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少年向學,著書坎坷,四次獻書,含恨而終,主要影響,學術成就,多個首創,歷史評價,宋元時期,明清近現代,軼事典故,求書八法,月華的化身,智斗鯉魚精,日讀萬卷書,朱熹訪鄭樵,延壽橋毀書,人際關係,主要作品,著作,詩文,後世紀念,鄭樵墓,鄭樵遺蹟,鄭樵紀念館,後世研究,史料索引,研究論著,相關爭議,
人物生平
少年向學
約
崇寧三年(1104年),鄭樵出生在一個書香之家。由於先輩是當過小官的讀書人,鄭樵從小就受到較好的親職教育,而其讀書資質異於常人,能說話便想讀書,三歲開始識字,六歲能日誦萬言,七歲能援筆作文,九歲能通《五經》,有“神童”的美譽。
《江蘇常州鄭氏宗譜》(宣統年間修)中的鄭樵像宣和元年(1119年),鄭樵父親鄭國器在從太學回家,途經蘇州時病逝,年僅十六歲的鄭樵冒著酷暑徒步趕往蘇州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歸葬於莆田越王峰,並在父親墓側築草廬守孝兼讀書,並立下畢生讀書治學的遠大抱負。由於家道中落加上父親新逝,鄭樵的生活過得很清貧。為了克服家貧無書讀的困難,他背上行囊,四處向藏書人家借讀,長年累月如此。
約在宣和六年(1124年),鄭樵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建起南峰書堂,與弟弟一起讀書其中。次年(1125年),鄭樵將書房遷至夾漈山的薌林寺。
著書坎坷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受到金兵侵犯,鄭樵和從兄
鄭厚接連兩次聯名向樞密院事
宇文虛中上書,陳述二人的抗金的意志和才能,雖然得到宇文虛中的賞識,但由於當權者畏敵如虎、無所作為而未得償所願。鄭樵由此看透了仕途,決心放棄科考應試而以布衣身份為國家寫一部集天下書為一體的著作。
紹興二年(1132年),鄭樵在薌林寺旁築修史堂,以作為修史著書之地,並把自己的學問加以分門別類,然後依類著述新書,準備進呈朝廷,以此求得朝廷對他修撰《通史》的支持。
鄭樵坐像 紹興八年(1138年),鄭樵在《
寄方禮部書》中明確向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願望。這時,鄭樵得到抗金派宰相
趙鼎、
張浚等人的賞識而被推薦給宋高宗。但由於
秦檜當權,趙鼎等人很快被排斥迫害。自此,在秦檜當權的16年時間中,朝廷曾接連三次下禁令嚴禁私人修史,違者以“擅修國史”罪論處,增加了鄭樵著《通志》的難度。
四次獻書
紹興十六年(1146年)五月,鄭樵首次到京獻書,後於紹興十七年(1147年)初還鄉。不久,鄭樵胞弟鄭槱、幼子鄭惕和妻子陳氏相繼逝世。
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一月,鄭樵忍受著精神上的沉重打擊,背起新著的140卷書徒步千里到杭州欲獻給朝廷,這是鄭樵第二次到京獻書。但一開始鄭樵沒有見到宋高宗,也得不到朝廷準許他續著的公文,數月後所獻之書才得以“詔藏秘府”。
紹興十九年(1149年)春季,鄭樵歸還,之後把書房搬遷到夾漈山主峰側的高山
虛谷中,並在夾漈草堂中開始著述《通志》。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鄭樵寫出《通志》初稿,全書共200卷、600多萬字。由於
王綸、
賀允中、
汪應辰等人舉薦,鄭樵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對。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鄭樵應高宗召對,這是鄭樵第三次入京獻書。鄭樵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成。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於五季,通為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摭其要覽十二篇曰《修史大例》先上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鄭樵請求回歸山林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獻給朝廷,於是說:“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終愛山林,還請陛下體諒。”宋高宗下旨授鄭樵為右迪功郎,主管尚書省禮、兵部架閣文字,鄭樵竭力請求回到山林繼續著書,後因御史
葉義問彈劾而以監潭州南嶽廟的祠官回夾漈山抄正《通志》。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鄭樵帶著200卷、近700萬字的《通志》,步行兩千里來到臨安,進《上殿通志表》,這是鄭樵第四次獻書。恰好宋高宗前往建康,鄭樵無緣得見,只得一道詔書,升他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並允許他入秘書省翻閱書籍。不久,鄭樵又遭受諫官彈劾,雖未受到貶官,卻被禁止到三館翻閱圖書,鄭樵因此悲憤難忍,因而病倒。
