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悔過書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鐘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台上說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官員悔過書
• 外文名：Officiales paenitentiam

概念解讀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鐘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文體分析

高頻辭彙同質化

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這句話的前半句，來套用落馬官員自陳的墮落緣由，再合適不過。

瀏覽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你總能發現，他們墜入深淵，要么是“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錢（或者美色）的誘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脫離了組織生活”，“法律意識淡薄”。防線一鬆懈，自然而然，“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拜金主義”乘虛而入。

此外，信仰、紀律、底線、廉潔、信念，這些辭彙更是信手拈來。這些飽含德化色彩的辭彙和概念，官員在位講，落馬也講，在源頭上，它發軔於黨紀黨規的思維模式。這可以看做一種呼應，有無反思效果姑且不談，除去話語使用上的慣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視：官員的不少懺悔會寫在雙規期間，大談德化話語，意在將問題限定在黨內處分層面。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黃石的《東楚晚報》以頭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當地落馬官員袁小安撰寫的“悔過書”，一時成為網路熱點。不過，該報電子版很快就刪除了頭版內容。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鐘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八股體例套路化

“懺悔體”的套路化，不僅體現在遣詞造句上，還體現在悔過書的謀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員的懺悔錄，其結構，多數是三段論式的。

第一部分，落馬官員通常會“痛說革命家史”，從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講起。如果不是“農民的兒子”，那也無礙，有一個悽苦的經歷，也夠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當庭懺悔時，就強調自己的孤兒經歷。總之，儘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現出來，將苦難的過去剖白給世人看，對接底層的憐憫和共鳴。

有的官員被剝脫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剝脫了“同志籍”，這些官員“向何處去”？自述家史的艱辛，在這裡，有一種回歸底層的意味。回不回得去，民眾接受不接受，另當別論，動機擺在那裡，姿態已到位。就好像一個盜竊被抓現行的小偷，你還沒開始批評，他就痛哭流涕地訴說生活的艱辛和人生的苦難，總有點讓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盡艱辛，懺悔往往進入第二層面。如何丟掉信仰，如何“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在各個位置上怎樣貪污腐敗墮落，吃拿卡要，收了誰的錢，竹筒倒豆子地講出來。理論上，悔過書中有沒有這些內容，事實都會被嚴查，寫進判決，對外公開。不過，交代腐敗史的環節卻鮮有官員省略，哪怕是記流水賬，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誠意”。

用媒體的話來講，“痛說革命家史”之後，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閃念”。要懺悔就要道歉，向誰道歉，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對不起“黨和人民”，辜負了“組織的培養”、“領導的信任”，欺騙了“民眾的感情”。面向未來，在今後，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從過去講到現在和未來，以時間為軸，官員懺悔完成了毫無保留的“交心”。當然，具體到各個落馬官員而言，交代的過程可能有所打亂，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卻如出一轍。

懺悔模板標準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農民的兒子”，可以出身貧寒……），從小××（吃苦耐勞的成長史一定要再現），經過××努力，成為公務員……

擔任××以後，我××（“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或者“沒有抵擋住金錢的誘惑”，廉政辭彙要活學活用，大談信仰丟失準沒錯）……先後收了××（誰）的××（多少錢）……

我對不起××（黨和人民，或者領導，或者組織），我××後悔（形容詞要用得浮誇，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後，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張紹倉當庭悔過，然而記者發現，其悔過書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發的悔過書有幾處雷同。

這樣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馬官員身上，貪官懺悔，等於在做填空題。所以，在這塊土地上，懺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隨時進行，儘管它是廉價的。

語言戰術表功化

真正給懺悔打上個人印記的，往往是各自夾帶的私貨。

夾帶私貨的手法，不限於“農民的兒子”開頭。比如，張曙光在二審的懺悔中說道，“在黨和各級政府的領導下，我們上百個工廠，幾千名工程師，幾萬名職工幹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國自己的高速鐵路體系”。說完貪腐歷史，不忘高調錶功，潛台詞呼之欲出。

