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代人回憶契訶夫

同時代人回憶一代短篇小說大師契訶夫

一本傑出的溫暖的文學回憶錄

文學紀念碑叢書第016作品

基本介紹

• 書名：同時代人回憶契訶夫
• 作者：[俄]謝·尼·戈魯勃夫等 編
• 譯者：倪亮 等
• ISBN：978-7-5495-7936-5
• 類別：文學類 回憶錄
• 頁數：780
• 定價：98.00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6.4
• 裝幀：精裝
• 開本：16
• 所屬叢書：文學紀念碑
• 叢書編號：文學紀念碑016

主要內容

本書乃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1860—1904）的同時代人回憶他的文集。契訶夫擁有世界性聲譽，尤其在中國擁有無數讀者。這本回憶錄是蘇聯專家編輯，匯集了各個時期與契訶夫打過交道的人的回憶，並作了嚴謹精到的評註，是關於契訶夫及其作品非常權威的資料。此次出版，在原有譯本（據1954年版）基礎上，參照1960年版本增加了六篇譯文和一篇專家序言，體式上更加齊備。

編者介紹

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戈魯勃夫(С.Н.Голубов，1894—1962)，俄羅斯歷史小說家；格利戈連科（В.В.Григоренко），生平不詳；尼古拉·卡利尼科維奇·古季依（Н.К.Гудзий，1887—1965），俄羅斯文藝學家，文藝歷史學家，在古羅斯文學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編寫第一部古羅斯文學和名著選讀教科書；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馬卡申(С.A.Mакашин，1906—1989)，俄羅斯文藝學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功勳科學家，第二屆史達林文學獎獲得者；尤里安·格里高里耶維奇·奧克斯曼（Ю.Г.Оксман，1895—1970），俄羅斯文藝學家。

編輯推薦

1.本書是一本相當厚重的關於經典作家的文學回憶錄，契訶夫在讀者中的聲譽保證了不少忠實的讀者對其生活與創作情況感興趣；

2.本書屬於“文學紀念碑”的一個子系列，已經推出過同時代人回憶茨維塔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反響不錯，後續還會推進馬雅可夫斯基、布羅茨基等人；

3.本書是各種契訶夫傳記的基礎參考資料，也為“文學紀念碑”後續推出權威的契訶夫傳預熱。

封底推薦語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努力創作的一生在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他們的記錄不僅具有文學史意義，同時也極具藝術價值，他們揭示了契訶夫的內心世界，記載了他對時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最真實的契訶夫。……一些回憶錄作家無法從精神層面接近契訶夫，不能深入理解時代，而這些卻是完整、全面詮釋一個作家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些作者的意義只是為契訶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實資料。只有和契訶夫擁有相同的藝術追求，明白他在俄羅斯文學史中發揮的作用的那些同時代人，才能為大家呈現出一個真實的契訶夫，才能深刻理解他豐富的精神世界。

——阿·康·科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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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人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人回憶茨維塔耶娃》

目錄

前言阿·康·科托夫/1
摘自《安·巴·契訶夫的童年》亞·巴·契訶夫/1
安東·契訶夫在暑期里米·巴·契訶夫/46
摘自《回憶契訶夫》維·安·西莫夫/49
安·巴·契訶夫的歡樂時光弗·阿·吉利亞羅夫斯基/75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符·加·柯羅連科/79
與安·巴·契訶夫的幾次會見伊·葉·列賓/95
安·巴·契訶夫亞·謝·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98
回憶契訶夫伊·列·謝格洛夫/127
我和安·巴·契訶夫的交往維·安·法烏謝克/169
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訶夫莉·阿·阿維洛娃/185
在黃昏弗·尼·拉德任斯基/270
和契訶夫交往的幾年伊·尼·波塔片科/283
回憶契訶夫塔·利·謝普金娜庫帕爾尼克/330
遙遠的過去瑪·巴·契訶娃/368
與安·巴·契訶夫的幾次會面謝·捷·謝苗諾夫/383
安·巴·契訶夫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康·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92
契訶夫弗·伊·聶米羅維奇丹欽科/443
回憶片段瓦·瓦·盧日斯基/463
〔回憶錄〕瓦·伊·卡恰洛夫/468
安·巴·契訶夫馬·馬·科瓦列夫斯基/473
我和契訶夫的會見巴·尼·奧爾列涅夫/480
契訶夫在雅爾達的住宅是怎樣建造的列·尼·沙波瓦洛夫/491
安·巴·契訶夫尼·德·捷列紹夫/496
安·巴·契訶夫阿·馬·高爾基/518
契訶夫伊·阿·布寧/539
悼念契訶夫亞·伊·庫普寧/565
安·巴·契訶夫維·維·魏列薩耶夫/597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謝·亞·葉爾帕季耶夫斯基/601
契訶夫二三事謝·尼·休金/613
兩次見面伊·阿·諾維科夫/621
回憶契訶夫伊·納·阿爾特舒勒/625
憶契訶夫米·康·別爾烏辛/644
安·巴·契訶夫與文化米·亞·奇列諾夫/673
關於契訶夫亞·謝列勃羅夫（吉洪諾夫）/677
和契訶夫的最後兩次見面葉·巴·卡爾波夫/697
紀念契訶夫尼·格·加林/708
回憶契訶夫格·伊·羅索利莫/712
為安·巴·契訶夫畫肖像尼·扎·帕諾夫/722
憶安·巴·契訶夫奧·列·克尼碧爾契訶娃/727

書摘隨讀

前言

阿·康·科托夫

一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努力創作的一生在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他們的記錄不僅具有文學史意義，同時也極具藝術價值，他們揭示了契訶夫的內心世界，記載了他對時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最真實的契訶夫。蘇聯文藝學把契訶夫從資產階級批評家的詆毀和曲解中解救出來，確立了對其創作真正科學的認識，這種認識正是建立在作家同時代人真實見證的基礎上。

契訶夫一生都與俄羅斯文學和藝術領域中眾多傑出人物有著緊密聯繫。無論是作為藝術家，還是作為一個人，契訶夫都引起了同時代人的極大興趣。實際上，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的幾乎所有著名作家和藝術活動家都關注過契訶夫。

