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間靖子

勝間靖子（中文名劉靜貞）出生在中國，二戰後流落東北，隱瞞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受盡折磨，後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加入中國國籍。55歲時，她第一次回到日本。這個給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當過翻譯的高級知識分子，剛回日本時連飯都吃不飽，卻一直為中日友好奔走呼籲，八旬高齡還多次回中國，資助中國的窮孩子。她說：“我把中國當成娘家，日本不是。為了中國孩子，我也要活下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靜貞
• 外文名：勝間靖子
• 國籍：日本、後加入中國國籍
• 出生地：中國
• 信仰：中國共產黨

早年生涯

勝間靖子出生在大連的日本人居住區，鄰居們以為她是中國人，或者頂多是箇中日混血兒。她沒有說破，認為這樣能保護自己。

勝間靖子對過去的事記得很清楚：“我生母去世得早，繼母對我很不好。我吃不飽，有一次她竟發狠用熨斗燙我。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日本鄰居們很同情我，說‘你最好趕快離開家，不然會被折磨死’。”

上世紀40年代，勝間靖子在大連一個日本國小當老師，只要回家就挨打、挨餓。當時她只有一條生路，就是當兵（日本當時規定國小教師不能轉行，除非服兵役），“我寧願到前線去死了，也要擺脫繼母的折磨。”

勝間靖子的父親是日本的大富商，天皇的家人經常進出他經營的高檔賓館。父親無法制止女兒的繼母施虐，勝間靖子只好到哈爾濱的關東軍陸軍醫院做護士。沒工作多長時間大家就傳說，跟蘇聯不打仗的條約（《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已經結束。關東軍預感蘇聯馬上要出兵，陸軍醫院於是從哈爾濱向大連轉移。

撤離的那天早上，勝間靖子上車前發現病房裡靜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輩子難忘的慘像:那些重傷員，還有在戰爭中嚇瘋了的士兵們都被處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氣”，一排排躺在那裡。

勝間靖子和同伴在火車上聽到了天皇的投降詔書。蘇聯紅軍截斷了日軍的退路，火車停在長春走不了了。傷兵們抱頭痛哭，各自奔逃，靖子無依無靠，一個日本護士有親戚在長春，就拉她去寄住。有人勸她們，千萬不要說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處是尋仇的中國人，還有一些搶掠姦淫的蘇聯士兵。

這個小護士的親戚已經撤走，她突患胸膜炎發高燒，勝間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醫院，一個星期後病逝。靖子孤身一人，中國女醫生紹淑榮收留了她。紹大夫曾留學日本，她所在醫院的日本醫生護士都跑了，剩下幾個中國醫生勉強支撐，“病人積了一大堆，沒人治。”勝間靖子留下幫忙，兼給一家有錢人做保姆。

為了亂世求生，紹大夫給靖子起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劉靜貞。有一天，劉靜貞正在樓上曬尿布，忽然樓底下有人喊她快跑，幾名蘇聯士兵遠遠走來，走樓梯已經來不及了，她抱著柱子滑下來，跳牆逃到別的院子裡……

大家覺得劉靜貞孤身一人太危險，就給她介紹對象。後來，一個有俄國血統的小伙子成了她的丈夫。

靖子的丈夫王德成的父親是山東人，早年在中俄鐵路幹活，後來跑到莫斯科，遇到一個俄國孤女，兩人結了婚，生下王德成。一家人回到東北，王德成學了點兒日語，進了長春滿洲電影製片廠。

國民黨要打進長春，劉靜貞和丈夫跟著電影廠（抗日戰爭後，滿洲電影製片廠被我黨接收，改稱東北電影製片廠，也就是後來的長春電影製片廠）撤往黑龍江。

劉靜貞的俄國婆婆在日本占領時期被日本警察打瘋了，看誰都像小偷。到了哈爾濱，王德成到前線工作，婆婆把劉靜貞鎖在小木屋裡，怕她席捲而逃。東北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侯波知道後，把劉靜貞救了出來，動員她參加工作。於是她替電影廠留用的日本技師們當翻譯。那年是1947年。

劉靜貞已經把中國當成了家，“我覺得日本像外國一樣，我對中國更熟悉。”在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於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劉靜貞成為正式黨員。

當時東北的每個大戰役都需要電影廠去拍攝、留存，電影廠極缺攝影師，劉靜貞就盡心盡力在日本技師和中國學生中做翻譯，想快點兒培養出新攝影師。電影廠剛培養出3個新攝影師，卻在上前線時遭遇敵機掃射，一下犧牲了兩位。

