樣稱呼我們呢？——對此裝聾作啞，充耳不聞。而先民們明白，創造與災難總是並肩而行的。
正如荷爾德林所詮釋的俄狄浦斯那樣，他們明白，早在歷史的最初，人們就害怕被大自然和時間吞噬，也同樣害怕被大自然和時間逐走。
害怕因受父母的緊抱窒息而死。
或是害怕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
我在這種感覺里看到了墨西哥生命的起源。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著這種感覺，但唯獨在我們的文化里它留存至今。但從源頭上也冒出了一個政治問題：誰以眾人之名行使權力？
創造與死亡、起源時間與歷史性的末日相距如此之近。這賦予一些人以巨大的權力。他們如一首瑪雅人的詩歌所說：“擁有計算時日的能力。”只有他們，如這首詩所說“有權利與眾神交談”。掌握此權的人——君主、神父、武士和文官向百姓作出保證：時間會繼續下去，天災——火、土、水、風不會再次把我們毀滅……
古代墨西哥的農民為了調和創造與時間的矛盾，對於森林和脆弱的平原所蘊藏的財富，進行儘量謹慎而有效的開發。
但當統治階層把權力的重要性凌駕於生命的重要性之上時，土地就承擔不起，更來不及應付國王、教士、武士和官員們的種種需求了。
於是，在古瑪雅帝國，先是發生了戰爭，人們拋棄了土地，逃往城市，接著他們又拋棄了城市。
土地已經無力維繫權力了。
權力倒下了。
土地繼續存在。
男人們和女人們也繼續存在，僅有耕作土地的權力。
讓我們在墨西哥歷史的這些鏡子裡看看自己吧。
無論是昨天還是今天，當鏡子變得模糊而不能照見生命的時候，我們應當對這樣的時刻格外關注。鏡子破裂，宣告厄運年代的到來。厄運最終降臨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國度。
墨西哥古代宇宙起源說中最受敬仰的神叫魁扎爾科亞特爾，就是“羽蛇”，創造了農業、教育、詩歌、藝術和行業的神。
眾小魔都對他心懷嫉妒。在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這個名字意為“冒煙的鏡子”）的帶領下，它們來到魁扎爾科亞特爾的宮殿，送給他一個用棉花包裹的禮物。
這是什麼？這為人類造福的神問道。
是一面鏡子。
魁扎爾科亞特爾把禮物打開，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的投影。
他是神，本以為自己是沒有面孔的，是永恆的。
現在，他在鏡面上的投影里看到了自己像人那樣的臉龐。他開始擔心自己也會具有像人那樣的命運，也就是說，歷史的命運，也就是說，短暫的、必死的命運。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並和他的妹妹犯下亂倫之罪。
次日，他乘著一條用蛇編成的筏子離開了墨西哥，向東方遠去。他許下諾言，他終有一天會回來，看看男人們和女人們是否履行了耕作土地的責任。
他許諾會在第五個太陽的年代裡的一個確定的日期回來：塞·阿卡特爾，意思是蘆竹元年，而在歐洲人的日曆上，正是基督紀元1519年。
正是在這一年的復活節，西班牙上尉埃爾南·科爾特斯率領由五百零八個人、十六匹馬和十一條船組成的部隊，在韋拉克魯斯海岸登入，開始了對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國——蒙特蘇馬統治的阿茲特克帝國的征服行動。帝國的首都墨西哥城，也就是特諾奇蒂特蘭，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都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這座阿茲特克人的城市由一個移民部族建在一個湖上，因為他們在那裡找到了傳說中的那隻吞食著一條蛇的鷹。這座城市應驗了魁扎爾科亞特爾關於文化的諾言——生活即是創造、祥和，但同時也服從戰神威奇洛波奇特里的要求，也就是說，擴張領土，征服弱小部族，強制徵稅，以及恐怖的活人獻祭。
以賽亞·伯林說，所有國家的誕生，都像是一次對社會的戕傷的回應。
是對一種結合、一種身份的找尋：家庭、部落、階層、氏族、民族。
如果對於離開母腹的人來說，出生是一次受傷，那么活在人世，則是對這個傷口的治癒。
阿茲特克人的世界死去了，死得可怕，這個傷口難以癒合，卻迫使我們墨西哥人用墨西哥民族的軀體上被西班牙長矛扎出的鮮血，建立起某種全新的而又適合我們自己的東西。
蒙特蘇馬，墨西哥的大特拉托阿尼，即大音之主，話語的絕對主宰，其威力被埃爾南·科爾特斯和一個女人的聯盟剝奪。前者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一位走在其時代之前的馬基雅維利，後者給征服者翻譯土著語言，給被征服者翻譯西班牙語。她便是瑪麗娜，又名“瑪琳切”，科爾特斯的女奴、翻譯和情人，從象徵意義上說，她又是第一個墨西哥混血兒、第一個融合了印第安和歐洲血統的孩童的母親。
蒙特蘇馬徘徊不決。要么服從正在發生的命運——如預言所指之日，魁扎爾科亞特爾的回歸；要么與這些騎著四蹄怪獸、裝備著能發出火與雷的武器、滿臉鬍鬚的白人決一死戰。他的遲疑讓他喪了命：他已不再是時間和話語的主宰了。他的人民用石塊將他砸死。
阿茲特克國，這個把墨西哥各民族聚合在一起的中心，為了它的留存，末代皇帝夸特莫克與西班牙人開戰了。
但為時太晚了。
科爾特斯，這個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家發現了阿茲特克帝國的軟肋——被蒙特蘇馬征服的民族對帝國懷恨在心。他們與西班牙人聯合起來向中央集權的君主開戰。他們由此失去了阿茲特克的專制統治，卻贏得了西班牙的專制統治。
他們還贏得了另外一些東西。征服者的血液流向一個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是印第安人的，也是歐洲人的，但並不僅僅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因為西班牙，也帶上了地中海、古希臘古羅馬以及阿拉伯和猶太文化的特色。預言得到應驗——第五個太陽為運動所滅，神話為史詩所滅，與世隔絕為文化流動所滅。
第一個墨西哥，藏在深山裡、被大洋隔開、忠於其祖先的神話的墨西哥，將要走進擴張中的世界，地理髮現、移民如潮、重商主義和殖民活動的世界，加入到史詩般的運動里。
構成墨西哥的種種傳統陡然倍增，又分化成多種形式。我們不再是排斥的中心，而是變成了包容的中心。
第五個太陽熄滅在火藥和火焰里。
阿茲特克國滅亡了。
但是新的太陽，初升的、未完成的太陽，瞬間出現在天際，魁扎爾科亞特爾便是從那裡回來的。
舊的族盟、舊的族名消失了，新的聯盟、新的身份建立起來，為了營造那我們所稱的“墨西哥”。
1520年8月27日至9月2日間，在布魯塞爾王宮，阿爾布雷特·丟勒成為第一個見識到征服者科爾特斯寄給查理五世皇帝的阿茲特克藝術品的歐洲藝術家。“我見到了從太陽照耀下的新大陸寄給國王的物品。”丟勒寫道，“我一生中從未看到過能如此愉悅我心的東西，我從中看到了真正的藝術作品，這些奇異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靈巧才智讓我驚嘆不已。”
丟勒一下子把古代墨西哥人的藝術提到世界水平上來，使它成為他的歐洲藝術的兄弟。
但是丟勒所看到的不止於此。他看到了這些藝術品所蘊含的深意，而不僅僅止於其外在的美。他把它們看作是創造時間的符號——在一本題為“時間如何顯現”的書里，他在第一頁上臨摹下了月亮和太陽的象徵符號。
佛蘭德斯把這個與人類共同的時間相關的禮物還給了墨西哥，儘管並不知道關於它所有的故事，卻借著藝術的敏感看懂了它。
丟勒的慧眼迅即解釋了征服的重要後果之一：墨西哥從與世隔絕中走了出來，發現了世界，也為世界所發現。
雖然我們對母親的懷念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轉過身去背對世界，但我們對父親的詛咒——如果稱得上是詛咒的話——卻促使我們放眼世界，身處其中，見到他者，並且明白對於他者來說，我們亦是他者。
第五個太陽，正如預言所說，被運動毀滅了。第六個太陽——性愛的太陽，太陽神經叢，是不斷運動的太陽，它陪伴我們創造這永動不歇的人類時間——歷史。
丟勒在佛蘭德斯的發現也向我們昭示，墨西哥的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不僅是征服的時代，也是反征服的時代。因為每有一根西班牙長矛插在墨西哥的土地上，也就有一根墨西哥的長矛插在了西班牙的土地上。
征服，是的，但也有反征服。
舊的神被趕走了，他們的廟宇被摧毀了，獻祭被禁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具有雙重基因—來自父親的與來自母親的。
有來自父親的，因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讓印第安人驚異並且臣服，因為新的神並不要求我們為他犧牲，而他反而為我們犧牲。
有來自母親的，因為一個令人稱奇的政治同化手段迅速地去除了被征服後身為遺孤的感覺。上帝之母聖母瑪利亞出現在最卑微的印第安農民面前，給他們送來冬日的花朵。這位生著深色皮膚、名字源自阿拉伯語的聖母成了新的墨西哥的聖潔之母：聖瑪利亞·德·瓜達盧佩。
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歐洲，為遭到禁止的肉慾提供庇護的巴洛克藝術，卻把墨西哥從一個更大的深淵裡解救了出來。
一面是歐洲對新世界的烏托邦式的憧憬——托馬斯·莫爾的想法，一面是同樣由歐洲實施的殖民活動的恐怖現實——尼可羅·馬基雅維利的想法，墨西哥巴洛克填補了兩者之間的空間。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莫爾和馬基雅維利之間開闢出人文主義的廣闊視野，在這種沉穩的熱情里，一切都是相對的，信仰和理性都不是絕對的。在西班牙語世界，沒有哪位近代思想家的影響能夠超越這位鹿特丹學者。
由此，巴洛克讓這個被征服的民族可以把它的古老信仰掩藏起來，築起有著黑皮膚的天使和白皮膚的魔鬼的祭壇，用其豐富的形式和色彩把這信仰表現出來。
然而，印歐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組成的新的民族，源起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民族自問道：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該忠於誰？
