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主要事跡,人物評價,
人物簡介
周俊烈，又名覲光，1912年4月出生於安岳縣元壩場周家大院。4歲時，他就被送往本地寨上讀私塾。老師唐香國頗受新學影響，不墨守成規，教書不準學生讀死書，邊講邊開發學生智力。周俊烈在9年私塾中，成績穩居第一，經常受到老師的稱讚，並常把他的作文交給同學們傳閱。
主要事跡
1927年上年，周俊烈考入元壩國小高小部學習，由於他在私塾的學習底子較厚，成績優異，高小課程難以滿足他求知的欲望。學習半年後，他決定到成都報考中學。
是年秋，周俊烈只身前往成都，找到了當時在成都國民革命軍第38軍鄧錫侯部任交際副官的麼公周贊臣。在周贊臣的接助下，他順利地考入了“成屬聯立中學”。因他從未學過英語，唯讀了一期就不得不放棄該校，另考入“資屬聯立中學”續讀。
此時，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不久，全國各地都瀰漫著腥風血雨，成都也感染著革命與反革命作殊死搏鬥的緊張氣氛，政治鬥爭的風雲遍及任何角落。學校更是各政治團體角逐的地方。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前身）和國民黨改組派紛紛在資屬聯立中學展開活動。校長樊某和教務主任魯某分別以成立“楊華學社”、“青年皈礪社”等學術團體做幌子，為蔣介石、汪精衛招兵買馬，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學相繼加入。這時，周俊烈抱著群而不黨的原則，一心用功讀書，課餘涉獵一些政治書刊求知，很快被《洪水》等進步書刊所吸引，對他啟發很大。同時對“楊華學社”等團體的性質有了更深的認識，並自發地在同學中揭露這些“團體”的內幕。有的同學已成了“團體”的骨幹，經他勸說又紛紛退出。於是，引起了校方對他的注意，校長、主任都把他視為“洪水分子”，決心開除他。這時，恰遇一軍閥的兒子向他開槍尋釁，幸未打中。周俊烈即向校長告發，校方不但不理，反而給他記大過2次，期終毫無理由地把他默退了。
1928年秋，周俊烈轉入成都賓萌公學就讀。在學校，他結交了地下黨員陳永初和思想激進的張福思、嚴登侖、舒輝漢等同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閱讀郭沫若的文學作品《星空》、《我的童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北伐途次》，互相交流思想，討論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逐步加深了對軍閥和封建勢力的憎恨。1930年，四川軍閥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在成都成立了“三軍聯合辦事處”，並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狂叫“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走一人”。白色恐怖籠罩蓉城。部分大專院校相繼被查封。周俊烈因參加反帝反軍閥的遊行示威，積極參與貼標語、散傳單等活動，曾被反動軍警追捕過。他感到在成都再也待不下去了，決定畢業後返鄉另找出路。
二
1930年夏，周俊烈國中畢業回到了家鄉元壩場。親友們推舉他在本場當了一段時間的教育委員。因他志不在此，想離開家鄉尋求報國救民之路。
1931年夏，周俊烈經安岳同盟會員李岳陽推薦，到南京投考國民黨中央軍校。他到達南京時考期已過，見到了金陵滿目瘡痍，恐怖氣氛比成都更濃。他想廣州是大革命的發源地，到那裡可能大有作為。於是，他改變原先的構想，經上海、香港前往廣州。在途中結識了一位軍火工程師，這人很讚賞他的志向，願意介紹他去投考廣東政府辦的空軍學校。可是，到了廣州之後才知道，“九·一八”事變後，萬人都在唾罵軍閥陳濟棠的不抵抗政策。他感到陳濟棠與蔣介石、汪精衛是一路貨色，與四川軍閥沒有任何區別。他大失所望，決定放棄進航校的想法，從原路返回上海。
1932年初，周俊烈到上海後，偶遇曾參加過廣漢兵變、後移居上海從事黨的地下活動的安岳同鄉曾學圃。他們訴說鄉音，十分親切，周俊烈就住到了曾學圃家。這時，上海剛經歷“一二·八”事變，800壯士孤軍奮戰、英勇抗敵的壯烈凱歌，鼓舞了民眾的抗日鬥志，各種抗日活動此起彼伏。常往來於曾學圃家的關崇文、喻戴均等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經常介紹“十月革命”和蘇聯的情況，透露共產黨的訊息，抨擊反動派誣衊共產黨的謬論。周俊烈聽後倍受鼓舞，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念。他積極要求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經喻戴均介紹，加入了“上海民眾反日會”，參加了印發傳單、貼標語、組織遊行示威等活動。
