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祠(衡陽周子祠)

周子祠(衡陽周子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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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頤“幼孤省舅”來衡生活成長於衡陽,最早見於衡州府志宋湯漢於一二六四年寫的《先賢堂記》中有鄭向撫育周子的記錄較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柘里濂溪周子祠祭祀田兩次被侵占、盜賣、訴訟七十二年,縣、府、道、司(學、督、撫)三部院以歷代府志和家譜所載為據,是以周子“生於營道,成長於衡陽”作裁判依據而勝訴的,今五級長官批文判詞均記錄于衡陽濂溪後裔二至六修譜中,譜中記載每次訴狀及相關證據一式五至九份、如深究在故宮應不難找到相關資料。

衡陽今僅存的周子最後的遺蹟柘里村周子祠(又名侍郎祠),它是周子在衡逢夏來此避暑讀書地;它是周子四代後裔的故居地;它是清皇封紀念祭祀周子至今全國僅存的專祠;它是周子成長於衡陽至今僅存的遺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衡陽周子祠
  • 地理位置:衡陽市蒸湘區蒸水大道西面
  • 門票價格:免費
一:周子祠——周子在衡逢夏來此避暑讀書地
周子祠坐落地名露水塘,處衡陽城西緊靠蒸水之柘(嘉)里渡,典出唐元和五年(八一0)呂溫貶任衡州刺史,呂寫有《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因該處低洼遭水災,呂動用國糧濟民,第二年老百姓主動以好糧還庫,呂溫感其民風淳樸,嘉贊不已傳說揮毫賜墨曰“嘉里渡”,民間此叫法延續至今。因屋前有闊水面(乾隆二十四年盜賣時三十九畝)的池塘遍植荷花,緊伴衡邵驛道,離衡州城西湖十里,古時人趕早市入城在此歇息,晨露凝珠在荷葉上被陽光照射晶瑩剔透、隨風舞動,引人遐想,行人見之愉悅,稱為西入衡州第一景,故名露水塘。
衡陽鄭氏歷修族譜記載,周子舅父北宋龍圖閣直學士鄭向一家祖孫三代五進士,家財富有,在農耕經濟時代的北宋,土地是財富擁有量的標誌。家中稍有餘資,買田以積財放租生息,鄭家田廣地闊,此處是經營鄭家田土長工住的莊房,因它處柘里渡蒸水南北河風交匯處,夏天特別涼爽,又近衡邵驛道,兩面山巒重迭環列,林木蔥籠,百鳥爭鳴,西北兩面沃野,面對蒸水和湘江,視野開闊,觀荷則近在眼前,如此勝景,自然成了周子避暑讀書的最佳選擇地。
周子性好山水佳勝修性悟道史載譜錄,在其作文中也多有流露,留有“追名逐利千繩縛,渡水登山萬事休”的佳句傳世。
正是由於此處周邊山水相依,林茂蓮旺,河風送爽史傳人文典故的環境,周子在衡才把它選作自己夏日避暑的讀書地。
二:周子祠——周子四代裔孫的生活地
因周子舅父鄭向祖孫五進士均在江浙做官。鄭向愛甥如子,把其豐厚的家產分了一部分給外甥,此處就成了周家的祖產。鄭向後裔一直到元朝鄭向之孫鄭總後裔萬二率胞弟乾歷、乾元三兄弟從浙江浦江返衡再居西湖爾後分居衡南、衡陽三地。
