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連寬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廣東
- 出生日期：1905.2.10
- 逝世日期：1998.12.17
- 職業：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檔案學家，歷史地理學家
簡介,個人經歷,
簡介
個人經歷
幼時家貧，其父為僱工，因無力維持家計，遂於1914年將8歲的周連寬先生賣給廣東省開平縣蜆崗鄉東和里村周姓人家，取名周梓賢。養父周氏乃美國華僑，除每年自美國匯款回家接濟家用外，在廣東恩平縣有田約30畝，收租貼補家用，在東和里村亦有田地兩畝余，種菜自食，有屋一間，生活尚寬裕。周連寬先生於1915年 2月入東和里村初級國小讀書，1916年2月轉蜆崗圩啟新國小，1920年2月國小畢業。1920年2月為謀生計到廣州市一德路源昌梘廠當學徒，僅一年復於1921年2月回鄉，改充鄰村國小教員。1922年7月入香港聖士提反中學讀書，其後家中發生諸多變故，先是周連寬先生的祖母迫其成婚，爾後養父又於1924年客逝美國。周連寬先生因不滿舊式包辦婚姻，未等中學畢業，遂於1924年6月中途輟學，宣告與家庭決裂。
離開周家以後，為了繼續求學，周連寬先生決定報考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1925年8月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當時周連寬先生中學尚未畢業，沒有中學文憑不能報考國立廣東大學，遂借堂兄之名“周連寬”及其中學文憑應試，結果一試中榜，並於1924年9月升入廣州國立廣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工科，因此周連寬先生便將錯就錯棄本名“周梓賢”而改用他名“周連寬”，1928年6月國立中山大學畢業。
周連寬先生在就讀於中山大學期間，因已與家中脫離關係，一切費用均由自己籌措，故必須於課餘在校外兼職謀生。儘管周連寬先生所做工作為臨時兼職，時常變換，但是，這些兼職最後決定了周連寬先生為圖書館事業的一生。自1928年1月至6月，周連寬先生在廣州培英中學謀得圖書館管理員兼教員一職。在這半年間，周連寬先生對圖書館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有志於圖書館事業。恰在此時，私立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正在全國招收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補助免費生，周連寬先生在中山大學畢業後旋即報考了著名的私立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1928年9月，周連寬先生考入文華大學圖書科，就讀於中國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韋棣華女士（Miss Marry Elizabeth Wood）和享有“中國圖書館教育之父”的沈祖榮先生門下，接受當時最先進的圖書館學教育。1930年6月學成畢業。在文華大學的兩年雖然十分短暫，但周連寬先生不僅掌握了堅實的圖書館學知識，而且更養成了敬業樂業的事業精神。在校期間，周連寬先生於1929年1月在我國近代三大圖書館學刊物之一《文華圖書科季刊》第1卷第1期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有關圖書館事業的文章《中國圖書館事業與地方圖書館事業指導團》，是為周連寬先生從事圖書館學研究之嚆矢。
1930年7月，周連寬先生應聘赴廣州任嶺南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1931年9月，周連寬先生考入華中大學社會學系，再次返回武昌深造，1932年6月畢業，8月應聘赴南京任國民政府內政部圖書館主任，直至1935年1月，其間於1933年10月與江蘇江陰名門閨秀鄭蘭女士結為伉儷。在周連寬先生任職於內政部圖書館期間，國民政府正在開展“行政效率運動”，即通過各項行政業務的改革，提高其國家機器的行政辦事效能。“行政效率運動”內容十分廣泛，而文書檔案改革則是行政效率運動的主要內容，因而自1933年起國民政府開展了一場“文書檔案改革運動”。其時，由於國民政府初期的機關檔案工作以內政部總務司第二科下設的檔案室最為有影響，而周連寬先生正擔任內政部圖書館主任，圖書館學與檔案學彼此相通，周連寬先生自然成為當時研究文書檔案改革的中堅力量。周連寬先生在專門探討行政效率的刊物——《行政效率》1934年第8號上發表了《官廳圖書館之研究》，專門探討政府機關圖書館與行政效率的問題，並先後於 1934年在《行政效率》第11號上發表了《對邱祖銘先生補充辦法之意見》、《對吳子堅先生意見之解釋》，於1935年在《行政效率》第1卷上發表了《對龍兆佛先生討論文書檔案連鎖辦法的意見之解釋》等文章，探討文書檔案的整理方法。由於周連寬先生等內政部同仁的探討與研究，“文書檔案連鎖法”（即把文書工作與檔案工作兩者合一的作法，其核心是在一個機關範圍內，以集中統一的原則組織文書檔案工作。概括地說就是統一分類、統一登記和統一編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國民黨中央在全國範圍內徵求關於文書檔案改革的方案中，經多方研究，幾度討論，最後決定以內政部文書檔案連鎖法作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最好試行方案。因而，文書檔案連鎖法遂成為這次文書檔案運動的中心內容。從這一點上講，周連寬先生乃是中國近現代檔案學研究的先驅之一。
