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超活·駱克

史超活·駱克（1858—1937) ，他的英文名字為James Stewart Lockhart ，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叫駱仁廷。1858年生於蘇格蘭的阿及爾郡。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字。8月初，駱克哈特受英國殖民部的委派，率團開始對新界進行實地調查。8月底在回英國的輪船上完成了長達31頁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1902年5月駱克哈特如願以償，被派往威海衛任行政長官。1902年5月駱克哈特如願以償，被派往威海衛任行政長官。19年後，駱克退休，在倫敦買了套房子住下，潛心於他的中國文學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時年79歲。港英政府為了表璋駱克，將香港開闢的一條濱海大道命名為駱克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史超活·駱克
• 外文名：James Stewart Lockhart
• 別名：駱仁廷
• 出生日期：1858
• 逝世日期：1937

概述

駱克（1858—1937)的英文全名應譯為史超活·駱克，又名駱壁、駱檄、駱任廷、駱克哈特。 是1898年香港的輔政司，全名為J.Steward Lockhat。“駱克”這中文名字，是官式的譯名，是以沒有第二種譯法，跟其他香港的高官的譯名譯法有不同。這是因為他和中國訂過一張協定，在簽字時，需在中文本上有一官定的譯名所致。而港府用他的名字命名駱克道，也正是和這一張協定有關。

在英國租借、接管和統治新界的歷史上，時任港英政府輔政司的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此人是一個蘇格蘭爵士，在香港和中國其他地方充任英國殖民官員長達40餘年。他通曉中國語言，熟悉中國情況，“篤信”孔孟學說，喜歡蒐集中國繪畫、錢幣和工藝品，先後編著有 (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1893)、《從遠古到1895年的遠東通貨》(The Currency of the Farther Eas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1895)等書。駱克是有名的中國通，號稱“洋儒生”。其實他自己起的中國名字是“駱任廷”，在他與中方簽訂的《香港英新租界契約》中文本上又署名“駱檄”。今人不知，音譯為“駱克”，已成習用，今從眾。

駱克自稱服膺儒家的“仁義之道”，反對殖民者的種族主義。然而是他，第一個受英國政府之命對新界進行調查，提出了一系列殖民主義主張；是他，蓄謀違約侵占九龍城；是他，在新界北部陸界的劃界談判中，違約多占了中國領土；是他，積極參與了對新界居民武裝抵抗的鎮壓。這就充分暴露了駱克的殖民主義者本質。

在英國強租和接管新界的整個過程中，新界當地居民對英國殖民者進行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武裝抗爭。由於駱克在英國攫取新界、鎮壓新界中國居民和制定英國對新界的殖民統治政策上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而駱克本人又偽裝成中國和新界居民的朋友。

生平

史超活·駱克，1858年生於蘇格蘭的阿及爾郡。自幼就讀於愛丁堡的沃森學校。在校時就以天資聰穎、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而聞名，1874年被評為該校唯一一名年度最優秀學生。1875年就讀於愛丁堡大學。在1878年的一次競爭考試中，因成績優秀被指定為港英政府內部見習生。1879年年底在香港精心學習了三年漢語。1883年任港英政府稅收督辦，1895年升任為註冊主管、政府秘書、輔政司，地位僅次於香港總督。而真正令他在近代史上嶄露頭腳的時間，還應是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的前前後後。

1902年5月駱克哈特如願以償，被派往威海衛任行政長官。他在威海衛行政長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9年。駱克退休後在倫敦買了套房子住下，又潛心於他的中國文學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時年79歲。

歷史事件

3.1香港新界移交劃界

1898年6月下旬，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任命時任港英政府輔政司要職的駱克去完成這一任務。那時駱克正在國內度假，他受命後立即離英經溫哥華趕回香港。同年8月初率調查團前往新界調查，於同月底結束調查，然後動身返英，於1898年10月8日將調查結果送呈英國政府這就是人所共知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Report by Mr.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報告書》長達31頁，約相當於中文洋洋三萬餘言。《報告書》對新界的面積、自然特徵、分水嶺、河流、水源、灌溉、地質、土壤、水果、植物、耕地、島嶼、村莊、居民、道路、橋樑、工業、電報、鐵路、文官、武官、監獄、警察、村政府等等狀況進行了描述；此外對今後租借地政府如何組成，興修哪些公共工程，警察、法院、監獄的設定，以及如何辦理醫療衛生、教育、稅收、財政作出了建議。對新界北部陸界的劃界、制止走私和九龍城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而且還就新界未來採取的統治政策提出建議，同時還對新界北部陸界的定界問題提出了“自然邊界”方案：“以新安縣北部界山為界，內括深圳、大鵬灣北部和東部陸地、深圳灣以西陸地。”英國殖民部大臣張伯倫看到報告書後，拍案叫絕，稱讚它“極有價值、極有意思”、“給英國制定新界政策作了重大的幫助”。隨後便將邊界談判的大權交給了史超活·駱克。