周子祖孫三代在外為官、到周子曾孫、長房周壽第五子季仲次子興繼原名興宗,因他性喜遊歷、熱愛山水,他來衡見西湖有曾祖濂溪祠,但無祭祀後裔,“仰曾祖濂溪公遺蹟在衡不忍離去”。由此而從道縣遷衡,改興宗為興繼注學籍冊名,在西湖以教書授徒為業,興繼對濂溪文化與遺蹟保護貢獻甚大,今濂溪家族譜中很多文章記事均因他之遊歷所記而得以傳承至今。他所做“游西湖懷念曾祖濂溪公詩”敘史敘情敘志情真意切。
興繼來衡循曾祖濂溪公之“舊址而恢廓之,啟辟宅宅”他居柘里,用生活余資置田四百畝(長平鄉石田一百畝,政義鄉柘里三百畝)立為濂溪公祭祀田。
興繼兄弟二人,兄興裔原為官居福州府十字街,是繼岳飛之後的抗金名將、領主管侍衛、和州觀察史、贈一品武功大夫,淮南東路沿海制置大使,殉國於蘇北、由於他對國家的貢獻,朝廷敕建元公祠於江蘇吳縣胥台鄉;他亡後敕葬江蘇常熟縣虞山東麓積善鄉虎形山。今後裔多在江蘇蘇州、無錫及湖南邵東、祁東、衡山和貴州黎坪等地。
興繼之父季仲是壽公第五子,本地譜中只記載他當過德化縣令,由此而留下兩個謎團?一是他官只縣令,而兩個兒媳則同門出自尚書右僕射岐國公王珪之女和侄女,王珪後官至宰相,在門當戶對的宋代,開這門遠親高親,似乎不可思議?二是清康熙年間為柘里濂溪公祭祀田被兵弁柯欽之子柯士俊侵占,十八世孫周旦初(季仲後裔)為證明自己是周子後裔,拿出“藏家之宗器流傳之玉簡”以證明是周子後裔身份(應為汝南伯簡),此簡又為何落入他家,在查看了湖北、安徽、江西同為汝南周氏歷傳族譜所載同族名人中,明確記載了季仲官龍圖閣大學士、戶部尚書、贈太師。此記自然而然把上兩個謎給解了。說明季仲是周敦頤長子壽公六個兒子中官最大的,太師與宰相(王珪終職宰相)自然門當戶對開親,因官居首位長兄伯逵早亡其他三個兄長自然遜讓,由此而得家傳皇封玉簡也就自然而然。三世孫興繼來衡居此曾祖濂溪公曾經生活之地。生三子,長福孫、次嗣孫、三元孫。嗣孫,適石田,後遷衡陽縣石市獅子橋,元孫則適邵東,福孫因是長子而居此,福孫生子時舉即周洪,官南宋吏部右侍郎。公元一二七八年三月初六日早晨,在廣東雷州灣謝女峽至碙洲島的海途中,因幼帝宋端宗病亡,他跳海自溺伴駕,以孤忠伴孤魂,其節烈時驚朝野,右丞相文天祥感公高義,為其寫有《侍郎公墓志銘》稱“濂溪為百代絕學之倡,公亦千古忠義之首”。贊其“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周洪之子周維翼時任宗人府駙馬都尉,由文天祥填諱並題額寫有《侍郎公墓碑記》,早在一二七六年元月因衡州已被元兵占領。周維翼帶上父棺和兩方碑刻及御賜物,一方面派人回家報喪,對外聲稱父在外經商病故,歷經九個多月長途爬涉到家,為逃避追殺,含悲遠離返葬者,把父於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母李氏合墓秘葬(母先十二年亡),一二七八年冬因文天祥在廣東海豐縣五坡嶺被俘,一二七九年二月(端宗之弟)衛王趙昺由左丞相陸秀夫背負在廣東崖山外海效法周洪跳海而亡。周維翼因父亡、國亡,不久鬱郁而死葬於駙馬山(今船山中學至生態公園)墓在人民銀行監督分局辦公樓處,因此而輟嗣。為繼產業經營,嗣孫後裔遷返柘里渡,把先人老屋改作紀念濂溪公及周洪父子的祖祠(故又稱侍郎祠)。
周洪墓在二00三年十一月夜深人靜中為建市一中被失心者爆掘,現代施工機械的利速,使一代“千古忠義之首”國之烈臣,鄉之先賢在入地七百二十五年後屍骨無存、遺蹟不再,御賜文物和文天祥、周維翼所書兩方碑刻不知所蹤。
故周子祠不但是周子在衡生活遺蹟之一,同時是他三世孫周興繼、四世孫福孫、五世孫周洪、六世孫周維翼的生活故居,因周洪父子盡忠國事輟嗣才改稱紀念濂溪公的祖祠。
