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真，原名劉紱傳，號公黼，1913年1月14日生於宜都縣（今宜都市）陸城。其曾祖父靠承辦縣衙田賦、契稅而發家，擁有良田千餘畝，商鋪、作坊近十家。其祖父是清末秀才，曾任縣商會會長。劉真7歲入學，先後就讀於宜都縣立高等國小、縣立尚實初級中學、荊州省立第八中學。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凌、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使他深感屈辱憂憤；五四、五卅、大革命運動的衝擊和工農紅軍的影響，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和改造社會的願望。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奮然投身於抗日救國運動，當選為荊州省立八中救國會幹事，與同學們一起掀起了荊沙地區抗日運動的高潮。在好友蘇震和八中進步教師方西平的引導、啟蒙下，劉真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社會科學著作，認識到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逐步樹立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後來，他在回憶自己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時說：“我們不是為了革命而革命，也不是一時衝動，心血來潮，而是為了中國富強，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可以說，是日本鬼子的侵略和腐朽的舊社會把我們逼上了革命之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真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職業：原湖北省委副秘書長
早期經歷,抗日戰爭勝利後,
早期經歷
劉真，1933年3月，劉真在上海經中共閘北區委委員張翮介紹加入共青團，從事刻印革命刊物、傳單的工作，後因病返鄉。1936年秋，與黨失去聯繫的劉真抱著到學生運動中去尋找黨組織的想法，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青年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中國青年救國團。11月，武漢大學準備西遷四川樂山，劉真回響青年救國團的號召，返回家鄉宜都，組織學生抗日宣傳工作團，在全縣各鄉鎮巡迴宣傳演出一個多月，打破了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壓制民眾運動而造成的沉悶局面，促進了宜都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赴武漢中共湖北省委主辦的黨員訓練班學習，任訓練班黨支部書記。7月任中共宜都支部書記，領導宜都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和發展黨組織。10月，國民黨宜都縣政府懾於劉真的政治影響力，派警察將其“護送”出境。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錢瑛取“為真理而奮鬥”之意，將他改名為“劉真”（原名劉紱傳），以避免國民黨當局的注意。
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劉真歷任中共當陽特區書記、當陽縣委書記、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委員兼宣傳部長、荊（門）鐘（祥）南（漳）宜（城）特委委員兼宣傳部長等職，不畏艱險地開展建黨工作和進行發動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在劉真和黨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襄西淪陷前，黨組織已掌握抗日武裝近百人槍，為以後創建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奠定了軍事基礎。其間，因荊當遠中心縣委經費困難，他主動將家中遺存的100畝田產托堂兄劉祝庚賣掉70餘畝，所得之款500元銀洋全部交給中心縣委,以後又陸續賣掉一些田產，資助中共江南地下組織，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舍家為國的無私奉獻精神。
1940年6月，日軍侵陷襄河（漢水）以西地區，劉真全力投入發動敵後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歷任襄西軍政委員會委員、新四軍襄西獨立團政治處主任、中共襄西地委宣傳部長兼襄西行政委員會黨組書記等職。1942年5月至1946年1月，歷任中共京（山）鐘（祥）荊（門）當（陽）地委社會部長、襄河地委常委、新四軍五師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襄南中心縣委書記兼襄南指揮部政委、襄西中心縣委書記兼襄西指揮部政委等職，在艱苦卓絕的敵後游擊戰中，率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保障部隊的後勤供給，反擊日偽的“掃蕩”和“清剿”，策動當陽偽軍劉筱約部2個大隊500餘人起義，為創建和發展襄西、襄南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出了貢獻。