含恨而終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春季,
宋高宗自建康回臨安,想起鄭樵獻書之事,於是下詔命鄭樵進呈《通志》。大概在詔旨下達的當天,鄭樵因積勞成疾而在臨安與世長辭,享年約五十九歲。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存世的有其好友
曹勛創作的《
祭鄭編修漁仲文》)。
主要影響
學術成就
鄭樵的學術思想主要是“會通”、“求是”和“創新”。“會通”表現為他主張修史要據“
仲尼、
司馬遷會通之法”,不贊成編寫“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斷代史;“求是”和“創新”則表現為他重視實踐的經驗,反對“空言著書”,認為有許多東西是從書本中得不到的,要通過實踐才能得到。
史學成就
①其史學以“會通”為極致,是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家風的繼續。
②有意在《通鑑》政治史、《通典》制度史之外,向學術專史和百科全書這一方向發展的。
③從社會文化發展史的角度把六書、七音單獨提出來作為重要研究對象,並著《六書略》、《七音略》,為語言文字史研究提供借鑑。
④把星數、五行和醫方等獨立出來,各自成為自然科學的重要一支,客觀上促進了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重視,擴大了史學研究範圍。
⑤其《氏族略》在《左傳》五例之外歸納出三十二類,同時還從中得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和“男之稱氏,所以別貴賤;女之稱姓,所以別婚姻”兩條姓氏學的基本原理。
天文地理
在天文學上,鄭樵在科學不甚發達之時主張按圖觀測,使人知天,以行四時,一掃偽《星經》及所謂《鬼料竅》之訛;地理學上,在其特重川源和分水嶺的觀點比較接近科學,饒有實踐意義的。
目錄校讎
《通志》二十略中的《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和《金石略》是鄭樵研究目錄學理論和實踐的總結。其中《校讎略》評述了歷代各家目錄,總結了自劉向、劉歆以後千餘年目錄學的實踐工作,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觀點:①在目錄的著錄方法和範圍上,指出不能“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應將書、圖兼書,通錄古今,不應遺漏亡佚之書,以便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②在圖書分類理論上提出“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若無部伍之法,何以得書之紀”,“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③在解題和編目上,認為“書應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即使對應釋之書,也不能泛泛而談,提出了“泛釋無義”的原則;提倡編次目錄要著錄全面,一書中如有多種學科,應分別標出名目,編次應分先後。這些從理論的高度闡明了類例可以剖析學術源流的思想,為清代目錄學家
章學誠著《
校讎通義》把古典目錄學研究推向高潮打下堅實基礎。
動植物學
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鄭樵提出了一套接近於現代研究動植物方法的動植物研究方法:①重視動植物的“釋名”和“識名”;②主張深入實地觀察和採訪;③主張書本理論與田野實踐相結合;④明確圖譜對動植物研究的重要作用;⑤重視前人經驗,但不盲從。
多個首創
鄭樵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多個第一:①第一個想建設科學;②第一個以山林窮儒身份依靠自己成為名垂千古的偉大史學家;③第一個提倡知識分子要向勞動人民學習;④第一個發出“《詩》、《書》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號召;⑤第一個強調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學習儒家經典一樣重要;⑥第一個倡議建立翻譯學,吸收外來先進文化和傳播中華文明;等。
歷史評價
宋元時期
南宋
周必大: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辛巳親征錄》)
南宋
陸游:予紹興庚辰(1160年)、辛巳(1161年)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識博古,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亦不樂雲。(《
渭南文集》)
南宋