《報告書》的內容，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1. 介紹新界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十分詳盡，並提供了一些統計數字：當時新界面積是376平方英里（975.1平方公里），有村莊423個，人口約十萬人，等等。這對我們今天研究當時新界的歷史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 提出了管理新租借地的建議。駱克在《報告書》中寫道：“我以為，今後對新租借地的管理應該儘可能利用目前存在的機構。為了實現此事，我建議政府首腦應該是一個從屬於港督，但在其它方面獨立的專員。它的總部應該設在大埔墟附近，這個地方似乎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全部政府辦事機構和監獄都應設在這裡。應該有一個行政局和咨議局來協助專員，行政局由專員本人、財務司和警察司組成，咨議局由專局本人和各村選出一人的當地代表組成。應當授予當地代表某種名號，使他們認為咨議局成員的地位讓人艷羨。此外，專員自然還需要任命一名輔政司和一名財務司。”

《報告書》還建議保留現有的村警制度、村法庭和村學。總之，駱克認為新界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南端割占地情況不同，應該儘可能保留新界的現有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不主張對之進行急劇的改變。

駱克新界《報告書》為英國未來統治管理新界和新界英國殖民機構的設定提出了詳盡的建議，為英國制定對新界的政策奠定了基礎。

3.2鎮壓新界抗英人民

《香港英新界租界契約》剛剛簽字，中英雙方尚未辦理移交手續，英方便於3月27日迫不及待地將警察開往大埔墟搭設警棚。4月3日，駐地警察和前來視察的港英政府警察司梅軒利，遇到了鄰近上百名民眾的石塊襲擊，警棚也被燒毀。第二天駱克哈特便同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率兵前往大埔墟進行鎮壓。新界各村義士和深圳居民數千人聚集大埔墟山坡，“開挖坑塹、拒阻英兵”。4月15日半營英兵馳援大埔墟，並用英艦上的優勢火力猛轟抗英隊伍的山頭陣地。抗英隊伍雖頑強抵抗，但終因武器低劣、力不能及退出陣地。香港團隊400名士兵慌忙舉行升旗儀式。駱克哈特親手將米字旗徐徐升起，隨後又當眾宣讀1898年10月20日英國《樞密院令》和港督命令。升旗儀式草草收場之後，駱克哈特又親自率英方勘界官員將界樁埋設在深圳河北岸。

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英雄氣概，連駱克哈特也不得不為他們的英勇無畏表示嘆服。他曾寫道，抵抗者“要是有近代化武器，我們的軍隊恐怕就更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般勁頭也顯示出渾身是膽”。由此，駱克哈特真正感覺到，在新界升起的那面英國國旗太不容易。事後，他將這面親手升起的國旗收藏了起來，至今連同他的其他收藏品一起，存放在他的母校—蘇格蘭沃森學校。

在鎮壓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之後，駱克哈特即兼任新界專員。他一方面繼續搜捕抗英首領，收繳抗英武器，一方面張貼告示，發布政令，按照他的既定方針，實施對新界的殖民管理。不長的時間裡，一套完整的殖民統治體系很快形成。

3.3任威海衛任行政長官時期

駱克哈特性情剛直而倔強。在港期間，他的好多觀點不能與卜力達成一致，不願屈從別人的他便與卜力產生了矛盾。1902年他放棄了在香港留任可以升任總督的機會，主動向殖民部請求，要求到威海衛施展才華。

6/01300000044935125834965177685_s.jpg">中國軍團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為英軍衝鋒陷陣，但事後並未與英軍享有同等待遇。 直到1903年，在軍團的持續抗議下，英國陸軍部才同意為其受勛。（圖為1904年駱克哈特為軍團士兵頒發維多利亞勳章） 威海衛是英國在租借香港新界同時租借的另一塊地方。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字，7月1日《租威海衛專條》簽字。威海衛的面積比新界少68平方英里，為288平方英里，而人口卻比新界多2.6萬人，為12.8萬。