1932年6月，喻戴均隨抗日的十九路軍返回四川。周俊烈又經徐德介紹，參加了黨組織領導的“互濟會”的工作，在閘北區任宣傳幹事兼《互濟叢刊》的發行人，直接領導人是在閘北區委任宣傳部長的雷迅。這時，上海人民在地下黨組織的動員和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使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拯救中華民族的希望，他向雷迅提出了入黨的要求。經雷迅向閘北區委介紹，區委書記老李與他談話。在紀念“九·一八”一周年的日子裡，周俊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0月的一天，與周俊烈保持單線聯繫的雷迅被捕。周俊烈不知道情況，去雷迅家匯報工作，被留守在那裡的便衣特務逮捕。審訊時，他答非所問，慘遭毒打後仍一問三不知。當審訊人員問他姓名時，他一口氣就講了好幾個。問他為什麼到雷迅那裡去？周俊烈說：“我喝醉了酒，不知不覺地走到那裡，想找口水喝。”敵人把他無法，只好囚禁。當晚，與他住在同一囚室的有一自殺未遂的私塾老師，攀談中，周俊烈估計這人一兩天就可能放出去。於是就對他十分熱情，相處甚好。後來，周俊烈托這位老師出去後，找他的朋友鄧涵宇（周俊烈的同學），托他找他的父親鄧奠坤（老同盟會員，與國民黨中委熊克武、黃復生關係甚好）設法營救，並用筆在草紙上寫下了姓名和地址。第二天，周俊烈被解往南京市公安總局，關在第2號囚室。恰遇雷迅也關在隔壁，周俊烈及時和雷迅“通了電話”，相互簡單地交換了口供。雷迅對周俊烈說：“因敵人有我的證據，我只有承認。你一定要咬緊牙關，就說我們什麼關係也沒有。”兩個月後，經鄧涵宇的父親鄧奠坤找到熊克武、黃復生出面活動，周俊烈被釋放。
周俊烈出獄後即回上海，向閘北區委匯報了被捕的經過和在獄中的情況。經黨組織審查，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仍安排在“互濟會”工作。在此期間，他的工作不斷變動，先後擔任過中共滬東區委“互濟會”、法南區委“互濟會”宣傳部長，上海“互濟總會”發行部長等職。除日常的工作外，他還參加了“國民禦侮自救會”。
1933年7月的一天，周俊烈因工作去滬東“三友實業社”，路上遇到曾在法南“互濟會”工作過的叛徒魯化，當即被警察逮捕，送往上海市警察總局。但他一口咬定“魯化不講公德，我曾經打過他，今天他公報私仇，故意陷害我”。敵人審訊幾次，他都堅不吐實。敵人從他身上搜出一張“國民禦侮自救卡”，問他是怎樣來的？周俊烈說：“這是一個同鄉給的。我當這是好東西，所以放在身上”。不久，周俊烈由上海警察總局解往蘇州高等法院候審。1933年冬，蘇州高等法院以周俊烈“參加共產黨”的罪名，判刑兩年半，被送往“蘇州反審院”。
在蘇州反審院，周俊烈隱瞞了學歷，說“沒有讀過什麼書”，被編在第4組。當時，反審院共分5個組，高中以上文化為第1組，國中為第2組，國小為第3組，初識字為第4組，文盲為第5組。由於他的字寫得不好，所以也就矇混過去了。在學習時，他裝著很“認真”的樣子，到3個月小考時，班主任認為他勤奮進步快，被提升到第3組。到第9個月時，管教人員告訴他可以取保釋放。於是，他就找到一個在看守所認識的中學教員擔保釋放。臨走時，被強拉在一張早已印好的“脫離共產黨”啟事上按手印。周俊烈反抗地說：“我不是共產黨，為什麼你們要我在這上面按手印，如果不相信，就再關起來調查好了”。拉他的看守班長說：“由不得你，今天你想再被關和以前想出來是一樣辦不到的。”他被強行在上面按了手印。
1934年10月，周俊烈再次返回上海，通過曾學圃向王世英、陳龍飛匯報了他被捕後的情況。11月，他被調往中央特科工作。年底，中央特科派他回川，通過鄧錫侯部的師長陳離（安岳籍人，同盟會員，解放後曾任湖北省副省長、國家林業部副部長等職）蒐集軍政情報，了解川軍兵力部署，做上層人物統戰工作等。
周俊烈回到成都後，即與陳離取得聯繫。陳離安排他在歇進中學以教書作掩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這期間，他通過各種不同社會關係，特別是通過陳離，獲得了不少重要軍政情報，諸如川西、川北軍用地圖等。為了保證這些情報及時、安全地送達上海，他出生入死、機智靈活地往返奔波。
1935年2月，周俊烈帶軍用地圖去上海。路過沙市時，因沙市發生了一起大劫案，警察對來往人員都要進行檢查。由於他是陌生人，被警察扣留。在押解途中他想到可能要搜身，便把幾個要件塞進嘴裡吞掉了。到警察局後果然搜身，敵人一無所獲，並從船票上證明他是從重慶來的，兩小時後便被釋放。
由於周俊烈在成都的頻繁活動，引起了國民黨別動隊的注視。1935年5月，特務頭子康澤電報陳離逮捕周俊烈。陳離即將電文轉給他，同時送給200大洋作路費，要他馬上離開成都。
6月，周俊烈回到上海。王世英認為他在上海兩次被捕，工作環境不好，便安排他到廣西左右江組織武裝鬥爭。7月，周俊烈到達廣西桂林，這時，由於與他聯繫的黃某被捕，上海中央特科通知他即回上海。回上海後，由於王世英已調天津工作，黨組織即派他到天津，在王的領導下工作。
11月，王世英根據組織決定，派周俊烈、張曉峰到湖北老河口組織、策動國民黨西北軍44師起義。他們到達老河口時，西北軍軍長肖之楚已被召往南京開會。他們趁機召開黨員骨幹會議，傳達黨組織關於提前起義的指示。這支部隊里，有黨員200多人，但由於組織發展草率，缺乏黨紀教育，舊軍人氣習嚴重，不講黨性講“義氣”，參加會議的多數人說：“我們是與軍長一道當兵的，相處多年，要等軍長回來，說服他一起起義。”雖經再三動員，未能成功。
