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安(明朝兵部尚書)

史永安(明朝兵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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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永安,字磐石,山東淄博市周村區史家塘塢村人,生卒年月不詳,約生活在明末。其先世為武定州人,其祖父移居長山縣塘塢村(現屬周村區)。史永安一生中最為驚險、最能體現其堅忍不拔意志的是貴陽保衛戰。在這場保衛戰中,擔任巡按御史的史永安領導有方、協調有力、指揮得當,協助巡撫李枟,與全城軍民戮力同心,共御強敵,取得了貴陽保衛戰的勝利。史永安後來轉戰南北,屢建奇功,陸續擔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後贈兵部尚書銜。 現代較為出名有嘉興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書記史永安等。

基本介紹

  • 本名:史永安
  • 字號:磐石
  • 所處時代:明朝
  • 出生地:山東淄博市周村區史家塘塢村
  • 主要成就:取得貴陽保衛戰的勝利
明朝兵部尚書史永安,貴陽保衛戰,背景,僵持階段,結局,評價,

明朝兵部尚書史永安

史永安,字磐石,山東淄博市周村區史家塘塢村人,生卒年月不詳,約生活在明末。其先世為武定州人,其祖父移居長山縣塘塢村(現屬周村區)。父親史朝佐是一位頗具俠肝義膽的大商人,當時家中非常富有。史永安自幼聰穎過人,過目成誦。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中舉人,四年後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擢任都察院御史。
史永安一生中最為驚險、最能體現其堅忍不拔意志的是貴陽保衛戰。在這場保衛戰中,擔任巡按御史的史永安領導有方、協調有力、指揮得當,協助巡撫李枟,與全城軍民戮力同心,共御強敵,取得了貴陽保衛戰的勝利。
在貴陽保衛戰中,御史史永安和巡撫李枟、提學劉錫元等官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明史》列傳對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
史永安後來轉戰南北,屢建奇功,陸續擔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後贈兵部尚書銜。

貴陽保衛戰

背景

天啟元年(1621年),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起兵反明,據重慶,攻合江,破瀘州,陷遵義。當奢崇明進圍成都、自號“大梁王”的訊息傳到貴州時,貴州全境戒嚴。為了趁機實現自己稱雄一方的宿願,貴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彥想藉機發難。為此,他特別到巡撫官邸拜見李枟,“詭言與奢氏有讎隙,願發己兵剿永寧以自效”。李枟知其心懷叵測,謝絕了他的請求。安邦彥返回大方後,積極策劃反明事宜。
李枟預感到四川的動亂將波及貴州,為了防患於未然,他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增加兵員、軍餉,然而明王朝急於征遼,無暇它顧,對李枟的請求置之不理。正當這時,李枟被朝臣攻擊,於是六次上疏,乞求退休。朝廷議任命王三善擔任貴州巡撫,責令李枟在新任巡撫未到任前堅持職守。當時奢崇明已攻陷遵義,貴陽危在眉睫,即將卸任的李枟與史永安一起,勇敢地承擔起了保衛貴陽的使命。
此時貴陽城中士兵不足三千,倉庫空虛。李枟與史永安會商後,採取了兩項對策:一是擴軍備戰,以應危局。“募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並向雲南、湖廣借貸四萬餘兩白銀;二是主動出擊,禦敵境外。為了粉碎奢崇明向貴州的進攻和滲透,派遣總兵張彥芳、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等率兵援川。
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有人傳言奢崇明已攻占成都,安邦彥對此大受鼓舞,於是挾其侄水西宣慰使安位舉兵聲援奢崇明,並自稱“羅甸王”。在水西四十八支及其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的回響下,在水東土司宋萬化及烏撒(治今威寧縣城)土司安效良的配合下,安邦彥首先攻佔畢節衛城,接著攻破烏撒衛,隨後分兵攻破霑益、安順、平壩。安邦彥自統水西軍數萬東渡六廣河,直趨貴陽,另外派遣大軍下甕安,襲偏橋(治今施秉縣城),切斷增援之明軍。宋萬化亦率九股苗、仲(布依族)攻陷龍里。二月初七日,十萬水西軍兵臨城下,將貴陽圍了個水泄不通。

