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家庭教會
- 定義：沒有關係的基督教組織
- 地區：中國大陸
- 簡介：沒有經過政府批准認可的
基本特徵,發展趨勢,教會成因,相關進展,學術研究,合法化研究,發展階段,發展現狀,教會分類,
基本特徵
（1）以神的話為中心；
（2）聚會地點一般在信徒的家裡，規模一般比較小；
（3）有較為固定的人群，一般由基督徒帶領朋友來聽福音；
（4）神職人員一般由年紀比較大，靈修比較好的人擔任。
發展趨勢
中國很多年輕人到外地打工，留下家中老人無人照看，華東地區一個家庭教會系統就聯合了當地多間教會照顧這些老人，為他們洗澡、送飯甚至送終，感動了很多非信徒。還有的家庭教會組成醫院探訪隊，或在城市裡做外地學生的輔導關懷工作，或幫助城市邊緣地區的民工改善生活環境，這些默默奉獻社會的基督徒當中很多都來自家庭教會。
一、 各家庭教會在耶穌基督里彼此接納，相互連結，取長補短，走向合一。
二、 要在聖經真理上加強訓練，避免極端，平衡神學，防止、抵制異端邪說。
三、 提高教會領袖素質，建立精壯領袖群，把教會的老者當成教會的祝福與遮蓋，壯年工人成為教會的實際力量，青年人成為教會的未來和希望；健全教會體制，家長制轉成合議制。
四、 教會的經費來源應該多向內看，少向外看，儘量自立，鼓勵信徒奉獻。
五、 注重文字事工，發現、培養寫作人才，把神賜給中國教會的寶貝資產保存下來，成為未來教會的祝福。
六、 提倡愛心關懷，熱心行善，教會當起到光和鹽的作用，用真實的好行為影響社會，信徒成為遵紀守法，愛教愛國的好公民。
七、 抓緊對青年信徒的訓練，提高教肓水準，使他們的生命、恩賜、知識、技能一齊增長，免得人才流失、青黃不接。如果教會變成老年人的教會，就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
八、 重視大中城市福音事工的發展，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傳福音，用基督的文明淨化社會風氣。
教會成因
1.政治高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自治、自養、自傳），在基督教內部發起愛國反帝運動，成立三自教會，教會人士面臨政治風暴，後來又經歷了肅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王明道、倪析聲、敬奠瀛、陳崇桂、楊紹唐、賈玉銘、畢詠琴、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等一大批有影響、有威望的中國基督教領袖相繼受到批判、整肅或被邊緣化。政治高壓導致教會出現分化，繼續追隨被整肅的基督教領袖的部分信徒逐漸在三自教會之外形成了有特色的鬆散信仰群體，為日後家庭教會的產生、發展奠定了思想與組織基礎。1950年代後期，社會上與基督教內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越搞越嚴重，溫州等地甚至出現了以消滅教會為目標的“無宗教區、縣”實驗。1960年代~1970年代，對基督教的打壓達到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基督教處於被絕對禁止的高壓之下，許多信徒產生逆反心理，反而變成了自覺維護基督教信仰、積極傳福音的“非法傳道人”。政治打壓基督教的反作用力導致了信徒特殊的表達途徑，以秘密方式進行活動的家庭教會雛形開始形成。1970年代後期，國家撥亂反正，允許宗教恢復活動，家庭教會也得以迅速發展。
2.行政管理。我國的宗教管理體制模式是1950年代初從蘇聯搬過來的，特點是政教不分、通過行政機構、行政手段對宗教團體的人事、財務、教務進行管理。久而久之，政府管理下的宗教團體變成了政府的下屬，事事聽命於政府。宗教團體政治化、官僚化、機關化色彩十分濃厚，宗教權威嚴重下降，逐漸變成了宗教領域內國家扶持的“國營企業”。基督教三自教會就是這種宗教管理體制下政教不分、官辦教會的典型產物。三自教會忠實貫徹政府的政治意圖，教徒必須在政府指定的場所進行宗教活動，牧師要經過政府批准。因此，三自教會儘管在政治上得到了政府的強力支持，但在宗教教務、文字出版、神學教育、國際交流與人事安排上並無自主權，甚至在對屬於教會自己的財產上，也沒有多少支配權，許多教產至今無法收回。政府對三自教會全面嚴格的行政控制導致許多信徒對其嚴重不滿、牴觸反感。政教不分的宗教行政管理體制使三自教會失去了教徒的宗教認可，大批信徒轉向了不受政府控制相對自由的家庭教會，以控制為目標的政府宗教行政管理體制，客觀上促成了家庭教會的發展。