在他剛踏入文壇，以發表在幽默刊物的笑話和小短篇而聞名時，契訶夫就結識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科夫和格里戈羅維奇。1880年代下半期，契訶夫與同齡的文學人柯羅連科關係密切，再往後與托爾斯泰相識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契訶夫很快成為托爾斯泰喜愛的作家和精神密友。和契訶夫關係最緊密、最友好的當屬高爾基，他卓越的才華和革命意識在契訶夫在世時就鮮明地表露出來。

俄羅斯最偉大的藝術家——柴可夫斯基、列賓、列維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訶夫關係都十分密切。雖然契訶夫無法長時間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生活，但他巨大的才華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吸引著各行各業的人們，其中不乏和文學根本不沾邊兒的人。一些進步科學的傑出代表對契訶夫也給予很高評價，特別是季米里亞澤夫（К.А.Тимирязев）和齊奧爾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

契訶夫處在俄羅斯文學和藝術中心有二十年時間。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人感情方面，契訶夫和許多著名的作家、畫家、音樂家和演員的關係都非常密切。這一點使得關於契訶夫的回憶錄具有了特別的意義。這些記錄不僅為我們了解契訶夫的一生提供了資料，而且使俄羅斯藝術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托爾斯泰、高爾基、柴可夫斯基、列賓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建立都與這個階段緊密相連。

當然，遠不是所有了解契訶夫的人都留下了關於他的回憶。他們中的許多人比契訶夫去世早。契訶夫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們是從他們之間的往來信件以及其他同時代人的回憶中了解到的。儘管如此，同時代人留下的有關契訶夫的回憶在俄羅斯回憶錄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同時代的很多知名藝術家像柯羅連科、列賓、庫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聶米羅維奇·丹欽科、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卡恰洛夫、魏列薩耶夫、捷列紹夫等都公開發表過回憶契訶夫的文章。契訶夫的童年時期和他文學創作的早期則由他的兩個哥哥——亞歷山大和米哈伊爾詳盡地作了記錄。高爾基關於他的回憶在契訶夫回憶錄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以最詳盡的描寫為我們展現了契訶夫的精神面貌，勾畫出一個鮮活真實的契訶夫。高爾基關於契訶夫短篇小說《在峽谷》的評論文章，以及稍後寫的回憶隨筆都為人們重新解讀契訶夫的創作奠定了基礎。

當然，僅從回憶錄文集中找尋作家詳實無遺的生平是不行的。絕大多數記錄的都是契訶夫生前蜚聲文壇或已經嶄露頭角的那個時期的事。他與眾多文學家和戲劇活動家的相識始於1880年代下半期,他們都曾撰寫關於他的回憶錄,這自然為他們的回憶錄劃定出一個時間界限。文獻中對契訶夫在梅利霍沃，特別是雅爾達的生活階段給予了非常詳實的記錄。這個時期，契訶夫和大批的青年作家、藝術活動家出於對文學和社會的共同關注而相互交往。

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契訶夫一生中所有的階段在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都得到了體現。

契訶夫於1860年出生在塔甘羅格。在那裡他完成了高中學業，在前往莫斯科和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學之前他一直住在那裡。關於自己的童年乃至自己的一生,契訶夫自己很少提及，只是在他的一些小說中可以見到他記憶中塔甘羅格的生活場景。從契訶夫的信中我們能夠準確無誤地斷定契訶夫對自己成長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態度。在給作家謝格洛夫的信中契訶夫寫道：“我小時候就接受過宗教教育以及這一類的培養——例如在教堂唱聖歌,朗誦使徒福音和《舊約》中的讚美詩,參加晨禱,負責在聖壇上幫忙,在鐘樓上敲鐘。結果怎么樣呢？現在每逢我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它給我的感覺總是非常陰鬱。現在我不信教。您知道，當初我和我的兩個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歸正》或者《天使長的聲音》的時候，大家都感動地看著我們，羨慕我的父母，與此同時我們卻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1892年3月9日的信。這裡和下面契訶夫書信的引文都摘自莫斯科1944—1951年出版的文集和書信全集。——原編者注（以下凡未註明注者的均為原編者注）

從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可以了解契訶夫一家在塔甘羅格的日常生活。我們了解到，從小契訶夫就必須在父親的雜貨店中幹活，十六歲當家庭教師，與和“套中人”一樣的中學老師打交道——他們只會用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用懲罰粗暴地對待孩子。“塔甘羅格中學，”作家唐·博戈拉茲回憶道,“就像一個特別的勞教隊。學校有一個感化班，用翻譯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課堂練習來代替棍棒責罰。”在回憶錄中同時代人用生動的描寫為我們勾畫出這樣一個少年契訶夫：在死氣沉沉的中學讀書，被教堂夜間唱詩班折騰得筋疲力盡，在父親瀕於破產的小雜貨店裡忙碌，又賣東西又收錢；他幽默，愛講笑話，那種幽默感是他特有的，安托沙·契洪捷未來的特點在此正在漸漸形成。

契訶夫從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謊言的市儈環境中。“專制和欺騙毀掉了我們的童年，”有一次契訶夫這樣說。關於這一點，作家的哥哥亞歷山大·契訶夫在回憶錄中的描述也印證了這一點。“安東·巴甫洛維奇，”他寫道，“他只能遠遠地看著幸福的孩子。可他自己卻從沒有體驗過幸福、快樂、無憂無慮的童年。他多么希望在回憶起自己童年的時候會有一絲甜蜜的感覺。”但是，他能回想起來的只是個受盡折磨、事事服從的中學生。這一點從他的另一個哥哥米哈伊爾·巴甫洛維奇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契訶夫很早就有了要對荒唐的生活和可笑又可悲的人嘲諷的想法。在米哈伊爾和其他熟悉安東·巴甫洛維奇塔甘羅格生活的同代人的回憶錄中，你會讀到他們記錄下的契訶夫的諷刺幽默小說和他改編的笑話。“他經常組織演講和演出，”米哈伊爾·契訶夫寫道，“他把自己想像成某個人或模仿某個人。”契訶夫生活的環境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很早就對生活中發生的荒誕不經的事有感悟——在雜貨鋪幫忙的時候，在商業法庭和學校都看到過那樣的事。他的幽默諷刺作品的典型特點就是始終不渝地對周遭的市儈習氣進行嘲諷。例如,他的一篇即興之作寫人愚不可及地妄自尊大同時又巴結獻媚,其中描寫了兩個官員：一個“官居高位”，另一個是小官吏，在其面前奴顏婢膝。契訶夫也不無諷刺地改寫一些宗教故事，比如，他寫一個現代人，“在他那裡創世的神話發生了極其有趣的變異：小黑葡萄乾和葡萄乾混合得無法將它們區分出來了，而月亮能應該由女工來清洗清洗”。所有這些都顯著地表現出未來契訶夫的特點。