忠於我們的西班牙父親？
還是我們的阿茲特克和瑪雅母親？
我們現在該向誰祈禱？舊的神，還是新的神？
我們現在該講哪種語言？被征服者的語言，還是征服者的語言？
墨西哥巴洛克為所有這些問題開闢了一個天地。要表達這種種的模稜兩可，沒有比巴洛克這種矛盾的藝術更好的了。“巴洛克”，一種珍珠——也就是說，一種被放大了的刺激——的名字，這種藝術因需要而生，卻表現出豐繁性；這種藝術表現基於不確定性的繁雜；這種藝術生於貧賤卻資產豐厚：托南欽特拉女神像，瓦哈卡的聖多明我教堂，普埃布拉的羅薩里奧禮拜堂，索爾·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的詩歌。
巴洛克迅速地填補了征服過後我們的群體歷史和個人歷史的空白，凡是觸手可及的全用上了，無論是白銀還是灰燼，無論是黃金還是糞便。
這是一個處於永遠的運動之中的藝術，就好像一面千變萬化的魔鏡，我們從中看到了我們變換不息的身份的面孔。
這是一個調和了我們神秘而巋然不動的起源的光輝與史詩般的變化進程中的意外事件的藝術。
這個藝術是一個新的太陽，混血的性愛的太陽，情感的太陽神經叢。
在巴洛克的穹頂下，新的美洲血脈生長起來。在新的血脈里，沉默者獲得了發言的權利，無名者——印第安人、混血人和黑人，有了自己的名字。
所有這些，讓我們墨西哥人成為了我們的死亡和迅即重生這一恐怖事件的目擊證人。
我們都看到了孕育我們的事件。
我們這些目睹自身被創造過程的永恆的證人，我們這些西班牙人和墨西哥土著的後代，知道征服是殘忍、血腥、有罪的。這是個災難之舉，但並非什麼也沒留下。
偉大的安達盧西亞思想家瑪麗婭·桑布拉諾常說，一場災難，唯有從中不能生出某種能拯救它、超越它的東西，它才真正是災難。
.安達盧西亞，西班牙南方地區名。
需要時間。需要把經驗轉化成知識，然後假若有幸，把知識轉化成命運的時間。
我們沒有停留在浩劫里，因為我們從中而生。
從殖民征服的災難中，誕生了我們墨西哥人。
我們立即成了混血兒。我們大多講西班牙語。不管信神與否，我們在天主教文化中創造自己。這是一個調和而成的天主教，摘下它的印第安面具，它就不可理解。
如墨西哥詩人拉蒙·洛佩茲·韋拉爾德所說，我們是一個畫上了摩爾人和阿茲特克人條紋的西方的臉龐，我還要補上：猶太人和非洲人，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
我們沒有停留在浩劫里，因為我們從中而生。
這樣從一開始我們就自問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誰？
這條河現在叫什麼名字？
這座山過去叫什麼名字？
誰是我們的父親，誰又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能認出我們的兄弟姐妹來嗎？
我們記住了什麼？
我們渴望什麼？
我們也自問關於公平道義的問題：
這些土地以及土地上出產的果實在法律上是屬於什麼人的？
為什麼這么少的人擁有的這么多，而這么多的人所擁有的卻這么少？我們從16世紀起就提出了這些問題，這讓我們墨西哥人成了21世紀最古老的公民。
因為，混血的墨西哥如何建立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矛盾重重的移民社會的問題。今天的這個社會夾在傳統身份與現代革新之間，夾在本土村和全球村之間，夾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之間。
五百年前起，墨西哥就帶著我們今天這樣的現代特色立於世界了。
我們迫切地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請大家從中看到吸取教訓的願望，更看到將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文化有力地連線起來的努力，因為今天，無論是歐洲人還是美洲人，我們都經歷著城市生活的巨大危機，都在排除異己的小氣和兼容並包的大氣之間爭來爭去。
這些問題的解答是從巴洛克式城市的營建開始的——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這些新國家的政治、文化和經貿中心，在西班牙帝國的庇護下，延續著其移植到美洲來的傳統發育成長。
這些傳統是：源於古希臘、阿拉伯和猶太文明的思想；源自古羅馬的法律、語言和宗教；經院哲學的、中世紀的政治文化——聖奧古斯丁和聖托馬斯·阿奎那是墨西哥乃至伊比利亞美洲的政治思想之父。
在這一西班牙的穹頂下，孕育起一個帶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新世界，一個混血人種的、印第安人的和土生白人的世界，有著新的節奏、新的話音、新的顏色。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偶爾是個不錯的野蠻人，更多的時候是莊園和礦井裡的勞動者，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艱難生存，勉強可算受著某些機構的保護。這些機構亟欲在權威和公正之間、在憧憬和清醒之間、在舊的神和新的神之間、在偏僻的村落和遙遠的帝都之間、在信誓旦旦和不公正之間求得平衡。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讓巴洛克式城市成為了墨西哥和西班牙語美洲新世界的中心。而在我們這短暫的1914年始於塞拉耶佛、1994年亦終於塞拉耶佛的20世紀的末尾，現代城市與之相仿，面臨著與之相似的矛盾。
藉助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臂膀，西班牙在美洲建起一連串無與倫比的城市，它們是新世界真正的大都會：從加利福尼亞的聖弗朗西斯科到另一端的智利的聖地亞哥，從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到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海岸地區和海島上的要塞之城——哈瓦那、波多黎各的聖胡安、卡塔赫納，還有蜿蜒在高山之上的礦城——瓜納華托、塔斯科、波多西，以及偉大的都城——利馬、墨西哥城、基多、聖菲波哥大。
.即舊金山。
沒有誰像西班牙在美洲這樣，在這么廣袤的土地上，在這么短的時間裡，用這么大的精力建起了這么多的城市。城市裡有印刷廠、大學、畫家和詩人，而這些要一個世紀以後才在美洲大陸的英語地區出現；同時城市裡也充斥著不公正的現象，它們是帶著巴洛克的符號——力量、對比和無所不包的想像——生長的城市。
無所不包的文化：坐落在瓦哈卡的拉索蕾達教堂，將科林斯、愛奧尼克和多立克三種古典柱式瞬間同時典範性地展示出來，沒有時代上的間隔，也沒有對時代發展的讓步。巴洛克是匆忙的，不安的：坐落在普埃布拉的赫拉爾潘教堂，把《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倏的一下子全用巴洛克的手法表現在它的門廳里，似乎氣也沒來得及喘一口。
按著其藝術的模式，一個充滿活力、躁動不安、缺乏公正、雄心勃勃、富於想像、兼有混血人種和土生白人的社會開始有了自己的夢想，開始呼喚自己的權利了。
脫離了帝國、黃金和權力的世界，遠離歐洲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和王朝戰爭，一個新的世界終於在美洲形成了，它是用美洲人的聲音和美洲人的手建成的。
從1810年開始的反對西班牙的獨立革命運動是對已經取得的國家身份的一個肯定，這些國家當中有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同樣，這些運動也是針對如袖珍共和國、考迪羅頭子這些離心勢力的鬥爭。他們妄圖趁著西班牙帝國的分崩離析——如同今天蘇維埃帝國的分裂一樣——劃分出一個個小邦；國家成了帝國主義和分裂主義之間達成的妥協。因此必須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建立起團結的基礎：只有對國家和其文化的認同才可以為之。
然而獨立革命運動追求現代化的滿腔熱忱，最終不幸把我們的印第安人的歷史和黑人的歷史，連同西班牙人的歷史全抹去了，前二者被認為是野蠻人的，後者則被認為是蒙昧主義的。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創建了一個提倡法治、鼓吹現代化的外殼，把一個貧窮落後、缺乏公正的內里掩蓋起來。
宣布了自由，卻忘記了平等。
在一陣政治上的衝動的驅使下，我們亟欲變為速成的民主國家：只消把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法律照抄過來，就可以成為像它們那樣的有路可循的國家，進步的社會……雀巢咖啡式共和國。
法治的國家掩蓋了真實的國家。
而在我們的身體上又開裂出一道新的傷口：
我們失去了西班牙帝國的家長式統治。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對我們是威嚴的，遙遠的，而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對我們是干涉過多的，
距離太近的。
我們成了孤兒。
我們要么墜入無政府狀態，要么落入獨裁統治的陰影里。
用歷史學家恩里克·岡薩雷斯·佩德雷羅的話說，墨西哥成了為一個人——安東尼奧·洛佩茲·德·桑塔安納將軍——所擁有的國家，就像巴拉圭成了弗朗西亞博士一個人的，阿根廷成了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一個人的。
獨裁者的矛盾在於，為了把我們從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中拯救出來，這專制的暴君製造了新的混亂。
墨西哥渙散一團，沒有方向，成了任外國侵略勢力縱橫馳騁的天地。
我們在一場由美利堅合眾國為了實現它的“天定命運”而挑起的非、正義戰爭中失去了一半的領土。
但我們也拒絕了由拿破崙三世的法國強加給我們的一個帝國，連同兩個懦弱的人物：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亞諾和比利時公主卡洛塔·阿馬利亞。