3.神學分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基督教內有大大小小几十個教派，各教派在神學上各有特色；此外，還存在著以聖公會、長老會、衛理公會、浸禮會、信義會等大教派為代表的“大公會”和以自立會、耶穌家庭、真耶穌會、聚會處、安息日會等為代表的本土派教會及小教派的矛盾。三自教會成立之後，中國基督教內掌權的是以吳耀宗、丁光訓為代表的“大公會”和基督教外圍組織青年會人士，強調虔誠信仰的本土派教會與小教派對大教派的擠壓及其所持的自由派神學觀極為不滿，他們將吳耀宗等人稱為“不信派”，不願意在神學觀上向“大公會”和“不信派”妥協，不接受大教派對中國基督教領導權的壟斷，與以大教派背景為主的三自教會高層領導之間對立嚴重。1958年三自教會在全國範圍內搞“聯合禮拜”，處於少數地位的教派傳統與神學觀自然被處於優勢地位的大教派的傳統所取代，竭力想要保持教派特色的本土教派和小教派對此再也無法忍受，只好與大教派控制的三自教會分道揚鑣，成為從宗教上和三自教會保持距離的特殊群體。這是家庭教會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4.堂點不足。1958年在全國基督教中搞的撤併教堂、“聯合禮拜”運動是對基督教的毀滅性打擊。該項運動之後，教堂數量大幅銳減，原有教堂多數被改做它用，各個城市僅存的幾個象徵性的教堂根本無法滿足廣大教徒聚會的需求，教堂數量少、布局不合理、供求嚴重失衡。為了滿足信仰需要，許多教徒開始在自己家裡聚會，自發建立與教會沒有關係的“聚會點”。經多年發展，聚會點逐漸擴大為“家庭教會”。近十年來，基督教信徒人數急劇增加，現有教堂嚴重不足、信徒聚會不便成為各個城市存在的普遍現象，但政府認可的三自教會要建新堂涉及征地與費用問題，到處蓋教堂極不現實；有些教會在城市改造、擴建中甚至無法保住原有的教產，要適應不斷增長的信徒民眾對宗教活動場所的要求，幾無可能。與此同時，家庭教會因陋就簡，利用各種形式或租或購為信徒提供了就近進行宗教聚會的場所，極大地方便和滿足了民眾的宗教需要，這是近年來家庭教會發展的一個非常實際的原因。
5.精神需求。基督教家庭教會之所以能在我國迅速發展，並非偶然。有些人對他們原來的信仰感到失望甚至產生了幻滅感，當他們在重新尋求信仰價值的過程中遇到基督教時，感覺到了精神支柱的力量，而完成這一信仰重建過程的載體正是活躍於民間的無數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為許多人提供了新的人生價值與平等進入公共空間的路徑，提供了具體的人際關愛、道德價值以及終極關懷；眾多個體通過家庭教會為自己的生命賦予了新的積極意義，現有的各種官方背景的民眾組織、社團難以與其匹敵。對信仰基督教的人來說，家庭教會是比三自教會更為靈活、方便、更能滿足個體需要的組織形式。親密的團契活動與可信賴的人際關係，最大限度地在草根層面上為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裡感到孤獨無助的普通民眾提供了“找見組織”的歸屬感與安全感。
6.時代影響。家庭教會作為一種為千百萬信徒提供精神需求的客觀存在，不是任何個人、組織憑藉主觀願望搞起來的。沒有中國社會內在的價值需求與個人信仰的精神需求，沒有東西文明的長期交融，沒有全球化、信息化對信息與資源的現代組合模式，家庭教會不可能在中國社會發展。全球化、信息化促進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與融合，也改變了基督教的傳播、發展方式。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不同文明、宗教間的滲透與融合不可避免。家庭教會是以本土化的組織形式出現的東西方文化長期交融的產物。
相關進展
2005年，“中國夥伴”創辦人林明膽牧師（Rev. Werner Burklin）出版《耶穌從不曾離開中國》（Jesus Never Left China）上述多本英文著作記錄中國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會的迅速發展。
2008年9月3日，成都秋雨之福歸正教會不服成都市宗教局所做的行政決定以及行政複議決定，依法提出行政訴訟，成為國內以家庭教會名義起訴宗教局的第一案。
2008年10月，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設立專場研討“家庭教會的現狀和未來”，在中國大陸正式的學術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討論這個話題。
2008年11月21日~22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主辦）與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協辦）於北京昌平聯合舉辦關於家庭教會的專題研討會，主題為“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專題討論”。這是首次由中國官方舉辦關於家庭教會的研討會。代表北京家庭教會參加的劉同蘇，撰文《中國官方首次舉辦家庭教會專題研討會》介紹此次會議。與會人群構成：
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4）六位特邀的家庭教會成員，游冠輝，江登興，劉同蘇（北京家庭教會），張義南（河南家庭教會），鄭樂國，顏新恩（溫州家庭教會）。
2009年，《經濟管理文摘》第1期，刊載于建嶸的 《為基督教家庭教會“脫敏”》
2009年6月，《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09）》則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中正視家庭教會現象，客觀地指出：“改革開放30 年來，無論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都得到快速的發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並且進行深度的辨析和分析。