1902年5月駱克哈特如願以償，被派往威海衛任行政長官。

威海衛的行政長官，雖然也是由由英國國王任命，但地位卻略低於香港總督。而就權力範圍而然，威海衛行政長官卻大於香港總督。如香港的立法，需立法局討論通過，港督雖有兩票表決權，而第二票只能贊成票與反對票等同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而威海衛不設立法局，威海衛的立法並不需要那么多繁雜的程式，行政長官可以完全根據自已的意圖制定和頒布法律。在司法審判方面，威海衛行政長官可以任免法官、制定訴訟程式，並可直參與審判實踐。因而可以說，威海衛的行政長官司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統攬。

史超活·駱克 來到威海衛之時，正是殖民當局鎮壓威海人民抗英鬥爭不久，殖民統治秩序尚未完善之際。駱克哈特到位後，一邊建立政府機構、完善政府職能，一邊輕車熟路地將香港的法律制度、管理辦法搬了過來。在較短的時間內，便健全了統治機構，配齊了工作人員、完善了統治體系，從而理順了大英帝國在威海衛的殖民統治秩序。

在威海衛，史超活·駱克換上洋儒生面目，以“父母官”自居，採用懷柔手段，施展統治才華。他深知，界內占地98%的農村的穩定，是維護整個租界殖民統治秩序的基本保證，而村董（相當於後期的村長）則是農村穩定的關鍵。他來後的第五天，便召見各村村董，以慈善的面孔、溫柔的語言、深情的體貼籠絡人心。他在講話中指出：“聽說你們都是忠厚老實、有見識能辦事的人，以後諸事都要依靠你們幫助本大臣。……村中如有不法之人不聽你們的約束，你們可以稟報本大臣處治他。不要怕與他們為仇，如果你們辦事妥善，本大臣必加意保護你們。”為了使村董更好地為殖民政府賣力，不久便為他們頒發村董執照，並委以張貼布告、發放契紙、收繳稅款、調解糾紛、治理村風等重任。1906年又在莊士敦的參佐下，改革實施總董制，將管轄約十幾個村的總董完全置於殖民政府的控制之下。為了使“村董受到尊重和鼓勵”，“通過回報來履行他們的義務”，殖民政府每年都召開一次村董大會，每季度召開一次總董會議，通過頒發匾額與獎章、組織到英艦上參觀、舉行盛大宴會、一起合影留念等活動，刺激村董們的工作熱心。與此同時，駱克哈特還緊緊抓住中國人極力倡導良好社會風氣的心理，抓住中國人心地善良的特點，利用典型褒揚正氣，拉近與村董們的距離。村董車碩學受褒便是其中的一例。

車碩學是海西頭村的村董。1905年1月28日，福州長興島一商船從高麗載貨歸來時遭遇大風雪，在海西頭村北海上觸礁擱淺，船體破裂、棚破桿碎。在風大浪激的惡劣情況下，車碩學等人不顧個人安危，鼎力相助。他們把船員救起後安排在自己家裡吃住，又組織人把船上的貨物搶下來安置好，最後還用自己的木料和資金把船修復好。當修好的船返回福建後，船主王作剛寫信給駱克哈特，對車碩學的行為表示讚揚和感謝。駱克哈特非常重視，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製作的匾額，上面雕刻著“拯人於危”四個大字，四周雕刻著龍、鳳、笙、簫，用金水塗描。他親自送到海西頭，並與車碩學及其家人合影留念。在年終的村董大會上，駱克哈特隆重地將這一典型推出，號召村董向車碩學學習。在以後的時間裡，他又逢會必講、逢人便提，大布告四鄉張貼，車碩學捨己救人的事跡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幼皆知。繼車碩學之後，又不斷地有總董、村董和鄉紳受到當局的獎賞和表彰。

史超活·駱克在威海衛的施政，把他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中提出的“儘可能地利用現存機構”、“儘可能地保持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國的統治下儘量維持中國的現狀”當做其管理威海衛的基本準則。他極力維護舊有的社會體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生產生活方式，而對新生事物則採取不抵制但也不支持的消極態度，那怕是西方有極力倡導的事。威海衛安立甘堂是一所教會學校，創建之初曾得到殖民當局的財政資助。當得知中國學生在這所學校里被強迫信仰基督教時，史超活·駱克隨即於1906年取消了資助。英租威海衛期間，中國經受著劇烈的社會變動，重大的社會變革使一些封建社會的舊習俗受到很大衝擊，一些陳景舊物在中國的其它地方迅速消失。但威海衛儼如一座與世隔絕的圍城，依然保持著數十年前、甚至數世紀前的面貌。舉一例便可窺一般。駱及受其影響的幾位後任，以尊重當地風俗習慣為由，對剪髮放足不支持也不反對，放任自流、順其自然，以至於在1930年中國收回威海衛時，仍有50%的男人留長辮，50%的女人纏小足。而此時在中國其它地方已基本十幾年見不到如此景觀。