三:周子祠——是清朝皇封紀念祭祀周子的專祠
清朝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原藉福建兵弁柯欽在江西萍鄉降清,清政府把他安插於衡陽城西,允許墾荒自謀出路,其子柯仕俊不管荒地、熟地,有主無主,把其全部列入“墾荒”所得,康熙八年到康熙二十三年把周子在柘里渡的三百畝祭祀田悉被橫踞霸占,周子十八世孫周啟昕,字旦初,從康熙十九年始訴訟於縣、府、道、司(學、督、撫)三部院,他賤賣家產,奔走於各級衙門、匍訴於各級官員之間,清朝政府調寶慶同知徐關寶昏審難明,又調辰州通判汪熛審明難結。因柯仕俊狡、詐、痞、賴、兇橫囂張,用盡心機手段,要么說是他“墾荒”所得;要么說此地根本無周子祭祀田,要有也只有道州才有;要么說周啟昕非周子後裔,是假冒敲詐他。他還動用其同鄉作偽證誆口,官員腐敗推責諉過飾非,使案件節外生枝,一波三節,一拖再拖,但周旦初一心要勝訴,憑有理走遍天下的執著信念,拿出祖傳皇封玉簡(推論應是汝南伯簡),歷修家譜、歷代地方志、五世祖周洪兩篇碑銘、(文天祥所書《侍郎公墓志銘》、周維翼書《侍郎公墓碑記》)和永州府所出證明,並請同宗血親道縣樓田故里皇封(第六代)五經博士周嘉耀親臨指證,證明衡陽柘里周氏與他是同祖同宗,是真正的濂溪後裔,因偏沅巡撫趙申喬查出柯氏盜賣溢額田一百六十餘畝,才於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最終勝訴由布政司批准銷案。
為了防止類似事再發生,清政府採取四項措施:一、對道州和衡陽周子祠祀產一律重新丈測繪圖立檔入庫;二、康熙五十六年二月立祀田碑于衡陽縣學宮公告邑眾;三、把柘里濂溪公祭祀田立碑命名為旦初田莊;四、康熙五十九年把柘里濂溪祠封為祭祀紀念濂溪公專祠——即周子祠。
衡陽貢生劉興佑、李壽愷、黃圭、帶領生員、王敔(王船山之子)、陳嘉謨(後進士第)、陳庚治、郭昱、王禹昌、劉來復、劉世爵、萬世芳等抱不平為使周子祠靈光俎豆,頒隆禋之曠典聯合擔保上書,要求政府俯允輿情給周子祠選襲授後裔賜衣頂奉祀生(祭祀官)。
清朝政府援引明朝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題奏,準。下六部議奏一致意見,欽賜勘合五百零四號所立四項政策:一、湖廣道國元公周敦頤祠墓如有損壞官為葺理;二、戶內子孫照依顏孟事例,凡一應正辦雜泛差役等項盡行蠲免;三、歲時有司祭享恪盡孝誠;四、其子孫有聰明俊秀才堪教育情願入學者不拘名數,令赴所在儒學讀書撥廩助膳以繼先業,所司毋得視為泛常不加優待,有負朝庭崇重至意。和清順治元年“旨升先賢周子於闕里廟庭天下學宮”經清中央政府(學、督、撫)三部院批准,於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批准周朝瑛,周朝琦準給衣頂奉祀生註冊認可。同時批准後裔儒童六人收錄作養入石鼓書院義學。
但旦初公認為和道縣周子祠相比,奉祀生太少,不夠隆光,督學院又再增補周朝珖、周啟楷為奉祀生。至此,周子三個祭祀專祠,道州樓田祠奉祀生四人,九江祠二人,衡陽柘里祠奉祀生四人,與道縣持平,略高於九江,清朝政府再次從規格上體現“道縣是周子出生地,衡陽是周子成長地,九江是他為官歸宿地”。年撥官銀二十八兩和田租收入作祭祀及生徒費用。