肖之楚從南京開會回來路過老河口時，周俊烈建議把肖軍長扣押起來，挾持他下令起義，可是這些人不願這樣乾。肖回到軍部鄖陽，即電令營以上幹部前去開會。周俊烈竭力阻止黨員領導骨幹前往參加，並提出當即起義、首先攻打光華縣的計畫，均遭拒絕。結果旅長楊鑫、團長和軍法處長全部被扣。在老河口的黨員連、排長被旅部以開會的名義扣留。策動起義失敗，形勢危急。周俊烈、張曉峰撤離老河口，渡過雙江，繞道襄陽到沙市。在沙市，他們商定：周俊烈先回成都在陳離處工作，後由張曉峰接替他。1936年初，周俊烈回到成都，向陳離說明張曉峰要來他部工作的有關事宜，陳離欣然應允。4月，張曉峰到陳離部工作，陳委任其為上校副官。5月，周俊烈回到天津，向王世英匯報了策反失敗的經過。
是年9月，王世英派周俊烈到山西太原“青年會”工作，主要蒐集軍政情況。中共北方局委派薄一波、楊獻珍、彭雪楓等同閻錫山商談合作抗日的有關事宜。彭雪楓很快與周俊烈取得聯繫，彭將閻錫山的上層情況轉告他，周俊烈又將他所偵知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情況提供給彭雪松作談判的依據。由於相互配合，使我黨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接辦了閻錫山創辦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並利用這一合法組織形式，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開辦多種形式的訓練班、教導團，培養出了一大批領導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幹。
三
1937年3月，周俊烈經彭雪楓介紹，到延安學習。5月初，他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中央組織部安排他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2期13大隊學習。半年的學習結業後，又派他到中央黨校短訓班短訓1個月。這兩次學習使他深受教育。他說：“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加強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掃除了過去長期留存的不良習氣，放下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包袱，用馬列主義武裝了頭腦，堅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學習結束後，彭雪楓要求中組部調周俊烈到太原工作。中組部同意了彭雪楓的要求。11月，周俊烈調太原臨汾劉村八路軍辦事處，任補充團政委。
“七七盧溝橋事變”，點燃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日烽火。12月，陳離奉命率國民黨川軍127師出川抗日，駐在山西洪洞縣休整。周俊烈聞訊後前去看望。在攀談中，聽說劉湘也有點傾向與我黨合作。周俊烈想，早在延安時，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曾徵求過他回川工作的意見，現在正好利用這一時機回川做劉湘的統戰工作。他回到臨汾後，向彭雪楓匯報了自己的想法，並徵得楊尚昆的同意。1938年1月初，在一個寒風刺骨的晚上，由彭雪楓送他到汾河邊，踏上了回川的征程。
1938年2月初，周俊烈到達成都與鄒風平取得聯繫。此時，劉湘已病死在前線，做劉湘的工作已落空。四川省工委決定他任成都市市委委員、省軍委委員，安排在歇進中學以教書為掩護，開展黨的統戰工作。這期間。他在歇進中學和其他20多個地下黨員一道，一方面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組織師生學習《資本論》、《大眾哲學》、《西行漫記》、《朱德將軍傳》等進步書刊；另一方面大力壯大黨的組織，在學校建立了1個黨總支和3個黨支部，發展教師、學生黨員120多人，是當時成都地區黨員最多的學校。後來不少黨員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線，成了黨的中堅力量。同時，他還組織成立了“哲學研究會”、“時事研討會”、“社會科學研究會”、“安岳旅省同鄉會”等，擴大黨的外圍組織，增強宣傳黨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力度，使歇進中學乃至成都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搞得有聲有色，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的正義感和愛國熱情。
