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學貫中西:李善蘭傳
- 出版社：浙江人民
- 頁數：297頁
- ISBN：7213034391, 9787213034398
- 作者：楊自強
-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1日
- 開本：0開
- 品牌：浙江人民出版社
圖書目錄,文摘,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硤川歲月
出生地與出生日
出余技為詩文
左圖右史探今古
雅志托算術
第二章 天算名家
不信鴛湖甘落魄
疑義相與析(上)
疑義相與析(下)
發明尖錐術
第三章 海上異民
隻身游滬瀆
墨海書館
詩酒徜徉
浪跡嘆飄零
第四章 墨海譯事
西譯中述之模式
續《幾何原本》
《重學》
《代數學》
《代微積拾級》
《談天》
《植物學》
《奈端數理》
首創譯名
第五章 書館譯友
偉烈亞力
王張管蔣(上)
王張管蔣(下)
第六章 幕僚生涯
上策論火攻
失意蘇州城
重聘入戎幄
金陵書局
第七章 算學教習
征人同文館
考數根四法
合中西為一法
大隱不在山林
壯心不已
餘論：李善蘭其人
李善蘭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出生地與出生日
出余技為詩文
左圖右史探今古
雅志托算術
第二章 天算名家
不信鴛湖甘落魄
疑義相與析(上)
疑義相與析(下)
發明尖錐術
第三章 海上異民
隻身游滬瀆
墨海書館
詩酒徜徉
浪跡嘆飄零
第四章 墨海譯事
西譯中述之模式
續《幾何原本》
《重學》
《代數學》
《代微積拾級》
《談天》
《植物學》
《奈端數理》
首創譯名
第五章 書館譯友
偉烈亞力
王張管蔣(上)
王張管蔣(下)
第六章 幕僚生涯
上策論火攻
失意蘇州城
重聘入戎幄
金陵書局
第七章 算學教習
征人同文館
考數根四法
合中西為一法
大隱不在山林
壯心不已
餘論：李善蘭其人
李善蘭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書摘
這一段記載是很值得玩味的。
這裡的“麥先生”是指墨海書館的英國老闆麥都思，這裡的“其書”，據說是李善蘭的得意之作、代表當時中國數學界對數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對數探源》。李善蘭專門在禮拜堂前等候麥都思，可見是有備而來，對西方的生活習俗進行了一定的了解。據郭嵩燾的記載，墨海書館前面就是一個禮拜堂。麥都思布道的這個禮拜堂完全可能就是這個禮拜堂，則李善蘭在禮拜堂前結識麥都思，其用意更是昭然。李善蘭把《對數探源》展示給麥都思，顯然有毛遂自薦之意，但他問出來的話卻是：你仃J西方也有這門學問嗎?卻又像有幾分炫耀。李善蘭一面有求於麥都思，希望他能賞識自己，一面卻又放不下知識分子的架子，以表面上的自傲來掩飾內心的渴望。李善蘭的這種委曲細緻、面面俱到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式的聰明。
這實際上也是李善蘭當時的處境和心態的反映。李善蘭的獨“游滬瀆”，既有主動的追求，也有被迫的無奈。
作為中國頂尖的數學家，李善蘭清楚地知道，中國數學與西方數學的差距有多大。即就李善蘭的尖錐術而言，當時無疑是國內最為領先的，但也就相當於卡瓦列利的時代。顯然，一個一流的數學家要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的突破，就必須進入到數學研究的前沿，融入到世界數學發展的潮流中，而這，在嘉興這樣一個小城中是難於辦到的。從西學傳播的歷史來看，鴉片戰爭後，歐美傳教士將活動基地從南洋的馬六甲、新加坡、巴達維亞等漸漸轉移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而當時的上海，借著地處富庶的江浙地區、離中國中心地帶比較近的地理優勢，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開埠以來，外國人日益聚居，著名的傳教士如麥都思、雒魏林、文惠廉、偉烈亞力、美魏茶、艾約瑟、合信、施敦力約翰、叔未士、賈本德、慕維廉、高第丕、哥伯播義、楊格非等等，絡繹而來。他們在上海傳播宗教、開設學堂、開辦醫院、出版報刊，上海逐漸成為全國西學傳播的中心。有學者統計，從道光二十三年至鹹豐十年(1843—1860)，香港、廣州、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中，共出版天文、地理、數學、醫學、歷史、經濟等方面的書籍105種，其中香港23種，廣州13種，福州16種，寧波20種，上海33種，上海出版的科學書籍數量名列第一。至於墨海書館，在麥都思、偉烈亞力、艾約瑟等人的主持下，隱然成了中西文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基地，更是西方知識分子傳播現代科技的一個視窗，與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一起成為當時最大的兩個西書出版機構。
李善蘭清醒地認識到，要在學術上求得突破，就必須要深入接觸和研究西方當代數學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而言，他來到墨海書館是出於主動的追求。後來李善蘭在京師同文館的同事，著名漢學家丁韙良在談到此事時說：
聽說上海來了外國人，他(指李善蘭)前往尋求知識之光。在那裡他遇見了倫敦傳教會的偉烈亞力先生，並幫他漢譯侯失勒的《談天》(天文學)、棣么甘的《代數學》、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利馬竇譯過第一部分)、羅密士的《圓錐曲線說》與《代微積拾級》。艾約瑟博士翻譯胡威立的《重學》(力學)時也得到了李的幫助。這些書對李是一系列的啟示錄，他欣喜地發現自己置身於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