2010年3月17日，《中國日報》（China Daily）英文版發表兩篇文章，一篇是《北京家庭教會的繁榮》（House churches thrive in Beijing），一篇是《一位北京基督徒的皈信故事》（A Beijing Christian shares his story of conversion）。直接談論家庭教會問題，對中國家庭聚會進行公開報導，並且介紹了守望教會的情況。這是中國官方媒體第一次正面報導家庭聚會。
2010年5月6日，《環球時報》（Global Times）英文版發表文章《家庭教會的報告可能暗示政策的變化》（Reports of house churches may hint at policy change）。
2011年10月17日，中國福音會（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在美國北加州洛杉磯的中國福音會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關於家庭教會合法化的研討會。
學術研究
《“家庭教會”悄然興起》，僑園，1994年02期，苗文
《中國家庭教會尋求與政府對話》，《海外校園》1998年第32期，蘇百達
《家庭教會若干問題探討》，當代中國：發展·安全·價值：第二屆（2004年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學術年會文集 （上），郭太風
《廣州基督教家庭教會研究》，《廣州大學》，2006年，陳澤然
《認識中國城市家庭教會》，《舉目》，2007年第26期，孫明義
《北京市大學生基督徒聚會點個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學，蘇杭
《目前新疆基督教家庭聚會問題研究：以烏魯木齊市家庭教會為例》，新疆師範大學，2008年，馬學麗
《家庭教會與和諧社會構建問題探析》，《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年，吳隆升
《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要義分析——以構建和諧社會為向度，《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9年第19卷第3期，劉國建，佟佳
《鄉村基督教的社會記憶與身份認同——廣宗教會的歷史與信仰生活》，中央民族大學，2010年，梁玉龍
《淺析家庭教會迅速發展之原因》，《大江周刊：論壇》 2010年第9期，楊紹文
《情境與選擇：大學生皈依基督教的個案追蹤》，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覃麗麗
《多維差序格局之中的鄉村家庭教會研究》，《安徽農業科學》，2011年第39卷第20期，楊林霞
《解構與建構：村莊共同體變遷中的農村家庭教會》，華中師範大學，2011年，馬智敏
《淺談當前家庭教會的基本特徵》，《大江周刊：論壇》，2011年第10期，陸素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高校大學生家庭教會信徒情況調查》，《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調查組 ，李志英
《我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問題分析》，《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李小虎
《中國家庭教會個案研究》，南京大學，2012年，錢思佳
《目前長沙市高校周邊基督教家庭聚會問題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周潤
《“公民性”文化價值運用探析——以“家庭教會”處置為例》，《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01期，黃新輝 李敢
合法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批准立項對家庭教會進行實證調查。
這項研究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實地調查。
包括家庭教會的信仰、傳教線路和方式、主要活動內容、地區性教會組織、宗教印刷品來源、宗教活動場所、宗教禮儀、主要人員狀況、信仰者及其組織要求、宗教活動經費、當地政府宗教部門管理、與境外聯絡等。
第二，理論分析。
包括信教民眾與家庭教會組織之間的聯繫、主要人員的政治面貌和職業分布、政治傾向與要求、主要人員的宗教信仰真實性、各級宗教組織之間的聯繫、當地政府的宗教管理現狀、宗教人員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參與當地社會生活，包括慈善事業、其它公益性活動和一般社會活動、國家公職人員和黨政幹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響、國內基督教組織與境外聯繫及其發展趨勢、對我國社會穩定的影響和作用等。
第三，政策研究。