我們差一點就失去了國家的獨立。
自由主義總統貝尼托·華雷斯擊敗了保守黨，推翻了馬克西米利亞諾的帝國，趕跑了法國的干涉勢力，讓國家恢復了其本義，並打下了國家政權的基礎。他是薩波特卡印第安人，十二歲時才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為了打敗法國人，他做了一個比法國人還法國的律師。
然而，這進步的自由主義政府，統領著恢復了的共和國，並沒有照顧到墨西哥的文化多樣性，印第安的、神話傳說的、西班牙的、天主教的、調和而成的、巴洛克的……多種多樣的文化。
19世紀的自由主義把法律和經濟發展置於文化之上。
經驗並非為我們獨享。
在整個拉丁美洲，進步主義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義的歐洲文明壓倒了農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亞的野蠻。文明占據了統領地位。
從1876年到1910年，波菲里奧·迪亞斯漫長的獨裁統治試圖給我們帶來缺乏自由的進步。迪亞斯把華雷斯的自由主義共和國變成了一個獨裁專制、只求發展的國家。
對印第安人、農民，以及新生的工人階級，他給予的是更多的野蠻行徑：鎮壓和奴役。
而自由主義方程式中的經濟因素卻受到保護並發展壯大：進步，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律。國家最終否定了這種方程式，也否定了把文明等同於歐洲、白種人和實證主義的文化歧視。
隨後而來的墨西哥革命是一次嘗試——這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嘗試。嘗試承認一個由多種文化構成的墨西哥，其任何一部分都不可以拿來作為犧牲。
潘喬·比利亞帶領著他的雄壯馬隊，埃米利阿諾·薩帕塔率領游擊隊，一北一南相互呼應，為第五個太陽之死復仇。正是第五個太陽的運動毀滅了印第安人的世界。
現在，墨西哥人在舉國上下發起的革命運動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太陽，在它的照耀下，我們互相承認，我們接受所有的過去，對墨西哥這置身於一個日益多元化、多樣化的世界裡的多文化國家作出的所有貢獻，我們都予以肯定。
讓我們看清事實：墨西哥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對於我國的命運來說是深刻的、決定性的，正如法國革命、蘇維埃革命和中國革命，或是兩個階段的美國革命（18世紀是華盛頓，19世紀是林肯）之於各自的國家一樣。
用歷史學家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諾的話說，墨西哥革命“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幻想，而是一次真正的對國家的變革，它將盤踞在統治地位上的寡頭階級有力地趕下了台，推動新的政治人物登台亮相，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的時代——革命的時代……”
這個革命的時代是帶著一個新的傷口誕生的：一百萬人死於十年間慘烈的鬥爭中；不計其數的財富遭到損毀……
這些傷口中，有許多還是癒合了，這要感謝革命的成果：開始民族認同的進程，還發現了歷經磨難而得以保存的文化延續性，這種延續性尚未在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歷史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革命是藉助文化來體現的：思想、繪畫、文學、音樂、電影……因為革命要是壓制了創造和批評的聲音，就是死亡的革命。
墨西哥革命儘管有諸多的缺憾，卻沒有讓藝術家沉默。墨西哥明白，批評是一種愛的行為，而沉默是一種死刑。
感謝革命年代的自我發現，我們做成了我們自己。
感謝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哲學，感謝阿方索·雷耶斯的散文，感謝馬里亞諾·阿蘇埃拉的小說，感謝拉蒙·洛佩茲·韋拉爾德的詩歌，感謝卡洛斯·查維斯的音樂，感謝奧羅斯科、西凱羅斯、迭戈·里維拉和弗里達·卡羅的繪畫……
我們再也不能隱藏我們的面孔了，無論是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的，還是歐洲人的——都是我們的。
魁扎爾科亞特爾的鏡子裡滿是面孔——我們的面孔。
而革命的時代定下了一個不容爭辯的契約，一份國家民族的契約。
從本質上說，其內容是這樣的：讓我們把飽受混亂和戰爭摧殘的國家組織起來。讓我們建起各級機構，讓我們創造財富，讓我們創造進步、教育、衛生以及起碼的一點社會公正。
而作為經院哲學派的好學生，我們應當保持團結，防備內部的反動派，抵擋美國施加的壓力，達到革命的目標：在奧古斯丁式的階層的幫助下，實現托馬斯式的共同富裕。神的恩賜——也就是說，民主，不是信徒——也就是說，公民——是僅僅靠自己獲得的。
讓我們避免軍事獨裁，不要讓權力過久地停留在一個人手裡，消除拉丁美洲的不安定因素。讓軍隊制度化，總統之職也同樣如此：總統擁有所有的權力，但執政時間只能是六年，不能更多；不要像1910年革命爆發時馬德羅那樣要求重新選舉。
但馬德羅也要求選舉有效。就是這樣的選舉，完整的、透明的、可信的選舉，我們要通過鬥爭去取得。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正在努力鬥爭。我們不會屈服，直至最終達到目標。
革命推行醫療、教育和經濟發展政策，創造了新的勤勞的、年輕的中產階級。
好幾代墨西哥人在公正、自由、進步、民主的理念下接受教育。現在，革命的子女們希望得到革命的最終果實：政治民主、社會公正條件下的經濟發展。
他們並不孤獨。整個拉丁美洲都在呼求民主、發展和公正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不要無休止的拖延，不要無法忍受的詭辯：民主、發展和公正。
只有這樣，我們偉大的未曾中斷的文化才會給我們的政治制度、給我們依然脆弱的體制帶來活力和穩定。
瑪麗婭·桑布拉諾說，一場革命，就是一次預告。它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所取得的，也是因為它所許諾的。它的效力可以用它的失敗來衡量，同樣也可以用它再次站起、重啟征程的能力來衡量。
墨西哥政治穩固的自滿情緒從1968年起開始瓦解。那場學生運動篤信在課堂里傳授的墨西哥革命許下的諾言，走到大街上要求一場新的革命。對於政治上的需求，政府沒有採用政治家式的回應，而是動用了武力，最終以特拉特洛爾科的屠殺收尾。
1994年1月起發生在恰帕斯州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個有力的提示，提醒我們墨西哥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務：潘喬·比利亞的馬蹄從未到達過恰帕斯，而埃米利阿諾·薩帕塔用了八十年才抵達那裡。
恰帕斯迫使我們所有人都不能忘記：我們曾經是誰，而我們還必須怎么樣，還必須做些什麼。
恰帕斯讓我們想起所有我們已經忘卻了的東西，以及我們究竟遺忘了多少東西，提醒我們，如果我們把恰帕斯排除在墨西哥之外，或是讓墨西哥遭受自身的分裂，讓一個相對繁榮的北方與一個不幸被遺棄的南方之間的裂痕持續存在，我們就會是不完整的、殘廢的。
但是，如果沒有在恰帕斯乃至在墨西哥全境施行的民主，恰帕斯還是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這便是薩帕塔運動留下的寶貴教訓：光有經濟改革還不夠。還要推行民主改革。否則，經濟建設取得的成果永遠不能為大多數人享有。
墨西哥不僅僅只有一種專制的政治文化；墨西哥還擁有一種不但與其文化的自由性緊密相連，而且與其人民持久的社會鬥爭緊密相連的民主文化。
我們令人稱奇地讓兩種東西保持延續——文化和社會鬥爭，同時在身上帶有兩處可以彌補的傷口——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民主便是連線文化和政治、社會和平等的橋樑。
我們已經獲得的，是我們一起爭取來的，並非無償的贈與。
我們要爭取得到的，也會是社會需求和文化需求的結果。
從2000年起，墨西哥有了一個緊要的日程表，這是一個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日程表，要求各派政黨和社會大眾積極、及時地為之貢獻力量。
一個新的太陽似乎已經誕生，升起在冷戰過後墨西哥和世界的地平線上。
摧毀了阿茲特克人的第五個太陽的，是征服的運動；1910年再次出現的，是革命的運動；今天，滿載著希望和危險的，是各個民族的運動，各種文化的運動，各個經濟體的運動。
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之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除去其利弊不說——利弊皆多，意味著一次儘管矛盾重重卻不可避免的開放。
墨西哥，這個多年與世隔絕的國家，敞開懷抱，在經歷了五十年僵硬的兩極格局的世界上，在新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而美國，這個開放的國家，卻把自己封閉起來。興許是領導了世界有半個世紀之久，它感到疲倦了。興許是面對長時間拖延不決、以反共為名隱藏起來的諸多內部矛盾，它感到茫然了。
但是太陽仍在運動之中，它提醒美洲大陸上的所有居民，在美洲我們都是移民，我們都來自另一個地方，從三萬或是七萬年前自亞洲穿越白令海峽的第一個人，到昨天深夜穿越蒂華納和聖迭戈之間的美墨邊界的最後一個勞工，我們也不要忘記那批沒有簽證也沒有工作許可的傑出移民，那批1620年在普利茅斯岩登入的英國清教徒。
五百年來，西方都在我們今天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地域上信步來去，把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價值觀未經許可地強加於人。