僵持階段

鑒於當時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等官員赴京述職,總兵張彥芳駐守銅仁,都司黃運清在遵義,城中文武官員大多不在位的嚴酷現實,李枟、史永安等官員商議,軍政要員和軍士分守貴陽城的五座城門:提學僉事劉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原副總兵劉岳分御四門;李枟自己防守首當其衝的北門——柔遠門,另於北門“外鎮筸兵三千”,使之“奮刃迎敵”,以鼓舞軍民士氣;史永安守譙樓,密切注視城外敵人的動向,觀察城內街巷的治安狀況,以防內外勾結。與此同時,城內的民眾也組織動員起來,分片據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衛”。
戰役初始階段,安邦彥認定北門是貴陽城的薄弱環節,如果一舉拿下,就可攻破城池。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其所率的前鋒部隊陣腳還沒有立住,突然間城門大開,李枟率領將士殺了出來。若不是逃得快,安邦彥險些成了俘虜。然而安邦彥不肯認輸,待其喘過氣來時又令部屬轉攻東門。守將劉錫元藉助堅實的城牆和高昂的士氣,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彥的兇猛進攻。為了迅速攻下貴陽,安邦彥一面派兵不分晝夜輪番進攻,企圖以疲勞戰來拖垮守軍;一面採取了心理戰,用雞鳴狗吠及婦女的哭泣聲來瓦解城中軍民的鬥志。然而城內軍民眾志成城,嚴陣以待。
保衛戰期間,李枟、史永安領導貴陽軍民採取有效的戰術,勝利地粉碎了叛軍利用城外高地、“廂樓”和“土籠”等攻城的圖謀,大振士氣。二月初八日,叛軍登上西門外一處石坡,藉助高坡向城內投擲石塊,城上軍民無法防禦。史永安緊急坐鎮西城樓指揮,用火槍射殺多名叛敵,緩解了嚴峻的戰況。接著藉助夜色掩護,在城牆上修築了“雉樓”,比城外石坡高出一半,居高臨下,給叛軍以有力的打擊,迫使叛軍放棄了石坡。二月二十二日,攻打北門的叛軍製作了三丈多高的“廂樓”,用以攻打城池。“廂樓”就是雲梯。叛軍挖掘城外的墳墓,取出尚未腐爛的厚實棺木,包裹上布,製成雲梯。雲梯內可躲藏幾十人,下面安裝輪子,一直推到城牆邊,藉助雲梯掩護,與城牆上的守軍對打。南門外的叛軍也製作了雲樓,採取同樣辦法攻打守軍。守軍於清晨天未明之時,派遣2名勇士出城,拿著火藥和火把,燒毀了雲梯,破壞了叛軍攻城的“先進武器”,叛軍被迫撤退。同樣利用火攻,史永安指揮南門處守軍攻破了叛軍的“土籠”陣。叛軍在城外編了幾萬個竹籠,裝滿泥土,築成高台,站在上面射殺城牆上的守軍。史永安採用軍門旗牌官李良才的計策,拆掉城內永祥寺鐘樓,在南門城牆上修建了一座高樓,高於敵軍土籠,擋住對方視線,敵軍被迫放棄土籠。然後史永安派兵出城,把土籠全部燒毀。
在抵禦敵軍攻城的同時,貴陽城內採取肅清奸細、捐輸金銀米糧和啟用儒生等措施,全城動員,加強戰備。繼續對城外展開宣傳攻勢,既警告來犯之敵,以振軍威,又密諭在城外之諸生見機行事,報效國家。二月二十日的《柬張總鎮黃都司》宣稱:“前初七八日,士民公憤,殺奸細殆盡,且助銀米養兵,省城決可萬全”。民間鄉紳潘朗、陵大參“首為倡義諸紳及士民,爭輸金錢為賞功貲”,“諸子衿以學道為監軍,爭脫青青荷兜,懷甲介而馳”,城內的五六百名讀書人,每五人編為一組,按時稽查、督導士兵守城備戰。
二月間,安邦彥的叛軍多次攻打貴陽城,這是圍城三百日中戰況最為激烈的階段,但由於措施得力,貴陽城的守軍頂住了叛軍對北、東、南、南次、西各城門的密集攻勢,成功地保衛了貴陽城。
派米養兵 為減緩軍糧供應壓力,確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貴陽守軍實行限量、減量供給,“每兵糧一倉升,定價一分五厘。日給米五合,兼銀七厘五毫,其名曰銀米兼支”。在軍糧實行銀米兼支時,發動諸紳士獻納“事例米”,每輸米一石準銀三兩,並根據所獻數量分別予以貢生名號,“得米市斗六百餘石,則倉斗千石矣”,“又再緩黔城一月之亡,此開納事例之力也”。貴陽軍政衙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採取多項措施,如《禁城外兵將入城買米示》、《稟兩院賣粥救飢》、《收養子女示》,以確保城內糧食供應。還開展社會救濟,穩定民心。對於那些“又有娶妾包娼,剝我士民膏血以養娼妾”的“亂軍”,黔城軍政衙門允許街坊、鄉約、保長、鄰佑等民間“竟殺橫兵”,且“受害人叫喚地方,地方不速救護同殺官兵者,力斬。”
儘管如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罄,“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城內人心浮動,內奸乘機作亂,引導叛軍攻城,東門、南門告急。當時東鬥神機樓等處,叛軍在內奸的引導下,已經登上城牆,開始拆毀城堞。就在危急之時,史永安巡防至此,迅速組織人員抵抗,擊退了叛軍的進攻,貴陽城得以保全。
在無糧可食的嚴峻形勢下,貴陽軍政衙門在士紳階層實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報糧數,並接受檢舉,得米數“六百石,則又倉斗千石矣”。當時除死、逃和遣入屯寨者,僅剩守軍六千人,派米之法可養兵三千;另三千士兵仍尋舊制實行銀米兼支。派米養兵之法實際上在七月份先是在部分地方官中推行的,目的在於懲戒,“以釋從叛之疑”,“令馬御史止出米二百一十六石,養兵一千二百名。張知州、馬知州各出米一百八十石,養兵各一千名。以一月為限。”此間繼懲戒官員後在士民中大規模派米,已屬無奈。
到了十月,全城糧食已盡。但在十三日清理縣倉時,幸得以往餘糧百石,可合倉斗一百零九石。撫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糧源重點供應北門守軍。雖然由於“各兵日多逃死,縣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
貴陽城自從九月以來,在各種可食之物都吃盡的情況下,便零星地出現了吃人肉事件。此後隨著形勢惡化,此類事件逐漸增多,“先煨死屍,遂烹活人”。此種情況,當時還只是秘密地進行,影響並不大。但最為可恨的是,四月初七凌晨撤回貴陽城的張彥芳和黃運清部卒軍紀很壞,對出逃的難民不但勒索錢財,還殺人食肉。“敕橫兵殺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輸人肉有差,以供都閒仆妾常膳。”出現軍士殺食百姓,無疑對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影響極壞。據史載,張彥芳和黃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然而此時貴州軍政衙門對這種混亂狀況無力管束,局面完全失控,城中“親屬相啖”,甚至於時任參政、後任雲南布政且屢有政績的潘潤民之一女也被人吃掉,致使貴陽城內人跡少見,烹食人肉之火四處蔓延。詩云:“孤城苦守歲雲徂,望斷援師淚欲枯。烽火連天雲黯慘,殭屍滿地血模糊。”
在安邦彥圍城十個月後,貴陽成了一座鬼城:糧食匱盡,軍民將城內的“糠、核、草、木、敗革”吃完後,便吃死人之肉;當死人吃完後,轉向吃活人。令人慘不忍睹的是,有的人為了生存,或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親人。