1940年6月，日軍侵陷襄河（漢水）以西地區，劉真全力投入發動敵後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歷任襄西軍政委員會委員、新四軍襄西獨立團政治處主任、中共襄西地委宣傳部長兼襄西行政委員會黨組書記等職。1942年5月至1946年1月，歷任中共京（山）鐘（祥）荊（門）當（陽）地委社會部長、襄河地委常委、新四軍五師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襄南中心縣委書記兼襄南指揮部政委、襄西中心縣委書記兼襄西指揮部政委等職，在艱苦卓絕的敵後游擊戰中，率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保障部隊的後勤供給，反擊日偽的“掃蕩”和“清剿”，策動當陽偽軍劉筱約部2個大隊500餘人起義，為創建和發展襄西、襄南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歷任中共天（門）京（山）潛（江）中心縣委書記兼指揮部政委、江漢區黨委統戰部副部長、漢口軍事調處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後在延安中央黨校、山西晉城中原局黨校學習、工作。1947年6月隨軍南下，任中共蘄（春）黃（梅）廣（濟）地委副書記，11月重返江漢，歷任中共潛江縣委書記，江漢區第四地委、當陽地委副書記兼江漢區第四行署、當陽行署專員，參與領導開闢和發展襄西解放區，先後建立南（漳）遠（安）、荊（門）當（陽）、江（陵）枝（江）宜（都）、宜昌4個縣委、縣人民政府和3個正規團，20餘個縣大隊、獨立營、區中隊的地方武裝。襄西解放區成為支援四野南下大軍解放宜昌，渡江作戰的前進基地。
1949年5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宜昌市委、市政府組成人員，準備接管宜昌。劉真任中共宜昌市委副書記兼宜昌市市長。在當陽盧家灣市委、市政府成立會上，他深情地囑咐與會幹部：“我們這支入城的工作隊是宜昌人民的‘長工隊’，是去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去做官當老爺！要樹立全心全意為宜昌人民服務的觀念，保持我黨艱苦樸素、聯繫民眾的作風！”7月16日宜昌解放後，他與市委書記彭天琦率部進駐宜昌城區，與廣大幹部和市民民眾同甘共苦，艱苦奮鬥，圓滿完成接管、支前、恢復生產、穩定金融、肅特反霸等各項工作任務。
1951年8月起，他先後調任中共宜昌地委副書記兼宜昌專署專員、湖北省財經委員會秘書長、武漢大學黨委第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辦公廳主任等職，1978年9月在武漢離職休養。離休後，他不顧病體，堅持撰寫革命回憶錄、烈士傳記，指導編寫《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史稿》、《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人物與資料》、《襄西解放史稿》等革命鬥爭史，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革命歷史教材。2009年1月26日，他在武昌逝世，享年96歲，生前留下遺囑，要求死後喪事從簡，不在媒體上發表訃告、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保留骨灰。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再次以超凡的襟懷，展現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1949年5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宜昌市委、市政府組成人員，準備接管宜昌。劉真任中共宜昌市委副書記兼宜昌市市長。在當陽盧家灣市委、市政府成立會上，他深情地囑咐與會幹部：“我們這支入城的工作隊是宜昌人民的‘長工隊’，是去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去做官當老爺！要樹立全心全意為宜昌人民服務的觀念，保持我黨艱苦樸素、聯繫民眾的作風！”7月16日宜昌解放後，他與市委書記彭天琦率部進駐宜昌城區，與廣大幹部和市民民眾同甘共苦，艱苦奮鬥，圓滿完成接管、支前、恢復生產、穩定金融、肅特反霸等各項工作任務。
1951年8月起，他先後調任中共宜昌地委副書記兼宜昌專署專員、湖北省財經委員會秘書長、武漢大學黨委第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辦公廳主任等職，1978年9月在武漢離職休養。離休後，他不顧病體，堅持撰寫革命回憶錄、烈士傳記，指導編寫《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史稿》、《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人物與資料》、《襄西解放史稿》等革命鬥爭史，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革命歷史教材。2009年1月26日，他在武昌逝世，享年96歲，生前留下遺囑，要求死後喪事從簡，不在媒體上發表訃告、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保留骨灰。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再次以超凡的襟懷，展現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