因旦初公為討回祀田訴訟三十餘年,柘里祭祀田被柯仕俊橫踞霸占而失去祀資收入,使柘里周子祠輟祭房屋敗壞,旦初公呈詞清政府要求重修,康熙五十九(一七二0)年八月初二日獲衡永郴劉道台批覆同意。
至此從康熙十九(一六八0)年始至五十九(一七二0)年止,歷時四十年的從訴討祭祀田至批准設立祭祀濂溪公專祠,立祀田碑,授後裔奉祀生終於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周旦初年已五十四歲,兩年後五十六歲亡,一生心血家財耗盡,委走奔波攀轅匍訴於各級衙門官員之中。
但好景不長,事隔七年即清雍正五(一七二七)年始不肖後裔夥同外戚把露水塘改名湯家灣。把濂溪公祭祀田瞞天過海,賣與李爾堯、羅茂卿、丁文烈、萬君詳、陸爾生、李元伯六人,至雍正九年已盜賣一百六十畝田塘,乾隆八年、十九年,亦純公、玉洪公、朝瑛、少宛兩次聯名訴訟公討祀產,前四買者自知理虧,只好退贖,唯李元伯之子李言自持是監生善言詭辯,製造假證一拖再拖,由於李爾堯、李元伯、李言祖孫三代人抱團頑抗,直至乾隆二十四(一七五九)年由玉洪公之子周子二十世孫中理公一再堅持不輟,才勝訴贖回,立碑改旦初田莊為周子祀田,李氏祖孫三人均受杖責三十並罰悔過銀,李言革去功名,兩不肖指使四子攜盜賣所得三人逃亡入川巴縣、一人入湖北竹溪音信全無,至今不敢回鄉認祖歸宗。
兩次為濂溪公祭祀田被侵占訴訟,訴訟歷時(一六八O—一七五九)七十九年,實際延訟耗時七十二年,耗盡三代人財力和精力。
前訴對外,由於有了第一次訴訟打下基礎,第二次訴訟立於學宮的祀田碑起關鍵證據作用,第二次訴訟較前訴輕鬆很多,但因是同室操戈,兄弟骨肉相殘,使後當事原告倍受心靈煎熬傷痛,聞者心酸。
後人把兩次訴訟經歷以《祀田案》專卷記錄入譜,用心良苦,自私不肖之後裔,毀祖業與匪與盜與惡吏無異。
四:周子祠——周子在衡最後僅存的遺蹟
周敦頤幼孤隨母省舅來衡,先是住於外祖父鄭燦故宅(今司前街北側),後是居於城外西湖舅父鄭向家(現南華大學附一醫院)再西湖濂溪別墅(今吉祥街先鋒路交叉處),讀書鳳凰山下西湖愛蓮亭畔(今市二中和青少年宮交匯處),同時他在其舅父兩處莊房北岸(今西湖公園蒸水河北面)和柘里生活過,故他留下七處生活遺蹟,後人為了紀念他,在他生活過的地方建有六祠一院,即北岸濂溪祠(宋時北岸村是周子次孫虞仲後裔祖地也稱北岸濂溪周氏)、瀟湘門內濂溪祠(外祖父鄭燦故宅司前街北面)、西湖濂溪祠(鄭向故宅今南華附一醫院門診與住院部)、鳳凰山濂溪祠、柘里濂溪祠、濂溪書院(今市二中後又叫西湖書院、濂溪書院)胡正耀先生書中講到還有石鼓書院濂溪祠,經考證周子最早在宋時入祀府東六賢祠,後入石鼓書院列為七賢,但七賢每人分格列神位,每格以各人名字命名為祠,對周子遺蹟有學者認為應把原西湖三處合一(故原說五處),但因現城內區域分割,故還是說七處更貼切。
柘里周子祠自康熙五十九年衡永郴道劉道台批准重建。因雍正五年始不肖盜賣祀田又再次訴訟到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勝訴,但官判所賣款充公,對所賣田原價贖回,而不肖則攜款逃入四川巴縣和湖北竹溪,使一畝田付出三畝價,但後裔不忘祖產,為了不使祀田流失,遠在邵東的元孫後裔也集資相援,州府頒給上價簿派差人協同征捐,才逐漸清還所贖款項。