1939年4月，川康特委與川東特委取得聯繫，派周俊烈到國民黨第30集團軍新訓練處做策反工作。這裡，舊軍隊不平的事太多，有時使他難以容忍。一次，因他提出解決不準虐待新兵、槍斃逃兵的問題，遭到訓練處頭目的極力反對，形成僵局，工作難以繼續開展下去。是年秋，他與川康特委取得聯繫後，回到成都工作，先後擔任東城區委組織部長、區委書記。
1940年3月12日，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受蔣介石的旨意，在成都製造“搶米事件”，造謠栽贓共產黨，在成都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川康特委決定：“加緊疏散已暴露的同志，或派往外縣工作，或疏散下鄉，聽候分配。”周俊烈由此回到家鄉安岳元壩場，在其叔公辦的廷珍中學教書掩護了下來。他與從陝北轉回的黨員吳漢成取得聯繫，與內江縣地下黨組織接上組織關係，建立了元壩黨支部，劉忠禮為支部負責人。他在學生和民眾中大力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鼓動人民民眾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年底，中共南方局通知他到重慶。1941年1月中旬，他剛到重慶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南方局又指示周俊烈撤回延安。
3月，周俊烈再次回到延安，進入中央馬列主義學校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和黨的歷史檔案，半年後轉到中央黨校學習。1942年2月，又調棗園中社部西北公學學習，直至抗日戰爭勝利。
在延安學習期間，周俊烈參加了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使他在思想上得到鍛鍊。正如他在心得體會中寫到“通過幾年的學習，使我深刻地認識到，在我的思想上還存在著自由主義、溫情主義。原來我是那樣的驕傲自滿，那樣的愚昧無知。每一回憶，不寒而慄。我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做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1942年底，正式開始審乾。康生親自到西北公學抓點，推行極左的“搶救運動”。凡是國統區去的地下黨員，統統被列為追查和搞逼供審訊的對象。曾兩次在白區被捕過的周俊烈，被列為重點的重點，一夜之間成了最頑固的“特務”，發動民眾批判。審訊時搞“車輪戰”，幾天不讓休息。把他平時說過的笑話都拿來上綱上線，作為誣衊黨的“罪證”進行批判。並召開所謂的“中國人大會”，要他在從不認識的趙君實的墳前作“坦白交待”。周俊烈堅信黨中央，會將干擾排除。他義無反顧，始終沒有動搖過對黨的信念。黨中央發現了這一運動造成的嚴重後果後，批評了康生的錯誤作法。1943年8月，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0月又重申內部肅反“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12月起開始糾正平反冤假錯案。黨組織對周俊烈的“特務”問題，進行了認真負責的審查，作出了“政治上無問題”的結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黨中央為實現“堅決反對內戰”、“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和平建國及“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的基本方針，急需派大批幹部奔赴國統區工作。當時，許多同志都不願再去白區，要求去前線或解放區工作，周俊烈也是如此，但當吳德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安排他返川工作時，他又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
10月，周俊烈離別延安，經隴東繞道回四川。行至廣元，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剃了光頭。後來他出錢買通連長的勤務兵，才得以逃脫。他來到重慶，找到了中共中央談判代表團，接轉了組織關係，並安排他回成都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直接聯繫人是張明（劉少文）和楊超。
年底，周俊烈到達成都，儘快地與時任成都市市長的陳離取得聯繫。他對陳離說明了來蓉的主要任務，暗示陳離儘快設法做好鄧錫侯、劉文輝等上層人物的工作。他還將退居回家十多年的叔公周贊臣請到成都做鄧錫侯及其部屬的工作。這期間，周俊烈通過各種關係蒐集了大量國民黨在四川的政治、經濟、軍事活動情報，使我黨作好了多方的應急準備。隨著國民黨內戰步伐加快，時局日益惡化，周俊烈的活動很快引起了敵人的注意，特務常常跟蹤他。組織和同志都十分擔心他的安全，建議他少活動，注意隱蔽。但他看到剛經歷8年浴血抗戰尚未喘息的人民又將受到內戰之苦時，他心急如焚，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向組織作了“萬一”的交待，仍日夜奔忙。