“欣喜地發現自己置身於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正是李善蘭這時候心情的寫照。
事實上，李善蘭來到上海，還有謀生這一層意義在。他在嘉興的生活狀況並不如意，這從蔣仁榮給他的詩中可以看出。當時與李善蘭齊名的大數學家，如顧觀光是名醫世家，戴煦出身官僚大家庭，夏鸞翔做過詹事府主簿的小官，項名達家裡是鹽商，中過進士，做過國子監學正。徐有壬本身就官至巡撫，即使如張文虎一介書生，也有固定的可以一做30年的“校席”。而李善蘭孤身一人在嘉興，做著坐館一類的活。從家譜看，他家裡也無人做官或從商，他的兩個弟弟心梅和心葵也在早年就去世了，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李善蘭需要一份固定的同時待遇也相當不錯的工作，來支持他專心地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簡單地說，李善蘭這時迫切的願望無非兩個：一，能接觸到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二，能讓他衣食無憂，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而墨海書館，正是這樣一個能同時滿足他這兩個願望的理想所在。
墨海書館的這些優勢，肯定不是李善蘭一個人看到了，但為何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作出像李善蘭這樣的選擇呢?這顯然是跟當時知識分子對外國人的認識有關。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於道光二十二(1842)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十月，美國和法國趁火打劫，先後與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從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比利時、瑞典等國家也都脅迫清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戰後由於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直以來以“天朝大國”、“禮儀之邦”自居的清朝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戰爭與賠款，“夷”與“夏”的先進與落後，生存與滅亡，這些尖銳對立的現實問題，無情地擺在他們面前。空前的民族危機，使知識分子深深地體會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許多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總結失敗經驗教訓，發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圖強禦侮的呼聲，形成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意識。但同時，絕大多數傳統的士大夫對仗著炮利船堅肆意欺凌中國的英美各國，還是視之為不開化的“蠻夷”，從心底里是瞧不起他們的，所謂“聞洋人之長便怒、聞洋人之短則喜”。即使迫不得已要向洋人學習“強兵富罔之術”、“尚學興藝之方”，但內心還足卜分牴觸，腦子裡還是“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等“天朝”之類的舊觀念，甚至視之為是一種有失大國身份的屈辱。
P62-65
這一段記載是很值得玩味的。
這裡的“麥先生”是指墨海書館的英國老闆麥都思，這裡的“其書”，據說是李善蘭的得意之作、代表當時中國數學界對數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對數探源》。李善蘭專門在禮拜堂前等候麥都思，可見是有備而來，對西方的生活習俗進行了一定的了解。據郭嵩燾的記載，墨海書館前面就是一個禮拜堂。麥都思布道的這個禮拜堂完全可能就是這個禮拜堂，則李善蘭在禮拜堂前結識麥都思，其用意更是昭然。李善蘭把《對數探源》展示給麥都思，顯然有毛遂自薦之意，但他問出來的話卻是：你仃J西方也有這門學問嗎?卻又像有幾分炫耀。李善蘭一面有求於麥都思，希望他能賞識自己，一面卻又放不下知識分子的架子，以表面上的自傲來掩飾內心的渴望。李善蘭的這種委曲細緻、面面俱到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式的聰明。
這實際上也是李善蘭當時的處境和心態的反映。李善蘭的獨“游滬瀆”，既有主動的追求，也有被迫的無奈。