今天，第三世界返回到第一世界，讓西方人—無論是歐洲人還是美國人—接受檢驗，看看他們接受他人、從他人身上認識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看看他們能否讓那令20世紀的人類文明蒙羞的大屠殺不再重演。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和南方的兄弟們一起，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
在經濟上，尋找能與公平發展相適應的模式；
在政治上，尋找文化與各個公共機構間的認同；
在社會管理方面，苦苦地希望能解決我們日益增長的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問題。我們拉丁美洲人已經有四億五千萬之多，一半的人口還在十八歲以下，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2000年，拉丁美洲的人口將兩倍於美國的人口數。
冷戰過後，我們拉丁美洲人渴望與世界聯繫得越來越緊密。
而世界的運動向我們所有人大聲發話。
讓我們學會與他或她共處，他和她，不似你和我。
也許，這才會是將要到來的世紀的最重大的挑戰。
我們中的每一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與他者對於彼此都會越來越重要。
再不是出於源自冷戰思維的戰略考慮，而是出於具體的、法律的、經濟的、文化的、人性的思考，這是一個新的世界獨有的。在這新的世界，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箇中心，而不僅僅是兩個；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種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
我們生活在時間之中，時間就是歷史，而在歷史之中，我們永遠都不孤獨。
讓-保羅·薩特說過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
但是除了我們能和我們的兄弟姐妹一起建造的天堂，還有另外的天堂嗎？
我們需要他人。誰也不能單靠自己看到一個完整的現實。我們需要他人來使我們自己完整。如果我拒絕另一個人——無論是千里之外的，還是站在我身後的，還是就在我面前的，我就削減了我自己的完整性：正是因為有另一個人，與我們不同，占據著另一個時間和另一個空間，我們每一個人才是唯一的。理解了世界的相對性，也就理解了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沒有完結，世界仍在成長之中，我們正在不停地完善著自己，但沒有丟棄我們的過去，沒有拋下我們自己已經創造的文化。
讓我們保存好我們的民族和地域身份，同時也讓它接受檢驗，讓我們接受來自他人的挑戰。他人定義了“我”。離群索居者總是短命的，只有相互交流的文化才能生命長久並且興盛發達。
我們生活在世界上，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我們生活在歷史中，我們應當以生命延續之名向歷史作答。
但我們只有對自己的國家負責，才能為世界作出貢獻。
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把我們的家園收拾妥當。
墨西哥是一個靈活的國家，不會耽於僵化的思想觀念。墨西哥清楚自己的文化遺產，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尤其擁有豐富的人才。
我們是一萬萬墨西哥人。
我們正從人口概念迅速地過渡到公民概念。
我們正把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激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愛——我在這裡提及的一切，都移植到文明社會的各種組織里，移植到人權團體和生態保護組織里，移植到工會和農業合作社裡，移植到大學和報章里，移植到工商組織和社區居民協會裡。
我們在為我們自己勞動，也在為世界勞動。
日甚一日地，那些將我們連在一起的東西超越了那些將我們分開的東西。
日甚一日地，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我們共同面對著城市文明的危機所帶來的巨大問題：犯罪、暴力、毒品、無家可歸者、輟學兒童、種族歧視、排外情緒、難以控制的瘟疫、婦女權益、老年人的權益，以及少數民族的權益……在波士頓，在伯明罕，在波哥大都有沿街乞討者。在里約熱內盧，在洛杉磯，在芝加哥，都有孩童當街慘遭兇殺。
在第三世界裡，有獨享特權的第一世界。
而在第一世界裡，也有充斥著不公和貧窮的第三世界。
瑞典政治家皮埃爾·朔里問我們：民主能夠承擔多少貧民？全球的安全可以承受多少個欠已開發國家？他問得有理。
墨西哥的博大文化，我國的磅礴偉力，仰仗著想像、多元種族、多樣文化、國際的使命，以及創造的激情，用它們的聲音給出了答案。
我們就這樣完成了一個輪迴，回到了墨西哥的源頭上來：只消感受一下我們人民的脈搏，只消看看一座火山的山口，只消徒步走出一條路來登上一座金字塔，或是沐浴在一條蜿蜒曲折的小溪里，或是跪倒在一個巴洛克式的祭壇前，就能發現，墨西哥擁有一張宣示著創造尚未完成的臉龐。
這是因為在墨西哥，國家的創造與世界的創造、人類的創造以及語言的創造同時發生。
現在，我們大家生活在人類的共同家園裡。
讓我們大家都知道肯定歷史的最高價值，保證生命的延續。
寫作此書的目的，是想在新的千年開始之際，回顧墨西哥剛剛經歷的這不平凡的一千年。小說、散文、戲劇：在書中能聽到的聲音，儘管調性各不相同，卻都是出自於一個困惑，這也是本書的中心。那就是，個人和歷史是在何時、何地、如何相交的，個人的道路和群體的道路是在何時、何地、如何交叉在一起的。
但願這本選集可以有助於激起我們的回憶、我們的想像和我們關於自身的疑問。這本墨西哥記事簿大概可以刻上這樣的銘文：想像過去；牢記未來。
墨西哥的偉大之處在於其過去依然是鮮活的。它不是一個累贅，不是一個重負，只有最固執的現代主義者才會把它當作負擔。記憶有拯救之用，有挑揀之用，有過濾之用，但絕無殺傷之害。記憶和欲望都明白，沒有活著的過去，也就沒有活著的現在，而若是兩者皆無，更沒有未來。今天，在這裡，我們回憶。在這裡，今天，我們想望。墨西哥現時存在著，它的現在之所以是現在，因為它沒有忘記它的財富——鮮活的過去、未埋葬的記憶。它的起點也是今天，因為它熱烈的欲望的力量還沒有衰退。
是的，我們比日曆更加長久。我們不囿於其中。我們知道任何東西都沒有絕對的始和終。我有時候想，墨西哥總是持有一種文藝復興式的眼光，無論是理性的專制統治還是信仰的專制統治——我們的兩個極端——概不接受，卻不倦地歡慶著生命的延續。這種生命是多元的，帶著由我們創造的過去，創造由我們想像的未來。
我們永遠不要把自己束縛在一條教義或是一種本質或是一個排他的目標上。讓我們與世界一道再造出一個包容的現代社會，能夠擁抱多樣的種族、多樣的文化、多樣的渴望。
讓我們擁抱符號的解放，擁抱人類進步的階梯，擁抱包容，擁抱另一個人的夢想。
卡洛斯·富恩特斯2000年2月於墨西哥城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
前不久，有位記者問我們幾個墨西哥人：“墨西哥的歷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倒有點茫然，便和一個阿根廷朋友商量怎樣回答才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與墨西哥相對的另一極，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文化上。
這時候我的朋友、小說家馬丁·卡帕羅斯先用一個有名的笑話回答了我：
“墨西哥人是從阿茲特克人過來的。阿根廷人是從船上過來的。”
他說得沒錯——阿根廷近代移民文化的特徵與墨西哥歷史古老久遠的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卡帕羅斯又說：
“真正的區別在於，阿根廷有一個開始，而墨西哥有一個起源。”
要說什麼是何時開始的，並不難。但要弄清楚什麼是何時起源的，要難得多。
我多希望自己能擁有必要的信心或是慧眼，能斷定墨西哥的起源，
能準確地說出我的國家起源於哪一天，但一想起這個問題我總會碰到諸多疑問，這些疑問在我成了難題：
是不是當墨西哥大地上長出第一株玉米苗時，“墨西哥”的歷史就開始了？
抑或眾神群集在特奧蒂瓦坎、決定創造世界的那個夜晚，才是“墨西哥”歷史的開始？
我們的歷史是從農業開始的，還是從神話開始的？
是從第一個說話的人開始的，還是從人說出的第一個詞開始的？
在墨西哥，誰說出了第一個詞？
真有那第一個詞嗎？還是只消聽到那斷斷續續的聲響，聽到狗的叫聲、鳥的歌唱、受苦者的哀鳴，就能斷定一個世界的誕生？
還有：墨西哥是獨自誕生、與世隔絕的，還是從一開始就成了一浪一浪的移民的起點和終點，是靠著眾多行路人的腳，與世界連線起來的？
我們的土地有著種種可能的起源。它如此廣袤，如此古老，又如此神秘，它的過去與未來被開發得少之又少。我審視墨西哥的視角總被困在朝霞和晚霞的謎團之間，事實上我對這兩者是辨別不清的——每個夜晚不都包含著剛過去的白日，每個早晨不都又包含著它所源出的夜晚的記憶嗎？
那么，就請允許我想像一下，首先，一切皆為虛空。
然後，夜裡，在黑暗中，眾神群集在特奧蒂瓦坎，創造了人類。
“要有光，”《波波爾·烏》呼喊道，“讓霞光照亮天與地。人類出現，諸神方得享受榮耀。”
在尤卡坦，在人們保存至今的記憶中，世界是由兩個神創造的，一位叫天之心，另一位叫地之心。
.特奧蒂瓦坎，墨西哥古都名。——譯者注，下同。
.《波波爾·烏》是瑪雅人關於創世神話的聖書。
.墨西哥東南部的尤卡坦半島是古瑪雅文化的搖籃之一。
天與地會合，給萬物以營養，給萬物命名。
他們給土命名，於是有了土。
創造物被賦予名字後，解散開，然後大量繁衍。
山有了名字，於是升離海底。
山谷、雲和樹有了名字，於是魔幻般各具其形。
神劃分水域，讓鳥獸誕生，因而感到欣喜。
它們為語言所創造，然而它們中沒哪個具有與語言一樣的本領。
霧、土、松、水，都沉默無語。於是神決定造出一種生靈，唯有這種生靈才有能力說話並且給所有為神的語言造出來的東西命名。