曹勛:博學醇德,名冠閩川。早持文柄,鄉社曰賢。士薦於上,白衣登天。一言悟主,得君為尊,撮史成編。開卷百世,褒貶燦然。鳳騰鯊舉,圭方壁圓。鹹謂茲書,《通鑑》後先。(《
祭鄭編修漁仲文》)
南宋
陳俊卿:帝嘗招此老,天未喪斯文。(《題夾漈草堂》)
南宋
陳振孫:①樵之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避。②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③譏詆前人,高自稱許。(《
直齋書錄解題》)
元代
脫脫等:①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②好為考證倫類之學,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宋史》)
明清近現代
明代
黃仲昭:博學強識,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過目不忘。(《
八閩通志》)
明代
柯維騏: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其“切切於仕進”,蓋弗察也。(《
宋史新編》)
清代嚴光漢:後學不聞通志略,樵夫已識讀書巔。(《夾漈草堂》)
清代
丁丙:獨以博洽著稱,傲睨一世,縱論秦漢以來著述家,鮮有當其意者。(《
善本書室藏書志》)
近代史學家
梁啓超:①宋鄭樵生左
(左丘明)、馬
(司馬遷)千歲之後,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志》,可謂豪傑之士也,其《自序》抨擊班固以下斷代之弊,語語皆中竅要。清章學誠益助樵張目。嘗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日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於史裁。”(《文史通義·釋通篇》)其所以推獎者至矣。吾儕固深贊鄭
(鄭樵)、章
(章學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於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志》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見其有何等價值。意者仍所謂“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耶?樵雖抱宏願,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敗,宜也。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②批評史書者,質言之,則所評即為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中國歷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近代文學家
魯迅:漁仲、亭林諸公,我以為今人已無從企及,此時代不同,環境所致,亦無可奈何。(《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
近現代歷史學家
顧頡剛:①鄭樵是中國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極高的熱誠, 極銳的眼光, 極廣的志願去從事學問。在謹守典型又欠缺徵實觀念的中國學界,真是突出異樣的人物。因為他特出異樣,所以激起了無數的反響。有說他武斷的,有說他杜撰的,有說他迂僻的,有說他博而要的,有說他疏漏草率的,有說他獨切切於仕進的。大家沒有曉得他的真性情,真學問,隨便和他加上幾個惡名。從他的當世,直到清代的中葉,他一向擔負了不良的聲望。雖也有少數人說他在名物上是極精核的,但他的學問的全體到底是那
(即“哪”)一般的樣子,依然未能知道。雖有《通志》放在“三通”之內,但大家的眼光只看為“三通”里最壞的一部。自從章學誠出來,辨明著述與纂輯不是同等的事業,又做了《申鄭》,《答客問》諸篇,把他的真學問,真力量暢盡的說了,於是他的地位方才漸漸有提高的樣子。②社會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對他,但他在很艱苦的境界裡已經把自己的天才儘量發展了!我們現在看著他,只覺得一團飽滿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鄭樵傳》)
現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呂振羽:史通莆鄭著新編,門類略析脈絡全。食貨藝文顛主次,古今通變敘禪緣。敢提疑偽同知己,忍摭傳聞近史遷。未若船山闡理勢,廣搜博引仰莆田。(《
詠史詩八首·鄭樵〈通志〉》)
軼事典故
求書八法
鄭樵對採訪購求圖書頗有心得,曾總結出訪求圖書有八法,世稱“求書八法”,分別是:①即類以求;②旁類以求;③因地以求;④因家以求;⑤求之公;⑥求之私;⑦因人求;⑦因代以求。
