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馬竇的中文世界地圖:地圖歷史,珍稀地圖糊了屏風,利瑪竇與《兩儀玄覽圖》,許論與《

利馬竇的中文世界地圖是利瑪竇受當時的明朝萬曆皇帝委託繪製而成，地圖上中國位於世界的中心，這是第一幅結合了東西方製圖技術的地圖，也是首次繪製出五大洲的中文世界地圖。

基本介紹

中文名：利馬竇的中文世界地圖
繪製者：利馬竇

地圖歷史,珍稀地圖糊了屏風,利瑪竇與《兩儀玄覽圖》,許論與《九邊圖》,明代官員弔祭舒爾哈齊夫婦,戚繼光曾任登州指揮僉事,地圖和檔案都糊了屏風,相關視頻,

地圖歷史

珍稀地圖糊了屏風

這個話題要追溯到62年前。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們在瀋陽故宮西七間樓、西配宮清理清代舊物品時，驚喜地發現了一大批珍貴的明代史料：8大幅利瑪竇《兩儀玄覽圖》、12大幅明代《九邊圖》、“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這些珍稀的文物史料，曾幾何時湮沒在屏風之上、布袋之中，多虧文物工作者們慧眼識珠，才使它們還原歷史原貌。且看這些瑰寶的身世及其坎坷經歷。

利瑪竇與《兩儀玄覽圖》

木刻板的8大幅利瑪竇《兩儀玄覽圖》，即當年的世界地圖，於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應試在北京刻制。

利瑪竇是義大利傳教士，1552年10月6日出生。1583年9月，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1601年，作為歐洲使節，利瑪竇被召進北京紫禁城。從1602到1605年，利瑪竇做出了很多偉大貢獻，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兩儀玄覽圖》。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因病卒於北京。

有關史料記載，當年，利瑪竇繪製的地圖曾經刻制多次。主要版本有：明代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吳中明在南京刻制的《山海輿地全圖》；明代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馮應京在北京刻制的《輿地全圖》；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刻制的《坤輿萬國全圖》。當年的專家學者稱：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在中國有3個版本，都是六條屏幅連起來，形成一個橢圓形的大地圖。其中的《坤輿萬國全圖》上，還繪有船、魚、禽獸等等，可謂當年的“世界物產地圖”。

利瑪竇在其著作《入華記錄》中記載，李葆祿曾經刻制了8幅他繪製的大地圖。李葆祿原名“李應試”。當年的專家學者不無遺憾地慨嘆道：利瑪竇所說的8大幅地圖，可惜至今無人得見。然而，瀋陽故宮發現的八條屏幅《兩儀玄覽圖》，便是《入華記錄》中記載，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應試在北京刻制的那個8幅大地圖。

《兩儀玄覽圖》的第一幅右上角，題有“兩儀玄覽圖”5個字。第五幅上有李應試的題記，起首一行為“刻兩儀玄覽圖”；題記最末一行為“萬曆癸卯秋分日……葆祿李應試識”等字樣；另外三行題字為“五羊鐘伯相、黃芳濟、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鹹以與西泰先生(利瑪竇)游……李應試因識於此。”此文足以證明刻此地圖的人是李應試，並又名李葆祿，與利瑪竇《入華記錄》記載吻合。

刻制《兩儀玄覽圖》的年限，應為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第六幅上題字可作佐證：“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秋……利瑪竇書”。該地圖為何取名《兩儀玄覽圖》？有專家學者認為，利瑪竇大概取自《易經》中“太極生兩儀”的理念，以及陸機《文賦》“貯中還以玄覽”含義，為這幅地圖取名。

據介紹，《兩儀玄覽圖》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孤本”。

許論與《九邊圖》

明代十二條屏幅《九邊圖》，是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許論繪製的。與此同時，許論還著有《九邊論》一卷。許論所說的“九邊”，為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偏關(附寧武、雁門二關)、榆林、寧夏、固原、甘肅。“九邊”各置總兵鎮守，以防禦西北、正北的蒙古族，以及東北的女真族入侵。

許論是河南靈寶人，官至兵部尚書。許論早年喜歡談論軍事，他以抵抗女真族侵略為契機，先作《九邊論》，後繪製《九邊圖》，與《九邊論》相匹配，因此，該著作又被稱之為《九邊圖論》。明代世宗皇帝朱厚熜以為該著作甚好，遂下旨，將《九邊圖論》發給各個“邊”的守軍。後來，有人保舉許論作“順天巡撫”；世宗皇帝朱厚熜便說：“這是作《九邊圖論》的許論，自然官能做得好。”

有關專家認為，在瀋陽故宮發現的十二條屏幅《九邊圖》為“摹繪本”，難免出現錯誤。例如第十一圖的《九邊圖》序，就有不少錯別字、丟落字。例如將“蒲河城”誤作“阿城”；將“虎皮城驛”誤為“虎坡驛”；將“三岔河堡”誤作“三盆河堡”等等。然而，“摹繪本”《九邊圖》有諸多強於“印本”之處，其上許多記載，“印本”均無。例如：“摹繪本”《九邊圖》第一幅，遼東鎮北面邊牆外(開原城北)注釋：“小王子部落駐牧”；又在東北角上注釋：“自此東北皆女真人等屬夷駐牧巢穴”；西北角上注釋道：“遼東邊外酋首小王子駐牧巢穴”。第二幅東北角的“邊牆外”注釋：“此遼陽舊城，今三岔河地也，亦朵顏三衛夷人駐牧巢穴”。這些詳細記載“印本”均沒有。再如“摹繪本”《九邊圖》第三幅“蘇州鎮外”注釋：“此大寧都司舊城朵顏泰寧富餘三衛駐牧”；還注釋道：“自此北去有兀良哈一部”。