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動、非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險性傾向的宗教活動。
從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課題組成員先後到了陝西、河南、河北、山東、浙江、江蘇、雲南、湖南、重慶、海南、江西、福建、廣西、廣東、四川、湖北、陝西、安徽、遼寧、吉林等十幾個省份進行實地調查，並多次召開各種類型的理論研討會和重點案例的分析會。
經過研究，課題組認為，當前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發展迅速、類型多樣，且因非法生存而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為此，需要有新的政策安排。
發展階段
一般認為，大體經歷如下幾個階段。
地下傳教階段
1950年，中國基督教界開展三自愛國運動，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由於觀念上過於強調教會的政治功能，逐漸被官方所主導。
但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基督徒不認可“三自運動”的一些理念。
特別是在大躍進後期，農村出現了“三自教會”之外的地下傳教活動。
對當時的情況，基督教內有“三個半省”的說法，三個省是指安徽、河南和山東，半個即浙江的溫州。
當時在安徽省的西部、河南的南陽地區、山東的某些落後地區及浙江的溫州地區有許多“三自教會”之外的傳道人進行著各種傳福音活動並建立了一些地下的教會組織。
在文革後期，基層政府開始逼迫，由此導致這些教會解散，特別是南陽地區和阜陽地區，傳道人開始四處逃跑。但直到這時還沒有“家庭教會”一說，所有傳道人都處於秘密地下狀態。
團隊式家庭教會
文革結束後，“三自教會”開始恢復活動。1979年鄧小平訪美，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本人是南浸會教會的執事，由於中美關係的改善，美國背景的海外資金、書籍、資料、聖經大量進入，更因為中國社會自身的結構邏輯與信仰需求，相對於“三自教會”之外出現了家庭教會。
在八十年代初，由於“三自”內部歷來的種種矛盾和衝突，主要是信仰立場的區別、內部的權力之爭和政府的強勢干預，一部分“三自教會”的成員進入家庭教會體系。
到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支持下，尤其是趙天恩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還有香港包德寧的工作，使海外教會和家庭教會有了更多的接觸和聯繫，團隊式家庭教會正式形成。
獨立地方教會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城市化進程加速，面臨世俗化、城市化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強大挑戰，教會一時無法適應，出現混亂。
到九十年代中期，隨著團隊體系達到鼎盛，其內部問題也逐步暴露：
一是教會體制問題，如家長制、個人崇拜等等；
二是教義問題，各種異端、邪教紛紛出現；
三是政府加大打擊力度，導致教會的對抗性大大增強。
從此之後，海外教會對國內家庭教會的資金支持開始逐步減少，以此使團隊的控制力開始減弱，推動團隊教會獨立化和轉型為地方型教會，地方教會意識開始興起。
發展現狀
基督教家庭教會經過1990年後的快速增長，具體有多少信教民眾，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數據是：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曹聖潔2006年4月18日表示，基督教信徒超過1600萬人。
國際基督教研究機構（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認為中國基督教信徒已經達到一億。
網上流傳據稱，韓國基督教會的統計圖稱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一億二千萬。
BBC在2008年3月12日報導稱，中國基督教人數近7000萬。
《芝加哥論壇報》2008年7月4日文章認為中國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萬。
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三自教會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人數在4500萬至6000萬之間，兩者加起來可能是六七千萬左右。
根據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綜合其它各方面的數據；
其二，與許多多年都在各地從事神學教育和福音傳播的傳道人討論；