到道光二十四(一八四四)年全族共捐十五萬二千九百文(時每文價購米一斤半)才把柘里濂溪周子祠在原址重建。為紀念先人山牆上堆塑是“周子幼孤依舅圖”和“周洪跳海盡忠圖”各六幅堆塑(廢於文革破“四舊”),每次重建都是恢復原民居樣式,所以,二0一0年一月二十日省古建築專家邱安吉先生覺得奇怪,現存一八六0年重9140克的祭祀禮器磬上銘文是“周子祠鹹豐十年陽月吉日闔族公立”,“但怎么看都不象祠堂,而象是清代民居”。故我們掛牌周子祠叫“濂溪公在衡遺蹟”和“南宋周侍郎故居”。但外界因周子一生三故里,他幼孤來衡生活時間最長,此處是他在衡陽唯一倖存居住過的故跡,故都把此稱為周敦頤故居,而且已入《衡陽建築志》。
由於歷經浩劫,特別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八日曆時四十八天的衡陽抗日保衛戰,由於衡陽軍民的英勇抵抗,日本兵死傷慘重,日軍瘋狂動用了一切能夠殺人毀物的武器,從而把原由周子舅父鄭向故宅經宋、元、明、清改擴建成南北長一千米,東西寬八百米,涵蓋半個衡陽城的周家大院毀為廢墟。又因人們人文觀念淡薄,把原址它用,從而把周子成長於衡陽的歷史事實變成了歷史傳說故事。因柘里村周子祠遠離市區又因日本騎兵占駐而得倖存祭祀房三間,但寢房與廂房全廢,門柱被馬啃成上大下小。
自二00二年始,隨著高新開發區的開發,使昔日偏辟的柘里渡成了開發商“淘金”的熱土,周子後裔為保護周子祠和“千古忠義之首”烈臣周洪墓上訪,族中各支系代表二百一十九人聯名三次上書,族中長者長年累月奔波陳情於各級政府各部門之間,自費把宋、元、明、清、民國資料匯集成《周敦頤與衡陽》一書,呈送各級首長,為保證史料的真實可靠性,對文物部門採取複印裝訂成冊呈送並要求請專家考證辨偽,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民主黨派、老幹部、新聞界、史志界熱心人士多方呼籲要求保護,但是,先是二00三年十一月夜深人靜中爆掘侍郎墓,又把周子祠規劃在大馬路中心,埋入七米深的地下,要把周子在衡陽最後的遺蹟變成人們腳下的歷史。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農曆五月初七)揚州市原老乾局局長周恩來總理堂侄周華瑞應邀參加九江市紀念周敦頤誕辰九百九十周年和濂溪墓維修落成慶典嘉賓,抽空來衡祭祖送來周恩來所書濂溪周氏的標誌“愛蓮堂”堂號要求制匾懸掛,同時把分給他的周總理遺物拍成照片三張呈展於祖堂,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衡陽日報記者何芬以《石子的傾訴》首次報聞於外界。華瑞此來見周子祠周邊環境堪憂,要求見文化部門領導而被拒絕,他只好在後裔給政府的報告上籤上“揚州周華瑞”而去,此後人們把周子祠尊稱愛蓮堂至今。
二00七年九月八日我受市府委派到揚州請周華瑞先生出席湖湘文化節嘉賓,他因要參加紀念恩來總理2008年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籌備會,人未至心意先到贈先祖讀書地西湖公園四件墨寶。周恩來書“愛蓮堂”堂號、啟功書“濂溪閣”閣號,雍正書《愛蓮說》帖,乾隆書西花廳外立於中南海邊“不染亭”照片。
二00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世界漢詩協會長、世界漢詩雜誌總編、中國六書綱總監周擁軍來衡祭祖,面對媒體說:“周邊環境與祖屋格格不入,憂心”。
二00九年五月台灣某知名人士派侄來衡祭祖,見周子祠周邊環境傷感不已,傳至“總統府”、回信“夫人同感關切”。
