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抗日放火團

所謂大連“放火團”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大連地區陸續發生的放火破壞事件進行偵察，對大連國際反帝情報組織和抗日誌士及無辜民眾進行迫害、屠殺的事件。

基本介紹

• 名稱：大連抗日放火團
• 地點：遼寧大連
• 時間：1937～1942
• 結果：日軍損失達3000萬

簡介

日本侵華期間，大連，因其戰略位置而被日本侵略者作為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就在這個日本幾十年殖民統治下的“無縫地帶”，活躍著一支肩負特殊使命的國際特工隊伍。他們在敵人的工廠、倉庫、碼頭裡神出鬼沒，埋下了一個個火種。一時間，火光四起，日本侵略者大量的軍用物資灰飛煙滅。

根據日軍檔案中的統計，從1935年到1940年，僅在大連一地，這支秘密隊伍就實施放火57次，給日軍造成的損失達3000萬日元。當時，一日元能買三公斤的大米，3000萬日元，足夠日本關東軍兩個師團一年的軍費開支。

這是抗日戰爭史上的一場特殊戰鬥

大連抗日放火團是抗日戰爭時期活躍在大連地區的抗日組織。

1933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建立了由部分國家抗日青年參加的，以破壞日本占領區內的軍事設施和戰略物資為目標的國際情報組織訓練班。

1934年，受訓回國的中共黨員姬守先、黃振林、趙國文等人，在上海設立了指揮中心，並把大連作為戰略破壞的重點區域。

大連抗日放火團1934年秋成立，先後在碼頭倉庫、滿洲油漆株式會社、陸軍倉庫等10餘處成功地實施了放火破壞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大連抗日放火鬥爭掀起高潮，從1938年2月至1940年6月，僅在大連港碼頭就燒毀了日本軍用紙庫一座，大豆300噸，120、124、126、228號倉庫儲存的全部物資，137、303、305號倉庫存放的軍用棉花和糧食，一架剛從義大利買來的飛機，37號倉庫的砂糖，131號倉庫的大批紙張，105號倉庫的部分機器，102號倉庫的雜谷。

發展

1935年6月25日晚8時許，位於大連甘井子的日本“滿洲石油株式會社(滿石)”倉庫突然燃起大火，附近所有的消防機關聞訊紛紛出動，一時間，陣陣刺耳的警笛、警報響徹大連夜空。

大火很快被撲滅了，損失並不算大，約為2500日元，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

日本“滿石”大火

然而，僅僅兩天之後，這場火災的失火原因尚未查明，離此不遠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器材倉庫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大量建築材料化為灰燼。

半個月後，7月13日，日本關東軍大連倉庫又冒出了沖天火光，大量軍隊給養被燒毀。據當時的新聞報導，日軍損失物資價值6.1萬日元。

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3起火災，特別是日軍倉庫的失火，讓日本殖民統治者大為震動。

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大連，這事大快人心。

從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大連所在的遼東半島已經遭受了日本30年的殖民統治，是中國被日本侵占時間最久的地區之一。

日本對遼東半島的侵占比此後的“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更甚，他們連傀儡政權都不用，直接把北緯39度以南的遼東半島地區劃歸日本版圖，稱為“關東州”。在華罪行累累的日本關東軍即由此得名。

神秘的大火在日本侵略者的工廠、倉庫接二連三地燒了起來。沒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人們就把這些火稱作“天火”，民間神話色彩的傳言四起，“火神爺來懲罰小鬼子了……”

日本“滿鐵”倉庫大火

真的是自然原因引發的“天火”嗎？日本侵略者當然不會相信頻發的火災會如此簡單。以火災發生的密集程度和失火地點明確指向軍事或準軍事設施的特點來推斷，人為縱火的可能性極大。

但若是人為，總會留下些蛛絲馬跡，可這幾次大火，都是在夜半無人時毫無徵兆地燒著，而且事後找遍火場，連半點人為縱火的痕跡都沒有。日本侵略者甚至從國內找來了消防專家勘察火場，最終還是一無所獲。

這可真是讓日本侵略者頭疼不已，乃至膽戰心驚。

因其輻射東北、拱衛京津的獨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條件，大連已經成為日本侵華的最大戰略基地和物資中轉站。日寇在大連建設了數目眾多的工廠和倉庫，東北大量的資源通過這裡運往日本，日本又把無數槍炮彈藥運到這裡，送到侵華日軍手中。

一個當時在大連警察署任職的日本警察曾撰文記載:“當時，縱火事件經常發生，為此而頭痛的關東局總長大津經常催促:‘抓到犯人了嗎？’可是再怎么嚴厲訓斥警察也不頂用，因此他十分著急。大津派出2000名警察把眼睛和捕繩對準中國的愛國者，並且懸賞500日元給提供縱火事件線索的人。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