每個作家的創作都會有一個內在準備期,雖然那時確保他獲得創作成功的力量還沒有形成，但是未來創作的取向和特點都已基本確立。對契訶夫來說，這個內在創作準備期就是在塔甘羅格中學度過的歲月。契訶夫二十歲初涉文壇，在創作中他很輕鬆地就把自己擅長的即興創作、諷刺小品和幽默小說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他童年時代的朋友證實，他在塔甘羅格最早發表在雜誌上的小說就是這樣的結合物。印象中，他當時的一部分小說是由滑稽短劇和笑話演變而來，那些短劇和笑話都來源於他的童年生活，是對周圍滑稽的人和事的模仿和嘲弄。後來，契訶夫養成了即興講幽默笑話的習慣，這個習慣對他的小說也有影響——他的小說很容易進行改編搬上舞台。但是，在雜誌社工作的最初幾年，契訶夫創作所涉及的領域要比他在塔甘羅格寬泛得多。眾所周知，契訶夫的創作才能提升得非常快，創作範圍也非常廣，他的作品內容幾乎觸及了當時所有的新領域和新現象。

1879年契訶夫考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從進入大學的第二年起他就成為莫斯科和彼得堡一些幽默雜誌的長期撰稿人。他寫幽默小說和令人發笑的評論，為圖畫作幽默文字點評。他的同時代人證實，契訶夫後來甚至連自己都記不清在創作高峰時究竟在幽默雜誌上發表了多少篇小說——他寫得實在太多了。比如，1883年他就發表了一百多篇小說和隨筆。早期，契訶夫曾在一些小雜誌社工作，那裡的人都是和寫作沒太大關係的記者。自然，他少不了和那些記者以及當時新聞界的“同仁”打交道。順便提一句，後來出現的一個情況可以證明這一點——在作家去世後一下子冒出了許多契訶夫的“朋友”。一些好像是“很早和他一起共過事”，一些曾和他有過“推心置腹的談話”，還有的說是“友情深厚”等等。而實際上，大家知道，在1880年代的記者中和契訶夫關係稱得上親近的只有非常少的幾個。

契訶夫在從事文學活動之初就給自己提出了藝術目標。因此，他的小說在當時的同類作品中顯得非常突出。契訶夫非常善於透過滑稽可笑的事件和細節來揭示深層次的東西。在他的小說中，感覺敏銳的同時代人能夠領悟到一些更加意味深長的東西，了解作家是多么巧妙而又有力地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和欺騙的本性。同樣在1883年，契訶夫在幽默雜誌上發表的作品中出現了真正的經典作品,它們是《小公務員之死》、《英格蘭女子》和《胖子和瘦子》。

當然契訶夫不可能感覺不到，在報社和一些小雜誌社裡，他和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辦報人和無良記者是多么得格格不入。在談到吉里亞羅夫斯基時，契訶夫認為他是1880年代的記者中比較特別的一個。在寫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契訶夫談到了自己對那些“辦報先生們”的看法：“我和他（指吉里亞羅夫斯基）認識將近二十年了，在莫斯科我們一同起步。我對他做過非常仔細的研究……他臉皮很厚，身上有種令人不安的東西，愛吹牛……但是人還是很淳樸的，心地也善良，他根本沒有那些辦報人骨子裡的背信棄義的惡習。”（摘自1899年8月24日）契訶夫希望把他劃歸自己的同類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以列維坦、瓦斯涅佐夫和科羅溫為首的現實主義畫派的畫家都是那種樣子。

吉里亞羅夫斯基證實，早在1880年代初“一些畫家就經常在契訶夫家聚會。列維坦就是從那時起一直到去世始終和契訶夫的家人保持著親密的關係”。作家的妹妹瑪利婭·巴甫洛芙娜·契訶娃稱列維坦是“我們家最好的朋友”。

維·阿·西莫夫——蘇聯莫斯科高爾基模範藝術劇院舞台美術家，他在自己的隨筆中曾講述過契訶夫和這個畫家群體的友誼。“列維坦和契訶夫的關係是建立在真摯的友誼和相同的藝術目標的基礎之上，這一點從他們的來往信件和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可以了解到。”

契訶夫創作的第一階段包括莫斯科大學求學時期、在齊金和茲韋尼戈羅德卡醫院實習期，是緊張的創作期。在這個階段，他的寫作水平已經十分接近當時最著名的作家——這一點在很多的回憶文章中都能得到印證。作家的哥哥米哈伊爾在回憶錄中詳述了這個時期，引起了大家的廣泛興趣。最重要的資料當屬柯羅連科隨筆中記述的內容。在講述1887年和契訶夫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時，柯羅連科證實，契訶夫具有積極的社會情緒。能夠確認契訶夫對柯羅連科具有好感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當時柯羅連科剛剛結束多年的流放，並且仍處於監視居住中。契訶夫當面對柯羅連科本人表示出強烈的好感，而且對他的作品也非常欣賞。“他是一位我喜愛的當代作家，”他在1888年2月這樣寫道。契訶夫提議柯羅連科和自己一起從事戲劇創作，為“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創辦的新雜誌出主意，提檔次。1887年10月17日在寫給柯羅連科的信中契訶夫表達了自己對對方的態度。“我對您說，”契訶夫寫道，“能和您相識我感到萬分地高興，這是肺腑之言。第一，對您的才華我非常仰慕和喜愛，很多原因使我非常看重。其二，我想，如果我和您能再活一二十年，我們在將來的日子裡也不會因為觀點分歧而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在當今俄國所有從事寫作比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膚淺和最不認真的一個……而您是一位認真、堅強和誠實的人。我們之間的差距，正像您看到的那樣，非常之大。可是即便如此，我在拜讀您的作品和與您相識時沒有感到一絲生疏感。”摘自1888年2月5日寫給普列謝耶夫的信。