與“印本”相比較，“摹繪本”《九邊圖》還有一大長處：標明了各個重鎮的“四至”及里數。僅以遼東鎮為例：瀋陽城至蒲河城五十里，蒲河城至懿路城二十里；懿路城至泛河城五十里，泛河城至鐵嶺城三十里；鐵嶺城至中固城五十里，中固城至開原城三十里。廣寧鎮城，東至盤山驛四十五里，南至閭陽驛五十里，西至義州九十里，北至鎮寧堡六十里。

有關專家介紹說，當年，努爾哈赤占領遼陽城之後，便得到了這個十二條屏幅的“摹繪本”《九邊圖》。遺憾的是，努爾哈赤不懂漢字。他便命手下人，將《九邊圖》上的重要地名注釋上滿文，以便他閒暇之餘閱覽。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之後，便將這個“摹繪本”《九邊圖》一併帶來瀋陽，安置在瀋陽新建宮殿之內。

明代官員弔祭舒爾哈齊夫婦

史料記載，明代將遼東地區歸屬於山東省，在遼東地區設立了35個“衛所”，由遼東“都指揮使司”統轄。與此同時，還設立了“自在州”、“安樂州”兩個州，專門安置外來的少數民族人口。明朝廷派遣一名監察御史，叫做“巡按”，長期駐紮遼陽，糾察遼東各個“衛所”及二州的政治，其治事衙門叫做“察院”。在山東省登州，明朝廷設立了“領差總督山東備倭都指揮使司”，統轄山東境內的各個“衛所”。

瀋陽故宮發現的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檔案，分為三大類、670餘件，內容包括題本、申、呈、咨、批、信牌(憲牌)、手本冊簿、報書、試卷等等；時間起於明代永樂年間，止於明代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在眾多的“發文官署”、“收文官署”中，有一件“手本”記載了憑弔努爾哈赤胞弟舒爾哈齊的史實。史料記載，明代，努爾哈赤與胞弟舒爾哈齊一道，掌管建州左衛政事。明朝稱努爾哈赤為“努酋”；稱舒爾哈齊為“舒酋”、“小酋”。明代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被努爾哈赤囚禁的舒爾哈齊病逝。該“手本”記載，鎮守遼東的文武官員，惟有舒爾哈齊最能聽從明朝廷的命令。於是，明朝廷便極力籠絡舒爾哈齊，設法離間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的兄弟感情。

該“手本”記載，明代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三十日，舒爾哈齊妻子病故，前任守備置辦了20桌酒席，差人弔祭。舒爾哈齊去世後，明朝官員以更加隆重的形式祭奠舒爾哈齊，藉此籠絡舒爾哈齊的兒子們。舒爾哈齊共有九子(二子被努爾哈赤殺害)，勢力強大，明朝廷打算利用舒爾哈齊的兒子們與努爾哈赤對抗。努爾哈赤死後的四大貝勒中，二貝勒阿敏便是舒爾哈齊的兒子。該“手本”記載了明代邊將防禦外患的良苦用心。

戚繼光曾任登州指揮僉事

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民族氣節人人敬仰。“山東備倭都司”檔案中，便有記載戚繼光的相關史料。

戚繼光是山東登州衛人，父親做過都指揮。戚繼光子襲父業，先作登州衛指揮僉事，繼為駐紮登州的備倭都指揮僉事。“山東備倭都司”檔案記載，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七月初七日，指揮使僉事中，戚繼光列第一名。“山東備倭都司”檔案為何流落到遼東，其中必有原委。明代崇禎初年，山東登州發生動亂，遼東總兵毛文龍被袁崇煥殺退後，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做參將。後來，孔有德等人作亂，占據登州，自稱“都元帥”，暗中與皇太極通氣。明朝兵馬攻打登州時，孔有德兵敗逃竄，渡過渤海向皇太極投降。這是明代崇禎六年(1633年)、後金天聰七年(1633年)發生的事兒。

有關專家認為，“山東備倭都司”檔案，很有可能是孔有德攜帶到瀋陽的。

地圖和檔案都糊了屏風

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摹繪本”明代《九邊圖》、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這些珍稀的曠世瑰寶，竟一度明珠暗投，被遺棄在瀋陽故宮的庫房之中。

有關資料記載，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摹繪本”明代《九邊圖》，是在瀋陽故宮前院西七間樓樓下發現的；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是在瀋陽故宮清寧宮的西配宮內發現的。當年，《兩儀玄覽圖》、《九邊圖》都被貼上在一架木製屏風上，並且雜亂地堆積在一起，被灰塵掩埋。人們打掃西七間樓時，無意中發現了貼上在屏風上的兩幅珍稀地圖。當年，在瀋陽故宮清寧宮的西配宮內，曾堆積著四五百個清太宗皇太極時代的“信牌”。“信牌”均用布袋盛裝。布袋破損之後，露出裡面墊“信牌”的舊紙。人們取出這些舊紙仔細查看，發現竟是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檔案資料。當文物工作者們將屏風上的《兩儀玄覽圖》、《九邊圖》小心翼翼地揭裱後，發現兩幅地圖背面的襯紙均有文字。大家將兩幅地圖與其背面襯紙揭裱，得知這便是珍貴史料“山東備倭都司”檔案。

利馬竇的中文世界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