結局

此時遼東戰事緊張,朝廷無暇顧及西南平叛之事。川貴總督張我續、新任巡撫王三善畏葸不前,擁兵不救,導致“聲援俱絕,貴陽圍益困”。李枟、史永安連連上疏告急。在天啟帝的嚴厲催促下,到了十一月,王三善怕貴陽城破,難逃干係,決定以死一戰。他集合將士,說:失去了城池,我們將死於法,進攻敵人,我們有可能死於敵,同樣是死,何不與敵拚死呢!見部屬鬥志高昂,王三善便於十二月初分兵三路:右路由副使何天麟等統率,由清水江進;左路由僉事楊世賞等統轄,由都勻進;中路由自己統帥二萬精兵,進擊敵方主力前鋒。王三善率領的中路軍到了新安,正好與水西軍相遇。副總兵劉超率士兵張良俊勇往直前,斬敵悍將阿成,致使敵軍披靡。大軍全部到達,王三善趁勢奪取龍里城。這時諸將都想在龍里靜觀待變,王三善力排眾議,一馬當先,追擊敵軍。安邦彥見官軍來勢兇猛,懷疑對方有數十萬之眾,便慌忙離軍而逃。水西軍失掉主帥,餘眾退往屯龍洞駐守。官軍乘勝收復了七里沖,進兵畢節鋪。十二月七日,官軍進抵貴陽城下,為時十個月的貴陽保衛戰終於結束了。

評價

天啟二年貴陽遭圍十月之久,倍受煎熬,40萬軍民或死或逃僅剩200多人(一說1千戶),貴陽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真是慘絕人寰!然而,作為一座省會、重鎮,其歷時之久、禍害之慘且能保持城市不陷,這在我國古代城市戰爭史上並不多見,尤其是在明末朝廷兵事重心置於遼東,深陷叛軍包圍而救援長期不至的情形下,尤為不易。
在貴陽保衛戰中,御史史永安和巡撫李枟、提學劉錫玄等官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與貴陽軍民同患難、共命運,身先士卒,堅守城池,誓死不與叛軍苟合而棄城出逃。作為御史的史永安在這場保衛戰中,不但積極履行自身的職責,還帶兵有方,指揮得當,屢次化解危難,顯示出難得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為保衛貴陽作出了重要貢獻。雖說到後期他們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但對駐防軍隊督導還是比較嚴厲,不滿於張彥芳、黃運清等無援之實。《明史》列傳對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錫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言,進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元右參政”。三人的功勞“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史永安後來轉戰南北,屢建奇功,陸續擔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後贈兵部尚書銜。可以說,貴陽保衛戰對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磨練了他的堅強意志,強化了他的組織能力,鍛鍊了他的軍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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