柯羅連科的回憶錄涉及契訶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他對自由民粹派的看法。正如柯羅連科在回憶錄中寫的那樣，他曾試圖把契訶夫和以米哈伊洛夫斯基為首的《北方導報》的自由民粹派編輯部拉上關係，但並不成功。這個結果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契訶夫的文學觀點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派的觀點有著原則性巨大差異。柯羅連科列舉了一些說明米哈伊洛維奇對契訶夫態度的資料。但在此需要作個說明。柯羅連科是在1904年，也就是契訶夫剛剛去世時撰寫的回憶錄，同年米哈伊洛維奇也去世了。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柯羅連科認為談論米哈伊洛維奇對契訶夫的真實態度有些不合適。當他寫到米哈伊洛維奇“對契訶夫非常有好感”時，無論如何，能夠感覺到柯羅連科希望淡化這種態度，儘管一開始他指的就是他的個人態度。至少從米哈伊洛維奇發表的對契訶夫態度的非常激烈、甚至是侮辱性的演講中仍然能夠找到相關印證。

在契訶夫涉足文壇初期，除了吉里亞羅夫斯基留下的幾張素描外，1880年代的文學家中還有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和謝格洛夫撰寫了回憶錄。前者在1887年初就與契訶夫相識，後來他們見面的頻率相當高，主要是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很長時間他們一直保持通信。契訶夫對他的文學活動給予了非常大的影響。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在回憶錄中寫道，在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初期，契訶夫對他提出了很多值得關注的文學論點。

同一年，契訶夫和謝格洛夫相識。一開始契訶夫就預言對方在寫作方面會有所建樹，但後來謝格洛夫辜負了他的期望。如果說剛認識時他們的關係還比較親密的話，後來契訶夫和他基本沒有什麼來往——這是因為謝格洛夫作為一個作家缺乏原則性，做事不擇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聞界的一些反動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契訶夫只是偶爾和他通通信，再也沒有見過面。

關於契訶夫創作初期的回憶錄雖然很多，但是單憑這些仍然很難對作家在幽默雜誌工作期間的思想狀況勾勒一個完整的輪廓。大部分回憶錄僅僅只是對他的經歷進行了真實的描述，並且對作家的文學和美學觀點的闡述很多都是錯誤的。但是，柯羅連科的回憶錄儘管非常簡潔，和其他人相比，他對契訶夫該方面的剖析還是比較全面的，並且他和別人來往的一些書信也為我們對契訶夫的文學和社會觀點獲得更加完整的輪廓提供了可能。

《草原》（1888）是契訶夫創作新階段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草原》之後相繼發表的《沒有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匿名氏的故事》、《帶閣樓的房子》、《我的一生》、《農民》和《海鷗》是契訶夫藝術才華更進一步的展現，是他對文學的社會使命更深層次的認識，是他廣泛接觸和了解人民生活的結果。

對契訶夫來說，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事件有：薩哈林島之行，這次遊歷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梅利霍沃參加醫療工作和社會活動；在下諾夫哥羅德省賑濟饑荒；參與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學和戲劇活動。“在這個階段，”聶米羅維奇丹欽科寫道，“契訶夫處於首都作家和演員藝術群體的漩渦中心……他喜歡聚會和妙趣橫生的談話，喜歡戲劇界的活動和到各地和國外旅行。他樂觀向上，像以前一樣地謙遜，像以前一樣聽得多，看得多，卻說得少。他的名聲越來越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契訶夫和演藝界、美術界和音樂界的接觸明顯增多。1887年契訶夫和列賓相識，第二年認識了柴可夫斯基。在很多回憶錄中都準確地描述了契訶夫對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同樣，柴可夫斯基也多次對契訶夫的作品給予熱情讚譽。“您對俄羅斯文學領域出現的又一位偉大的天才契訶夫有所了解嗎？”1889年6月2日柴可夫斯基寫道，“我認為，他是我們文學領域未來的棟樑。”給尤·帕·施巴任斯基的信。在那段時間，契訶夫和俄國的著名演員像連斯基、蘇姆巴托夫·尤任和斯沃博金關係都很親密。1895年契訶夫前往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拜訪托爾斯泰，兩人之間的深厚友情一直延續到契訶夫去世，並在他們的一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關於契訶夫這個時期的回憶錄同時代的人寫得比較多，這不僅能使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而且對他的社會和文學觀點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認識。同時代人的記錄使契訶夫關於文學的任務、作家和人民的關係以及必須要“不斷地、深入地”研究生活等論述得以保留下來。其中，大部分的材料涉及契訶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契訶夫的演員和作家朋友們都喜歡來這個莫斯科郊外的莊園作客，列維坦就不止一次來這裡。梅利霍沃的場景也常常被作家寫進描寫俄羅斯鄉村最著名的作品中。

撰寫該時期契訶夫回憶錄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幾位，比較突出的還有波塔片科和謝普金娜庫帕爾尼克。契訶夫和波塔片科是在1889年敖德薩的旅行中相識的。到了九十年代，兩人的關係更加穩固。他寫的回憶錄中包含有非常珍貴的史料，但卻絲毫無法證明波塔片科了解作為藝術家的契訶夫。

謝普金娜庫帕爾尼克的回憶錄生動地描繪了契訶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場景，再現了契訶夫家人之間的濃濃親情。在回憶錄中她還記錄了契訶夫和莫斯科文學界的關係，我們從中可以獲得不少實質性的資料。

對女作家阿維洛娃的回憶錄需要作一個特別的說明。她的回憶錄中有大量關於她自己生活的敘述性文字，其中契訶夫被給予了重要位置。阿維洛娃好像是在寫一部關於自己的小說，對自己和契訶夫長達十年間的大量來往書信進行了點評。她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真實可信的資料，特別是契訶夫在彼得堡的那段時間所交往的圈子以及彼得堡的劇院第一次上演他的劇本時的情形，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作家在那段時間所經歷的事情。但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處理和契訶夫有關的內容時表現出過分的主觀和片面。同樣契訶夫在小說《關於愛情》中對阿維洛娃的態度未必是完全真實的。

