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真經

四子真經

四子真經是道家四大真人所著的書,為老子四配,道家四聖。樓觀說經台配殿“四子堂”又名四聖殿。道教四大聖典。其乃通玄真人文子所撰著的《通玄真經》,沖虛真人列禦寇所撰著的《沖虛真經》,南華真人莊周所撰著的《南華真經》,和洞靈真人庚桑楚撰著的《洞靈真經》。道德經與四子真經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問。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四子真經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文子、列禦寇、莊子、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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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由通玄真人所著。通玄真人,為戰國末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文子,姓辛名銒,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曾受業於老子,范蠡之師。辛銒博採眾家之長,著《文子》一書,繼續闡揚道家思想。他對老子的道論有所發揮,認為“道”即“氣”。如《文子·九守》說“道”:“窈窈冥冥,渾而為一……重濁之氣為地,精微之氣為天,精氣為人,清氣為蟲。”《文子·下德》:“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通玄真人通玄真人
其次認為老子的無為“並非坐著不動,而是排除主觀臆斷,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自然》篇中,他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並主張依靠眾人的力量和智慧來辦事,如《下篇》曰:“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 《自然篇》曰:“用眾人之智力,烏獲不足持也;乘眾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他這種思想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推崇。
通玄真經通玄真經
唐玄宗時,追封其為“通玄真人”,並詔封其著為《通玄真經》。
湖州計籌山為文子道場,並有德清三合升玄觀供奉。

沖虛真經

沖虛真經由沖虛真人所著。沖虛真人,為春秋末至戰國前期道家學者列子列子名禦寇,亦名圄寇、圉寇,鄭國人。一向家貧,面帶飢色,但拒絕鄭國暴虐執政者饋贈的糧食。他曾向關尹請教學問,以善射著稱,常常與關尹切磋射箭經驗與方法。其著《列子》一書為早期黃老道家重要典籍,主張清靜無為、獨立處世之思想,概括起來為“貴虛”和“貴正”。《呂氏春秋·不二篇》曰:“列子貴虛。”這種思想主張擺脫人世問貴賤、名利的羈絆,任其自然,把客觀存在看作不存在,一切無所作為。如《莊子·應帝王篇》:“無為名屍,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戰國策·韓策二》稱列子圉寇之言“貴正”,則近於儒家正名。
沖虛真人沖虛真人
沖虛真經沖虛真經
唐玄宗天寶元年封為“沖虛真人”,號其書為《沖虛真經》。宋真宗景德(1004—1008年)四年(1007年)加“至德”二字,號為《沖虛至德真經》。宋徽宗時,又追封列子為“致虛觀妙真君”。
唐以來,道教尊列子為沖虛真人。廣東省羅浮山中有“沖虛古觀”,陝西周至樓觀、武昌長春觀等道教殿堂中均有沖虛真人塑像,道教全真派教徒頗虔誠祀奉。

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由南華真人所著。南華真人,也就是戰國時代的道家著名學者莊周,字子休,宋國(今河南商丘東北)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做過蒙地的漆園吏,蒙地在春秋和戰國前期屬宋,戰國後期屬梁。故劉向《別錄》稱其:“宋之蒙人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梁國蒙縣人。”此後他一直隱居,生活貧困,但學識洲博,著《莊子》一書。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其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其實莊子是老子思想的最好繼承者,在歷史上“老莊”並稱,共同建互了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南華真人南華真人
莊子的思想與老子又有所不同,老子貴柔,主張戒盈防滿,在現實關係中求得自身的長保。莊子則認為現實關係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嚴重束縛,主張超脫現實關係而盡情逍遙。莊子同樣將“道”視為生天生地的本體,但他又認為並不代表“道”具有物質性,不過是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的精神。他多次強調道是產生萬物的本體,但它是非物質的,並舉例說“道通一氣”,但道並不是氣,氣是自道派生的。最後莊子將道集中“虛”上,他在《人間世》中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即追求“道”的最高精神境界,在務“虛”上下功夫,做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從而修道、得道。進而把老子的思想推向一個新的層次。
南華真經南華真經
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尊《莊子》為《南華真經》,到宋真宗時,又名《沖虛至德真經》。宋徽宗追封為其為“微妙元通真君”。道教隱宗妙真派尊奉為開宗祖師,認為莊子是青華大帝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

洞靈真經

洞靈真經由洞靈真人所著。洞靈真人,據傳為古代仙人,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亢倉子,又稱亢桑子、庚桑子,相傳《亢倉子》(《洞靈真經》)一書由其所著。傳說他姓庚桑,名楚,陳國人。《莊子·庚桑楚》稱庚桑子,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謂:庚桑子,陳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居畏壘之山,其臣去之,其妾遠之,居三年,畏壘大穰。後游吳,隱毗陵盂峰,道成仙去,其乃老子的弟子。又傳說為《莊子》中的寓言人物,得太上老君之道,能以耳視目聽。隱居毗陵峰,登仙而去。
洞靈真人洞靈真人
《亢倉子》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家“道”的學說。唐天寶中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亢倉子以為,道乃萬物本根。《亢倉子·全道》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也,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稱:“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全道之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清靜無為的自然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道中,從而獲得至真之道。他的思想皆與《老子》之旨相合,故為道教一併崇奉。
洞靈真經洞靈真經
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亢倉子其人為“洞靈真人”,唐玄宗詔封其著《亢倉子》為《洞靈真經》。
以上的四大真人,道教把他們說成老子的四大弟子,稱其書為四子真經。