1946年4月26日，蔣介石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挑起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內戰。同時，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共產黨人。8月初的一天傍晚，周俊烈在成都市將軍衙門被叛徒劉道生帶領的特務綁架，送往省特委會刑訊室。敵人連夜審訊，追問他去延安和回成都的目的。周俊烈根據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對他臨行前的交待，“如果被捕，可以採取假自首的方法，趁機打入敵人的內部，起更重要的作用”。於是，他隨機應變地說：“我是從延安回來的，但從回來那天起，我就脫離了共產黨，因為我以前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現在日本投降了，我對革命就沒有興趣了，而且整風把我整慘了”。“現在我沒有職業，成天挨飢受餓。現在可好了，你們把我抓來不愁沒飯吃了。你們不是怕我跑嗎，只要給我找個職業做，我就不會跑的。”
周俊烈被捕當晚，就被中共南方局派去打入國民黨省特委的地下黨員黎強（安岳籍人，周俊烈介紹入黨）知道。黎強徹夜難眠，心想：“周俊烈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應設法營救啊！”同時，黎強也擔心，萬一周俊烈挺不住供出了他，對他的安全不說，而對他所從事的黨的工作將是一大損失。因此，他設法試探，幾次單獨出去，看無人跟蹤後，才放下心來，大膽地調來了周俊烈的訊問材料查看。周俊烈沒有暴露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結論是“過去激進，現在無業”。於是，他向特委負責人說：“刑訊室儘是亂抓人，有時抓些不三不四的人來抵數，現在關都關不到了。該放的應該放脫一批。”一個月後，刑訊室草擬了釋放一批人的名單，他看有周俊烈的名字，也就徹底放心了。
10月中旬，周俊烈出獄後，敵人仍在監視他。因此，他及時寫信給在重慶的愛人張思玉，暗示其通知組織不要來人聯繫。同時，自己裝作很浪漫的樣子，成天坐茶館、打橋牌、喝酒、看電影等。劉道生見他確實無什麼活動，幾次想拉他進軍統局。由於他未徵得組織同意，所以不能隨意行動。他回答說“現在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為搞政治創痛未平，以後再說”。
年底，周俊烈來到重慶。這時，張明、楊超已走，中央談判代表團派邵子南與他聯繫。周俊烈將在成都的詳細經過書面報告給邵子南，並對下步工作提出了3點建議“一是趁機打入匪特內部；二是上華鎣山打游擊；三是回延安”。邵子南叫他暫時休息一段時間，待請示組織再定。1947年2月28日，四川省委、《新華日報》社被國民黨包圍搜查，部分人員被捕。中央談判代表團、《新華日報》社和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周俊烈由此與組織失去了聯繫。以後，雖經他多次到北碚、青木關乃至到香港等地尋找均無結果，只好作回家隱蔽的打算。
1947年秋，周俊烈和余若谷回到安岳元壩，仍在廷珍中學以教書作掩護。他們回到元壩的第二天偽區長就知道了。過了6、7天偽縣長和偽區長來暗示他們不要活動。這時，全國形勢發展很快，迎接解放刻不容緩。他們大膽地向青年學生灌輸革命思想，揭露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和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發動內戰的滔天罪行，指明解放的道路。
1949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二野戰軍先後從川北、川東方向進軍四川。11月31日一舉解放重慶。周俊烈隻身趕往重慶，與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聯繫，並經當時任軍委聯絡部部長的李克農和黎強、楊超、邵子南等人的證明，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
四
1950年1月，為追蹤殘匪，清掃匪穴，中共西南局組織部安排周俊烈到西南公安部工作。長期隱蔽在白區，幾次死裡逃生的周俊烈，改變了工作環境，頓感揚眉吐氣，心情舒暢。他不顧疲勞，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把那些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敵人，投入到了他們自己營造的“白公館”、“渣滓洞”，以此告慰死難烈士的英靈。6月，周俊烈調中央軍委聯絡部工作。10月，軍委聯絡部派他到昆明負責開拓邊疆情報工作，任籌建軍區邊防處處長。