月華的化身
據廣業里祖輩相傳,興化軍興化縣的薌林山上有一處仙人岩,上面長著月華化身而成的野橘,誰吃了它,便能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但在宋代以前沒有人吃到過。
宋朝時,薌林山麓下的下溪村有個叫鄭國器的教書先生。他家境平常,但他妻子很賢惠,把家務料理得很妥當,不用他操心。
有一天,鄭國器照常去教書,他妻子把家務料理妥當後便提著扁擔、柴刀到薌林山砍柴。她沿著羊腸般的山路一邊砍一邊走,由於柴木稀少,她走了好遠還砍不到一擔。於是她開始找柴木,直到柴木繁多的仙人岩。在這裡,她很快便砍滿了一擔。準備下山時,她猛然想起父老相傳的仙人岩野橘的故事,便仔細地四處尋覓。找了一會,她在一處灌木叢中找到了一株橘樹,樹上長得一串串寶珠般的小紅橘。她於是高興地摘下兩顆,並吃了其中的一個,吃完後渾身是勁。奇怪的是,她摘了野橘後樹上其他的小紅橘便掉到地上,然後消失了。而她在挑柴下山以後不久便有了身孕,之後生下一個男孩,鄭國器給他取名鄭樵。所以人們都說鄭樵便是月華的化身,而鄭樵小時候身上佩戴的珍珠,便是他母親摘下的另一顆野橘。
(註:此故事由廣業里62歲的老人柯堵生於1963年口述,由廈門大學鄭樵歷史調查組的
楊國楨記錄,載《海濤集》。《閩書》載有鄭樵與野橘的傳說,原文為:“仙人岩上有野橘,其實無時,得者瑞之。鄭厚、鄭樵得之,厚試魁南宮,樵以草澤召。”) 智斗鯉魚精
據說,鄭樵在夾漈山上蓋了三間草堂,他開始在草堂讀書時,山中的烏龍潭出了一個鯉魚精。這妖精看到草堂上早晚浮現一片瑞雲,知道鄭樵非比凡人。她經過打探後才知道鄭樵身上的小紅橘是靈物,凡人戴在身上能避邪,她吃了能增進修為,甚至直接升天成仙,於是她打定主意要吃到那顆小紅橘。
於是,在一天夜裡,她搖身變成一個絕色美女,悄悄進了鄭樵的草堂。這時鄭樵正對著一檠孤燈埋頭苦讀。鯉魚精便招來陰風吹動燈火,想以此來引起鄭樵的注意。看到燈火閃閃欲滅,鄭樵以為窗戶未閉,便站了起來想關窗,卻突然見一個女子出現在他的書房裡,不由得大吃一驚。這女子不等鄭樵問話便自道來歷,說她家在溪東,母親病得很重,聽人說這裡的仙人岩上的一種小紅橘能治好母親的病,於是來這裡尋找,但因為從沒來過便迷了路,不僅沒找到小紅橘,還忘了山的路,見這裡有燈光,才冒昧問路的。鄭樵雖覺得事有蹊蹺,但還是把下山的路給她指清楚。
鄭樵說完後,只見那女子淚眼汪汪地向他跪了下來,那女子求鄭樵將身上佩著的母親給他的小紅橘給她救治母親。鄭樵連忙將她扶起,正想交出小紅橘時想起母親說過,這小紅橘就是他的命,不能給人。這女子即哭又鬧,但鄭樵要扶她起來時,她有些畏懼地拒絕了鄭樵而自己站了起來,鄭樵有些猶豫。鄭樵在猶豫時看到了女子身上光芒異樣的寶珠,心中恍然大悟:這女子不是人,而且怕自己身上的小紅橘。他於是靈機一動,和氣地要借姑娘身上的寶珠看看。女子以為鄭樵不知道這是她精修道千年的結晶,為得到小紅橘便給鄭樵一看。不料,鄭樵拿到寶珠後便一口吞進肚裡了,這女子頓時倒地,像魚一樣扭動著身體往烏龍潭趕。第二天,烏龍潭裡浮起了一條尺來長的死鯉魚。
日讀萬卷書
鄭樵很早便發憤要讀盡天下的書,但沒過多久家裡的書就被他讀完了,於是他便到興化軍治莆田城裡借書看。當時的莆田是全國有名的藏書的地方,方家、林家、吳家都有藏書樓。鄭樵到這些藏書家裡請求借閱圖書,不多久,城裡的書他都看遍了。這時,他聽人說,城外延壽橋頭有一個“萬卷樓”,藏書很是豐富。主人姓方,極喜人家登門借閱圖書,不過不能借走,所以,許多人都自帶糧食,到“萬卷樓”讀書。
鄭樵聽人說了以後,就決計到“萬卷樓”讀書。他足足帶了三天的糧食,徒步走到延壽橋頭方家。主人知道鄭樵的來意,便好好地招待了他一番。
第二天,鄭樵吩咐把書搬到延壽橋頭來。只見他把一本本書排在橋板上,讓風翻動。就這樣一頁又一頁,一本又一本,不到一天工夫,鄭樵便說把萬卷書讀完了。主人感到很奇怪,疑心鄭樵欺騙他。鄭樵說:“我不但看完你的書,還把書上的毛病,用指甲做下記號。”主人不信,翻開幾本書查看查看,果然都有指甲劃下的記號,不得不甘拜下風。
(註:此故事由廣業里63歲的老人鄭國治於1963年口述,由廈門大學鄭樵歷史調查組的楊國楨記錄,載《海濤集》。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說自己“嘗見鄉人方氏望壺樓書籍頗多,問其家乃云:先人守無為軍,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盡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這個方氏望壺樓就是延壽橋旁白杜村
方略的“萬卷樓”。《興化府莆田縣誌》方略傳云:“宦達後,所至專訪文集,民間有奇書,必揭金帛求之,家藏至一千二百笥,作萬卷樓儲之。”方略的從弟方翥(次雲)是鄭樵的好友,故鄭樵到方略家借閱圖書是可能的。) 朱熹訪鄭樵
據說,朱熹要到閩南去做官的時候,路上經過興化軍。這一天,他到了萩蘆江口,只見山勢磅砣,龍獅對峙,心想:“龍獅守江口,江上必有聖人!”於是停了下來,定睛一看,又見萩蘆江水滔滔流向大海,現出一條明明白白的澄清界,久久不和海水相混。這讓朱熹嘉疑上加疑,便決定溯江尋聖人。於是朱熹搭了小船,沿江北上,一天,他來到保園(陽) 嶺下,突然看到烏山下的溪底里浮起了一個石印。朱熹喜出望外,連叫停船,心想:“印浮水面,這裡一定有聖人!”