由於周連寬先生在文書檔案改革研究方面較有建樹，1935年2月周連寬先生被調往武昌，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第五處負責文書檔案整理工作，直到 1935年9月。在這短短的七個月內，周連寬先生整理了當時武昌縣的全部文書和檔案，並在總結其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我國檔案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部學術著作：《縣政府檔案處理法》和《縣政府文書處理法》（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第五印行，1935年）。直到今天，舉凡研究中國檔案學史者無不公推周連寬先生的這兩部學術著作為中國近代檔案學產生的標誌之一。
周連寬先生因為在文書檔案工作和文書學檔案學方面建樹頗豐，備受時人推崇，自1936年以後，各地競相聘請。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周連寬先生應聘任國民政府禁菸委員會南京、漢口、長沙視察。1938年5月至1941年1月赴成都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文書。1941年2月至1943年9月遷重慶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秘書兼第二科科長。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又於重慶繼任航空委員會軍政廳秘書、主任秘書、印刷所監理。在這近十年中，周連寬先生輾轉數地，其司職大多為文書檔案之類。正因為如此，為應各地文書檔案工作之需，周連寬先生於1945年在改編《縣政府文書處理法》和《縣政府檔案處理法》的基礎上又出版了《公文處理法》和《檔案管理法》兩部學術著作（中正書局）。中正書局1947年在南京復員後曾一度重印周連寬先生的這兩部學術著作，在1949年遷往台灣後至20世紀80年代期間亦曾多次重印。因此，周連寬先生的這兩部學術著作不僅流傳於大陸與台、港，而且還遠播日本、南洋諸地，可見其影響之廣泛與深遠。有趣的是，因為台灣中正書局在不斷重印這兩部學術著作，而周連寬先生在建國以後並未再發表檔案學方面的著述，所以，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大陸檔案學界的學者多以為周連寬先生早已去了台灣，抑或不在人世，著述之中常以“資產階級學者”稱之，後偶然得知周連寬先生尚健在，於是有學者專程赴中山大學拜見周連寬先生，表示歉意云云。此事曾經成為一段流傳很久的趣聞。其後，（北京）檔案出版社於1988年亦重印出版了周連寬先生的《公文處理法與檔案管理法》（檔案學研究資料叢書，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學會審校）。
此外，周連寬先生在任內政部圖書館主任期間，還利用自己優良的英語功底於1934年翻譯了美國學者John E. Orchard著《日本新工業之發展》（Japan’s Economic Position）。該著因戰事直到1938年商務印書館遷長沙時才正式出版。
抗戰勝利以後，周連寬先生以專員身份自重慶赴上海，出任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在1945年9月到1948年12月的館長任職期間，周連寬先生一方面致力於圖書館的復員工作，另一方面又積極從事戰後圖書館學術研究的恢復工作，並於1947年創辦了《上海市立圖書館館刊》。周連寬先生在擔任該刊主編期間先後在 1947年10月《上海市立圖書館館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復館兩周年》，在1948年6月第4號上發表了《上海圖書館事業的展望》等文章，對上海市立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事業的恢復與發展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和總結。那時，編輯學術期刊十分不易，徵集學術論文十分困難，不得已，周連寬先生只好以更多地刊發自己的文章來彌補稿件的不足。為避免刊物由主編一人包攬之嫌疑，周連寬先生乃以多個筆名刊發自己的文章，例如，以筆名“蠹公”在1948年3月第3號上發表的《中國歷代圖書版刻展覽會參觀記》一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連寬先生以筆名“苦竹齋主”在該刊1947年10月創刊號到1948年第6號上連續6期連載的《書林談屑》一文。周連寬先生根據自己遍游上海、蘇州諸地書肆的見聞，結合上海的藏書與書林掌故引經據典，既客觀地記述了書林的變遷，又探討了紙張、印刷、古籍等諸多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近代著名出版家張靜廬先生在其所編的鴻著《近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中收錄了該文，其後凡涉及此藩籬者亦多效仿張氏競相轉錄該文。有趣的是，因為周連寬先生對自己的筆名一直秘而不宣，以至於學術界均不知“蠹公”、“苦竹齋主”為何人（筆者因為意外發現周連寬先生在文革時寫的交代材料乃知此“秘密” ）。在擔任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期間，周連寬先生還應蘇州國立教育學院之聘，於1947年8月到1948年12月擔任該院教授，往返於滬、蘇之間講授圖書館學，其精神頗受時人讚許。