其三，根據抽樣調查。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裡列出的數據也是根據當地宗教人士的估算及對部分教堂的走訪獲得的。而且在許多地方，如河南的一些農村地區，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並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而在現實中，家庭教會的數字往往被誇大，三自教會的數字往往被壓低。因為家庭教會喜歡誇大人數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團隊為甚。三自教會不願意向官方匯報真實人數，以免給官方發展過快的印象。同時宗教局也不願向上匯報，以免給上級控制不力的印象。
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三自教會人數的數倍則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這是因為，宗教局統計的信仰者人數是在兩會登記入冊受洗的人數，排除了家庭教會成員和未受洗入冊的信徒。
對信徒身份的認定也很難達成統一的標準，有人未受洗卻自認為是基督徒；有人經常參加教堂活動、對基督教抱有好感，但仍徘徊在基督教門口，這也是對某地基督徒人數很難做出準確統計的原因。
從發展區域來看，除少數民族區域外，三自教會在全國各縣市都普遍存在。
家庭教會主要分布：
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帶，主要地區為河南、安徽和蘇北；
閩浙沿海基督教信仰帶，主要地區為寧波、台州、溫州和福州、泉州等；
黑龍江、雲南和陝西榆林地區也較多。
在陝西榆林地區，每個鄉鎮有4、5個教堂，家庭教會就更多。
河南、陝西這些區域應該重點研究。
一般認為，地域上分布的差異，跟傳教士最早來的地方有關，可能還要從歷史原因上找找。
雲南地區很好解釋。榆林地區、淮河流域這一帶傳教比較活躍。
在山東，韓國的傳教士比較多，他們一邊辦工廠，一邊傳教，許多工人都變成了教徒。
教會分類
客觀地說，對家庭教會進行分類是十分困難的。
如果從活動範圍來看，家庭教會大概有這些分類：
（1）全國範圍或跨省範圍的體系，一般稱為團隊、團契，
如徐州淮海福音團契、中華福音團契；潁上團隊、利辛團隊等；
（2）省級區域範圍的體系，亦稱團隊，限於本省範圍甚至只到市範圍，
如大慶團隊、淮北團隊等；
（3）本地教會體系，只限於當地，已在本地立足，但還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區應該每個縣都有；
（4）全國性團契趨向比較明顯，像中華福音團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
從團契的活動範圍來看，溫州在把宗教帶到全國各地，北京的幾個大教會都與溫州有或多或少的聯繫。
從治理模式來說，基督教家庭教會主要有兩種管理方式
主要分布於江蘇、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
（2）中央集權家長式的團隊模式，靈恩派的此種傾嚮往往最為強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會的領袖人物。
主要分布於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區。
宗派是基於不同的神學立場形成的。
關於家庭教會的宗派劃分問題，就神學立場而言，中國家庭教會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礎上的福音派。
有兩種神學思潮影響家庭教會的神學立場，就是改革宗運動和靈恩派運動，從而使中國教會的未來趨勢基本上劃分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靈恩派。
教會類型與地區分布
第一，傳統式的家庭教會
基本特徵：
（1）與“三自”教會沒有組織聯繫、並相互牴觸，沒有得到政府認可；
（2）聚會地點一般在信徒的家裡，規模比較小；
（3）最關鍵的一點：對外不開放，有較為固定的人群，這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只有通過內部人才能進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員和組織結構；
（4）聚集到一起進行各種宗教活動，不需要特別的神職人員，有些由年長，靈修比較好的人擔任活動的主導；
（5）多採用家長制治理模式。
傳統家庭教會在中西部地帶分布較多。
標誌事件：數十年的鐵窗生涯
代表教會：基督徒會堂、地方教會、大馬站福音會堂
信仰特點：持守基要派信仰，抵制西方自由派的信仰思潮
在政府面前絕不妥協信仰立場，並為信仰緣故數十載坐牢
事工特點：影響力在個人方面。強調信仰的純潔和基督徒靈命、品格的塑造
外交特點：雖與海外教會有聯繫，但大多主張中國教會自力更生，對外關係多在個人的交往，而少有事工上的配搭
優缺方面：優勢在於個人的號召力和領袖作用，具體表現在信仰立場的堅定和靈命生活的看重；不足之處在於多數沒有建立教會的團隊網路和完善的教會體制（除倪柝聲外）
未來展望：老一代傳道人沒有建立大教會和大團隊，但他們是中國家庭教會信仰精神的源頭，因此他們將繼續作為精神力量而影響家庭教會的後輩們
第二，開放式的家庭教會
基本特徵：
（1）教會不再按照親朋關係而是教會章程所確定的成立教會的同工來組織，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2）聚會規模龐大，有的教會信徒達上千人；
