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皇帝的中國

告別皇帝的中國

馬國川,1971年出生,河北威縣人。

本書是由馬國川先生圍繞“辛亥百年”的主題,對海內外十二位著名學者進行訪談的採訪稿組成,

基本介紹

  • 書名:告別皇帝的中國
  • ISBN:978-7-5100-4075-7/C·195
  • 頁數:14
  • 定價:28.00
  • 出版時間:2012年1月
出版信息,作者簡介,內容簡介,目錄,內容選讀,

出版信息

書 號:ISBN 978-7-5100-4075-7/C·195
開 本:165×230毫米1/16
印 張:14 插頁 4 字 數:222千字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28.00元
出 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後浪出版諮詢有限責任公司

作者簡介

《財經》雜誌主筆。已出版有《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爭鋒:一個記者眼裡的中國問題》、《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共和國部長訪談錄》、《我與八十年代》等,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爭論的作品,被評為“2006年十大好書”之一。

內容簡介

本書是由馬國川先生圍繞“辛亥百年”的主題,對海內外十二位著名學者進行訪談的採訪稿組成,
書中十二篇訪談對辛亥革命的本質、成因與遺產進行了政治、歷史、軍事、法律、文化等多層次、多角度的剖析,反思了辛亥革命後一百年間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經驗和教訓,探討了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未來歷史走向。
在採訪者的叩問下,書中十二位學者基於各自的學問背景與獨思創見,表述了對辛亥百年之間大事件不同的解讀與評價,形成一場在認知與價值觀層面上的精彩論辯。讀者通過閱讀這場論辯,必能對辛亥百年的整體認識大有增益,同時享受一道豐厚的思想盛宴。

目錄

序一告別皇帝的中國周有光 1
序二重思、反思“辛亥百年”金耀基 2
序三“辛亥百年”之我見劉緒貽 4
朱維錚:中國的改造只能夠通過內部的力量1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閉關自守嗎?4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別人就要起來顛覆你”6
清政府變成了所有人的敵人9
“中國的改造只能夠通過中國內部的力量”11
“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夠代替現在的生動和自由”14
李澤厚:再議辛亥革命17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20
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證政府的穩定22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24
要重新評價辛亥革命27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銳的鬥爭30
章開沅: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33
“改革一經啟動,就要繼續往前走”36
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38
辛亥革命的遺產絕非僅僅是曇花一現的觀念40
“百年銳於千載”41
民生與民權,仍未完成的歷史任務43
“孫中山是真正的世界公民”45
展望下一個一百年47
袁偉時:假如沒有辛亥革命51
“慈禧執政的最後八年是輝煌的”54
既得利益集團的整體性腐敗55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勞嗎?57
是誰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59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穢的手段”62
雷頤:為什麼一步步走向革命?67
“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垮”70
制度優,則國家強72
“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74
“立憲派也走向革命”75
“國進民退”大敗筆77
與其呼籲“告別革命”,不如籲請主動改革79
如何告別革命?81
周有光:縱論辛亥革命85
革命不革命,要看它是進步還是退步88
提高對慈禧的評價是錯誤的89
康有為前進了半步,孫中山跨出了一步90
三千年的歷史大趨勢91
楊天石:辛亥革命是必要的93
歷史學家要對歷史負責96
革命是必要的97
慈禧這個人99
立憲派不過是附和革命102
孫中山的思想沒有過時105
專制主義的大牛糞圈107
蕭功秦:革命的烏合之眾摘了清王朝的爛桃子111
對日俄戰爭的雙重歷史誤讀114
辛亥之前清王朝進入了權力真空時期116
“革命的烏合之眾摘了清王朝的爛桃子”118
袁世凱是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新權威主義者120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張骨牌122
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124
許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過程127
“中國的選擇餘地並不多”130
孫中山思想的兩派繼承者132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過程134
“中國在世界上有一個標桿作用”136
兩岸要相互學習,互為警戒137
中國模式可取否?138
自己的現代化道路140
高全喜:憲法出場,革命退場145
中華民國的憲法基礎是什麼?148
君主立憲道路一直在走150
中國版的“光榮革命”153
支持和維護憲法精神的軟弱155
憲法出場,革命退場158
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161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一個辛亥革命來164
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167
“中國人思想上的一個大敵”168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171
重建價值觀念173
劉香成:告別悲情意識,尋找中國位置175
“告別口號”更重要178
“中國人受傷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179
“在中國,書寫歷史是既複雜又敏感的事”180
今天中國的位置在哪裡?182
最後的改革其實是媒體改革184
後記205
出版後記207