朱熹接著便到溪邊的村子訪問。只見山巒秀美,土地平坦。又見兩塊魚肚石,猶如朝天騰躍之勢;七塊小土墩,仿佛是七星墜地。正是:“地靈雙鯉躍,廟乳七星輝。”確為出聖人的所在。之後,朱熹找到了一個村民打聽過後才知道這裡是興化縣廣業里下溪村,這裡有一個叫鄭樵狂生,自號溪西先生,此時正在對面的夾漈山上結廬隱居,朱熹知道鄭樵應該就是聖人了,於是打算去拜訪。再次打聽後知道這裡到夾漈山上還有十多里的山路。朱熹有些猶豫,思索了一翻後還是決定到夾漈山上去。
朱熹在溪西借住一宿,第二天一早便上路。過了山澗,爬過山巔,好不容易才登上夾漈山。只見山峰頂處,展現一片小盆地,三間草堂隱在樹林裡。他忘了疲倦,兩步作一步地走了過去。
鄭樵一見來了貴客,不敢怠慢,趕忙準備接待一番。只見他恭恭敬敬地端出一盤生薑和食鹽,自言為‘山珍海味’。朱熹本來莫名其妙,以為鄭樵傲慢,但一看草堂的環境便明白了鄭樵的處境,對鄭樵的刻苦鑽研越發敬佩起來,這一頓飯吃起來便覺得特別有滋味。
吃過飯後,兩人不由得扯起他們的志趣,談論古今,不覺太陽已經偏西了。朱熹看時間不早,便告辭下山。鄭樵送到門口,兩手深揖,目送朱熹下山。朱熹的影子已經被山遮住了,鄭樵還深揖不動,估計朱熹已經過了澳柄嶺,才回到草堂里去。
(註:此故事由廣業里人鄭國治、楊子實於1963年口述,由廈門大學鄭樵歷史調查組的楊國楨記錄,載《海濤集》。陳宓《朱文公祠堂記》云:“莆雖最爾邑,昔稱土鄉,先生初仕於泉,及淳照間,凡三至焉。”據方翥傳,朱熹第二次來莆田時方翥和林光朝都已去世,林光朝逝於1178年,當時鄭樵已過世,據此,朱熹只可能第一次過莆田時會見過鄭樵。)
延壽橋毀書
鄭樵和朱熹都寫了一本《四書注》,相約在某年正月一同到臨安(杭州)獻書。朱嘉知道鄭樵學問淵博,怕自己的書不被朝廷採用,便不守約而提早一個月到臨安獻書。宋高宗看了朱熹的《四書注》,便御筆命令刻印,頒行全國。鄭樵對此並不知情,所以依約到臨安去獻書。受高宗翻了翻鄭樵的《四書注》,確實比朱嘉注本好。不過,他已經御令頒行朱熹的《四書注》,便不能再要鄭樵注本了。於是,宋高宗便對鄭樵說道:“朕閱爾書,內容深奧,不如朱熹所注簡明扼要。”說完便把書擲還給他。
鄭樵一看自己幾年心血,宋高宗沒有認真翻一翻就不採用,心裡很是氣憤,於是一氣之下便把自己寫的書都沉到延壽橋底下去。所以,鄭樵寫的書除官府推薦刻印通行的以外都失傳了。
(註:此故事由廣業里人楊子實於1963年口述,由廈門大學鄭樵歷史調查組的楊國楨記錄,載《海濤集》。)
人際關係
親屬成員
(表格參考資料:)
主要作品
著作
據統計,鄭樵一生的著述計有98種(包括單篇),其中註明篇數、卷數的有56種,計603卷、456篇,另外35種未註明卷數,除去一些重複的作品,其著作應有千卷之多,與其自謂的“山林三十年,著書千餘卷”基本吻合,但這些著作大部分已佚亡,今存《
通志》、《
夾漈遺稿》、《
爾雅注》和《
詩辨妄》等數種。
卷帙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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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冊127篇,可能是《詩辨妄》中的序或《詩辯妄》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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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作3卷,《文獻通考》作1卷,可能即《通志· 六書略》中的《論華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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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卷,可能即《圖譜志》,亦即《通志·圖譜略》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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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卷,《宋史·藝文志》作《系聲樂譜》