作為中國頂尖的數學家，李善蘭清楚地知道，中國數學與西方數學的差距有多大。即就李善蘭的尖錐術而言，當時無疑是國內最為領先的，但也就相當於卡瓦列利的時代。顯然，一個一流的數學家要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的突破，就必須進入到數學研究的前沿，融入到世界數學發展的潮流中，而這，在嘉興這樣一個小城中是難於辦到的。從西學傳播的歷史來看，鴉片戰爭後，歐美傳教士將活動基地從南洋的馬六甲、新加坡、巴達維亞等漸漸轉移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而當時的上海，借著地處富庶的江浙地區、離中國中心地帶比較近的地理優勢，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開埠以來，外國人日益聚居，著名的傳教士如麥都思、雒魏林、文惠廉、偉烈亞力、美魏茶、艾約瑟、合信、施敦力約翰、叔未士、賈本德、慕維廉、高第丕、哥伯播義、楊格非等等，絡繹而來。他們在上海傳播宗教、開設學堂、開辦醫院、出版報刊，上海逐漸成為全國西學傳播的中心。有學者統計，從道光二十三年至鹹豐十年(1843—1860)，香港、廣州、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中，共出版天文、地理、數學、醫學、歷史、經濟等方面的書籍105種，其中香港23種，廣州13種，福州16種，寧波20種，上海33種，上海出版的科學書籍數量名列第一。至於墨海書館，在麥都思、偉烈亞力、艾約瑟等人的主持下，隱然成了中西文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基地，更是西方知識分子傳播現代科技的一個視窗，與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一起成為當時最大的兩個西書出版機構。
李善蘭清醒地認識到，要在學術上求得突破，就必須要深入接觸和研究西方當代數學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而言，他來到墨海書館是出於主動的追求。後來李善蘭在京師同文館的同事，著名漢學家丁韙良在談到此事時說：
聽說上海來了外國人，他(指李善蘭)前往尋求知識之光。在那裡他遇見了倫敦傳教會的偉烈亞力先生，並幫他漢譯侯失勒的《談天》(天文學)、棣么甘的《代數學》、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利馬竇譯過第一部分)、羅密士的《圓錐曲線說》與《代微積拾級》。艾約瑟博士翻譯胡威立的《重學》(力學)時也得到了李的幫助。這些書對李是一系列的啟示錄，他欣喜地發現自己置身於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
“欣喜地發現自己置身於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正是李善蘭這時候心情的寫照。
事實上，李善蘭來到上海，還有謀生這一層意義在。他在嘉興的生活狀況並不如意，這從蔣仁榮給他的詩中可以看出。當時與李善蘭齊名的大數學家，如顧觀光是名醫世家，戴煦出身官僚大家庭，夏鸞翔做過詹事府主簿的小官，項名達家裡是鹽商，中過進士，做過國子監學正。徐有壬本身就官至巡撫，即使如張文虎一介書生，也有固定的可以一做30年的“校席”。而李善蘭孤身一人在嘉興，做著坐館一類的活。從家譜看，他家裡也無人做官或從商，他的兩個弟弟心梅和心葵也在早年就去世了，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李善蘭需要一份固定的同時待遇也相當不錯的工作，來支持他專心地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簡單地說，李善蘭這時迫切的願望無非兩個：一，能接觸到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二，能讓他衣食無憂，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而墨海書館，正是這樣一個能同時滿足他這兩個願望的理想所在。
墨海書館的這些優勢，肯定不是李善蘭一個人看到了，但為何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作出像李善蘭這樣的選擇呢?這顯然是跟當時知識分子對外國人的認識有關。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於道光二十二(1842)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十月，美國和法國趁火打劫，先後與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從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比利時、瑞典等國家也都脅迫清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戰後由於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直以來以“天朝大國”、“禮儀之邦”自居的清朝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戰爭與賠款，“夷”與“夏”的先進與落後，生存與滅亡，這些尖銳對立的現實問題，無情地擺在他們面前。空前的民族危機，使知識分子深深地體會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許多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總結失敗經驗教訓，發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圖強禦侮的呼聲，形成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意識。但同時，絕大多數傳統的士大夫對仗著炮利船堅肆意欺凌中國的英美各國，還是視之為不開化的“蠻夷”，從心底里是瞧不起他們的，所謂“聞洋人之長便怒、聞洋人之短則喜”。即使迫不得已要向洋人學習“強兵富罔之術”、“尚學興藝之方”，但內心還足卜分牴觸，腦子裡還是“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等“天朝”之類的舊觀念，甚至視之為是一種有失大國身份的屈辱。
P6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