2014年10月17日，張曙光及其辯護人表示，他為中國鐵路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應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但這一請求並未被認定為立功。

當然，並不是所有官員，都講完問題直接講成績，赤裸裸表功，更多的懺悔，是將問題和成績巧妙地糅雜在一起。比如，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就談到，“本應該為中國鐵道、為中國夢做更多的貢獻，但是因為放鬆了自己的學習”。“更多的貢獻”是無法兌現了，但“現有的貢獻”卻通過它的懺悔之口說出來。換了一種隱蔽的形式，功勞還是表了。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江西省副省長鬍長清就表示，“我是書法家，求你們不要殺我，我就留在這裡免費給你們寫字，天天寫，每天給你們寫一幅。”姿態低入塵埃，軟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雖然拙劣，卻也是戰術的一種。

將懺悔戰術玩到極致的，上述這些人還不算。懺悔功利化，也是個官場戰術的問題，官員落馬後依舊將這套戰術用得遊刃有餘者，當屬成克傑。他在紀委環節懺悔道，“接受黨和國家的一切處理，不需要辯護”，態度誠懇，不卑不亢，豈料庭審環節，推翻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強調自己的行為只能算是工作失誤，為政治生命做最後一搏。

落馬官員在懺悔時，戰術運用不止於此，比如有的官員深度不夠、字數來湊，有的官員將責任推到“親戚朋友”，有的官員避重就輕，怪組織沒提醒……

功利分析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這是昨日媒體披露的南京原市長季建業的悔過書內容。落馬官員發表懺悔自白，季建業遠不是第一個。《法制晚報》記者從近年來的公開報導中發現，至少有53名落馬官員進行過公開懺悔。其中，近六成人回憶了自己的貪腐史，剖析個人貪腐原因。最常見的開頭是“我是農民的兒子。”有14人這樣表述。

每逢貪官落馬，在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之外，還有道例牌菜，就是寫悔過書，或聲淚俱下地向司法機關和公眾表達懺悔之意。這些人搭乘人生“過山車”直達谷底，台上威風八面，台下淚眼婆娑，對比之大，也常是坊間熱議的話題。但俗話說“嘴是兩張皮，張口不費力”，有時見到其中某些人懺悔得信手拈來，就像在背台詞，我都分不清這究竟是他們掩藏已久的真心話，還是備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貪官之所以愛懺悔，與我們積累深厚的“懺悔文化”恐怕不無關係。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經驗，從小做錯事怕家長打，怕老師罵，最好主動認錯，並積極表達悔恨。悔過不能光嚼舌頭，情緒的配合也很重要，因為一般來說，大人面對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難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靜，說明態度還不夠誠懇。而如果你挨了訓還要笑，就跟我小時候一樣，別說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錯了，還會認為你完全是在挑釁。

當然，對於貪官來說，《刑法》並沒有把悔罪作為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也就是說，你再痛徹心扉也未必能影響判決。但是，一個把自己擺得較低的姿態會影響社會評價，並有助於改善輿論環境。基於此，對於退無可退的落馬官員來說，他可能就有一種僥倖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讓辦案人員和外界有一絲惻隱之心，那就應該一試。你也看出來了，無論兒時認錯，還是落馬後悔過，本質上都是功利的。

從語詞的角度分析，懺悔者習慣以“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起頭，也透出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強調草根出身，表達的是奮鬥之不易，容易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這話的意思還包括我雖有錯，本質上還是個好人———瞧，這還是在爭取寬大處理。還有一點，拿身份作託辭相比指責制度有漏洞也更為安全。懺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於觀者不能對悔過者的真心與否冀望太高，更別奢談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台上說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網媒觀點

對貪官悔過書別太當真

我在副省長任上的前兩年工作還是很積極的，後來感到自己年齡大了，快到點了，提拔沒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訊息現象的影響，思想隨之發生了變化。”這是中紀委首次曝光省部級官員的親筆悔過書。畫面顯示，倪發科的親筆悔過書，用的是最常見的白底紅格信紙上，寫的是楷體，字型端正、一筆一畫，幾乎沒有連筆。