1898年，由於結核病不斷加重，契訶夫不得不遷居雅爾達——早在一年前他的病就有了危及作家生命的跡象。由於病情惡化，契科夫入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同時代的人證實，1896秋天，《海鷗》在彼得堡皇家劇院首演失敗後，契訶夫受到了批評。作家的病情之所以急劇惡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人的惡意詆毀所造成的。當時這次公演失敗的原因已經非常清楚，因為劇院沒有能正確理解契訶夫這部喜劇的創新性。《海鷗》是由喜劇演員列芙克耶娃進行的義演，她通常扮演預設輕鬆效果的角色，所以完全不適合出演契訶夫的劇本。波塔片科在回憶錄中寫道，“列芙克耶娃是一個滑稽、逗人開心的演員，通常情況下她出演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角色，飾演好吃懶做的人、老處女等，這些人物都被處理成喜劇形象，裝腔作勢地說著可笑的話……”她的追捧者都是商人、店員、市場裡的買賣人、軍官……而舞台上出現的正是這個群體，他們是契訶夫式的“創新形式”的評判者，而她將這一“創新形式”展現出來。於是除了發生的，不可能有別的結果。一切後果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戲劇界墨守陳規者和小報記者，與其說他們的挑釁是針對《海鷗》的演出，還不如說是針對契訶夫本人，是針對他摒棄舞台上的虛假、謊言和浮華的戲劇作品。

回憶錄重現了《海鷗》在皇家大劇院第一次演出的情景以及隨之發生的一切；講述了那些人對契訶夫的惡意誹謗和企圖詆毀契訶夫的陰謀；同時，回憶錄也為我們記錄了在那次公演失敗後契訶夫自己的心情，以及後來他和劇院方面的關係。《海鷗》在皇家大劇院上演以後，契訶夫又創作了《三姐妹》和《櫻桃園》。契訶夫從來沒有像在雅爾達生活的這段時間對戲劇傾注那么多的心血，那么狂熱地捍衛創新的戲劇形式。契訶夫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立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聶米羅維奇丹欽科關係親密。他不僅是這個劇院上演劇目的劇作家，而且是它藝術綱領的制定者，是為確立他的戲劇藝術新形式而鬥爭的發起人。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契訶夫和高爾基之間的深厚友誼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契訶夫最早看出年輕的高爾基“是毋容置疑，而且是真正的大天才”。1898年12月3日給高爾基的信。克尼碧爾·契訶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就高爾基給契訶夫留下的印象寫道：“這段時間高爾基也在雅爾達，當時他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享有盛譽。他在安東·巴甫洛維奇這兒經常講述自己離奇的人生遭遇，講得聲情並茂，引人入勝。他本人對自己所講的內容也表現得很感興趣，仿佛也是第一次聽到。我們坐在安東·巴甫洛維奇的書房，靜靜地，靜靜地聽著，聽著……”1900年2月5日契訶夫在寫給塔拉霍夫斯基的信中這樣寫道：“高爾基非常有才華，是很容易讓人產生好感的人。”同樣，高爾基對契訶夫也非常傾慕。1901年剛剛被釋放，高爾基就長途跋涉到雅爾達看望契訶夫。兩位偉人之間的通信一直持續到契訶夫生命的最後時刻，這些書信具有巨大的歷史文獻意義。1902年，遵照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俄國皇家科學院撤銷了高爾基名譽院士的稱號。為了表示抗議，契訶夫和柯羅連科共同發表聲明，拒絕接受他們的名譽院士稱號。

契訶夫在雅爾達的生活在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得到廣泛反映。那幾年，雖然身患重病，但契訶夫仍然非常積極地參與國家生活。他身邊一直圍繞著一大批文學家和演員，他們是1905年革命前夕革命運動空前高漲時迅速成長起來的一批人。庫普林和魏列薩耶夫都撰寫了契訶夫在雅爾達生活時期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聶米羅維奇丹欽科的回憶錄給予契訶夫很大的篇幅。高爾基的隨筆為我們展示了契訶夫深邃又全面的形象，揭示了他豐富的精神世界和迷人的人格魅力。在所有同時代人撰寫的偉大作家的回憶錄中，高爾基的回憶錄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二

回憶錄也反映了同時代人對契訶夫的不同理解。契訶夫去世後，高爾基馬上就指出“路邊小報”上數不清的所謂“回憶人”的誹謗的危害性。正如高爾基指出的那樣，他們打著“悲傷”的幌子，讓人感到的是一種“冰冷的感覺，散發的都是同樣的庸俗氣息，是內心對敵手離世的暗暗竊喜”。高爾基指的是那些很早就標榜自己是偉大作家“親密朋友”的卑鄙的辦報人和小記者。所有那些喜歡談論“真實的作家”的人，就像資產階級批評家一樣，企圖貶低契訶夫的世界意義，把他和那些平庸記者放在一起，讓他的名字和那些黃色刊物扯上關係。契訶夫去世後，報紙上馬上出現了類似的文章，傷害了大眾對偉大作家的緬懷之情。1904年7月高爾基的信里針對的就是他們：“報紙上充斥著回憶契訶夫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些冷冰凍的低劣、平庸之作。作家的結局很糟糕——文學界的害群之馬立刻就開始對逝去的人說些不著邊際的話。”1904年7月7日給別什可娃的信。高爾基認為，同時代人將如何闡述契訶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們四處奔走，籌劃出版紀念契訶夫的特別文集。“我們想出版一本紀念安東·巴甫洛維奇的書，”1904年7月，契訶夫去世後不久，高爾基這樣寫道。

在和資產階級批評家的鬥爭中，高爾基的文章《論契訶夫的新小說〈在峽谷里〉》發揮了巨大作用。這篇文章在俄羅斯乃至全世界的評論界第一次確立了契訶夫創作所具有的最偉大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眾所周知，資產階級美學批評家一直試圖製造契訶夫在文學和社會方面的微價值理論。高爾基公正地指出，這種批評甚至把讚揚變成了“黃蜂的巢穴”。自由民粹派也撰寫了大量關於契訶夫的評論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試圖證明契訶夫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對真正的社會利益的關注。對契訶夫最好的一部中篇小說《農民》，米哈伊洛夫斯基認為，小說“內容貧乏”、“膚淺”，從中不會得出“任何普遍結論……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