二00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農曆九月初六日)道縣樓田故里後裔為建周子衣冠冢派專車一行六人來此奉取“靈土”,見此一代夫子生活處,兩代忠臣出生地傷感語塞。
這一切的一切,只說明周子成長於衡陽,曾生活於周子祠,後裔們對衡陽滿懷感激感恩之情,因周子祠是周子在衡生活僅存最後的遺蹟,是今全國僅存紀念祭祀周敦頤受清皇封唯一祭祀專祠,在後裔心目中份量至重,同時來此拜謁參觀的還有很多非周姓慕名而來的敬儒重文人士。他們的恭敬激情使見者感動,周子祠這周子在衡最後的遺蹟,是一切敬儒重賢人士心目中的“聖地”。對周子在衡最後的遺蹟重視保護,實際就是保住了衡陽是理學鼻祖周子的第二故鄉的物證,因為胡氏父子、張栻、王船山、曾國藩等都是周子後學,自然無人再敢爭說其它地方是湖湘文化的發源地,衡陽道源地證據將失,是城市人文資產的流失,而今這一切的一切,皆是人之誤。
註:①周子長孫伯逵官泰州儀曹,與弟叔夏為保護隆佑皇太后五十一歲亡,故他的妻子被封一品夫人,同時敕建三世祠以紀念元公、壽公、伯逵祖孫三代人。
②周啟昕,字旦初,康熙六(一六六七)年生,雍正元(一七二三)年卒。從康熙十九年十四歲以庠生身份訴訟縣、府、道、司(學、督、撫)三部院,追討被兵弁柯仕俊侵占的濂溪公祭祀田三百畝。到康熙五十九年獲全勝,他已五十四歲,兩年後五十六歲卒。
③湯漢(約公元1198-1275年在世),字伯紀,號東澗。饒州安仁人。與兄知名當時,真德秀在潭州,改為賓客,趙汝騰薦於朝,任象山書院山長。赴禮部院試,授上饒主薄。淳祐十二年(1252)充國史館實錄檢勘,會大水火災,兩上封事,授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宋度宗時累官工部尚書兼侍讀,以端明院學士致仕,卒七十二歲,諡號文清。著有文集(宋史本卷)六十卷於世。
附:此文撰寫中感謝課題組各位老師指導修改後定稿。承蒙《浴血孤城》的作者、衡陽地方史撰寫人肖培先生贈我日本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十一月日軍參謀部繪製的一比一萬的衡陽市城區全圖,從圖中始知,從北文昌宮至南濂溪別墅(即成章中學)長一千米,從西城牆邊至瓦子坪八百米,使我對兒時所知周家大院涵蓋半個衡陽城之說有一清晰概念。同時知現曾國藩故居之退省庵即是舊楊氏家廟,其岳父歐陽故宅實是民居。王船山出生地王衙坪即今大碼頭橫街處,離今雁峰公園所造王衙坪觀生居有六百米。幼年所知和船山年譜載,船山先生是從康熙九年五十二歲至五十五歲這四年冬春居觀生居、夏秋居敗葉廬,此後流沛,五十八歲後定居湘西草堂,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正月初二日卒。故其誕生觀生居之說是不合史實的,舊觀生居離衡陽縣曲蘭湘西村湘西草堂約八里處。因先生窮困潦倒,觀生居是土牆,茅草棚子而已。離今之雁峰公園所建地相去數十公里之遙,其華麗更是天壤之別,為如實記史,特附此說明。
註:周子祠——是今唯一的衡陽實物證據與史料完備的名人遺蹟。文中主要史料來源於衡州府志和一九二七年衡陽濂溪後裔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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