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偉，男，生於1970年9月24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夏商周考古研究和教學工作，多次參加山西晉侯墓地、陝西周原和周公廟遺址的發掘，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跡三代》、《最雅的中國——春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等專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慶偉
- 出生日期：1970年9月24日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 代表作品：《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跡三代》、《最雅的中國——春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等專著。
基本資料,學術活動,專題講座,概述,具體,
基本資料
姓名：孫慶偉
性別：男
出生日期：1970年9月24日
職稱：教授
性別：男
出生日期：1970年9月24日
職稱：教授
職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
學術活動
（如課題、會議等）多次參加晉侯墓地、周原遺址和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
九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學術秘書。
專題講座
概述
2015年11月下旬，孫慶偉教授在廣東省博物館進行了《溫其如玉——中國古代玉文化賞析》的講座，反響熱烈。孫慶偉自本科開始便執著於玉器研究，出版了多部玉器專著和圖錄，之後卻毅然轉型夏商周文化考古，追跡三代，試圖揭開中國上古史的奧秘。
近幾年，考古題材的文學與影視作品大熱，在世人看來，考古工作就如《盜墓筆記》中描繪得那般神秘而刺激，而與一個真正的考古學者面對面後，真實的考古工作卻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想像。考古並不驚險刺激，恰恰相反，它是一門“自說自話”，甚至有些枯燥的學問。在孫慶偉看來，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開口說話的“無字天書”，一個真正的考古學者肩負的是透物見人、替古人說話進而正經補史的艱巨任務。
近幾年，考古題材的文學與影視作品大熱，在世人看來，考古工作就如《盜墓筆記》中描繪得那般神秘而刺激，而與一個真正的考古學者面對面後，真實的考古工作卻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想像。考古並不驚險刺激，恰恰相反，它是一門“自說自話”，甚至有些枯燥的學問。在孫慶偉看來，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開口說話的“無字天書”，一個真正的考古學者肩負的是透物見人、替古人說話進而正經補史的艱巨任務。
具體
考古界“大牛”多是稀里糊塗入行
1988年，孫慶偉考入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之後一路保送碩士、就讀博士，並於1996年開始執教北大。
提到考古學，孫慶偉坦言自己是陰差陽錯入了行，“我考大學的時候，資訊不發達，對考古幾乎一無所知，高考又是考前填志願。當時我想讀北大的經濟或者法律專業，但分數不夠，只能接受調劑。調劑給我兩個選擇，一是北大哲學系宗教專業，一是考古專業。我當時想，宗教專業豈不是要去當和尚，所以就選了考古。”
孫慶偉笑言，其實很多考古界“大牛”都是稀里糊塗地入了這行，比如著名的考古學家鄒衡原來是學法律的，新中國成立後才改行乾考古，“學界‘大佬’年輕的時候也跟我們一樣，很懵懂，都是一不小心進的考古。”又比如另一位考古學家夏鼐也是陰差陽錯做了考古，他當年考取了去英國留學的名額，名額只有一個但只能學考古，他就給梅貽琦寫信說：我能不能明年去，我不想學考古。當時他的興趣在中外關係史，結果人家回復他明年去也可以，但今年的考試作廢，明年重新考。夏鼐後來在日記里寫：考試就像打牌一樣，這次抓了一手好牌，你能保證下一把還是好牌嗎？所以還是學考古去吧。
“一不小心”學了考古之後，孫慶偉的考古歷程走得倒是頗為紮實，他的研究也與田野發掘密不可分。大三的時候，他就去了山西天馬曲村發掘西周遺址，“當時我們覺得那裡應該就是晉國的始封地，但還沒有確鑿的證據。1992年我保送上研究生的時候，晉侯墓地發現了，我在那兒待了一年多。”在晉侯墓地發現之前，孫慶偉就對夏商周歷史比較感興趣，所以畢業論文就選了這個方向，“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西周出土墓葬玉器研究，和晉侯墓地發掘是有關的，因為那個地方出土了數量非常多的玉器，當時也需要對這些西周玉器做一個通盤的研究。”
脫離玉器研究 挑戰夏商周文化
不過，在孫慶偉之前，北大的研究生很少以器物為對象寫論文，基本上研究的是純考古學文化，所以他在博士階段也想做一個更主流的題目，“1999年我念博士，最早定的題目是《周代墓葬制度研究》，但2000年又去了晉侯墓地發掘後，我覺得在一個墓地就要把整個制度講清楚是很難的，因為晉侯墓地早期、晚期我都挖過，看到了很多難以解釋的現象，所以我就想，我親手挖的這個晉侯墓地我都說不清楚整個制度，何談去研究全國範圍內的兩周制度？所以我就把題目縮小到用玉制度上。”