1949年初，因上海時局驟變，周連寬先生遂自滬返穗。4月，杜定友先生聘請周連寬先生為廣東文獻委員會編藏部主任。7月，周連寬先生又應嶺南大學之聘轉任嶺南大學圖書館采編部主任。1952年10月，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後，周連寬先生遂轉入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1956年參加九三學社。
建國初期，中山大學歷史學科在全國獨領風騷，其時，失明達10年之久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仍“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穩”，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潛心著述，學校多方物色助手，又多難遂大師之意。1954年梁方仲先生將此事告知周連寬先生，並表示如有意可代為舉薦，周連寬先生對歷史頗有興趣，“似出天性”，且仰慕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已久，遂滿口應承。後梁方仲先生將周連寬先生之意轉告陳寅恪先生和副校長陳序經先生，均獲兩位首肯。不日，教務長王越先生便正式通知周連寬先生：每日以半天幫助陳寅恪教授蒐集整理資料，半天在圖書館工作。從此以後直到1969年陳寅恪教授逝世，周連寬先生一直是陳寅恪先生的得力助手之一，期間僅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周連寬先生因下鄉“四清”而中斷數月。1956年11月，學校鑒於周連寬先生頗能勝任助手一職，遂將周連寬先生調至歷史系資料室任主任，以便更好地工作。
在周連寬先生擔任陳寅恪先生的助手期間，陳寅恪先生先後完成了《再生緣考證》、《錢柳因緣辨證》等著述，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令史學界嘆為觀止且稱之為“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的長達80餘萬字的《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這些著述的資料工作很多是由周連寬先生完成的。然而，周連寬先生從不自吹自擂，邀功請賞，一直縝口不言其功。
周連寬先生自1949年7月到嶺南大學圖書館工作起直到1978年11月不再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主任為止，任勞任怨地從事了近30年的普通圖書館工作。在1955-1956年編撰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書目錄》（甲、乙編），在1956年至1978年間一直主編《歷史學資料工作簡報》為歷史研究與教學服務。周連寬先生還先後在中山大學和廣東省科委圖書館等多處講授《參考工具書的使用》、《圖書分類》、《圖書館目錄》、《線裝古書的整理和鑑別》等課程。在學術研究方面亦貢獻諸多：20世紀50年代初期，周連寬先生先後發表了一系列史學研究論文，如：《六祖壇經考證》（《嶺南學報》1950年10卷2期）、《唐高駢鎮淮事考》（《嶺南學報》1951年11卷2期）、《美國排華的歷史與律例》（《社會經濟研究》1951年第2期）、《唐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嶺南學報》1952年12卷1期）。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則多注重中西交通史和歷史地理的研究，先後發表了《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丁零的人種和語言及其與漠北諸族的關係》（《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 2期）、《漢使航程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第3期）、《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文史》1980年第9輯，與張榮芳合作）、《關於玄奘從跋祿迦國至赫時國的一段行程》（《中山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唐代西域裴羅將軍城考》（《中山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等學術論文，在史學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尤其令人讚嘆的是，周連寬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冒著風險從事學術研究的精神。