資產階級文學批評製造出契訶夫是“黃昏的謳歌者”，一群無聊的人、愛抱怨的凡夫俗子的歌頌者的假象。1914年馬雅可夫斯基寫文章駁斥了此類觀點，他寫道：“因這樣一位凡夫俗子熟悉的人，對什麼都不滿意、愛發發牢騷的人，在大眾面前為‘可笑的人’說情的人，‘黃昏的謳歌者契訶夫’倒成為另一個契訶夫——健康、快樂的語言藝術家。”

在不少本著客觀記錄一個真實的契訶夫的文章中，反映的卻是資產階級批評家鼓吹的觀點。1909年，契訶夫去世五年後，反動刊物的撰稿人尼·葉若夫的回憶錄出版。這部回憶錄歪曲了契訶夫真實的生平，充斥著葉若夫個人對偉大作家的攻擊。葉若夫企圖損害契訶夫的巨大威望，貶低他在俄羅斯文學中的作用。他極力想要和資產階級批評家的回憶錄保持同樣的腔調，用造謠中傷的手段來證明契訶夫要極力遠離社會生活，並要求文學脫離現實使命。也有不少的文章是寫契訶夫內心的搖擺，寫他缺乏信念，強調他本人和他小說中那些意志薄弱、不堅強的人物有相似之處。

高爾基的文章揭穿了資產階級美學批評家無法令人信服的謊言，把契訶夫推到了在俄羅斯文學中應該占有的高度。高爾基寫道：“……契訶夫的去世，是整個俄羅斯最好的朋友的去世，這是一個智慧、公正、誠實的朋友。這個朋友，熱愛俄羅斯，和它同呼吸共命運。整個俄羅斯將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顫抖。俄羅斯永遠不會忘記他，永遠都會通過讀他充滿仁愛之心的愁苦笑容的作品、通過讀他飽含生活深刻意義的短篇小說來學習理解生活。透過他作品中睿智的客觀公正和對人的同情——這種同情不是憐憫，而是一個聰明、心思細膩的、對一切都能理解的人的同情——來學習理解生活。”高爾基指出了契訶夫才華的“可怕力量”，這種力量就是他寫的是真話，“任何事情從來都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高爾基認為契訶夫的意義就在於他對渾渾噩噩的生活的無情譴責，對虛偽的資產階級貴族社會的揭露。高爾基把契訶夫和他小說中的主人公——那些沒有找到生活中位置的人截然區別開來。“契訶夫寫了很多小喜劇，”他寫道，“寫那些游離於生活之外並因此樹敵頗多的人。”

高爾基在回憶錄中發展了他在1900年的文章中所闡述的思想。他筆下的契訶夫是鮮活的，具有積極的社會人的氣質，具有讓敵人信服的力量去摧毀資本主義世界的謊言和庸俗。“他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發現並引起人們注意庸俗之物的本領，”高爾基寫道，“這種本領只有對生活有高要求的人，只有熱切渴望看到人們的淳樸、美麗、和諧的人才能達到。庸俗下流的東西在他那裡只能受到無情和嚴厲的審判。”

在轉述和契訶夫見面的感受時，高爾基描繪作家生活的一面。高爾基指出，契訶夫像寫小說時一樣，在生活中也善於發現在動聽的自由主義和光鮮外表的庇護下的庸俗和謊言，並把它們揭露出來。在回憶錄中高爾基繼續闡釋契訶夫對自己人物的態度。在指出契訶夫小說和劇本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之後，高爾基寫道：“從這群軟弱、單調、無聊的一群人的旁邊，一個優秀、睿智、對周圍一切都非常用心的人走了過去。他面帶苦澀的笑容，看著自己老家的這群無聊的人，語氣雖然溫和，但卻帶著深深的責備，臉上和心中充滿了絕望的痛苦。他用好聽的嗓音真誠地說：‘先生們，你們生活得很糟！’”高爾基的文章和回憶錄在與自由民粹派的美學批評家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一直試圖證明契訶夫沒有積極地融入社會，作品缺乏思想性，沒有“指向性”。

針對諸如契訶夫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作家和缺乏積極的社會性的流行言論，柯羅連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庫普林、魏列薩耶夫、捷列紹夫、聶米羅維奇丹欽科和其他的作者在回憶錄中都給予了駁斥。他們的回憶提供了大量關於契訶夫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深切關注人民命運的資料。

1905年革命前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對契訶夫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關於這個時期列寧寫道：“無產階級的鬥爭席捲了工人中新的階層並在整個俄羅斯蔓延開來，同時間接影響著學生和其他居民階層中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

同時代人的回憶錄見證了契訶夫對即將來臨的革命所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我們有理由認為，契訶夫在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相信革命必將到來。

葉·巴·卡爾波夫在回憶錄中列舉了契訶夫在和維·費·康米薩爾熱芙斯卡婭談話時的獨特論述。這次談話發生在1902年6月，他們涉及的話題在當時引起了作家極大的興趣。契訶夫指出，社會運動正在迅猛發展，進步文學面臨新的任務。契訶夫說：“我們熬過壓抑的沉悶和躊躇，正面臨著轉折。我們急轉彎……我特別希望捕捉住這種令人振奮的情緒……想寫一個劇本，一個振奮人心的劇本……也許我會寫完……很想知道……在人民中蘊藏著多大的力量、能力和信心，太令人驚奇了！”

很明顯，契訶夫不滿意在雅爾達的生活，這裡的生活局限了作家的眼界。他能接觸到的都是事件發生後各界的反應，而不是事件本身。類似的情緒也表現在他1903年11月10日的信中：“……雅爾達的生活很無聊。我感覺，生活正從我的身邊溜走，有多少文學家應該看到的東西我都無法看到。只是幸運的是，我看到並且明白，生活和人民正在變得越來越好，越來越聰明，越來越誠實——這是最主要的……”