於是人類誕生了。人類的出現，是為了用語言，那造出了地與天以及充盈其間的萬物的語言，把神的創造一天天地維護下去。
人類和語言成為了神的榮耀。
然而，所有關於創造的神話都包含著有關毀滅的警告。
這是因為創造發生在時間之中：它用時間的代價換取它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類的時間及其語言記錄在交替出現的太陽的歷史裡：五個太陽。
第一個是水的太陽，是溺水而亡的。
第二個叫土的太陽，被一個無光的長夜如猛獸般一口吞沒。
第三個叫火的太陽，是被一場火焰之雨摧毀的。
第四個是風的太陽，是被一陣狂風捲走的。
第五個太陽就是我們的太陽，我們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終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沒，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風吞沒一樣，它會被另一種可怕的物質——運動所吞沒。
第五個太陽，這最後一個太陽，包含著這個恐怖的警告：運動會把我們統統殺死。
在這些古老的墨西哥創世預言中，我們難道沒有看到一面鏡子嗎？這面鏡子正照出了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照出了我們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間，在先進的人文、科學、倫理意識和糟糕的對於毀滅、沉默和死亡的政治無意識之間固有的分歧。創造，這生的歡愉，在誕生時陪伴其側的總有毀滅，這死的預告。我們這些自稱為“現代人”的生靈——未來的人會怎樣稱呼我們呢？——對此裝聾作啞，充耳不聞。而先民們明白，創造與災難總是並肩而行的。
正如荷爾德林所詮釋的俄狄浦斯那樣，他們明白，早在歷史的最初，人們就害怕被大自然和時間吞噬，也同樣害怕被大自然和時間逐走。
害怕因受父母的緊抱窒息而死。
或是害怕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
我在這種感覺里看到了墨西哥生命的起源。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著這種感覺，但唯獨在我們的文化里它留存至今。但從源頭上也冒出了一個政治問題：誰以眾人之名行使權力？
創造與死亡、起源時間與歷史性的末日相距如此之近。這賦予一些人以巨大的權力。他們如一首瑪雅人的詩歌所說：“擁有計算時日的能力。”只有他們，如這首詩所說“有權利與眾神交談”。掌握此權的人——君主、神父、武士和文官向百姓作出保證：時間會繼續下去，天災——火、土、水、風不會再次把我們毀滅……
古代墨西哥的農民為了調和創造與時間的矛盾，對於森林和脆弱的平原所蘊藏的財富，進行儘量謹慎而有效的開發。
但當統治階層把權力的重要性凌駕於生命的重要性之上時，土地就承擔不起，更來不及應付國王、教士、武士和官員們的種種需求了。
於是，在古瑪雅帝國，先是發生了戰爭，人們拋棄了土地，逃往城市，接著他們又拋棄了城市。
土地已經無力維繫權力了。
權力倒下了。
土地繼續存在。
男人們和女人們也繼續存在，僅有耕作土地的權力。
讓我們在墨西哥歷史的這些鏡子裡看看自己吧。
無論是昨天還是今天，當鏡子變得模糊而不能照見生命的時候，我們應當對這樣的時刻格外關注。鏡子破裂，宣告厄運年代的到來。厄運最終降臨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國度。
墨西哥古代宇宙起源說中最受敬仰的神叫魁扎爾科亞特爾，就是“羽蛇”，創造了農業、教育、詩歌、藝術和行業的神。
眾小魔都對他心懷嫉妒。在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這個名字意為“冒煙的鏡子”）的帶領下，它們來到魁扎爾科亞特爾的宮殿，送給他一個用棉花包裹的禮物。
這是什麼？這為人類造福的神問道。
是一面鏡子。
魁扎爾科亞特爾把禮物打開，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的投影。
他是神，本以為自己是沒有面孔的，是永恆的。
現在，他在鏡面上的投影里看到了自己像人那樣的臉龐。他開始擔心自己也會具有像人那樣的命運，也就是說，歷史的命運，也就是說，短暫的、必死的命運。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並和他的妹妹犯下亂倫之罪。
次日，他乘著一條用蛇編成的筏子離開了墨西哥，向東方遠去。他許下諾言，他終有一天會回來，看看男人們和女人們是否履行了耕作土地的責任。
他許諾會在第五個太陽的年代裡的一個確定的日期回來：塞·阿卡特爾，意思是蘆竹元年，而在歐洲人的日曆上，正是基督紀元1519年。
正是在這一年的復活節，西班牙上尉埃爾南·科爾特斯率領由五百零八個人、十六匹馬和十一條船組成的部隊，在韋拉克魯斯海岸登入，開始了對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國——蒙特蘇馬統治的阿茲特克帝國的征服行動。帝國的首都墨西哥城，也就是特諾奇蒂特蘭，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都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這座阿茲特克人的城市由一個移民部族建在一個湖上，因為他們在那裡找到了傳說中的那隻吞食著一條蛇的鷹。這座城市應驗了魁扎爾科亞特爾關於文化的諾言——生活即是創造、祥和，但同時也服從戰神威奇洛波奇特里的要求，也就是說，擴張領土，征服弱小部族，強制徵稅，以及恐怖的活人獻祭。
以賽亞·伯林說，所有國家的誕生，都像是一次對社會的戕傷的回應。
是對一種結合、一種身份的找尋：家庭、部落、階層、氏族、民族。
如果對於離開母腹的人來說，出生是一次受傷，那么活在人世，則是對這個傷口的治癒。
阿茲特克人的世界死去了，死得可怕，這個傷口難以癒合，卻迫使我們墨西哥人用墨西哥民族的軀體上被西班牙長矛扎出的鮮血，建立起某種全新的而又適合我們自己的東西。
蒙特蘇馬，墨西哥的大特拉托阿尼，即大音之主，話語的絕對主宰，其威力被埃爾南·科爾特斯和一個女人的聯盟剝奪。前者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一位走在其時代之前的馬基雅維利，後者給征服者翻譯土著語言，給被征服者翻譯西班牙語。她便是瑪麗娜，又名“瑪琳切”，科爾特斯的女奴、翻譯和情人，從象徵意義上說，她又是第一個墨西哥混血兒、第一個融合了印第安和歐洲血統的孩童的母親。
蒙特蘇馬徘徊不決。要么服從正在發生的命運——如預言所指之日，魁扎爾科亞特爾的回歸；要么與這些騎著四蹄怪獸、裝備著能發出火與雷的武器、滿臉鬍鬚的白人決一死戰。他的遲疑讓他喪了命：他已不再是時間和話語的主宰了。他的人民用石塊將他砸死。
阿茲特克國，這個把墨西哥各民族聚合在一起的中心，為了它的留存，末代皇帝夸特莫克與西班牙人開戰了。
但為時太晚了。
科爾特斯，這個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家發現了阿茲特克帝國的軟肋——被蒙特蘇馬征服的民族對帝國懷恨在心。他們與西班牙人聯合起來向中央集權的君主開戰。他們由此失去了阿茲特克的專制統治，卻贏得了西班牙的專制統治。
他們還贏得了另外一些東西。征服者的血液流向一個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是印第安人的，也是歐洲人的，但並不僅僅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因為西班牙，也帶上了地中海、古希臘古羅馬以及阿拉伯和猶太文化的特色。預言得到應驗——第五個太陽為運動所滅，神話為史詩所滅，與世隔絕為文化流動所滅。
第一個墨西哥，藏在深山裡、被大洋隔開、忠於其祖先的神話的墨西哥，將要走進擴張中的世界，地理髮現、移民如潮、重商主義和殖民活動的世界，加入到史詩般的運動里。
構成墨西哥的種種傳統陡然倍增，又分化成多種形式。我們不再是排斥的中心，而是變成了包容的中心。
第五個太陽熄滅在火藥和火焰里。
阿茲特克國滅亡了。
但是新的太陽，初升的、未完成的太陽，瞬間出現在天際，魁扎爾科亞特爾便是從那裡回來的。
舊的族盟、舊的族名消失了，新的聯盟、新的身份建立起來，為了營造那我們所稱的“墨西哥”。
1520年8月27日至9月2日間，在布魯塞爾王宮，阿爾布雷特·丟勒成為第一個見識到征服者科爾特斯寄給查理五世皇帝的阿茲特克藝術品的歐洲藝術家。“我見到了從太陽照耀下的新大陸寄給國王的物品。”丟勒寫道，“我一生中從未看到過能如此愉悅我心的東西，我從中看到了真正的藝術作品，這些奇異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靈巧才智讓我驚嘆不已。”
丟勒一下子把古代墨西哥人的藝術提到世界水平上來，使它成為他的歐洲藝術的兄弟。
但是丟勒所看到的不止於此。他看到了這些藝術品所蘊含的深意，而不僅僅止於其外在的美。他把它們看作是創造時間的符號——在一本題為“時間如何顯現”的書里，他在第一頁上臨摹下了月亮和太陽的象徵符號。
佛蘭德斯把這個與人類共同的時間相關的禮物還給了墨西哥，儘管並不知道關於它所有的故事，卻借著藝術的敏感看懂了它。
丟勒的慧眼迅即解釋了征服的重要後果之一：墨西哥從與世隔絕中走了出來，發現了世界，也為世界所發現。
雖然我們對母親的懷念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轉過身去背對世界，但我們對父親的詛咒——如果稱得上是詛咒的話——卻促使我們放眼世界，身處其中，見到他者，並且明白對於他者來說，我們亦是他者。
第五個太陽，正如預言所說，被運動毀滅了。第六個太陽——性愛的太陽，太陽神經叢，是不斷運動的太陽，它陪伴我們創造這永動不歇的人類時間——歷史。
丟勒在佛蘭德斯的發現也向我們昭示，墨西哥的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不僅是征服的時代，也是反征服的時代。因為每有一根西班牙長矛插在墨西哥的土地上，也就有一根墨西哥的長矛插在了西班牙的土地上。
征服，是的，但也有反征服。
