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彈匠

《北京彈匠》的導演朱傳明,是在偶然的機會裡結識了一位來北京彈棉絮謀生的湖南農民,從而引發了他拍攝此人生活際遇的想法;導演擺脫了主流傳媒的敘事策略,用黑白膠片講述了一個叫唐震旦的入城打工者,在北京的某個角落裡靠彈棉花為生的故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北京彈匠
  • 製片地區:中國大陸
  • 導演:朱傳明
  • 類型:紀錄片
  • 片長:60分鐘
  • 上映時間:1999年
  • 對白語言:國語/英語
  • 主要獎項:1999獲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單元優秀獎
簡介,內容及簡評,

簡介

導演: 朱傳明
上映年度: 1999
語言:國語/國語/英語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錄像帶:家用超8錄像
長度:60分鐘(含片尾)
1999獲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單元優秀獎

內容及簡評

片子的內容談不上複雜,甚至可以說很簡單,就是一個20來歲,來自湖南農村的小伙子,和他的哥嫂及小侄子在北京的一個當然是很髒的街角就地搭了窩棚住下來,以為周圍的居民彈棉絮為生。音畫質量都極差但依然敢拿出來給人看的片子。差的程度不僅僅是畫質、音質讓人挑剔,而是顆粒粗到不忍觀看、聲音聽不清來自何方的地步。這片子拍出了這個街頭彈棉花的油鹽醬醋家長里短,然後從這開始教我們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本來被忽略掉的“異類”或“奇怪的一種人”,片子這時開始顯示出那種真正的、生活和社會中隨時可見的“不正常”來了。攝像機冷靜的敘事,揭開了這被掩蓋的邊緣的真實而無奈的世態。作為“三無”人員,棉花匠唐震旦在首都北京的生活是相當艱難的,權力、親情、友情都和這位滄桑的入城找工者無緣。最後,為迎接五十周年國慶,首都清理“三無人員”,他被迫離開北京,繼續在中國大地上漂泊流浪……在片子中,他唯一次比較開心的是談起自己“摳女”的事情(地下“黃色”行業,為打工仔們提供最低價格的性服務),還“半認真”地比較在廣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的價錢。可是,這樸實而真摯的笑容和言語,卻不會讓你感覺到太多的委瑣和淫穢,因為這就是他們真實的、辛酸的生活狀態。
朱傳明,1971年生於江西九江廬山茶場,國中畢業後上了技校,後成為九江石化總廠鍋爐工,因愛好詩歌創作,成為廠辦文學刊物最年輕的編委。1996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現供職於中國攝影家協會。他的第一部作品《北京彈匠》曾在日本山形紀 錄片電影節獲獎。《民眾演員》是他最新的作品。關於這部影片,有人認為 其深入生活的程度令人佩服,而另外的人則認為,他極度侵犯了被拍攝者的 生活。這部影片在評審和觀影者中引發了一場紀錄片倫理的大爭論。
北京彈匠
前年,也就是1998年10月份的一個傍晚,我騎著腳踏車從北京醫科大學一個朋友處回校。當時,天快黑了,在經過塔院小區的一個拐角處,我停了下來,我看見一個人蹲在路邊,正在往一個柴爐里添火。旁邊是來來往往的車。在他的背後,兩堵牆的夾角,用塑膠編織袋搭了一個簡易窩棚。旁邊立著一個板子,寫著粉筆字:加工棉花被套。顯然,這是一個外地來京的打工仔,做著彈棉花的生計。他的頭髮、眉毛、衣服上沾滿了星星點點的棉絮。
我站在馬路對面,看著他慢條斯理地淘米、添火。顯然,他已經結束了一天的勞作,正在做飯。他坐在一個倒扣著的塑膠桶上抽著煙,神情悠然,就像一個耕作的農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頭歇息一樣,旁邊是來來往往的車,周圍是樓房聳立的小區。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了起來,很快我們就熟了起來。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二十四歲,來北京彈棉花謀生,那天的晚飯,我們就在一塊吃的,我們喝了大半瓶二鍋頭,在那車燈明滅、空氣微冷的街頭。
總有人問我是如何同一個彈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實同他一樣,我也來自民間,來自底層,是一種民間的情感與力量使我們血脈相通,是一種民間的血緣使我們無所不談,不用唯唯喏喏,不用擔心說錯了話,得罪了誰,不是害怕人事、圈子等讓人頭痛無聊的東西。
我萌動了拍攝他的念頭,最大的總是是機器,如果不是機器原因,大二我就開始做紀錄片了。說到這裡,我要感謝兩個人,一個是北京電視台的張華龍,是他的超八讓我開始了最初的拍攝,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杜海濱。其時,他也在拍一個紀錄片,我們互相錯開,用他的“掌中寶”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攝進行得很順利,他的窩棚離我所在學校騎車就十五分鐘的路。我時常過去,聊天,吃飯,喝酒,拍攝。他對攝像機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視無睹。
現在回想起來,拍攝中留給我的深刻印象的並不是機器的低級,照度的不夠,以及電池的短缺。真正觸動我的是我與他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每一個紀錄片製作者都會面臨的問題。誠然我們之間是朋友,正因為如此,他才向我坦露他內心已經結疤的傷痕。但作為一個紀錄者,我的攝像機的存在對他又構成了新的傷害,譬如拍他到廁所打水被趕那個場景。當時,我是一聲不吭,以免破壞了現場。出來後,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沒說話,作為記錄者,我堅持了紀錄的原則,作為人,我則有一種來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責感,這是拍攝過程中會經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雙刃劍,刺中別人的同時,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獲獎後,很多人跟我聊起時說,你的選材好,彈棉花的、外國人喜歡看。其實,對我來說,是拍一個彈棉花的人,還是拍一個撿垃圾的人,職業,或者說行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底層人,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的內心,他的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的自尊,他的彷徨與失落,等待與絕望,所有的這些我感同身受。在這個人人向前,高喊著“愛拼才會贏”的時代,有誰去注意那些被絆倒者、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盡力削弱他作為一個彈匠的職業特徵(只在片頭和片中用了一點點彈棉花的情況),而突出他作為一個普通人在友情親情、情感上的煎熬與失落。
另外一個我經常遇到的總是是:彈匠現在在哪裡?的確,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關,片子既不能給他帶來什麼,也不能改變他什麼,相反,從另一方面來說,只能給他帶來傷害。
有時想想,紀錄片真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因為真實,我們激動不安,因為真實,我們無法面對。
最後,請允許我寫下給予我幫助的人們的名字:
道光電影小組成員:杜海濱劉愛國、韓新軍、汪士卿
我將遠走天邊
不再有任何的事物可以羈絆住我
這個想法它存在了好幾年
現在,我要讓它實現——自由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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