孫慶偉告訴記者，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如果從物質文化遺存來講，玉文化兼具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而且延綿不絕幾千年。所以，這次他在廣東省博物館開講座，就選定了玉文化作為內容，“這樣的話，它肯定和公眾的需求有契合點。從專業的角度來講，我們要將專業研究用大眾明白的話語講出來”。因為研究玉，平時少不了有人拿玉給孫慶偉鑑定，他坦言，“假的居多，因為現在做假的東西出售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所以愛好者買到假的幾率就很大。現在老玉鑑定的難度比較大，所以收藏者偏重追求玉料、工藝。”
不過，孫慶偉博士一畢業就想脫離玉器研究，“雖然我對先秦兩漢的玉器比較了解，但漢唐以後的就不了解了，要做的話還有很多內容可以做，但我覺得再做也只是一個重複，但我不願做重複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覺得應該給自己一些挑戰。所以，後來我的方向就主要做夏商周考古了。”
著名的“鄭亳”、“西亳”之爭
作為學者，孫慶偉常常語出驚人，對考古學長期爭論的一些問題時，他的視角顯得非常獨特。此次，他到廣州，不僅在省博做了一次面向大眾的通俗玉文化講座，還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馬丁堂做了一次專業性的講座，講座內容涉及中國考古學史上的著名爭論：“鄭亳說”和“西亳說”。
1956年，河南鄭州發現一座規模極大的商代城址，稱為鄭州商城。當時主要的發掘者、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認為，這就是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在的隞都。後來考古發現在鄭州商城的西邊——偃師二里頭發現一處一萬餘平米的大型宮殿遺址，安金槐等認為此處為早商文化。1983年偃師商城被發現，不少學者更加肯定商代開國之君成湯的都邑——亳都，就在偃師，這一派觀點即為“西亳說”。
但另一位考古學家鄒衡在經過長期研究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器物以陶罐為主，而鄭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以鬲為主，所以他認為偃師二里頭應屬於夏文化，鄭州商城為亳都，這就是考古學界所說的“鄭亳說”。
圍繞這兩個說法，不同的學者展開了激烈的筆戰，這場論戰從1977年開始，至今也未有定論。但這次，孫慶偉卻提出了一些新穎、有趣的看法。他認為“西亳說”的瑕疵主要有兩處：第一它對早商文化判斷的標準是不肯定的；第二對偃師商城始建的標準也是游移不定的。而“鄭亳說”最大的軟肋就是沒有足夠的文獻支持，因為從歷史記載來看，有“南亳”、“北亳”、“西亳”的記載，而根據文獻記載，亳都應該在今天的魯西南、安徽、豫東一帶，但從來沒有出現過“鄭亳”的說法，這是鄒衡先生創立的。“戰國時期鄭州的城牆就修築在商城的上面，也就是說戰國人居住此處的時候就看到了商代留下的城牆，而西周的時候，鄭州屬於‘管’，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封在此地，西周距商代不遠，如果商代的鄭州叫‘亳’，西周人能不知道？而反過來，周王為什麼封商王子微子啟到河南商丘去？”他解釋道。
孫慶偉覺得爭辯的雙方都有自己的出發點和“執念”，“安金槐先生是歷史系出身，他在鄭州做考古工作時，最想了解的就是鄭州的歷史狀況，而歷史上鄭州附近最重要的都邑就是隞都，所以他很早就去滎陽一帶做考古調查。當時根據唐代《括地誌》的記載隞都在滎陽，但他在滎陽沒有見到。1956年，鄭州商城發現，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原來文獻記錯了，隞都是在滎陽的東南，所以安先生心中是有隞都情結的，這個隞都情結出自於他接受的學術訓練。因為這個隞都情結，安金槐認定了鄭州商城是隞都，所以一定要把二里崗定為商代中期文化。”而孫慶偉認為，鄒衡則是從考古文化面貌的差異上提出了“鄭亳說”，一言以蔽之，“安金槐是以城來定文化，鄒衡是以文化來定城”。
升華材料讓考古變得更好玩
爭論歸爭論，孫慶偉卻對老一輩的考古學家們充滿了敬意。他告訴記者，鄒衡先生1952年在鄭州，那時鄭州發掘的領隊是裴文中先生，他是做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鄒衡就自己從他排列骨頭的過程中總結出陶器的類型學分析方法，28歲就在考古學最重要的期刊《考古學報》上發表了文章。
“每一代學者都有自己的特點，但我覺得大師級的人物真的很難超越、很難企及。比如鄒衡先生，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常說一定要用功，用功不是一天努力，不是一年努力，而是一輩子努力。那個時候年輕，我沒有很深刻的體會，現在年紀大了，我才體會到鄒先生確實是那么做的，而且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因為社會上真的有很多誘惑，你都要放下。”
就目前來說，中國考古學常常給人一種“自說自話”的感覺，業內出版的考古報告描述的一堆遺存遺物，也常常讓大眾讀不懂，孫慶偉認為如何“透物見人”是考古面臨的一個終極命題甚至難題，“我們看到的只是‘物’，但我們自己，包括社會民眾要的不是物，他們要的是活生生的歷史。所以考古學面臨著怎么把考古材料轉換成史料的問題。我們現在很多研究就是把這箇中間環節給省略了，以為把考古材料放上去那就是史料，但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提升、升華。”
