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

宋教仁案

宋教仁案,即宋教仁被刺殺案。1912年底在中華民國首次國會大選中國民黨獲得巨大勝利,宋教仁代表國民黨組閣,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啟程去北京,被殺手刺殺於上海火車站,22日不治身亡,其真正主謀至今尚無定論。

此案國民黨聲稱是袁世凱所為,但至今都是爭議不斷。而宋教仁在逝世前致電袁世凱,可見宋教仁不認為袁世凱是暗殺自己的兇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教仁案
  • 時間:1913.3.20
  • 地點上海火車站
  • 事件:宋教仁遭槍擊
  • 結果:至今爭議不斷
背景,遇刺經過,兇手爭議,建宋教仁墓,

背景

在1912年底中華民國的首次國會大選中,經過宋教仁和諸多國民黨員的努力,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席,占45.1%,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為 154席,只占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123席,占44.9%,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69席,占25.2%(其他均為跨黨和無黨派人士)。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他們所占的議席數已經是遠遠超過了其他政黨,即使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國民黨在競選中的勝利,使全黨一片歡騰,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他看來,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組閣的夢想即將實現,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危險正慢慢向他逼近。當宋教仁整契約盟會各大派系進行拉選時,對袁世凱的威脅也越來越大。1913年2月,宋教仁辭別母親和妻子,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說、遊歷一番後回到上海,並準備在3月20日乘火車前往北京

遇刺經過

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啟程去北京。22時45分,被殺手刺殺於上海火車站,子彈從後背射入體內,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倒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將宋教仁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急救。在醫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遺囑:
今以三事奉告:、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暫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他並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 電報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宋教仁。
宋教仁在手術後,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中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凌晨4時48分不治身死,年僅31歲。身故後,范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於上海市閘北公園

兇手爭議

有學者從民初幫會與革命黨交惡、與社會關係緊張的視角,重新闡釋這一血案:應桂馨中華國民共進會(1912年7月由青幫洪幫、公口等幫會聯合發起,成立於上海)會長,在社會轉型中角色與地位與革命黨形成落差,因而產生報復心理;宋教仁在國民黨內的實際地位和未來政治角色,決定了他不幸被選為報復對象。
從目的動機和事後反應以及革命黨的一貫作風來看,最大的嫌疑是袁世凱,他與宋教仁一向不和,宋教仁稱袁世凱為野心家。袁世凱對宋教仁的遇刺感到十分痛心說到:“國民黨內少了一位為數不多的明事理的人。”

建宋教仁墓

宋教仁在上海遇難之後,袁世凱先是依照國民黨籍臨時稽勛局局長馮自由的呈請,親筆批示“優予撫恤,並將生平勳績交國史館立傳。仍由該局查明該故總長有子幾人,派遣留學,俾資造就”。接下來,袁世凱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輩同鄉譚人鳳的請求,額外劃撥十萬元大洋的喪葬費用,用於修建宋教仁墓園。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報》刊登譚人鳳《關於宋教仁遇害後之墳墓的談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宋君為民國偉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現在有人主張將宋君遺骸歸葬麓山,我卻不贊成,不若於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曠地,先築公園,葬宋君於其地??作為我國民黨人之墳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譚人鳳的《宋園緣起暨開闢宋園收支清冊》,其中介紹說,他於1913年宋教仁遇難後,呈請政府劃撥十萬元大洋,起初購買徐家匯土地四十畝,眾人以為這裡過於狹隘難以擴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寶山縣象儀港另購一百零三畝土地,委託王一亭、龍梓修負責工程建設。在譚人鳳開列的“報銷清冊”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陳其美,借支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於挑起發動“二次革命”的記錄。陳其美等人對於宋教仁死後價值的冷血利用,堪稱極致。
二次革命”失敗後,譚人鳳逃亡日本,宋園的工程建設因此陷入停頓。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資十萬大洋、圈地一百零三畝的宋園,才在國民黨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園西側,占地約九畝。墓前石碑鐫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頂安放一腳踩惡蛇的雄鹰鵰塑。墓園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書“漁父”。坐像背面富於潛台詞銘文,為“于右任撰語康寶忠書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袁世凱政府劃撥十萬元大洋巨款,交由營葬主任譚人鳳營建宋園一事,在所能見到的所有宣傳文字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在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敘述中,卻是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懸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歷史有意或無意的誤筆,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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