舊的神被趕走了，他們的廟宇被摧毀了，獻祭被禁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具有雙重基因—來自父親的與來自母親的。
有來自父親的，因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讓印第安人驚異並且臣服，因為新的神並不要求我們為他犧牲，而他反而為我們犧牲。
有來自母親的，因為一個令人稱奇的政治同化手段迅速地去除了被征服後身為遺孤的感覺。上帝之母聖母瑪利亞出現在最卑微的印第安農民面前，給他們送來冬日的花朵。這位生著深色皮膚、名字源自阿拉伯語的聖母成了新的墨西哥的聖潔之母：聖瑪利亞·德·瓜達盧佩。
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歐洲，為遭到禁止的肉慾提供庇護的巴洛克藝術，卻把墨西哥從一個更大的深淵裡解救了出來。
一面是歐洲對新世界的烏托邦式的憧憬——托馬斯·莫爾的想法，一面是同樣由歐洲實施的殖民活動的恐怖現實——尼可羅·馬基雅維利的想法，墨西哥巴洛克填補了兩者之間的空間。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莫爾和馬基雅維利之間開闢出人文主義的廣闊視野，在這種沉穩的熱情里，一切都是相對的，信仰和理性都不是絕對的。在西班牙語世界，沒有哪位近代思想家的影響能夠超越這位鹿特丹學者。
由此，巴洛克讓這個被征服的民族可以把它的古老信仰掩藏起來，築起有著黑皮膚的天使和白皮膚的魔鬼的祭壇，用其豐富的形式和色彩把這信仰表現出來。
然而，印歐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組成的新的民族，源起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民族自問道：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該忠於誰？
忠於我們的西班牙父親？
還是我們的阿茲特克和瑪雅母親？
我們現在該向誰祈禱？舊的神，還是新的神？
我們現在該講哪種語言？被征服者的語言，還是征服者的語言？
墨西哥巴洛克為所有這些問題開闢了一個天地。要表達這種種的模稜兩可，沒有比巴洛克這種矛盾的藝術更好的了。“巴洛克”，一種珍珠——也就是說，一種被放大了的刺激——的名字，這種藝術因需要而生，卻表現出豐繁性；這種藝術表現基於不確定性的繁雜；這種藝術生於貧賤卻資產豐厚：托南欽特拉女神像，瓦哈卡的聖多明我教堂，普埃布拉的羅薩里奧禮拜堂，索爾·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的詩歌。
巴洛克迅速地填補了征服過後我們的群體歷史和個人歷史的空白，凡是觸手可及的全用上了，無論是白銀還是灰燼，無論是黃金還是糞便。
這是一個處於永遠的運動之中的藝術，就好像一面千變萬化的魔鏡，我們從中看到了我們變換不息的身份的面孔。
這是一個調和了我們神秘而巋然不動的起源的光輝與史詩般的變化進程中的意外事件的藝術。
這個藝術是一個新的太陽，混血的性愛的太陽，情感的太陽神經叢。
在巴洛克的穹頂下，新的美洲血脈生長起來。在新的血脈里，沉默者獲得了發言的權利，無名者——印第安人、混血人和黑人，有了自己的名字。
所有這些，讓我們墨西哥人成為了我們的死亡和迅即重生這一恐怖事件的目擊證人。
我們都看到了孕育我們的事件。
我們這些目睹自身被創造過程的永恆的證人，我們這些西班牙人和墨西哥土著的後代，知道征服是殘忍、血腥、有罪的。這是個災難之舉，但並非什麼也沒留下。
偉大的安達盧西亞思想家瑪麗婭·桑布拉諾常說，一場災難，唯有從中不能生出某種能拯救它、超越它的東西，它才真正是災難。
.安達盧西亞，西班牙南方地區名。
需要時間。需要把經驗轉化成知識，然後假若有幸，把知識轉化成命運的時間。
我們沒有停留在浩劫里，因為我們從中而生。
從殖民征服的災難中，誕生了我們墨西哥人。
我們立即成了混血兒。我們大多講西班牙語。不管信神與否，我們在天主教文化中創造自己。這是一個調和而成的天主教，摘下它的印第安面具，它就不可理解。
如墨西哥詩人拉蒙·洛佩茲·韋拉爾德所說，我們是一個畫上了摩爾人和阿茲特克人條紋的西方的臉龐，我還要補上：猶太人和非洲人，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
我們沒有停留在浩劫里，因為我們從中而生。
這樣從一開始我們就自問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誰？
這條河現在叫什麼名字？
這座山過去叫什麼名字？
誰是我們的父親，誰又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能認出我們的兄弟姐妹來嗎？
我們記住了什麼？
我們渴望什麼？
我們也自問關於公平道義的問題：
這些土地以及土地上出產的果實在法律上是屬於什麼人的？
為什麼這么少的人擁有的這么多，而這么多的人所擁有的卻這么少？我們從16世紀起就提出了這些問題，這讓我們墨西哥人成了21世紀最古老的公民。
因為，混血的墨西哥如何建立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矛盾重重的移民社會的問題。今天的這個社會夾在傳統身份與現代革新之間，夾在本土村和全球村之間，夾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之間。
五百年前起，墨西哥就帶著我們今天這樣的現代特色立於世界了。
我們迫切地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請大家從中看到吸取教訓的願望，更看到將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文化有力地連線起來的努力，因為今天，無論是歐洲人還是美洲人，我們都經歷著城市生活的巨大危機，都在排除異己的小氣和兼容並包的大氣之間爭來爭去。
這些問題的解答是從巴洛克式城市的營建開始的——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這些新國家的政治、文化和經貿中心，在西班牙帝國的庇護下，延續著其移植到美洲來的傳統發育成長。
這些傳統是：源於古希臘、阿拉伯和猶太文明的思想；源自古羅馬的法律、語言和宗教；經院哲學的、中世紀的政治文化——聖奧古斯丁和聖托馬斯·阿奎那是墨西哥乃至伊比利亞美洲的政治思想之父。
在這一西班牙的穹頂下，孕育起一個帶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新世界，一個混血人種的、印第安人的和土生白人的世界，有著新的節奏、新的話音、新的顏色。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偶爾是個不錯的野蠻人，更多的時候是莊園和礦井裡的勞動者，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艱難生存，勉強可算受著某些機構的保護。這些機構亟欲在權威和公正之間、在憧憬和清醒之間、在舊的神和新的神之間、在偏僻的村落和遙遠的帝都之間、在信誓旦旦和不公正之間求得平衡。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讓巴洛克式城市成為了墨西哥和西班牙語美洲新世界的中心。而在我們這短暫的1914年始於塞拉耶佛、1994年亦終於塞拉耶佛的20世紀的末尾，現代城市與之相仿，面臨著與之相似的矛盾。
藉助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臂膀，西班牙在美洲建起一連串無與倫比的城市，它們是新世界真正的大都會：從加利福尼亞的聖弗朗西斯科到另一端的智利的聖地亞哥，從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到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海岸地區和海島上的要塞之城——哈瓦那、波多黎各的聖胡安、卡塔赫納，還有蜿蜒在高山之上的礦城——瓜納華托、塔斯科、波多西，以及偉大的都城——利馬、墨西哥城、基多、聖菲波哥大。
.即舊金山。
沒有誰像西班牙在美洲這樣，在這么廣袤的土地上，在這么短的時間裡，用這么大的精力建起了這么多的城市。城市裡有印刷廠、大學、畫家和詩人，而這些要一個世紀以後才在美洲大陸的英語地區出現；同時城市裡也充斥著不公正的現象，它們是帶著巴洛克的符號——力量、對比和無所不包的想像——生長的城市。
無所不包的文化：坐落在瓦哈卡的拉索蕾達教堂，將科林斯、愛奧尼克和多立克三種古典柱式瞬間同時典範性地展示出來，沒有時代上的間隔，也沒有對時代發展的讓步。巴洛克是匆忙的，不安的：坐落在普埃布拉的赫拉爾潘教堂，把《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倏的一下子全用巴洛克的手法表現在它的門廳里，似乎氣也沒來得及喘一口。
按著其藝術的模式，一個充滿活力、躁動不安、缺乏公正、雄心勃勃、富於想像、兼有混血人種和土生白人的社會開始有了自己的夢想，開始呼喚自己的權利了。
脫離了帝國、黃金和權力的世界，遠離歐洲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和王朝戰爭，一個新的世界終於在美洲形成了，它是用美洲人的聲音和美洲人的手建成的。
從1810年開始的反對西班牙的獨立革命運動是對已經取得的國家身份的一個肯定，這些國家當中有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同樣，這些運動也是針對如袖珍共和國、考迪羅頭子這些離心勢力的鬥爭。他們妄圖趁著西班牙帝國的分崩離析——如同今天蘇維埃帝國的分裂一樣——劃分出一個個小邦；國家成了帝國主義和分裂主義之間達成的妥協。因此必須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建立起團結的基礎：只有對國家和其文化的認同才可以為之。
然而獨立革命運動追求現代化的滿腔熱忱，最終不幸把我們的印第安人的歷史和黑人的歷史，連同西班牙人的歷史全抹去了，前二者被認為是野蠻人的，後者則被認為是蒙昧主義的。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創建了一個提倡法治、鼓吹現代化的外殼，把一個貧窮落後、缺乏公正的內里掩蓋起來。