,此處據《獻皇帝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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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有7卷本和3卷本,據考證,《鄉飲禮》3卷本、《鄉飲駁議》和《鄉飲禮圖》合為7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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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無載
| 著作及備註 | 著作及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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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源委圖》,一作《百川原委圖》,此處據《 獻皇帝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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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經序略》,一作《諸經略》,一作《諸經序》,可能即《通志·藝文略·經部》初稿。 |
(兩表參考資料:)
詩文
(表格內容來源:《鄭樵研究》)
| 《夾漈遺稿》未收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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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鹹豐十一年(1861年)刻印樵月齋《鄭氏宗譜》(調字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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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容來源:《鄭樵研究》)
後世紀念
鄭樵墓
鄭樵墓,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白沙鎮白沙村尖尾山麓。鄭樵卒後原葬於福建省莆田市越王山麓。乾道三年(1167年),陳俊卿遷到現址,1985年重修。墓坐北朝南,外觀呈“風”字形,石、三合土結構,龜狀墳丘,後壁正中墓碑刻文“宋樞密院編修夾漈鄭先生之墓,嘉慶歲舍丁丑陽春穀旦重修”,有磚與三合土築的長方形供台。墓東300米處有木構的四方形神道碑亭,內豎乾道二年(1166年)立神道碑,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興化府俞恆潤、莆田縣知事王廷葵重立神道碑;碑亭右壁嵌嘉慶時重修墓碑亭記一方。1985年10月,鄭樵墓被福建省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鄭樵遺蹟
鄭樵故宅遺址與廣業書院
鄭樵故宅遺址,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白沙鎮廣山村(霞溪村)。面積約七、八百平方米,1963年時只剩下殘桓斷壁,成為放牛牧羊的青草地。當地老人傳說宅前原有九口井,1963年時只剩兩口井,可能即《福建興化縣誌》中所說的“日月井”。
廣業書院,後人為紀念鄭樵而在鄭樵故宅遺址右邊興建的書院。廳堂左壁嵌一塊“清道光重修廣業書院碑記”,碑長0.94米、寬0.50米,碑文系楷書陰刻,共有26行字,說明興建書院的原因和目的,還記載了書院“創建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抗日戰爭期間,哲理中學曾遷駐此地教學。1972年,院舍被全部拆除他用。2003年,涵江區白沙鎮廣山村村民集資31萬元重建。2011年,涵江區白沙鎮廣山村成立了重建廣業書院董事會,將原“六柱廳”原址原樣改建為鄭樵故里紀念館,亦名廣業書院。