1960年香港《大公報》副刊《藝林周刊》的主編來廣州，約著名學者商衍鎏、商承祚、容庚及周連寬先生等多人聚於泮溪酒家，商談組稿問題，經商議中新社負責人指定周連寬先生負責廣州方面的組稿與審稿問題。其後，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周連寬先生以筆名“寬予”在1960-1966年間先後在《藝林周刊》上發表了12篇學術論文：《粵大記》與《粵小記》（1960年9月4日）、《明代廣東崇正書院》（1960年9月25日）、《上海書林雜憶》（上、下）（1960年12月18日、25日）、《韓愈與藍關——試辯廣東的藍關》（1961年3月26日）、《海上書林憶余》（上、下）（1961年10月29日、12月5日）、《〈粵東葺勝記〉及其作者徐琪》（1962年10月 21日）、《余清齋法帖考略》（1963年10月27日）、《廣東藏書家曾釗》（1963年12月22日）、《〈望鳧行館日記〉手稿跋》（1964年5月 10日）、《晚唐諷刺詩人羅隱》（1965年3月14日）、《〈美人董氏墓志銘〉跋》（1965年5月16日）、《嶺南節度使》（上、下）（1966年2 月12日、20日）。這批論文涉及到文獻學、版本學、圖書史、方誌、詩文、碑帖等諸多領域，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周連寬先生因不勝高壓，只得向組織坦白交代了這些“罪行”，並將全部稿酬交公，此項研究亦隨之中斷。
此外，在這一時期，周連寬先生還在圖書館學刊物上發表過兩篇論文，《羊城訪書偶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0期，1958年第6期）和《略談北宋兩大類書》（《圖書館通訊》1973年第2期）。
十年浩劫結束後，周連寬先生的歷史問題得到了澄清。1978年8月21日，中山大學正式聘請周連寬先生為中山大學圖書館顧問，周連寬先生從歷史系資料室重新返回了校圖書館。隨著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深入，周連寬先生的學術地位重新得到了確認，1981年6月，周連寬先生被重新評為研究館員，1985年11 月轉為教授，並先後擔任了中山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圖書館學會名譽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顧問等職。
1980年，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連珍先生創辦中山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的前身），年逾古稀的周連寬先生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了圖書館學教育事業之中。周連寬先生先後開設了《中文參考工具使用法》、《比較圖書館學》等本專科課程。尤其值得記述的是，早在1980年，周連寬先生就已經開始招收圖書館學專業目錄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成為當時國內僅有的少數幾個圖書館學專業的碩士生導師之一。周連寬先生先後於1980年9月、1981年1月和 1985年9月招收了三批共4名3年制的圖書館學碩士，並開設了《古書版本學》、《古書校勘學》、《中國古代文獻檢索》、《書史》、《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比較圖書館學》等碩士課程。1984年，周連寬先生退休，其後繼續接受資訊管理系的返聘，一直任教到1989年10月才完全退休。在這十餘年中，周連寬先生由古稀而至耄耋，其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精神無不令圖書館界推崇。毫無疑問，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今天的發展離不開周連寬先生的開創性重要貢獻。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周連寬先生在耄耋之年仍堅持伏案摩挲，筆耕不輟，完成了數十萬字的著述，先後發表了《圖書資料的檢索問題》（1979年廣東圖書館學會年會論文）、《我對古籍整理的幾點意見》（《廣東圖書館學刊》1982年第3期）、《關於國史經籍志的評價問題》（1983年廣東圖書館學會科學討論會論文）、《論古典目錄學、校讎學、目錄學三者的關係》（《廣東圖書館學刊》1984年第4期）、《海上書林雜譯》（《廣東圖書館學刊》1985年第1期）、《羊城訪書偶記》（《廣東圖書館學刊》1985年第4期、1986年第1期、第2期）、《漢嫵羌國考》（《中亞學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83年）、《介紹一本關於旅日華僑反對“豬仔”貿易的史料》（《廣東華僑歷史學會通訊》1983年第2期）等學術論文，並於1984年完成了主編的《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和《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書目錄》（甲、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