宣布了自由，卻忘記了平等。
在一陣政治上的衝動的驅使下，我們亟欲變為速成的民主國家：只消把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法律照抄過來，就可以成為像它們那樣的有路可循的國家，進步的社會……雀巢咖啡式共和國。
法治的國家掩蓋了真實的國家。
而在我們的身體上又開裂出一道新的傷口：
我們失去了西班牙帝國的家長式統治。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對我們是威嚴的，遙遠的，而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對我們是干涉過多的，
距離太近的。
我們成了孤兒。
我們要么墜入無政府狀態，要么落入獨裁統治的陰影里。
用歷史學家恩里克·岡薩雷斯·佩德雷羅的話說，墨西哥成了為一個人——安東尼奧·洛佩茲·德·桑塔安納將軍——所擁有的國家，就像巴拉圭成了弗朗西亞博士一個人的，阿根廷成了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一個人的。
獨裁者的矛盾在於，為了把我們從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中拯救出來，這專制的暴君製造了新的混亂。
墨西哥渙散一團，沒有方向，成了任外國侵略勢力縱橫馳騁的天地。
我們在一場由美利堅合眾國為了實現它的“天定命運”而挑起的非、正義戰爭中失去了一半的領土。
但我們也拒絕了由拿破崙三世的法國強加給我們的一個帝國，連同兩個懦弱的人物：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亞諾和比利時公主卡洛塔·阿馬利亞。
我們差一點就失去了國家的獨立。
自由主義總統貝尼托·華雷斯擊敗了保守黨，推翻了馬克西米利亞諾的帝國，趕跑了法國的干涉勢力，讓國家恢復了其本義，並打下了國家政權的基礎。他是薩波特卡印第安人，十二歲時才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為了打敗法國人，他做了一個比法國人還法國的律師。
然而，這進步的自由主義政府，統領著恢復了的共和國，並沒有照顧到墨西哥的文化多樣性，印第安的、神話傳說的、西班牙的、天主教的、調和而成的、巴洛克的……多種多樣的文化。
19世紀的自由主義把法律和經濟發展置於文化之上。
經驗並非為我們獨享。
在整個拉丁美洲，進步主義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義的歐洲文明壓倒了農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亞的野蠻。文明占據了統領地位。
從1876年到1910年，波菲里奧·迪亞斯漫長的獨裁統治試圖給我們帶來缺乏自由的進步。迪亞斯把華雷斯的自由主義共和國變成了一個獨裁專制、只求發展的國家。
對印第安人、農民，以及新生的工人階級，他給予的是更多的野蠻行徑：鎮壓和奴役。
而自由主義方程式中的經濟因素卻受到保護並發展壯大：進步，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律。國家最終否定了這種方程式，也否定了把文明等同於歐洲、白種人和實證主義的文化歧視。
隨後而來的墨西哥革命是一次嘗試——這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嘗試。嘗試承認一個由多種文化構成的墨西哥，其任何一部分都不可以拿來作為犧牲。
潘喬·比利亞帶領著他的雄壯馬隊，埃米利阿諾·薩帕塔率領游擊隊，一北一南相互呼應，為第五個太陽之死復仇。正是第五個太陽的運動毀滅了印第安人的世界。
現在，墨西哥人在舉國上下發起的革命運動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太陽，在它的照耀下，我們互相承認，我們接受所有的過去，對墨西哥這置身於一個日益多元化、多樣化的世界裡的多文化國家作出的所有貢獻，我們都予以肯定。
讓我們看清事實：墨西哥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對於我國的命運來說是深刻的、決定性的，正如法國革命、蘇維埃革命和中國革命，或是兩個階段的美國革命（18世紀是華盛頓，19世紀是林肯）之於各自的國家一樣。
用歷史學家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諾的話說，墨西哥革命“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幻想，而是一次真正的對國家的變革，它將盤踞在統治地位上的寡頭階級有力地趕下了台，推動新的政治人物登台亮相，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的時代——革命的時代……”
這個革命的時代是帶著一個新的傷口誕生的：一百萬人死於十年間慘烈的鬥爭中；不計其數的財富遭到損毀……
這些傷口中，有許多還是癒合了，這要感謝革命的成果：開始民族認同的進程，還發現了歷經磨難而得以保存的文化延續性，這種延續性尚未在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歷史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革命是藉助文化來體現的：思想、繪畫、文學、音樂、電影……因為革命要是壓制了創造和批評的聲音，就是死亡的革命。
墨西哥革命儘管有諸多的缺憾，卻沒有讓藝術家沉默。墨西哥明白，批評是一種愛的行為，而沉默是一種死刑。
感謝革命年代的自我發現，我們做成了我們自己。
感謝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哲學，感謝阿方索·雷耶斯的散文，感謝馬里亞諾·阿蘇埃拉的小說，感謝拉蒙·洛佩茲·韋拉爾德的詩歌，感謝卡洛斯·查維斯的音樂，感謝奧羅斯科、西凱羅斯、迭戈·里維拉和弗里達·卡羅的繪畫……
我們再也不能隱藏我們的面孔了，無論是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的，還是歐洲人的——都是我們的。
魁扎爾科亞特爾的鏡子裡滿是面孔——我們的面孔。
而革命的時代定下了一個不容爭辯的契約，一份國家民族的契約。
從本質上說，其內容是這樣的：讓我們把飽受混亂和戰爭摧殘的國家組織起來。讓我們建起各級機構，讓我們創造財富，讓我們創造進步、教育、衛生以及起碼的一點社會公正。
而作為經院哲學派的好學生，我們應當保持團結，防備內部的反動派，抵擋美國施加的壓力，達到革命的目標：在奧古斯丁式的階層的幫助下，實現托馬斯式的共同富裕。神的恩賜——也就是說，民主，不是信徒——也就是說，公民——是僅僅靠自己獲得的。
讓我們避免軍事獨裁，不要讓權力過久地停留在一個人手裡，消除拉丁美洲的不安定因素。讓軍隊制度化，總統之職也同樣如此：總統擁有所有的權力，但執政時間只能是六年，不能更多；不要像1910年革命爆發時馬德羅那樣要求重新選舉。
但馬德羅也要求選舉有效。就是這樣的選舉，完整的、透明的、可信的選舉，我們要通過鬥爭去取得。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正在努力鬥爭。我們不會屈服，直至最終達到目標。
革命推行醫療、教育和經濟發展政策，創造了新的勤勞的、年輕的中產階級。
好幾代墨西哥人在公正、自由、進步、民主的理念下接受教育。現在，革命的子女們希望得到革命的最終果實：政治民主、社會公正條件下的經濟發展。
他們並不孤獨。整個拉丁美洲都在呼求民主、發展和公正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不要無休止的拖延，不要無法忍受的詭辯：民主、發展和公正。
只有這樣，我們偉大的未曾中斷的文化才會給我們的政治制度、給我們依然脆弱的體制帶來活力和穩定。
瑪麗婭·桑布拉諾說，一場革命，就是一次預告。它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所取得的，也是因為它所許諾的。它的效力可以用它的失敗來衡量，同樣也可以用它再次站起、重啟征程的能力來衡量。
墨西哥政治穩固的自滿情緒從1968年起開始瓦解。那場學生運動篤信在課堂里傳授的墨西哥革命許下的諾言，走到大街上要求一場新的革命。對於政治上的需求，政府沒有採用政治家式的回應，而是動用了武力，最終以特拉特洛爾科的屠殺收尾。
1994年1月起發生在恰帕斯州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個有力的提示，提醒我們墨西哥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務：潘喬·比利亞的馬蹄從未到達過恰帕斯，而埃米利阿諾·薩帕塔用了八十年才抵達那裡。
恰帕斯迫使我們所有人都不能忘記：我們曾經是誰，而我們還必須怎么樣，還必須做些什麼。
恰帕斯讓我們想起所有我們已經忘卻了的東西，以及我們究竟遺忘了多少東西，提醒我們，如果我們把恰帕斯排除在墨西哥之外，或是讓墨西哥遭受自身的分裂，讓一個相對繁榮的北方與一個不幸被遺棄的南方之間的裂痕持續存在，我們就會是不完整的、殘廢的。
但是，如果沒有在恰帕斯乃至在墨西哥全境施行的民主，恰帕斯還是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這便是薩帕塔運動留下的寶貴教訓：光有經濟改革還不夠。還要推行民主改革。否則，經濟建設取得的成果永遠不能為大多數人享有。
墨西哥不僅僅只有一種專制的政治文化；墨西哥還擁有一種不但與其文化的自由性緊密相連，而且與其人民持久的社會鬥爭緊密相連的民主文化。
我們令人稱奇地讓兩種東西保持延續——文化和社會鬥爭，同時在身上帶有兩處可以彌補的傷口——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民主便是連線文化和政治、社會和平等的橋樑。
我們已經獲得的，是我們一起爭取來的，並非無償的贈與。
我們要爭取得到的，也會是社會需求和文化需求的結果。
