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自由》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創作自由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創作自由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從紐約寄來的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這次北京‘作協’大會，海外反應很強烈，雖然大家說話有些不好聽，但幾乎都感到興奮與欣慰。我們只盼望能真正地實行下去。您那顆一直年輕的心，也許能分外地理解我們。”她是《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的編輯，還附寄了兩期副刊的剪報。副刊的大標題是：《海外的迴響，對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觀感》，執筆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這次大會的確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會上念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檔案和簡報。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會結束了。反應的確很強烈，我指的並不是“海外”，是國內，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係的全國作家。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對於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只說：“會開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並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並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當選是“革新派的凱歌”。這樣的意見有什麼“不好聽”呢？我們自己不是也有類似的意見嗎？
最近我還在家養病。晚上，咳得厲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兩面翻身，總覺得不舒服，有時睡了一個多小時，又會在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睡不著我就東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剛剛開過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於是對大會我也有了自己的“觀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兩樣事情：祝詞和選舉。這是大會的兩大“收穫”，也是兩大“突破”。代表們出席大會，並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了解決繁榮創作的問題。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對他們“創作自由”和“藝術民主”不再是空話了。不用說黨中央對“創作自由”的保證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舞。說到選舉，有人說，這次不是照別人的意思畫圈圈，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挑選“領導人”。
這兩件事都只是一個開端。但是一開了頭就會有人接著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帶了頭，跟上來的人不會少。有了路，走的人會更多。全國的眼睛都在注視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們走出了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跟著走上去？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張挑選人，哪怕只有一個兩個，也總算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畫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見。既然好不容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誰還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後退？！
關於選舉，我不想多說了。只要大家不講空話，在創作實踐中踏著堅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會陷在泥坑裡拔不起腳。從“創作自由”起步，會走到百花盛開的園林。“創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只有在創作實踐中人們才懂得什麼是“創作自由”。也只有出現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說明什麼是“創作自由”。我還記得一個故事，十九世紀著名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臨死前在病床抗訴苦，說他開始發表作品就讓檢查官任意刪削，現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詩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話我記不清楚了，但《俄羅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沒有“創作自由”這事實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至今還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許許多多光輝的名字都是從荊棘叢中、羊腸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的最後一部（《復活》）就是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寫作、發表和出版的。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在他的國家裡就沒有出過一種未經刪節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樣，都是為“創作自由”奮鬥了一生。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嚴肅認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寫出垂光百世的傑作，雖然事後遭受迫害，他們的作品卻長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創作自由”的保證不過是對作家們的一種鼓勵，對文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保證代替不了創作，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到來還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黃金時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決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來的。關於作協大會的新聞報導說，“許多作家特別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紅了，哭了，說他們盼了一輩子才盼到這一天”。我沒有親眼看見作家們的淚水，不能憑猜想做任何解釋；但是我可以說，倘使我出席了大會，倘使我也流了眼淚，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費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時光。我常說自己寫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寫字不如小學生。他講的是真話。我從小就很少花功夫練字，不喜歡在紅格紙上填字，也不喜歡老師手把手地教我寫，因此毫無成績，這是咎由自取。後來走上文學道路，我也不習慣討好編輯、迎合讀者，更不習慣順著別人的思路動自己的筆，我寫過不少不成樣子的廢品，但是我並不為它們感到遺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樣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議論！那么多的空談！離開了創作實踐，怎么會多出作品？！若說“老作家盼了一輩子才盼到”使他們流淚的這一天，那么讀者們盼了一輩子的難道也是作家們的眼淚？當然不是。讀者們盼的是作家們的創作實踐和辛勤勞動，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沒有它們，一切都是空話，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空話。應當把希望放在作家們的身上，特別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這次大會的確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會上念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檔案和簡報。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會結束了。反應的確很強烈，我指的並不是“海外”，是國內，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係的全國作家。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對於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只說：“會開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並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並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當選是“革新派的凱歌”。這樣的意見有什麼“不好聽”呢？我們自己不是也有類似的意見嗎？
最近我還在家養病。晚上，咳得厲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兩面翻身，總覺得不舒服，有時睡了一個多小時，又會在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睡不著我就東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剛剛開過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於是對大會我也有了自己的“觀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兩樣事情：祝詞和選舉。這是大會的兩大“收穫”，也是兩大“突破”。代表們出席大會，並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了解決繁榮創作的問題。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對他們“創作自由”和“藝術民主”不再是空話了。不用說黨中央對“創作自由”的保證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舞。說到選舉，有人說，這次不是照別人的意思畫圈圈，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挑選“領導人”。
這兩件事都只是一個開端。但是一開了頭就會有人接著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帶了頭，跟上來的人不會少。有了路，走的人會更多。全國的眼睛都在注視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們走出了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跟著走上去？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張挑選人，哪怕只有一個兩個，也總算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畫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見。既然好不容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誰還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後退？！
關於選舉，我不想多說了。只要大家不講空話，在創作實踐中踏著堅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會陷在泥坑裡拔不起腳。從“創作自由”起步，會走到百花盛開的園林。“創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只有在創作實踐中人們才懂得什麼是“創作自由”。也只有出現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說明什麼是“創作自由”。我還記得一個故事，十九世紀著名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臨死前在病床抗訴苦，說他開始發表作品就讓檢查官任意刪削，現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詩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話我記不清楚了，但《俄羅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沒有“創作自由”這事實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至今還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許許多多光輝的名字都是從荊棘叢中、羊腸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的最後一部（《復活》）就是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寫作、發表和出版的。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在他的國家裡就沒有出過一種未經刪節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樣，都是為“創作自由”奮鬥了一生。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嚴肅認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寫出垂光百世的傑作，雖然事後遭受迫害，他們的作品卻長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創作自由”的保證不過是對作家們的一種鼓勵，對文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保證代替不了創作，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到來還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黃金時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決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來的。關於作協大會的新聞報導說，“許多作家特別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紅了，哭了，說他們盼了一輩子才盼到這一天”。我沒有親眼看見作家們的淚水，不能憑猜想做任何解釋；但是我可以說，倘使我出席了大會，倘使我也流了眼淚，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費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時光。我常說自己寫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寫字不如小學生。他講的是真話。我從小就很少花功夫練字，不喜歡在紅格紙上填字，也不喜歡老師手把手地教我寫，因此毫無成績，這是咎由自取。後來走上文學道路，我也不習慣討好編輯、迎合讀者，更不習慣順著別人的思路動自己的筆，我寫過不少不成樣子的廢品，但是我並不為它們感到遺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樣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議論！那么多的空談！離開了創作實踐，怎么會多出作品？！若說“老作家盼了一輩子才盼到”使他們流淚的這一天，那么讀者們盼了一輩子的難道也是作家們的眼淚？當然不是。讀者們盼的是作家們的創作實踐和辛勤勞動，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沒有它們，一切都是空話，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空話。應當把希望放在作家們的身上，特別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