內容選讀

序二 重思、反思“辛亥百年”
7月間,馬國川先生來一傳真,希望我為他新近完成的《告別皇帝的中國》寫一序言。
馬國川是《財經》雜誌主筆,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曾出版《大碰撞:2004—2006的中國改革紀事》、《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等書,膾炙人口,廣受好評。馬國川有媒體的專業修養,對時代性的課題有敏銳的觸悟與捕捉。2009年4月我在北京出席博源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會議期間,曾接受過他一次有關大學課題的訪談,他十分到位的問題,平和理性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顯然,這次馬國川先生為了《告別皇帝的中國》一書是花了很大的心思與功夫的,從書的主題(辛亥百年)之設定,採訪的大綱細目之擬定,到受採訪人的選請與邀約,都有細緻的構思與計畫。他希冀通過海內外十二位學者從不同角度解讀辛亥革命,總結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道路,探尋中國的未來。他的基本興趣與動念不止在探求辛亥百年的歷史真相,更在為處在社會大轉型的新轉折點上的今日中國尋求歷史方向性的道路。
馬國川先生《告別皇帝的中國》的內涵從他的採訪大綱所提的問題可知其梗概。他的採訪主要是圍繞下面六個問題展開的:
1.如何評價“晚清新政”?
2.為什麼會產生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產生是否必然?
3.中國有無可能不經過革命而實現憲政?如何認識革命和改良的關係?
4.如何評價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5.如何認識辛亥革命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道路?其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
6.今天中國面臨哪些問題?未來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
十分難得的是,馬國川能夠邀請到以下十二位學者作為他訪談的對象:周有光、李澤厚、余英時、許倬雲、劉香成、楊天石、章開沅、朱維錚、蕭功秦、袁偉時、雷頤、高全喜。這多位學者,不是學界名宿,就是在學術專業領域卓有成就的名家,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馬國川與這多位學者共同譜寫的《告別皇帝的中國》必是言之有物,大有可觀的。誠然,在我閱讀之後,我覺得這個訪談錄是對辛亥百年的重思與反思,有深度,有廣度。
令人驚訝,也不令人驚訝,十二位受訪學者對於辛亥百年的某些大事件(如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的解讀與評價是很不一樣的,甚或是針鋒相對的,這當然不止是受訪者認知層次上的岐異,也涉及到“價值觀”的不同。
在這個訪談錄中,在馬國川的叩問下,各個學者闡抒了獨立的積學定見,可以說是馬國川與各個學者間的對話,但全書展現在讀者面前的便不啻是一場精彩的論辯。閱讀這場論辯,讀者不止可以看到同中之異,也可以看到異中之同。讀者閱畢這場論辯,對於“辛亥百年”在整體認識上必不能不大有增益。不誇大的說,通過這本訪談錄,我們對於辛亥革命的本質、成因與遺產;對於憲政民主作為人民共和國之制度體現上的必要性都會有深一層的理解。不寧唯是,閱讀這本《告別皇帝的中國》,更會深信中國今後必須撥開“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思想迷霧,在經濟改革與現代化之後,再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實踐自我改革,尋求一條建造中國現代政治文明、長治久安的道路。
這是我讀、我思“辛亥百年”的感想,並以此報答馬國川先生索序之雅意。
金耀基
2011年8月3日
中國的改造只能夠通過內部的力量
採訪手記
“談到辛亥革命,我希望先了解它的前奏”,朱維錚先生對我說,“我重讀近代史,就是希望了解,從明朝晚期一直到‘五四運動’,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希望把歷史弄清楚。”
這是2010年夏天的一個午後,窗外還在淅淅瀝瀝地下著雨。我坐在朱先生的辦公室里,聽他講述自己的治學歷程。
今年七十五歲的朱維錚先生是無錫人,五十一年前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最初我跟本師陳守實先生學習中國土地關係史,陳先生是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的研究生”,朱維錚先生告訴我,“我後來跟著周予同先生編寫大學教材《中國歷史文選》。”
1919年5月4日,周予同作為北京高師的代表,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的活動。不過,這位“五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後來潛心學術,尤其長於中國經學史。所謂“經學史”,就是中國中世紀統治學說的歷史。周予同一直希望朱維錚跟著他學中國經學史,但是朱維錚沒有興趣做。
“文革”後期,毛澤東開展了“批儒尊法”運動,復旦大學成立了一個“章太炎著作注釋小組”,正在做“牛鬼蛇神”的朱維錚從工廠調回來“一批二用”。在這期間,他重讀了章太炎、康有為、梁啓超等清末民初思想家或研究者的作品。朱維錚說:“清末民初是中國從帝制時代走到共和時代的關鍵時期,恢復工作以後,我覺得這段經歷是非常重要的,就轉向了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對於中國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歷史,中共執政以來的教科書有一套固定的論述,即中國近代化是從鴉片戰爭而被動開始的。但是朱維錚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從晚明開始就進入近代化的過程,而且是主動地“走”,並不是被大炮轟出中世紀的。
在《走出中世紀》一書里,朱維錚對中國“走出新世紀”的歷史進程作出了獨特而新穎的闡述。“它是一個內部的從舊的東西變成新的東西的過程”,朱維錚說,“在我看來,這種被近代化、被現代化的解釋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狀況。”
朱維錚成為備受爭議的歷史學家,因為他的許多觀點顛覆了一些人對歷史的認識框架。“很多人不懂歷史,瘋狂罵我,真的很悲哀”,朱維錚對此有些無奈,“我們的歷史研究本來很發達,假如把自己歷史搞沒了,中國人反而要到外國去學習中國史,那是很糟糕的。”
糟糕固然糟糕,但是並非不可能。俄羅斯獨立以後,所有的學校歷史課都停了。可是,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歷史課啊。結果,就把一個法國人寫的俄羅斯歷史翻譯成俄文,暫時替代。俄羅斯的教育部長說:“我們俄羅斯的歷史都是進口的。”
當然,現在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們終於寫出了自己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該書出版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到一年就再版數次。該書的作者們沉痛地說:“1917—1952年這三十五年的歷史是極其悲劇性的,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願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後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么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
辛亥革命以來的一百年,中國的歷史道路同樣充滿了曲折和艱辛,值得人們永遠銘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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