從2000年起，墨西哥有了一個緊要的日程表，這是一個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日程表，要求各派政黨和社會大眾積極、及時地為之貢獻力量。
一個新的太陽似乎已經誕生，升起在冷戰過後墨西哥和世界的地平線上。
摧毀了阿茲特克人的第五個太陽的，是征服的運動；1910年再次出現的，是革命的運動；今天，滿載著希望和危險的，是各個民族的運動，各種文化的運動，各個經濟體的運動。
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之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除去其利弊不說——利弊皆多，意味著一次儘管矛盾重重卻不可避免的開放。
墨西哥，這個多年與世隔絕的國家，敞開懷抱，在經歷了五十年僵硬的兩極格局的世界上，在新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而美國，這個開放的國家，卻把自己封閉起來。興許是領導了世界有半個世紀之久，它感到疲倦了。興許是面對長時間拖延不決、以反共為名隱藏起來的諸多內部矛盾，它感到茫然了。
但是太陽仍在運動之中，它提醒美洲大陸上的所有居民，在美洲我們都是移民，我們都來自另一個地方，從三萬或是七萬年前自亞洲穿越白令海峽的第一個人，到昨天深夜穿越蒂華納和聖迭戈之間的美墨邊界的最後一個勞工，我們也不要忘記那批沒有簽證也沒有工作許可的傑出移民，那批1620年在普利茅斯岩登入的英國清教徒。
五百年來，西方都在我們今天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地域上信步來去，把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價值觀未經許可地強加於人。
今天，第三世界返回到第一世界，讓西方人—無論是歐洲人還是美國人—接受檢驗，看看他們接受他人、從他人身上認識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看看他們能否讓那令20世紀的人類文明蒙羞的大屠殺不再重演。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和南方的兄弟們一起，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
在經濟上，尋找能與公平發展相適應的模式；
在政治上，尋找文化與各個公共機構間的認同；
在社會管理方面，苦苦地希望能解決我們日益增長的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問題。我們拉丁美洲人已經有四億五千萬之多，一半的人口還在十八歲以下，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2000年，拉丁美洲的人口將兩倍於美國的人口數。
冷戰過後，我們拉丁美洲人渴望與世界聯繫得越來越緊密。
而世界的運動向我們所有人大聲發話。
讓我們學會與他或她共處，他和她，不似你和我。
也許，這才會是將要到來的世紀的最重大的挑戰。
我們中的每一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與他者對於彼此都會越來越重要。
再不是出於源自冷戰思維的戰略考慮，而是出於具體的、法律的、經濟的、文化的、人性的思考，這是一個新的世界獨有的。在這新的世界，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箇中心，而不僅僅是兩個；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種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
我們生活在時間之中，時間就是歷史，而在歷史之中，我們永遠都不孤獨。
讓-保羅·薩特說過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
但是除了我們能和我們的兄弟姐妹一起建造的天堂，還有另外的天堂嗎？
我們需要他人。誰也不能單靠自己看到一個完整的現實。我們需要他人來使我們自己完整。如果我拒絕另一個人——無論是千里之外的，還是站在我身後的，還是就在我面前的，我就削減了我自己的完整性：正是因為有另一個人，與我們不同，占據著另一個時間和另一個空間，我們每一個人才是唯一的。理解了世界的相對性，也就理解了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沒有完結，世界仍在成長之中，我們正在不停地完善著自己，但沒有丟棄我們的過去，沒有拋下我們自己已經創造的文化。
讓我們保存好我們的民族和地域身份，同時也讓它接受檢驗，讓我們接受來自他人的挑戰。他人定義了“我”。離群索居者總是短命的，只有相互交流的文化才能生命長久並且興盛發達。
我們生活在世界上，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我們生活在歷史中，我們應當以生命延續之名向歷史作答。
但我們只有對自己的國家負責，才能為世界作出貢獻。
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把我們的家園收拾妥當。
墨西哥是一個靈活的國家，不會耽於僵化的思想觀念。墨西哥清楚自己的文化遺產，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尤其擁有豐富的人才。
我們是一萬萬墨西哥人。
我們正從人口概念迅速地過渡到公民概念。
我們正把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激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愛——我在這裡提及的一切，都移植到文明社會的各種組織里，移植到人權團體和生態保護組織里，移植到工會和農業合作社裡，移植到大學和報章里，移植到工商組織和社區居民協會裡。
我們在為我們自己勞動，也在為世界勞動。
日甚一日地，那些將我們連在一起的東西超越了那些將我們分開的東西。
日甚一日地，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我們共同面對著城市文明的危機所帶來的巨大問題：犯罪、暴力、毒品、無家可歸者、輟學兒童、種族歧視、排外情緒、難以控制的瘟疫、婦女權益、老年人的權益，以及少數民族的權益……在波士頓，在伯明罕，在波哥大都有沿街乞討者。在里約熱內盧，在洛杉磯，在芝加哥，都有孩童當街慘遭兇殺。
在第三世界裡，有獨享特權的第一世界。
而在第一世界裡，也有充斥著不公和貧窮的第三世界。
瑞典政治家皮埃爾·朔里問我們：民主能夠承擔多少貧民？全球的安全可以承受多少個欠已開發國家？他問得有理。
墨西哥的博大文化，我國的磅礴偉力，仰仗著想像、多元種族、多樣文化、國際的使命，以及創造的激情，用它們的聲音給出了答案。
我們就這樣完成了一個輪迴，回到了墨西哥的源頭上來：只消感受一下我們人民的脈搏，只消看看一座火山的山口，只消徒步走出一條路來登上一座金字塔，或是沐浴在一條蜿蜒曲折的小溪里，或是跪倒在一個巴洛克式的祭壇前，就能發現，墨西哥擁有一張宣示著創造尚未完成的臉龐。
這是因為在墨西哥，國家的創造與世界的創造、人類的創造以及語言的創造同時發生。
現在，我們大家生活在人類的共同家園裡。
讓我們大家都知道肯定歷史的最高價值，保證生命的延續。
寫作此書的目的，是想在新的千年開始之際，回顧墨西哥剛剛經歷的這不平凡的一千年。小說、散文、戲劇：在書中能聽到的聲音，儘管調性各不相同，卻都是出自於一個困惑，這也是本書的中心。那就是，個人和歷史是在何時、何地、如何相交的，個人的道路和群體的道路是在何時、何地、如何交叉在一起的。
但願這本選集可以有助於激起我們的回憶、我們的想像和我們關於自身的疑問。這本墨西哥記事簿大概可以刻上這樣的銘文：想像過去；牢記未來。
墨西哥的偉大之處在於其過去依然是鮮活的。它不是一個累贅，不是一個重負，只有最固執的現代主義者才會把它當作負擔。記憶有拯救之用，有挑揀之用，有過濾之用，但絕無殺傷之害。記憶和欲望都明白，沒有活著的過去，也就沒有活著的現在，而若是兩者皆無，更沒有未來。今天，在這裡，我們回憶。在這裡，今天，我們想望。墨西哥現時存在著，它的現在之所以是現在，因為它沒有忘記它的財富——鮮活的過去、未埋葬的記憶。它的起點也是今天，因為它熱烈的欲望的力量還沒有衰退。
是的，我們比日曆更加長久。我們不囿於其中。我們知道任何東西都沒有絕對的始和終。我有時候想，墨西哥總是持有一種文藝復興式的眼光，無論是理性的專制統治還是信仰的專制統治——我們的兩個極端——概不接受，卻不倦地歡慶著生命的延續。這種生命是多元的，帶著由我們創造的過去，創造由我們想像的未來。
我們永遠不要把自己束縛在一條教義或是一種本質或是一個排他的目標上。讓我們與世界一道再造出一個包容的現代社會，能夠擁抱多樣的種族、多樣的文化、多樣的渴望。
讓我們擁抱符號的解放，擁抱人類進步的階梯，擁抱包容，擁抱另一個人的夢想。
卡洛斯·富恩特斯2000年2月於墨西哥城
名人推薦
在閱讀富恩特斯的作品時，我發覺自己在另一塊風土迥異的大陸找到了知音。
——米蘭·昆德拉
富恩特斯的小說是一套名副其實的人類百科，在這一點上並可以和巴爾扎克相媲美。……他的筆遊走在一個不計時間的範圍中；他的作品脫離了時間束縛，被記錄在時間消逝的意識流里。
——胡安·戈伊狄索洛《塞萬提斯的國籍》
太陽在世界的天空燃燒並熄滅，毀滅與更新周而復始，但在所有這些太陽之中，有某種東西一直在墨西哥閃光、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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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原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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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原出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