加入中國國籍

全國解放後，劉靜貞到中國電影洗印廠工作，和丈夫來到北京。她有兩個孩子，人們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稚園，然後風風火火去上班。她這時已經成為電影技術工程師，先後擔任股長、主任、工會主席等職。

要是沒有特殊情況，這個日本女人會在中國平靜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來了。一直向組織隱瞞自己是日本人的劉靜貞心懷愧疚，可她的坦白沒有得到造反派的寬恕，她被視為“日本女間諜”，“裡通外國”。丈夫王德成因此遭難，這個涉及3國血統的家庭一下墮入深淵。

劉靜貞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強制改造。身高161厘米、體重43公斤的她，在4年多的繁重勞動中，成了一個健壯的勞動能手。

有一天，從前對她厲聲厲色的人突然和善起來。審查結束，她被批准回北京。她這時才知道，田中角榮來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懇請周總理照料在中國的日本人，周總理答應了。

劉靜貞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她的黨籍也得以恢復。

1980年，靖子聯繫上了妹妹，回到日本，這才知道，日本戰敗後，她的家人一直在中國漂泊，得到了中國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親人勸她留在日本。這裡畢竟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她自己也在說服自己留下：“我覺得我應該留在日本做宣傳，讓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孩子了解中國。日本太不了解中國了。我要是這樣走了，日本鄰居會怎么說我？這個受中國教育的人怎么這么無情無義？”還差幾個月就能在中國離休的劉靜貞留在了日本。組織上後來給她辦了離休手續。

劉靜貞留在日本，生活很艱難。“我到日本以後，有兩年沒買過米，都是到麵包房揀人家扔的麵包。”她乾過許多苦活累活，供兩個跟隨她來日本的孩子讀書。

後來，劉靜貞進入讀賣國際商學專門學院，創辦中文班。這時，她的故事在日本傳開，有些公司想請她做翻譯、蒐集中國電影情報，薪水很高，每月四五十萬日元，比當中文教師的8萬日元高多了，但她謝絕了，一是捨不得她的那些學生，二是覺得不能做對中國有損害的事。

白天她去教書，晚上去日中友好協會工作，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活得很累，但她覺得很有意義。後來，她開始做一件大事，為訪日的中國領導人當翻譯。

她剛開始為領導人當翻譯時很緊張，“上台的時候腿直哆嗦。”她很在意別人對她的評價，生怕給中國丟臉。

這個工作使她先後接觸了胡耀邦、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協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國青年代表團、中國青年訪日友好之船等大批友好交流團。

有這個身份特殊的日本人——“中國離休老幹部”當翻譯，中日首腦會談和民間往來多了幾分親切。

偉大善舉

劉靜貞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在組織日本學生資助中國的貧困學生。她不顧八旬高齡，每年數次來中國。她說，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關心她們。從1995年開始，她每年給希望工程捐款四五萬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帶中文班的第15級日本學生到中國實習，學生們發覺老師在捐助中國的窮學生，也行動起來，把自己的零用錢捐出，總共湊了幾千元人民幣。此後，給中國孩子捐款的行動從15級傳到16級、17級，現在已經傳到第24級了。這成了這箇中文班的傳統，每個學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學生的錢來之不易。“這些日本學生，每天早上兩點起床打零工，靠這些錢生活、學習，擠出這點兒錢捐給中國的學生。”

劉靜貞的學生千帶子，在送報紙時被兩條狗咬傷，兩個月上不了學，她母親哭著說，你幹嗎這樣，咱們家有錢有地……千帶子哭著回答：“我要走了，就少了一個人給中國孩子攢錢。”

劉靜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勸她趕緊住院治療，她說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辦，於是不顧親友勸阻，匆匆跑到中國，親手捐出了學生和她存下的11萬元人民幣，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檢查，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腹部，“腸子都黑了”。

被送進手術室時，劉靜貞哭了。她覺得她做得還不夠，還有許多人需要她幫助。手術後，病情有了好轉，劉靜貞對日本學生說：“為了中國孩子，為了你們，我也要活下去。”

有記者問劉靜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麼？

“我當時就流下了眼淚。我的幸福在哪裡？我的力量從哪裡來？我分析來分析去，覺得還是在中國受的教育，是共產黨給我力量。回日本後，我參加過一次日本創價學會的學習，他們的口號是‘為創價學會服務’，我對他們說，還是中國共產黨大氣，我們不這樣說，我們是‘為人民服務’！”

劉靜貞在“娘家”學到的這句話，影響了她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