就在日本的軍警憲特們為大火而焦頭爛額、上躥下跳之時，大連的火災還在毫無顧忌地時不時著上一把，損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且好像是故意羞辱日本侵略者，接下來的一年裡，就在最先發生火災的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又接連燒了四次。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才意外獲知了大連大火的線索。

那一年的8月，受蘇聯紅軍參謀部領導的“北滿國際情報組”在哈爾濱被破獲，一名成員供認，在大連也有一個國際情報組織在活動。

聞聽此訊息，大連警察署馬上派人到哈爾濱聽審，終於確知，大連的大火是一個針對日本軍事目標進行破壞活動的國際特工組織所為。

在日軍的檔案中，稱這個國際特工組織為“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日語的“謀略”譯成漢語有“詭計、計策”之意。而這個組織被中國人得知後，一般被簡稱為“抗日放火團”。

傾覆

1940年6月下旬，抗日放火團被日本警察破獲。很長時間裡，日本在大連的殖民當局對此事秘而不宣，直到1941年上半年，“關東州警察部”確信已經抓獲了全部抗日放火團的成員，才允許媒體公開報導。

當時的日偽媒體《大連日日新聞》在頌揚日本軍警憲特的“功績”時，用了這樣一句話：“搜查機關費盡了口筆難以形容的苦心。”

被逮捕人士

足足五年的時間，抗日放火團像鑽進了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一樣，把日偽“搜查機關”折騰得苦不堪言。這份“苦心”確實是難以形容。而敵人最終想出一個“以毒攻毒”的險惡伎倆，終於抓到了抗日放火團的馬腳。

這個措施就是在中國勞工中間僱傭特工人員，暗中蒐集情報。日本警察署稱之為“白片密探”。所謂“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發現火災的線索，就按照名片上的電話隨時報告，大大有賞。靠著高額懸賞，日本警察署在中國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鷹犬。

最先探聽到抗日放火團線索的是一個叫牛嗣義的小工頭。

大連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宣教處主任周愛民介紹，關於牛嗣義是如何獲知抗日放火團線索的，有兩個不同版本，一是來自日本法院對抗日放火團的審訊記錄，說抗日放火團成員黃振先與牛嗣義喝酒，黃酒後失言。另一種說法則來自抗日戰爭勝利後對日偽漢奸的審訊記錄，這些漢奸供詞提供的細節更為豐富，應該更符合史實。

1940年5月王有佐、黃振先的身份暴露了，日本警察署卻並沒有當即抓人，而是對兩人進行了數天的跟蹤監視。他們已經料到王有佐背後會有“大魚”。

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內保留的當年日本刑具

果然，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團大連地區負責人趙國文與王有佐、黃振林在一座大橋的橋洞裡接頭，隨即被隋雲封帶人抓獲。

趙國文被捕後抵刑不住，招供了。

而當時，抗日放火團剛剛調秋世顯前往奉天(瀋陽)不久，鄒立升則準備赴天津、北京開展活動，大連當地三個本沒有橫向聯繫的系統正好交由趙國文一人負責。趙國文將其和盤托出，直接導致了大連抗日放火團的傾覆。

直到今天，包玉俠老人還清楚地記得當年被捕時的情形：“半夜1點多了，‘咣’的一聲門被踹開了，闖進來幾個人，把鄒立升按在地上。警察問他是不是鄒立升，鄒立升說不是，‘我叫鄒旭東(曾用的化名)。’警察就罵，說‘鄒旭東是你，鄒立升也是你！’”

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內保留的當年日本刑具

抓捕並沒有在大連終止。7月28日，在天津已經月余未得到大連訊息的黃振林來到大連了解情況，剛到聯絡點就被在那裡“蹲坑”的日本警察抓獲。

8月15日，紀守先在上海被捕。日本警察原打算通過紀守先誘捕遠東國際情報組總負責人A·鮑威爾。但紀守

先用假的聯絡日和聯絡地點幾次愚弄敵人，成功示警，A·鮑威爾得以安全脫身。

日本警察只好押著紀守先一人從上海返回大連。

至此，抗日放火團除最高首腦A·鮑威爾和此前已經撤出大連的王金泰等少數幾人外，丹東、瀋陽、天津、北京、青島等地成員悉數被抓。

結果

這些接連不斷的放火，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日軍遭受毀壞和損失的軍需物資達2300萬日元左右，並擾亂了日本在關東州的統治秩序，使得日本統治者談“火”色變，加緊對放火者的偵察和調查。由於大連國際情報組成員，在放火過程中表現得機智勇敢，技術高超，最初日本統治者一直以為是自然火災，後來因從現場發現了化學藥品引爆的痕跡，才開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應建立起一套防諜機構，大規模搜捕放火者。其機構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隊。1938年4月，關東州警察部組成一個專門對付抗日放火人員的特殊警察隊。由警察部長任隊長，各警察署長為班長，設有特別班，負責化學藥品的檢驗，以及採用科學辦法（如無線電搜尋）偵破。②防諜委員會。1938年6月，為加強對重點設施、工廠的防備，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廠均成立了防諜委員會，除加強警備設施、防火設備等建設外，還對工廠和重要地點實行嚴密監視。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關東州警察部設水上警察署，加強對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斷絕大連與華北、華中等抗日力量的聯繫。④關東州勞務協會，成立於1938年10月，“關東州”廳長官親任會長。其目的在於強化對勞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實行工人登記制度等，以此來偵察工人中的抗日動向。⑤外事警察課，由鎮壓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務組成，其任務是檢舉、取締“侵害日本帝國利益”者，特別是外國人間諜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還在工廠、碼頭等重要場所，利用漢奸作為耳目，採取廣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圖破獲放火事件。