借用儒家經典治國理論管理威海衛，成為史超活·駱克統治手段的一大特點。在威海衛，頒布的帶有明顯西方特點的法律一大堆，但史超活·駱克十分清楚，在這個傳統意識根深蒂固的國度，僅靠西方法律維繫其統治是難以奏效的。因而他充分發揮其洋儒生的才華，將西方法律與中國的道德規範相結合，用孔孟之道強化人們的道德意識，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他非常習慣用孔子的警句去勸說那些善打糾纏不清官司的村民，也非常習慣用道德說教褒揚社會正氣。1906年間，連續發生兩起警察救落水兒童的事，而這兩名救人警察都是海埠村人。駱克哈特則大發布告，宣揚他們救人精神，並將此舉說成是海埠村的驕傲，為族人增了光添了彩，讓界民向他們學習。1916年4月，發生一起老人投井自殺，眾人圍觀無人下井相救之事。駱克哈特則大發訓辭：“你們這般狠心人，生於孔孟之鄉，習聞聖賢之教，競無惻隱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顯違孔孟之道，又不配生於聖人之鄉，就應該遷徒聖教不至之處。”

駱克施行的這些德政，迎合了中國人的傳統心理，應得了上流社會人士的贊同，同時也為其樹立了民德民風倡導者和維護者的形象。一股親英力量也在他的精心培植下，逐步形成與發展。做為回報，村董商紳們不斷地給殖民政府及其官員們贈旗送禮、樹碑頌德。每每遇到公路通車、碼頭剪彩、學校開典、商行開業之類的慶典活動，駱克哈特總是到場祝賀，總董商紳們也總是利用各種機會給駱克哈特送去一些萬民傘、匾額、錦旗、條幅之類的禮品。1921年4月駱克哈特退休前夕，商埠商會和合界308村的村董在塢口公園分別為他樹立“福商利賈”與“德被東亞”碑，以感謝他為繁榮威海衛經濟和維護界區安定所做的貢獻。在4月21日的告別會上，當地的村董商紳紛紛前來送行，除贈送一些畫軸、瓷器、綢帶、杯幛等禮品之外，還贈送了一大堆讚美之語。商會代表的頌詞為：“大臣駱公，英邦之賢。來治斯土，計閱念年。倡興商業，猛著先鞭。利民生計，四境安全…… ”村董代表的頌詞為：“大臣駱公，來自英邦。勤勞執政，不辭紛忙。謙和待士，德被村鄉。治民有術，化民有方。振興教育，勸植農桑。關心商業，遇事提倡。安撫良善，緝治猖狂。恩威相濟，雨露冰霜……”商會會長還獻上一碗清水，愚意他行政清廉、為人清高。

其實，史超活·駱克贏得上流社會人士的一個重要原因，得益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熟悉和了解。這個人可以說是興趣廣泛、無所不學，學識淵博、無所不通。尤其篤信儒學，在香港時就以“洋儒生”著稱。從他的讀書筆記中我們發現，《論語》《易經》《大學》《中庸》《左傳》《資治通鑑》……，幾乎所有的經典論著都讀遍了，有些問題研究得很深很透。他不僅可以用熟練的漢語同當地人們談社會習俗、議風土人情，也可以用英語同中國怪才辜鴻銘探討哲學問題、文學問題。在他的檔案里，與辜鴻銘的來往信件就有厚厚的一大摞。他喜歡收藏中國的文物，是中國字畫、古錢幣和工藝品的著名收藏家。他的收藏品中，有春秋時期的銅鼓、宋代的釉盤、歷朝的古幣、早清的景泰蘭……

他與徐悲鴻交往甚密，對中國的字畫很感興趣，僅收藏任伯年、任薰、徐悲鴻等中國近代著名畫家的字畫就有200多幅。在現在的沃森學校，他所收藏的文物裝了滿滿的一屋。他對儒家思想很有研究，也非常崇拜孔子。1903年曾訪問過孔府，受到衍聖公孔令貽的格外關照，也成為孔府接待的第一位西方人。他酷愛中國文學，喜歡做中國詩，退休以後也沒放棄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在他的檔案中可以看到，他收集的中國南北方歇後語就有300多條，用中文記錄的民間故事厚厚的一本，撰寫的威海風情民俗手稿滿滿一紙袋子。