四子真經影響

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過楚國與齊國的大力發展,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到了漢初如先秦齊楚兩國一樣統治者集團也信奉黃老之學,由是黃老思想全面運用於漢初政治,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從學術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許多觀點都反映出黃老思潮的影響;受現實影響,西漢道家多以老子思想為依據批評政治,討論國是。影響所及,如《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景帝則“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黃老之書升格為經在漢武帝尊六經之前。這些都為其後在民間繼續發展奠定了根基。而四子真經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說。
玄學是漢末魏晉時期至宋朝中葉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哲學與學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所謂“玄”,即《老子》所講“玄之又玄.謂。西漢之揚雄在《太玄·玄攤》中說:“玄者,幽攤萬類,不見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釋道:“玄,謂之深者也。”玄學以《老子》的“無為”之論,《莊子》蔑視禮法的態度和《周易》的神秘主義合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兩漢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稱《道德經》,《莊子》又稱《南華經》,此二書又被稱為“玄宗”。玄學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等等。玄學是在東漢末年經學衰落之際,拋棄了天人感應之論,冀以清談和思辨裨補註經繁瑣等闕漏,以自然為本為體,以名教為末為用,探討本末的有無,即宇宙的本體問題;對此哲學目的,又以“得意忘言”為方法,以辨名析理為其思維形式。由是而成為一整套哲學體系。在晉元嘉十六年國家開設五館中,玄學館為其中之一,這也標誌玄學的確立並為朝廷認可。據南齊陸澄《與王儉書》所載:“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玄)置王(弼),意在貴玄(學),事成敗儒(《南齊書·陸澄傳》)。”這說明南北朝時期,王弼的玄學,已經取代了鄭玄的經學了。玄學大體上分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為代表的清談派和嵇康、阮籍、“七賢”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學的思潮還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新時期,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玄學影響廣泛,泛浸及醫學,後者自然主義的養生觀,其重術尊方的發展理路,和醫者意也的思維方式等等,都與玄學的影響有關,這也鑄就了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的自覺自為的特徵。
門閥士族士大夫致力於《老子》、《莊子》、《周易》、《論語》、《列子》、《文子》等儒道經典的注釋、研究和談論,宣傳自然無為,崇尚達生任性,於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玄風”,以談玄論道來逃避現實政治。自曹魏年間的“正始之音”開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務政事,晉元帝司馬睿甚至“餐服玄風”,到南北朝時有的皇帝還“盡玄言之趣”,置玄學館,玄學風行一時。
玄學館是學習道家學說的學校。宋文帝時創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為丹陽(今屬江蘇)尹,建宅於南城外,設定玄學館,招聚生徒。東海(今屬江蘇)徐秀、廬江(今屬安徽)何曇、潁川(今河南登封東)苟子華、太原孫宗昌、魯郡(今山東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學者,都仰慕遠道來游,稱為南學。受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影響,玄學列為學校科目,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首開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學,京師及地方均設。學習內容為《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玄學館.又稱為南學,學者聞風麗爭四館並置.為後代分科大學之始,對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直接影響。
玄、史、文三館的設立,除《宋書·隱逸傳》所言是“上留心藝術”使然以外①,恐怕還有借設館來確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領導地位的意味,將思想的生產納入國家的體制。尤其是玄學,它與史學、文學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靈魂,關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揚名教”來整肅士風,還要占據思想界的權威地位,引導士風。《宋書·何尚之傳》:“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爨、黃回、潁川苟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避,謂之南學。”可見玄學館的設立的確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據《南史·宋明帝紀》載,總明觀原設五科,因陰陽學無人,立四科。齊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學形式,影響後世專科教育的發展。)
北周承西魏之後,其學制較北齊為略勝。太學之外,又有“露門學”、“虎門學”及“通道觀”等。“露門學”或稱“路門學”,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與“虎門館”同為教授貴胄的學校。“通道觀”立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與宋“四學”的“玄學館”相似,蓋欲發揚道家思想,也是這時代與前代學制特異的史證(都見《北周書·武帝紀》)。
唐長安玄掌館唐都長安崇玄署轄下培養玄學人才的教學部門。又稱為崇玄館、崇玄學。其學生稱為崇玄生。據《唐會要》卷六四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學子玄元皇帝廟,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設崇玄博士1人,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準明經例考試”。有學生百人。天寶二年(公元742年)改稱崇賢館,稱博士為學士,助教為直學士,大學士1人則由宰相擔任,領兩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後崇玄館因安史叛亂一度衰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學生恢復至百人。
宋朝提倡學習道經,並設立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據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建議,將《亢桑子》《文子》列入國子學,與《莊子》《列子》並行。又親自為《道德經》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兗州王純奏請,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於其中出題。同時又下詔規定:“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經,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凡初入學者稱為道徒,以後每年進行考試,根據其考試的成績分別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士等名號,按五品到九品撥放。又依儒學貢士法,學道之士可通過考試升為貢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學之預備學校,或稱“外學”)學習,然後每三年參加“大比”,殿試合格者即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職。為了普及道經的學習,又令道錄院選擇道經數十部,鏤板頒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詔規定: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後又規定“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通過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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