1952年，周俊烈調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局資本主義國處處長。為適應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學習外語，鑽研業務。1953年和1955年兩次以秘書長的身份隨“中國科學家代表團”、“中國藝術代表團”出訪英、法、意以及東歐各國。1957年，他調任北京政法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
1958年，全國各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周俊烈對當時突然颳起的“左”的旋風迷惑不解，對“浮誇風”憎恨。當他見到報上登載所謂“畝產萬斤”的報導時，就說：“1畝可以產萬斤，我就可以用手板心煮來吃。”學生搞實驗田，提出“畝產30萬斤”的指標，他說：“收到30萬斤，我一口吃了”。1959年7月，廬山會議後，黨內開始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周俊烈被列為“右傾”對象，遭到批判，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1961年，經公安部同意，下放到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人民公社，任管委會副主任。1963年2月，周俊烈的“右派”問題得以甄別，恢復了工作。不久，他向黨組織提出到最艱苦的邊疆工作。1964年9月，中組部同意了他的請求，調他任新疆維護吾爾自治區城市社會主義教育分團團長。兩期“社教”尚未結束，就開始了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林彪、江青一夥，為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目的，打著“最革命”的旗號，四處抓“叛徒”、“特務”，長期在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遭災受難。曾被捕送蘇州反省院關押過的周俊烈，在江青所謂“進過蘇州反省院的沒有一個是好人”的結論下，被戴上了“叛徒”、“特務”的帽子，關進“牛棚”，遭到抄家、毒打、批鬥。周俊烈面對各種迫害，總是用“我無愧於黨”來作答覆和安慰自己。他在“牛棚”里常對和他關在一起的同志說：“我堅信這一天遲早會過去。黨是英明的，偉大的”。直到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後，周俊烈才恢復自由。
幾年的“牛棚”生活，使周俊烈的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1975年初心臟病突發，入院治療好轉。5月復發，先後送烏魯木齊人民醫院、北京阜外醫院治療。1976年2月，返成都療養，剛到成都第3天，心臟病再度復發，住進省人民醫院治療。從此，時起時伏，病情日趨嚴重。
1976年10月，當他在省人民醫院得知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後，欣喜若狂，精神大振，忘記了病痛，對同室的病友說：“中國得救了！黨的偉大，老帥的功勳，幹得真痛快！”他還給遠方的親友寫信道賀。然而，由於他的血脈阻塞，雙腳腫至大腿，已是病入膏肓了。但他仍詼諧地說“馬克思雖然要我去見他，我還要推遲行期。我不會死，我還要工作，要看到國家安定和興旺起來”。他每天拄著拐杖，拖著雙腿，搖搖晃晃地在病室里、陽台上堅持鍛鍊，盼望恢復健康。當他腹部以下腫脹破皮，雙腿皮膚已被壞死後，他自知無望了。對親人說：“死沒有什麼可怕，只要死而無愧”。
1978年12月底，他聽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後，看到了祖國的未來。他在病榻上竭盡全力持筆，字跡歪歪斜斜地給新疆自治區委組織部和紀委寫信。信中說“我和全黨同志一樣，振奮萬分。期望病情好轉後，在有生之年能為黨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是，這時他已病到晚期，無可挽救。
人物評價
1979年2月24日，周俊烈這位為黨出生入死奮鬥40多年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停止了呼吸！
周俊烈同志雖然與世長辭了，但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所作出的卓越功勳，永載史冊！他那始終如一地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嘔心瀝血、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