溪東草堂與二鄭祠
溪東草堂,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新縣鎮夾漈村溪東自然村。原是鄭樵從兄鄭厚故宅,鄭樵童年時讀書於此。二人成名後,世號“二鄭”,後人為紀念二人而改溪東草堂為“二鄭祠”。
南峰書堂與夾漈祠
南峰書堂,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莊邊鎮前埔村南峰山麓。宣和六年(1124年),鄭樵和鄭厚在南峰山西麓建草堂讀書,故名。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附近的南峰寺毀於火災,南峰書堂於是被改建為南峰寺。現有重建的主殿和後殿,並新題“南峰書堂”門匾,開闢鄭樵紀念館。
後殿右側有夾漈祠,為紀念鄭樵讀書的地方。祠寬5.8米,深約10米,祠中存許多鄭氏
木主,其中一對高0.8米、寬0.18米的木主上書“宋樞密院編修浹漈鄭公神主”及“宋湘鄉縣知縣溪東鄭公神主”,祠的右前方有一廳堂,廳堂中間有一衣冠小塑像,高約0.5米,可能是鄭樵塑像。
夾漈草堂等
夾漈草堂,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新縣鎮䂬溪村境內的夾漈山上。夾漈草堂原是鄭樵讀書和著述的地方。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興化軍知軍鐘離松把草屋改建為瓦房,題額“夾漈草堂”,供後人瞻仰。南宋參知政事
龔茂良、侍郎
徐林、侍郎
林光朝、文學家
劉克莊都曾慕仰而登訪,賦詩憑弔。劉克莊憑弔時,夾漈草堂已經荒廢殆盡。明代萬曆年間,莆田旅遊家林登名登夾漈山尋訪夾漈草堂時,所見的也是頹垣廢址。後人在夾漈草堂故址上修建了尼姑庵,庵是清人重修的,庵內廳堂正中壁上供奉的神位有漁仲先生(即鄭樵)等。
尼姑庵後有新修的夾漈草堂。民國十五年(1926年)重建。1997年,莆田市人民政府、莆田縣人民政府撥款重修並於後山立鄭樵石像。2018年9月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新修的夾漈草堂名列其中,屬於“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新修的夾漈草堂坐北朝南,二進廊院式建築,通面闊18.9米,通面深21.5米,占地面積406平方米,中軸線上依次為前殿、天井、主殿。前殿歇山頂,主殿面闊五間,進深十一檁,硬山頂,木石結構。天井兩側為側室,面闊三間,二層,主殿左側為“紫竹亭”。
夾漈二十四景
新修的夾漈草堂附近有許多鄭樵的遺蹟,有“夾漈二十四景”之稱,如下馬石、出米石、搖籃石、搬柴坑、烏紗石、放生池、石龜石蛇、東山採藥、曲水流觴等。
下馬石,在登山路上。相傳是朱熹拜訪鄭樵時下馬步行的起點。
出米石,在新修的夾漈草堂西側200米處。傳說,鄭樵刻苦著書的精神感動了神仙,呂洞賓下凡在石上挖兩個洞,一洞出米,一洞出鹽,兩洞出的鹽米僅供師徒兩人食用。後來書童把洞挖大,結果洞中飛出兩隻白鳥,從此就不再有鹽米流出。
觀星石,一作占星石,在新修的夾漈草堂西側100米的小山上,四邊形,高2.47米,對角一邊2米,另一邊0.92米,可能是鄭樵觀察星象用的石頭。
曝書石,一作曬書石,在新修的夾漈草堂前約100米的小山坡上,長60米,寬35米,相傳鄭樵每年都要把書拿到這塊石上曬太陽,以防霉變。
薌林寺,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新縣鎮薌林村薌林山上。建在山腰的一塊盆地邊緣,坐東北向西南,群山環繞,由主寺和寺左邊的邊房構成。主寺包括正殿和左右4間偏房(除去右邊已傾圮的前後兩間偏房),於同治七年(1868年)修葺過,寺門上懸有大書“薌林寺”的橫匾一個。正殿寬9.5米,深長8.5米,內有許多佛像,以及鄭樵的坐像。(像高約1米,兩旁佇立著兩位侍者,侍者手裡各捧一捲圖冊。)寺左邊的邊房有20間,面積都很小。
修史堂,在薌林寺旁(有的人將薌林寺與混為一談),具體所在不詳。修史堂由鄭樵和鄭厚倡修,是二人讀書、論道、講學之處,可能初名“薌林草堂”,後因是鄭樵著述《通志》的地方而改稱“修史堂”。南宋丞相
陳俊卿到此憑弔過,並作《修史堂》一詩,詩中稱“流水三間屋”,可知修史堂最初有三間。
勝跡殿