1940年6月，福昌華工株式會社的漢奸工頭得知大連國際情報組的活動，報告給了關東州警察部外事課，於是日本統治者開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繼在大連、瀋陽、上海等地逮捕了國際情報組成員紀守先、趙國文、黃振林、秋世顯等13人，以及受牽連民眾100餘人。

日寇對被捕者實施了殘酷的刑訊。在審訊黃振林和趙國文時，警察將黃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並用竹棍毒打趙國文，以至棍子都打斷了。在殘酷的毒打下輕者全身浮腫、出血，重則被打成殘疾，甚至慘死。灌涼水是又一種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將受刑者衣服扒光，綁在長凳上強行將自來水灌入腹中，日寇稱之為“請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腸病和肺病。還有一種吊刑，即將受刑人反綁架吊起來懸在半空，然後進行毒打審問。還有一種稱之為“皮衣”的刑具，給受刑者穿上勒緊，可以將人活活憋死。此外還有火刑等等。《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96頁。

日本侵略者對國際情報組成員秋世顯，進行毒打和灌涼水之後，又用煙火燒炙，使其面孔被燒爛，還用刑夾斷了十指。鄒立升也遭到了同樣的刑罰，手皮都被剝掉了，痛得死去活來。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顯、吳成江、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國際情報組的成員雖然受到殘酷的精神上和肉體的折磨，但他們大多數都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在法庭上義正辭嚴，痛斥敵人。當法官問紀守先“你們為什麼放火？”紀守先嚴正反問道：“你們為何侵略中國？為什麼侵略我們東北？為什麼殺害我們同胞？”駁得敵人啞口無言。《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97頁。

最後經過長達5個半月的審訊之後，日寇於1942年3月判處紀守先、黃振林、趙國文、秋世顯、鄒立升等12人死刑，李澤民、周文禮、丁蘭盛等17人被判處7～10年徒刑。紀守先等人面對死亡，仍然繼續鬥爭，寫下了氣壯山河的詩篇：“國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獄志愈堅，頭可斷志不轉……”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順監獄絞殺了大連國際情報組成員紀守先等9人（其餘秋世顯等3人已被折磨死於獄中）。

在破壞國際情報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並進行殘酷迫害。1937～1940年間，日本憲兵警察就進行過幾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達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會社著火，日寇便將工人集中起來，調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將工人李境、吳學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處徒刑15年，工友盧某在刑訊時被活活打死。由於日寇濫捕過多，以至於拘留所內過於擁擠，造成傷寒等傳染病流行，許多人因得不到治療，被迫害致死。

大連放火團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又一個血證。

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該組織從1935年第1次在大連實施放火爆破開始，到1940年5月約計進行了57次放火行動。其中較大的放火行動有: 1938年4月，由秋世顯帶領3人，對大連甘井子日本石油會社第15、16號倉庫實施放火，將日軍儲存在那裡的6萬桶石油及石蠟全部燒掉，其損失最低估計約在70萬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顯、鄒立升帶領數人，放火焚燒了大連港日軍的4個軍用倉庫，使日軍大量布匹、糖、紙張、罐頭、水銀、機器等物資全部被燒毀。

據1941年日本關東軍參謀本部統計：“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從1935年6月開始對日本在華軍事目標進行放火、爆破等謀略破壞活動，至1940年6月被破獲，5年時間裡成功地在大連放火57次，在安東(丹東)爆破鐵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鐵路6次，在北平爆破鐵路1次，在青島放火3次，總計78次。這些謀略活動，使日本在華後方基地遭受到嚴重的打擊。

在日本旅順監獄留存下來的通報中有記錄：“紀守先在獄中作了很多詩，內容都是對日本人的頑強不屈。”這些詩句被倖存的獄友隱藏保留了下來。其中有半闋《滿江紅》這樣寫道：

“國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來了，反抗巨浪、革命狂瀾。武裝工農幾百萬，抵住強敵五六年。要生存，不怕鬥爭久，決死戰！”

評價

為銘記抗日放火團的事跡和精神，在老港區東部322倉庫原址豎起一塊記錄他們事跡的鐵牌，供市民和遊客緬懷。隨著東港區搬遷改造，那裡夷為平地，他們的精神留在了人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