無論是從悔過內容還是悔過書字跡來看，倪發科的悔過書無疑都是想傳遞一個真心誠意悔過的信號。雖然對比起前不久“億元巨貪”張新華的罪不至死言論，在表象上，倪發科對自己的罪責認識顯然更加“到位”，但公眾也不必太過當真。　一來，官員五花八門的悔過書早已不新鮮。曾有人將各式各樣的官員悔過書歸納為六類，分別是聲淚俱下型、請罪求情型、引經據典型、表功型、憶苦型及避重就輕型，而每一種型號都能找到公眾耳熟能詳的人物。比如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在悔過中就直言“高鐵夢”背後的辛勞與汗水，表現出對高鐵發展成就的自豪，成了表功型的典型代表。而對這些台上高唱反腐倡廉、台下貪腐行為不止的“兩面派”官員來說，在身陷囹圄之時，無論怎么講“人生道理”，都避免不了爛透了的台詞之嫌。　二來，悔過的動機也許並沒那么純正。在常人看來，悔過代表的是思想上的回頭，或者說是在特殊場合下的一種救贖，已到了不容半點雜念的時候。但略懂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量刑時，法官會酌情考慮被告的認罪態度。如果在相應物證人證等要素都齊全時仍“死不認罪”，得到的處罰也就會相對更重，反之亦然。因此，暫且不論倪發科的省部級官員身份，僅從一個簡單的被告角色出發，就能找到些許悔過動機。　其實，對於犯罪事實，就悔過與不悔過兩種態度。而既然選擇了悔過，不管“用情多深”，也無論剖析有多么“深刻”，在法紀尺子面前都是一樣的刻度。因此，對官員的悔過書，包括法官在內的公眾都應擦亮眼睛，千萬別被某些花言巧語所蒙蔽，因為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犯罪嚴重程度，才是某些官員身上修改不了的屬性。

無法真正懺悔的貪腐官

現在見諸網路的官員懺悔錄，其實遠不止上述媒體盤點的53篇。僅僅《檢察日報》的貪官懺悔錄欄目，從2006年連載至今，已有數百篇。懺悔的濫觴，以及格式化的寫作模式，也說明懺悔的警示後人的功能，並沒有如預期般起作用。相反，它將落馬官員的功利暴露無遺。

這些動輒悔不當初、聲淚俱下的落馬官員，其實沒有學會過懺悔。在位時，他們被官場話語和思維模式所浸淫，講話靠秘書寫稿，一旦身陷囹圄，那套日常掛在嘴邊的廉政用語和思維得到了接續，但是懺悔卻得親力親為。沒有繞身的智囊，只能用標準化的模板套。

這樣的懺悔，毫無深刻可言，面向內心的追問，只能追溯到某種膚淺的東西上去。就好像劉鐵男的兒子劉德成回憶的，“小的時候每次我爸騎車帶我去奶奶家的時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說這樣近，做人要學會走捷徑”。在劉德成的懺悔中，“走上歧途”跟“從小走捷徑”關聯起來，看似有理有據，以小見大，實則毫無邏輯，懺悔到這個層面，徒有形式。

專欄作者王書亞曾這樣寫道，當奧古斯丁說到懺悔時，包含著類似法庭審判的場景。這場景有三個因素，一是有審判者，他傾聽、問責，並施恩赦免；二是場景的透明性。人可以審判人的行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第三是公開的見證。

落馬官員的懺悔，在這三個層面都存在著缺席。在審判者意義上，官員的懺悔，通常是面向黨和人民這樣的大詞，更功利者，直接面向決定他命運的組織，對組織說話，懇求組織的寬宏大量，而非對那些被權力傷害的人。中國落馬官員的懺悔里，看不到審判者的位置。