勝跡殿,在新修的夾漈草堂左後方數十米處,是涵江商人陳志陽和當地民眾於民國十年(1921年)集資興建的石構殿宇,二進,由過廳、正殿組成,題額“草堂勝跡”。正殿供奉夾漈先生塑像,殿前有一株數十齡毛茶,殿側有桂樹,殿門有聯:“三十年力學不下山,度量包羅天地;五百部著書曾詣闕,精神貫徹古今。”殿左有兩個石砌洗硯池,上池外方內八角,下池外方內圓。今人在上池邊上安置一個龍頭,澗水順龍頭汩汩注入池中。
書亭寨
書亭寨,在夾漈草堂背後的最高處,寨門上刻“山色清芳”四字,無法確定是否為鄭樵手跡,此處可能是鄭樵經常瀏覽的地方。
蘇洋陂等
蘇洋陂,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新縣鎮社後村前。莆田古代小型水利工程之一,鄭樵父親鄭國器曾捐修,鄭樵倡議續修。支渠寬約3米,流向由南向北至40米處改向東南。舊陂址長約40米,寬約4米,右岸原有石碑,1959年時被洪水 沖走。距陂址約500米處有小顓祠,內壁中有碑刻三行,左刻“修國器鄭先生神位”。蘇洋陂陂後來成為涵江區文物保護單位。
永貴橋
永貴橋,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莊邊鎮前埔村萍湖溪上。鄭樵倡建,已坍廢,1963年時僅存一橋墩、兩橋板。橋墩呈舟形,高3.35米;橋板長0.7米,寬0.63米。遺址殘跡中有宋代橋樑建築特點。永貴橋後來成為涵江區文物保護單位。
過來庵
過來庵,在永貴橋東,1963年時已倒塌一部分,應該經過重修,無法確定是否為鄭樵所建。
鄭樵紀念館
鄭樵紀念館,在福建省莆田市,民眾辦紀念館。1985年4月由新修的夾漈草堂等改建,1987年1月趙朴初題匾,1997年莆田市人民政府撥款修葺。門前左右各立著一塊文保牌,左邊寫著“夾漈草堂”,右邊則是“夾漈遺蹟”,門楣兩邊有草書對聯:“通志一編為世重,青山萬古以人名。”院內是L形建築格局,中間是正房,兩側則為開間式。前院立有鄭樵被授右迪功郎的“聖旨”碑一方,正房的門楣上寫著“史學流芳”,正堂內正中懸掛著鄭樵的畫像及圖贊,兩邊掛著一幅對聯,側面牆壁上有莆田市政府頒發的市級第二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金屬牌,廊廡上鑲嵌著今人翻刻的鄭樵有關夾漈草堂的詩文及朱熹、陳俊卿、劉克莊、鄭僑、紀昀等人的題贊。
鄭樵紀念館
後世研究
史料索引
《〔康熙〕莆田縣誌》(康熙四十四年修)
《〔乾隆〕福建省志》(乾隆二年修)
明代周華《游洋志》(民國時重刊為《福建興化縣誌》)
《〔光緒〕興化府莆田縣誌·卷二十一·人物誌·儒林傳》(光緒五年刊)
研究論著
研究鄭樵的主要論著有中國歷史學家
白壽彝所著的《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載《人民日報》1961年4月6日)、《從歷史編纂工作看鄭樵》(載《北京日報》1961年5月5日)和《關於鄭樵生卒年》(載《北京日報》1961年7月27日),莆田市文學院院長
黃玉石所著的《鄭樵傳》(1989年),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吳懷祺所著的《鄭樵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鄭樵研究》(2010年),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徐有富所著的《鄭樵評傳》(1998年),福建省楹聯研究會名譽會長李文福所編的《影像中的鄭樵故里》(2004年);等。
相關爭議
關於鄭樵的生卒年,學術上主要有兩種說法:張須、白壽彝等認為鄭樵是生於崇寧二年(1103年),卒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顧頡剛則據錢大昕《疑年錄》認為鄭樵生於崇寧三年(1104年),卒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
倉修良依據周必大所撰《辛已親征錄》中紹興三十二年三月癸卯條下的相關記載和對第一種說法錯誤原因的分析後得出第二種說法正確的結論。
《宋史》及相關的省、府、縣誌均稱鄭樵曾三次到臨安獻書,湄洲媽祖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蔣維錟和莆田文史學者陳長城依據鄭樵《上宰相書》和《獻皇帝書》等推斷出鄭樵實際上曾四次到臨安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