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性制度

中國結構調整的困難更大,因為體制剛性。”在許小年看來,中國老百姓的高儲蓄消費GDP比重難以提高的原因就在於,過去十幾年財富分配向政府傾斜,而不是向居民傾斜,而且社會保障體系不到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剛性制度
  • 外文名:Rigid system
  • 改革:轉變發展方式
  • 原因: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卻越來越高
政治體制改革,完美結合,蛻變軟性文化,

政治體制改革

什麼“轉變發展方式”的口號喊了十幾年,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卻越來越高?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作答:“就是因為制度剛性,目前的制度下經濟發展只能靠投資拉動,除非打破剛性制度,發展方式才能從投資轉向消費拉動。”許小年今年(11月5日)在“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上提出,目前中國和美國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周期性問題,而是過去20年的全球化中產生的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問題不是量化寬鬆政策和凱恩斯主義政策可以解決的,這些政策只是手術之前的麻醉劑,但不能代替手術。”
對於美國而言,過度負債必須通過去槓桿化解決,包括私人部門和國家層面的去槓桿化。許小年認為,美國的一點優勢是,市場體系有相當大的彈性,允許逐漸調整失衡結構。
許小年建議財富和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但並不是殺富濟貧,而是進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體現公平原則,“如果不解決尋租問題、不解決官商勾結,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制度。”
“如果離開改革,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沒法解決。”許小年呼籲“十二五”規劃認真考慮政治體制改革。

完美結合

金融機構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有關制度規定相對比較嚴格,但俗話說: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體業務操作過程中,工作人員有時需要靈活運用制度,在不影響操作風險的情況下,讓“剛性化制度”與“人性化服務”得到有機結合,使優質服務的內涵更加豐富。
案例一:某儲蓄所走進一位老大娘,她拿出1萬元到期存單要求取息後再轉存。但當臨櫃人員甲要求其提供身份證時,老大娘才發現出門時忘帶了,大娘訴說家離儲蓄所比較遠,腿腳又不靈便,來一趟不容易,意思是能否通融一下,但甲櫃員以按規定不能辦理為由予以解決拒絕。正當老大娘無奈要轉身離去時,儲蓄所內的另一櫃員乙叫住了大娘,要大娘將存單拿過來讓其看看。乙看完存單後,仔細詢問了大娘的基本情況,並查閱了原存單的身份信息,結合轉存仍為原存單名字,基本判定存單系大娘本人。乙對大娘說:“這位大媽,我決定給你辦理這筆業務,那是我個人為你承擔了責任,因為按規定你沒有身份證是不能辦理的,所以剛才我同事的做法並沒有錯,以後有同類業務別忘帶身份證了。”然後櫃員乙很快為大娘辦好了所有手續,當接過新的存單和利息時,老大娘非常感動,連聲道謝。
我不想對櫃員甲作評論,只想對乙的做法談些觀點。《儲蓄管理條例》的各項規定的確相當明確,這關係到儲戶的切身利益,金融機構理所當然有保護義務。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儲蓄管理條例》也不例外,碰到具體問題時,應該進行多角度考慮。乙在這方面確實做得可圈可點,她當然知道到期轉存仍須出示身份證,目的是為了存款不被他人冒領或冒存,但乙不是死板地套用規定,而是在基本判定無誤、排除了操作風險情況下靈活運用了規章制度,為客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顯露了親民意識,提升了該金融機構的社會形象。
案例二:近期有一客戶去某農村合作銀行的一家儲蓄所辦了一張銀行卡,工作人員在交給客戶卡時,特意提醒了一句:去自動取款機取款時,要留意一下四周是否有可疑人在閒逛,以防卡被調包或被騙、被搶;平時收到有關銀行卡消費的陌生信息時,也不要輕易相信它,最好給銀行打電話確認或諮詢一下。初次辦卡的該客戶頓覺溫馨無比……
當前,銀行卡已相當普及,但同時不法分子針對持卡人的各類詐欺活動也比較頻繁,比如在ATM上做手腳,盜取客戶資金;用虛假提示誘騙持卡人進行資金轉賬;用手機簡訊傳送虛假的刷卡消費信息騙取持卡人資金等等。因此,各發卡機構應在ATM上留下警示性提示語;同時可向公眾發放銀行卡使用宣傳小冊子。在櫃檯向客戶特別是初次辦卡人提醒一下用卡知識及用卡安全注意事項不啻為好方法。這一點雖然在制度上沒有硬性規定,但該儲蓄所工作人員的做法是服務上的延伸,是“人性化”服務的又一種體現。
當下,金融業的競爭愈演愈烈,在相互拼比硬體設施的同時,企業文化、員工素質、服務質量等的競爭也加入其中,可以說是全方位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與其他各商業銀行比拼硬體的同時,更要在服務質量上下功夫。在確定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如果能合理、靈活地運用好制度,讓“剛性制度”與“人性化服務”完美結合,“客戶是上帝”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蛻變軟性文化

在長期的諮詢實踐和實證研究中,我發現企業文化應該包含四個層次,就像洋蔥的層次結構一樣,從內而外依次是價值觀、行為規範、制度和形象。對此,也許有人心生困惑或不敢苟同:硬性的制度怎么能夠嵌入到作為軟性管理手段的企業文化之中呢?制度管理的升華和延伸才是文化管理,怎么可以將二者相提並論甚至混為一談呢?
管理不是割裂的,而是連續的。我們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再到文化管理,走的是人治法製法治文化治這一路徑,稍微感性一點,我們可以認為前面每一階段是後面的基礎,沒有管理者意識的轉變和突破,法制(完善制度體系)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法制何談法治?至於說文化治,它所要求的管理基礎更加深厚,文化管理說白了就是理念滲透和行為規範,這樣你會發現,一旦理念滲透不下去或行為規範體系不能成為自覺行為,制度的剛性就要發揮作用了。
每一種制度背後都有其立法精神,當價值觀與立法精神一致時,制度將會有力量;缺乏制度保障的價值觀是空洞的,缺乏價值觀支持的制度是乏力的。當價值觀與立法精神不一致時,如果制度得到強制執行,則制度背後的立法精神就會成為真實的價值觀,如果價值觀被組織成員堅定認知,則制度就會形同虛設。
制度管理好比劃圈,制度再完善,也就是圈再大,也永遠是圈外的比圈內的多,圈外的globrand.com比圈內的大。所以說制度管人管死人,文化管人管靈魂,因為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說企業制度就無法約束領導如何與員工談話,拍桌子瞪也是說,和顏悅色也是說,求爺爺告奶奶也是說,但是行為規範可以彌補這一缺陷,一句“平等待人”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文化理念(價值觀)和行為規範畢竟只是一種倡導,管理者時時面對的是文化背離,也就是與價值觀不一致的言與行。這時候,制度的剛性彌足珍貴。理念倡導和制度約束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兩手抓、抓兩手,重點抓、抓重點,反覆抓、抓反覆。
張瑞敏在剛掌管海爾的時候,如果天天喊追求卓越簡直就是跳梁小丑,他如何做呢?強化制度剛性,如“不準隨地大小便”。慢慢地,海爾人有了更高的文化追求,“真誠到永遠”成了海爾的文化象徵,海爾的企業制度成了企業管理規範的一種象徵,制度升華為文化,成為海爾人的文化自覺。
所以說,制度上升為文化其實是迫不得已,是在價值觀不能夠得到廣泛認同時的一種備用手段,難聽一點說就是“牽著不走打著走”但它畢竟是客觀存在,存在即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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