作為學者，孫慶偉常常語出驚人，對考古學長期爭論的一些問題時，他的視角顯得非常獨特。此次，他到廣州，不僅在省博做了一次面向大眾的通俗玉文化講座，還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馬丁堂做了一次專業性的講座，講座內容涉及中國考古學史上的著名爭論：“鄭亳說”和“西亳說”。
1956年，河南鄭州發現一座規模極大的商代城址，稱為鄭州商城。當時主要的發掘者、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認為，這就是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在的隞都。後來考古發現在鄭州商城的西邊——偃師二里頭發現一處一萬餘平米的大型宮殿遺址，安金槐等認為此處為早商文化。1983年偃師商城被發現，不少學者更加肯定商代開國之君成湯的都邑——亳都，就在偃師，這一派觀點即為“西亳說”。
但另一位考古學家鄒衡在經過長期研究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器物以陶罐為主，而鄭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以鬲為主，所以他認為偃師二里頭應屬於夏文化，鄭州商城為亳都，這就是考古學界所說的“鄭亳說”。
圍繞這兩個說法，不同的學者展開了激烈的筆戰，這場論戰從1977年開始，至今也未有定論。但這次，孫慶偉卻提出了一些新穎、有趣的看法。他認為“西亳說”的瑕疵主要有兩處：第一它對早商文化判斷的標準是不肯定的；第二對偃師商城始建的標準也是游移不定的。而“鄭亳說”最大的軟肋就是沒有足夠的文獻支持，因為從歷史記載來看，有“南亳”、“北亳”、“西亳”的記載，而根據文獻記載，亳都應該在今天的魯西南、安徽、豫東一帶，但從來沒有出現過“鄭亳”的說法，這是鄒衡先生創立的。“戰國時期鄭州的城牆就修築在商城的上面，也就是說戰國人居住此處的時候就看到了商代留下的城牆，而西周的時候，鄭州屬於‘管’，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封在此地，西周距商代不遠，如果商代的鄭州叫‘亳’，西周人能不知道？而反過來，周王為什麼封商王子微子啟到河南商丘去？”他解釋道。
孫慶偉覺得爭辯的雙方都有自己的出發點和“執念”，“安金槐先生是歷史系出身，他在鄭州做考古工作時，最想了解的就是鄭州的歷史狀況，而歷史上鄭州附近最重要的都邑就是隞都，所以他很早就去滎陽一帶做考古調查。當時根據唐代《括地誌》的記載隞都在滎陽，但他在滎陽沒有見到。1956年，鄭州商城發現，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原來文獻記錯了，隞都是在滎陽的東南，所以安先生心中是有隞都情結的，這個隞都情結出自於他接受的學術訓練。因為這個隞都情結，安金槐認定了鄭州商城是隞都，所以一定要把二里崗定為商代中期文化。”而孫慶偉認為，鄒衡則是從考古文化面貌的差異上提出了“鄭亳說”，一言以蔽之，“安金槐是以城來定文化，鄒衡是以文化來定城”。
升華材料讓考古變得更好玩
爭論歸爭論，孫慶偉卻對老一輩的考古學家們充滿了敬意。他告訴記者，鄒衡先生1952年在鄭州，那時鄭州發掘的領隊是裴文中先生，他是做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鄒衡就自己從他排列骨頭的過程中總結出陶器的類型學分析方法，28歲就在考古學最重要的期刊《考古學報》上發表了文章。
“每一代學者都有自己的特點，但我覺得大師級的人物真的很難超越、很難企及。比如鄒衡先生，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常說一定要用功，用功不是一天努力，不是一年努力，而是一輩子努力。那個時候年輕，我沒有很深刻的體會，現在年紀大了，我才體會到鄒先生確實是那么做的，而且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因為社會上真的有很多誘惑，你都要放下。”
就目前來說，中國考古學常常給人一種“自說自話”的感覺，業內出版的考古報告描述的一堆遺存遺物，也常常讓大眾讀不懂，孫慶偉認為如何“透物見人”是考古面臨的一個終極命題甚至難題，“我們看到的只是‘物’，但我們自己，包括社會民眾要的不是物，他們要的是活生生的歷史。所以考古學面臨著怎么把考古材料轉換成史料的問題。我們現在很多研究就是把這箇中間環節給省略了，以為把考古材料放上去那就是史料，但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提升、升華。”
不過，孫慶偉認為已經有不少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比如許宏先生，他寫了《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這兩本書的基礎都是很堅實的考古學基礎，但他能讓越來越多的人讀懂了，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轉變，就是建立在他對考古學材料理解的基礎上的。所以，作為一個學者，他首先要真正理解考古材料，更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問題導向。比如許宏的這兩本書都是圍繞早期夏文化的產生及它產生的機制，圍繞‘中國的出現’這個問題來闡述，有很明確的問題導向，這樣的話，他就能夠把材料有機地組合起來，把它用起來，考古材料也才能變成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