葉爾帕季耶夫斯基，像契訶夫一樣，既是醫生也是作家，那些年也住在雅爾達。他曾講述：“我記得，1905年革命前我在彼得堡住了一段時間。我從那裡返回雅爾達的當天，契訶夫就迫不及待地給我打電話，讓我儘快馬上立刻到他那兒去，因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刻不容緩的事情要對我說。原來事情是這樣的……他覺得刻不容緩的事就是，他要立刻了解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發生了什麼事，不是在文學圈兒，而是在政治領域，在日益迫近的革命運動中！當我對那時發生的一切並不陶醉，甚至還有些懷疑時，他很激動，衝著我說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話，語氣堅定，不像是他說的話。“您怎么能那樣說！”他發火了，“難道您沒有看見，從上到下一切都改變了！不論是社會還是工人！”

契訶夫的另一個同齡人，奇列諾夫醫生寫道：“他在政治方面的成長，是和生活同步的。契訶夫和生活一起變得越來越左，到最後幾年他已經變得異常偏激，容不得任何反駁（在這種情況下不知為什麼他會說：‘完完全全就是阿韋爾基耶夫’）。他在證明，我們正處在‘革命的前夜’。”捷列紹夫也證實：“契訶夫經常談論革命。他認為在俄羅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很快就會到來。”那些年非常清楚契訶夫心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隨著氣氛越來越緊張，革命越來越近，他也變得越來越堅定不移。”

當然，契訶夫沒有提出革命的具體途徑和動力，但他的信件和同時代人的回憶都可以證明，他是多么熱切希望明白新的社會運動的特點，他對登上歷史舞台的那股新力量表現出怎樣巨大的興趣。據高爾基回憶，契訶夫在創作的最後階段曾想“為另一種讀者，嚴肅而真誠的讀者”寫一部“不同內容”的書。摘自高爾基給波謝的信，1901年11月14日之後的某封信。按一位回憶錄作者（阿努欽教授）的話說，契訶夫看到高爾基的意義在於，“他營造了一種情緒，喚起了對新類型的興趣”。契訶夫是如何理解“新類型”的，可以根據1902年1月20日他寫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來判斷，他在信中把高爾基話劇《小市民》中的尼爾稱為“新人”。他堅持向莫斯科藝術劇院推薦排演《小市民》，並且多次指出尼爾這個角色在這部戲裡應該是“主要的、中心的、英雄般的”人物。

同時代人的回憶錄駁斥了資產階級批評家關於諸如契訶夫缺乏積極的社會性，對現實問題漠不關心等謊言，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一個按照高爾基的表述“是在文學史和社會思潮方面正在開創新時期”的作家的作品。

三

契訶夫沒有留下任何詳細的生平自傳。在他龐大的文學遺產中沒有類似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三部曲，或者像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這樣的自傳性作品。因此同時代人關於契訶夫的回憶錄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偉大作家生活和創作的最重要的資料，並且經常作為研究其生平不可或缺的參考。

契訶夫在莫斯科、彼得堡、沃斯克列先斯克、巴布金，最後在梅利霍沃和雅爾達生活的故事提供了有關他全方位地接觸生活、對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具有最濃厚興趣的清晰認識。很有可能的是，契訶夫之所以沒有完全和醫學脫離關係，而是一直對醫學孜孜以求，是因為——據他同時代人和同行醫生見證——醫生的活動能幫助他接觸最廣泛的民眾階層。

正如許多同時代的人所寫的那樣，《萬卡》、《苦悶》、《哀傷》、《農民》以及其他描寫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小說的作者，是一位人民生活的頑強研究者。1888年契訶夫曾對謝格洛夫說：“一個作家，一定要使自己養成聚精會神、永不休止的觀察力。你必須做到把優良品性的培養變成直接習慣，變成天然素質！”他多次建議庫普林到第三等級里（工人、農民等被統治階級）多走走。他對當時剛剛步入文壇的捷列紹夫指出，和人民接觸是作家唯一可行的道路。“到遠的地方去，”他對捷列紹夫說，“到一千俄里、兩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們會了解很多東西，會帶回很多的故事！你們會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遠的驛站和木屋裡過夜，完全像普希金時代那樣……只是一定要沿著鐵路到第三等級中去，到普通的民眾當中去。否則，任何有意思的事你們都不會聽到。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作家，明天就買張到下諾夫哥羅德的票，從那沿著伏爾加河和卡馬河一路走下去……”

從契訶夫對年輕的文學工作者的建議中，從契訶夫對一些作家和他們的創作所表現出的興趣中，還有從他對戲劇和畫家的理解中，都顯示出偉大的作家非常關注一個問題，就是讓藝術更大程度地觸動人民的生活。這一點蘇聯著名作家伊·阿·諾維科夫（當時還是一名大學生，剛剛從事寫作）的回憶錄中的一件小事非常具有代表性。諾維科夫講述，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畫展上，大家談論某位將軍的肖像畫時，契訶夫稱讚了畫家的技藝後說道：“但是誰需要它，有什麼用？”在另一幅畫前駐足了許久，他說道：“這就是，這就是我想給你們看的畫，它很好。”“那幅畫是誰畫的，我不記得了，”諾維科夫寫道，“但是即使現在，我眼前還會浮現出一個工廠的廠區，傍晚時分，淡淡的紫色暮靄，一個年輕的工人手裡抱著一個孩子。他笨拙、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在手裡，目光中透出些許的溫柔。或許有些害羞，他不太想在人面前表現出那絲溫柔。這種混合的情感在某個方面和契訶夫的感覺有相似之處。”正像庫普林所寫的那樣，契訶夫“要求作家寫出普通的生活情節、敘事簡單、沒有刻意製造的東西”。他教導作家要勇於嘗試文學的新主題和新人物，描寫人民真實生活的現象特徵。從這個角度也應該明白契訶夫是多么希望青年作家關注那些他們書房之外的主題。