他非常注意與中國地方官員的關係處理，與山東政界要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曾於1903年、1906年、1909年三次訪問山東省府，分別受到周馥、楊士驤、袁樹勛三任巡撫高規格接待。周馥、楊士驤、袁樹勛也分別於1904年、1906年、1908年訪問過威海衛。相互間的頻繁互訪，融洽了山東省府同威海衛的關係。駱克哈特的重大施政措施均得到山東省府的支持，幾任山東巡撫也成了駱克哈特的朋友。末任巡撫孫寶琦連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無奈也寫信告訴駱克哈特。

駱克與山東官方的關係處理得不錯，但他卻沒有處理好與英國官方，特別是殖民部的關係。以至於影響了他的事業，影響了他的仕途。

在許多英國人看來，駱克哈特是一位很有才華、很有發展前途的人。他在香港除了在劃界中的突出表現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較好地解決了香港商人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駱克參與港英政府工作之前，在香港的商人與港英政府之間的予盾非常突出。政府埋怨這些商人只要政府的支持，而不要政府的干預。駱克哈特接手後，以蘇格蘭人特有的好交往特點，在不太長的時間裡，較好地處理了這些關係。不僅使港府的稅收大幅增加，而且使商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還結交了一大批商業界的朋友。1902年駱克哈特來到威海衛之後，也曾雄心勃勃，試圖將香港的資金吸引過.來，希望能“將威海衛發展成為英國的馬格蘭（MarGatl），而不是普茨茅斯（Ports Mouth）。”然而來到威海衛之後，使他大失所望。一是基礎條件與香港、與自己的想像相差甚遠；二是英國政府“儘可能少地花錢管理威海衛”的方針，限制了對威海衛的投入。駱克哈特在要錢要人的努力失敗之後，也就疏遠了與殖民部的關係。他想拋開殖民部，用自己的勢力進行發展。在他幾番努力收效甚微的情況下，又產生了消極情緒。1904年之前，大事小事都向殖民部匯報。1904年之後，只報大事不報小事。1911年之後，連大事也很少匯報。在威海衛的十幾年的時間裡，從未到殖民部去一趟。他的這種疏遠關係讓他的秘書沃爾特鑽了空子，沃爾特的“只知寫詩不知幹活”的小報告，使殖民部的官員對駱克哈特種下了一種很不好的印象。因而駱克的幾次調離要求都沒能滿足，使他在威海衛行政長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9年。

駱克退休後在倫敦買了套房子住下，又潛心於他的中國文學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時年79歲。

人物評價

應該說，駱克是一個經驗豐富，較有遠見的殖民者。在從事新界調查時，他和他的調查團成員們儘量裝成平易近人，體察民情的樣子，儘量不坐轎子，常常步行去訪問各個階層的居民住宅，與居民進行“隨意交談”。

他們調查所到之處，不向居民有所索求，“秋毫無犯，甚至向路上拋撒錢幣，讓人們爭相撿拾，以博取居民的好感與"合作"。（註：Shiona Airlie,Thistle and Bamboo: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Hong Kong.London,New York,1989,p.94。）他的這個策略的確蒙蔽了一些人，有助於他了解新界的情況，並給人們以英國人將在新界施行“仁政”的假像。

然而不難看出，他的儘可能保留新界原有機構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的主張，以及將新界一些上層人物拉進新界咨議局的建議，實際上是為了拉攏新界的居民，便於英國統治的一種策略。

他的傳記作者艾爾利寫道：“一個像福克蘭群島（即馬爾維納斯群島）那樣的純屬英國面貌的殖民地，比起一個完全保留中國面貌的新界殖民地來說，可能是一個難以嗑破得多的堅果”("A colony of entirely British complexion,such as one finds in the Falkland islands,would have been a far harder nut to crack than one which includes the thoroughly Chinese complexion of the New Territories")

後來，在駱克的劃定下，《拓展香港界址專條》中許多模糊的界線都靠到利於英政府的方向劃定，平白多占了大片的土地，因此駱克可以算是港英政府的大功臣。於是在1902年，駱克又被調到威海衛擔任最高行政長官。二十多年後，港英政府為了表璋駱克，將新開闢的一條濱海大道命名為駱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