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辮運動,易服運動,意義,
剪辮運動
剪辮之風早已有之，早在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事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孫中山抵橫濱後斷髮改裝，以示與清廷決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
孫中山等革命者剪髮易服，不是什麼稀罕事。但事實上，來自民間的剪辮呼聲，也已有多年。
獨立撰稿人傅國涌曾撰文指出，剪辮之風，並非因辛亥革命的到來才興起，從晚清開始，有識之士就不斷呼籲剪辮子，一些大膽的言論也隨之出現。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報》的徵文題目赫然竟是《剪辮易服說》。
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徵文第一名獲得者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說》，他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據當年10月媒體報導，“江南之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髮”，參加鄉試時只好裝假辮子入場考試。而胡適回憶，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報》先後三次發起以“剪辮易服”為中心的徵文大討論，發表了數篇關於“剪辮易服”的文章。這一切，都為後來剪髮易服大行其道營造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自1904年起，練兵處要改軍服，辮子成了障礙。之後，新軍官兵、警察剪辮子的越來越多。1910年，軍諮大臣載濤乾脆決定不再禁止禁衛軍剪辮準其自由。在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新軍腦後沒有辮子的真實影像。更早幾年，隨同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40多個隨員中，剪辮子的居半。
其實，早在南京臨時政府下令剪辮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舉行的資政院第一屆常會上，就通過了剪髮易服的議案。辛亥革命前夕，在清末狀元張謇大辦實業、教育的江蘇南通，學生剪辮子已成為一種風氣，張謇為避免太過張揚，還專門囑咐已剪辮的學生裝一條假辮子。
據《大公報》報導，1911年12月13日，袁世凱也剪去辮髮，“以為各界之倡”。
當然，清朝近三百年的統治，讓那條長辮形成了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必需品，一下子讓大家全部剪辮子，對有些人來說，有點像你讓一位整天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女人突然穿上比基尼上街一樣，於是，當政府下令強行剪辮時，滿街都可見呼天搶地、磕頭哀求留辮的人們。
這樣的影響，有時是根深蒂固的。多年之後，有些人甚至是聲名顯赫的人物，還願意留著辮子。比如，蔡元培當年聘請留著辮子的怪傑辜鴻銘到北大任教，就是一道相當獨特的風景。
直到1914年，中國的報紙上還有警察廳勸人剪辮的白話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覺著不肯趨時，他那裡曉得孔子是時中的聖人。他若生在這個時候，也是要剪了辮子，同大家一樣。”
易服運動
學者李躍乾曾對辛亥革命前後的斷髮易服進行系統研究，他指出，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在注意到西方人船堅炮利的同時，就有人注意到西方服飾的特點，比如林則徐，但他的觀點是“夷服太覺不類”，說白了，那玩意兒不怎么樣！
到了19世紀末，維新派康有為、宋恕等也十分重視服飾改革，康有為就認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是，變法失敗，歷史沒有給康有為改革服飾的機會，。
到了20世紀初，西風東漸，服飾變革勢不可擋。以女子服飾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據《崇德老人自訂年譜》的描述：“庚子以後，風氣彌開，男女皆尚高領窄袖，……凡西洋服飾若花邊細鈕絨毛衣之屬皆為常御之品，而往時之闌乾挽袖均捐廢矣”。隨著女學堂的興起，各種女學生裝也開始出現。當時的新式學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歐美，大都明確提出了不纏足和衣飾整潔的要求。
清末，一些軍警部隊已經引進西法操練新軍，自然也要求在服飾上做出相應改革。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備學堂，聘德國教官訓練，軍服也參用德式，夏用黃卡嘰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褲帽。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亦仿德制編練自強軍，“令其悉照洋法操練，並其行軍、套用、軍火、器具、營壘、工程、轉運、醫藥之法，亦俱仿之”。與此同時，袁世凱採用德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
那個時候，學生尤其是留學生，往往是易服最積極的實踐者。1902年，時任駐美、日、秘公使的伍廷芳多次電告外務部，稱留美學生“往往改易西裝，自斷髮辮”。想想也是，你留著長長的辮子，穿著舊式長袍馬褂，跟外國男女同學一起參加各種派對，要忍受各國同學異樣的眼光和嘲諷，不彆扭才怪！
甲午戰後，國內開始舉辦各類新式學堂，而學堂中兼習西式體操遂成為學生易服的突破口。
但辛亥革命的到來，才真正將易服推向高潮。民國初年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為大禮服，這標誌著在法律制度上對象徵“級別等差”的封建服飾的徹底否定。
孫中山提出的服裝製作的四條原則，“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更使得須臾不離身的服裝擺脫了傳統的尊卑等差，向著便於民眾生活、實用、經濟、美觀的方向的發展。
當時針對服飾改革的討論，還特彆強調了“尚武”和保存國貨，即在服裝製作上要特別注意採用國產面料。
李躍乾認為，清朝的冠服制度，對於上至皇帝、下到官員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顏色、紋飾、穿著使用等，都有等級森嚴的規定。清朝服飾是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嚴內外，辨親疏”、“分等級，定尊卑”的工具。
而武昌起義得手、帝制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獲得了一次大解放，以往服飾上的那種古板、單調、等級森嚴的局面，開始被生動活潑、千變萬化的景象所取代。
在談到當年人們服裝的式樣時，1912年9月8日出版的《大公報》的報導寫道：“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而在色彩上，當年9月14日的報導稱“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給”。
意義
從剪髮到易服，一系列的變革之風，滲入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也強烈地昭示著，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