（3）透明程度較高，信徒公開聚會，個別教會建立教堂；
（4）對“三自”教會的牴觸情緒逐漸淡化，但仍不與“三自”教會往來。
（5）多採用分權和制衡的治理模式。
開放式家庭教會往往處在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
領袖人物：張榮亮、馮建國、徐永澤、申義平、繆志彤、陳寶池（大約出生於20世紀40年~50年）
標誌事件：龐大的團隊體系
代表教會：方城團契、溫州區會團隊、中華福音團契、潁上團隊、利辛團隊
信仰特點：持守基要派信仰，多位接受西方第三波靈恩運動，在政府面前不妥協信仰立場，為信仰之故陸陸續續受到打壓
事工特點：影響力在團隊方面。強調教會的增長、宣教的開展和同工的培訓
外交特點：與海外教會和機構有比較親密的交往，在個人層面、團隊事工層面都有密切的聯繫和配搭
優缺方面：優勢在於有遍布全國的強大團隊網路和龐大的同工隊伍，以及宣教的熱忱；不足之處在於教會對文化使命和社會公共空間缺少使命和資源。同時團隊之間和團隊內部長期陷入矛盾、衝突的境地
未來展望：幾大團隊及其領袖的主要影響力將局限在其團隊內部（由於其信眾人數眾多，因此在海外還將有重大影響力）。在新時代里他們的團隊也將面臨城市化、網路化、世俗化的嚴峻調整
第三，城市新興教會
基本特徵：
（1）獨立性很強，不受“三自”教會約束，與傳統家庭教會也沒有隸屬關係，橫向聯繫剛起步；
（2）沒有歷史包袱和傳承，根基很淺，絕大多數教會還沒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購買寫字樓來進行宗教活動；
（3）公開化程度高，信仰公開告白，信徒公開聚會；
（4）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領階層，文化層次較高，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會就是由大學生團契發展起來的；
（5）強調教會建制和組織管理的民主化；
（6）重視政教關係建設，積極主動地與政府對話，主張教會在“三自”教會體系之外進行登記。
標誌事件：2010年洛桑事件、北京守望教會事件
代表教會：北京守望教會、上海萬邦宣教教會、成都秋雨之福歸正教會、
信仰特點：持守福音派信仰，在堅持信仰原則下主張與政府對話。 在尋求信仰空間的過程中會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擾
事工特點：影響力在體制方面。強調教會體制的健全，強調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並重
外交特點：與海外教會和機構有聯繫和配搭，但注重交往中自身的獨立性和彼此的平等性，以及自身的國際空間
優缺方面：優勢在於這些牧者都曾經過系統的神學裝備（多數有過海外留學經歷），視野廣闊，注重團隊的精神和體制的健全；不足之處在於他們的事工規模還有限，在事工份量和信眾數量上較傳統家庭教會還有一定距離
未來展望：隨著中國城市化、網路化、知識化的加快，中國城市新興教會的重要性也將日益突出，日後他們將在教會牧會理念、體制、事工策略上逐漸影響中國傳統家庭教會的進展
非法生存和衝突不斷
中國政府對待家庭教會的態度很複雜。
就中央而言，公開的檔案和法律法規含糊不清，未對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確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
這種宗教政策屬於典型的“鴕鳥政策”。這樣，就給地方政府相對寬容或濫用權力留下了空間。
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會”這個概念指稱家庭教會。
從地方宗教政策的實際執行狀況來看，差異較大。
一般來說，東部發達地區的政策較為寬鬆，常常採取漠視態度；
中西部落後地區對待家庭教會則較為嚴厲，經常會用嚴厲的措施進行打壓。也發生過不少打壓的事件。
政府的打壓政策常常起到事與願違的效果。
在浙江溫州，基督教發展最迅猛的時候，也是政府打壓最嚴厲的時候。
因而，寬鬆的政治環境為家庭教會的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打壓政策也同樣為家庭教會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間。
從某些地方政府對家庭教會以“非法聚會”的名義進行打擊，就可以看到它們“非法生存”。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卻是“非法”的，政府可以隨便找一個理由來進行打壓。
“非法生存”帶來的問題
第一，教會財產糾紛增加。
第二，教會的地下秘密化。
第三，宗教維權的政治化。
社會目標和政策選擇
國家對待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政策應進行適當的調整。
第一，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存在，不要裝作看不見。
第二，準許家庭教會在“三自”體制之外登記。
第三，批准登記後的家庭教會或單位聯合興辦神學院，一定要公開辦，堅決反對秘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