契訶夫的作品在爭取確立藝術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回憶錄文集中大量列舉了契訶夫關於文藝美學問題的論述，這些論述的實質表現在要毫無保留地譴責契訶夫時代的資本主義文學中的“神秘和所有荒誕無稽的東西”。在表達自己對文學的熱愛時，在對青年作家們提出要求和指出藝術應該解決的問題時，契訶夫的表現就是一個“藝術的生活真實”的狂熱擁護者。也正由此決定了他對文學的熱愛，喜歡和一些作家、畫家和演員交往。馬明·西比利亞克作品中追求的最高的真實讓契訶夫激動不已，一位作家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契訶夫對他的喜愛。契訶夫對莫斯科藝術劇院的長期關注同樣也是由於他堅定地認為，只有按照真實原則創作出來的戲劇在未來才能生存下來。

戲劇在契訶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眾所周知，契訶夫不僅寫劇本，而且親自參與劇院對劇本的排練。他和劇院的接觸最早始於劇院對他早期幾個劇本的排練。他與劇院、與當時很多著名演員的友好關係，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得到鞏固，當時他的劇本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排演，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聶米羅維奇丹欽科以及這個劇院所有的主要演員關係都很親密。契訶夫的同時代人——一些演員和戲劇活動家們證實，他非常積極地參與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建立。劇院排演最早的幾部戲，契訶夫經常出現在排練場，為一些角色的表演和舞台給予指導。他對劇院日常工作的很多細節都很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寫道：“他熱愛戲劇、了解戲劇、懂得戲劇，當然，是從它最好的方面……他喜歡排練和演出時那種令人緊張的氣氛，喜歡藝術家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歡關注舞台表演和劇院技術問題的一切細節。”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演員的回憶錄中我們會了解很多契訶夫對他劇本中的一些角色的詮釋，以及他對藝術使命的理解。

契訶夫是最優秀的修辭大師。他在自己文學界和戲劇界的朋友中一直不懈地宣傳語言要質樸，要最大限度地簡潔。他對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說：“寫作的技巧，其實不是寫的技巧，而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技巧。”一直以來契訶夫對語言都很關注，這一點從他對青年作家的手稿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見中都看得出。他要使他們毫不遷就陳舊的文學規則和表現手法，要求他們尋找有力的、精準的和富有表現力的詞語。和他關係親密的文學家們都證實了契訶夫一直以來對詞語的使用是多么地關注。契訶夫要求青年作家隨時隨地觀察生活，同時還要不斷地、敏銳地學習語言。庫普林寫道：“……他也在不斷地提高自己，隨時豐富自己的語言，從談話中、從詞典里、從各種目錄里、從學術論文、從宗教書籍中，以使自己的語言更優美，更豐富多彩。這個沉默寡言的人的辭彙量非常地驚人。”

同時代人爆料的契訶夫沒有寫完的故事引起了大家濃厚的興趣。很難判斷，以後它們可能採用何種形式出現以及契訶夫為什麼當初把它們遺忘了。有可能它們只是即興作品，契訶夫沒有賦予它們任何的文學意義；也可能只是他沒有來得及把它們徹底搞完，後來它們顯得過時了。在1888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里，當說到“憋”在腦子裡的其他的故事時，契訶夫順便提及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思。他說，這個構思是他很久以前的，還沒來得及寫完，一些人物就已經過時了。很明顯，謝格洛夫講述過的輕鬆喜劇《催眠的力量》也屬於“過時的”構思。契訶夫多次推遲了這部輕鬆戲劇的創作工作，直到後來完全放棄。藝術家西莫夫說的那個小說情節，正如契訶夫自己定位的那樣，是專為“一個狹小、私密的圈子”準備的，所以也沒有完成。但不管怎樣，這些沒有寫完的故事表明作家構思的角度多么寬廣，它們是研究契訶夫內心創作活動很好的補充材料。

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有關契訶夫行醫和他的醫學興趣這部分內容，填補了作家生平的空白。正如著名的神經病學家格·伊·羅索利莫寫的那樣：“……契訶夫沒有脫離醫生的實際工作，儘管時間和客觀情況都不允許。”羅索利莫證實，契訶夫有一段時間甚至夢想到大學教書和從事科研工作。在談到契訶夫對醫學的興趣時，奇列諾夫醫生說他曾經試圖在莫斯科創立一所醫生進修學院。和契訶夫結交多年的同時代人列舉了大量他勇於自我犧牲和大公無私履行一名醫生職責的事例。

當然，這部同時代人回憶錄文集中所發表的東西，無論從文學意義上，還是就他們提供的了解契訶夫的資料來說，價值都是遠遠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僅僅只是作者回憶和契訶夫見面情景的簡單介紹，有的是寫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還有一些文章寫得更加詳細，更加具體——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有時甚至和作家沒有直接的關係。在回憶錄中常會見到作者對契訶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當時的文學現象所作的一些主觀上的、但不完全正確的評價。例如，一位像柯羅連科一樣優秀的回憶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就完全錯誤地指出好像契訶夫是繼謝德林之後由於“絕望的憂愁”才結束生命的。毫無疑問，這不僅對謝德林是錯誤的，對契訶夫也是錯誤的。順便說一下，相似的論斷和柯羅連科寫的基本內容完全矛盾。在總結契訶夫最後幾部作品的特點時，柯羅連科寫道，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正是這些真正確定了契訶夫1905年革命事件前所創作作品的特點。回憶錄中所引用的契訶夫的個別論述和表達，有時是偶然或信口說出的話，毫無疑問，根據這些話判斷契訶夫真正的看法常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些回憶錄作家無法從精神層面接近契訶夫，不能深入理解時代，而這些卻是完整、全面詮釋一個作家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些作者的意義只是為契訶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實資料。只有和契訶夫擁有相同的藝術追求，明白他在俄羅斯文學史中發揮的作用的那些同時代人，才能為大家呈現出一個真實的契訶夫，才能深刻理解他豐富的精神世界。這方面高爾基作得最全面、最深入，他揭示了契訶夫的創作具有最偉大的意義，再現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契訶夫的作品為最廣大的人民民眾所接受，人們對作家本人的興趣也日益提高。目前對契訶夫的書信進行了最全面的收集和公開發表，出版了大量有關契訶夫的文集。而這部同時代人的回憶錄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活生生的契訶夫，使我們領略到這位俄羅斯偉大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完美與和諧，其意義就在於此。

（耿海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