之於透明性層面，同樣如此。看看那些表功者吧，他們甚至毫不掩飾地談政績，這樣的懺悔只能審判官員的行為，官員的良心並沒有得到審判，儘管他們將信仰掛在嘴邊。至於公開的見證，在技術上確實做到了，但是徒有公開見證的懺悔，沒有審判者，沒有透明，有何意義？

在奧古斯丁那裡，“我懺悔故我在”，沒有學會懺悔的落馬官員，把它轉化為，“我懺悔故我的政治命運可能還在”，在這種功利赤裸的轉換中，我們從沒有看到良心的位置。

在這個沒有上帝的土地上，懺悔貪官與自己的和解，總是如此容易。

官員的悔過書值得一讀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使我靈魂出竅，闖下大禍；私念像脫韁的野馬拉著我奔向深淵 ”這是今日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的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悔過書內容。據稱，季建業在接受調查期間寫出了萬字悔過書，成為反腐敗的典型教材。

貪官落馬，悔過書成了反腐敗的典型教材，悔過書立意之高屋建瓴，反思之深入徹底，常令人驚嘆，從實際的功用看，它們常被落馬官員寄予厚望，希望求得司法機關輕判，而在其他人來看來，悔過書呈現貪腐官員的心路歷程，無論悔過背後的動機如何，它對於其他官員乃至整個社會都有反思和警醒意義。 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是最典型的腐敗邏輯。將權等同於利，這顯然不只是個人的看法，它更反映了當下的官場中實際情況，

從反腐敗的角度看，手中握有的權力越大，官員的作為也越大，與此同時，制約權力的成本也越高，腐敗行為更難以察覺。 權力是腐敗官員在官場中、商場中、生活中競爭的武器，那些膽大妄為的官員，他們的權威能為他們贏得聲譽，但也埋下了隱患，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旦得不到限制，權力就可能帶來腐敗。

現代社會的腐敗現象自然有著人性因素的影響，“我不貪污，當官幹啥”的思維仍然存在，只是，從趨勢看，腐敗現象的制度性、結構性特徵越來越明顯，從落馬官員悔過書中來看，不應忽視這一層背景。 因此，落馬官員的悔過書有它自身的“價值”，是對世人的警示也好，有利於反腐工作的開展也好，最終目的還是要官員們明白該如何做一位合格的黨員幹部。

貪官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這正像一句廉政格言所說的，擋不住今天的誘惑，將失去明天的幸福。顯然，從眾多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不難發現，人生蛻變過程都沒有啥兩樣：開始還能堅守貪腐防線，可一旦有了第一次“閘門”的打開，欲望的“洪水”便一瀉千里，一發不可收拾。時間長了，收錢大膽了、習慣了，而法紀也當兒戲了，最終落了個鋃鐺入獄的下場。筆者覺得，官員落馬“悔過書”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人們分析其原因，為何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淵？歸結起來，就是缺乏“對法律敬畏之心、對貪腐羞恥之心、自我反省意識、對權力的自我約束”。思想上的麻痹，導致了行為上的放縱，到後來成為金錢的俘虜。最終得到的，並不是權利和金錢帶來的“幸福”，而失去的，肯定是真正的幸福。

古人有雲，以人為鏡，可明得失。貪官的懺悔，應該成為領導幹部難得的精神財富，特別是告誡那些手握實權的“一把手”在腐敗問題上不要道貌岸然，台上講得頭頭是道，台下卻做另一套。不要把反腐敗當作手電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要引以為戒，不可重蹈覆轍。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慾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在誘惑面前，守得住清貧、穩得住心神、經得起考驗，築牢拒腐防變防線。

因此，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希望季建業的懺悔書能為後來者戒，警醒那些還抱有僥倖心理、有腐敗傾向的領導幹部懸崖勒馬、改弦更張，牢牢把握好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這個“總開關”，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待工作，自覺站在密切幹群關係、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用權處事。堅決按照習總書記“三嚴三實”要求走好為官路。同時，始終堅持以身作則、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常敲警鐘、常照鏡子、常正衣冠，慎欲、慎微、慎獨，做到上不愧黨，下不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