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鼎制度

“列鼎制度”，周代的禮制規定：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東周，則是天子、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隨的其他銅器如簋等都是“禮器”，在“禮不下庶人”的周代喪葬制度中，是貴族的專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則是日用陶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列鼎制度
• 時期：周代

基本介紹

這種以陪葬禮器組合來“辨等列、明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發掘中獲得證實。湖北京山相當於王國君的高等貴族墓，隨葬九鼎八簋；上村嶺虢國墓中，相當於公卿大夫的中等貴族墓，隨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同地相當士的末流貴族墓，隨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與此相配合的是：五鼎或五鼎以上的貴族，可隨葬真車真馬；而五鼎以下的貴族，只能隨葬象徵性的車馬器；同時，三鼎或三鼎以上的貴族才能用雙重槨。

精神表現

列鼎制度所表現的喪葬精神是非宗教性的。遵從列鼎制度埋葬先人，在意識上，等於是繼承的新貴族對舊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儀式。在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下，這個尊卑秩序是政治性的，也是倫理性的，這就是周禮的精神根源。

禮器既然代表死者生前或死後的政治或社會地位，因此陪葬禮器常有超過死者身份的現象，這現象與其說是讓先人在死後享有生前無法企及的較高地位，不如說是繼承的後人不安於位，這便是當時儒家痛心疾首的“逾禮”。葬禮上的“逾禮”，往往是“加等”的結果。魯國的臧僖伯死掉，本來身份是卿大夫，因為他是隱公的叔父，“葬之加一等”；許國的穆公死了，本來身份是男爵，因為他正隨齊桓公伐楚，故“葬之以侯”，所謂“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在當時“政在大夫”或“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下，擅自逾禮加等，也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墓葬

晉國相當於卿大夫的貴族墓里，居然用了九鼎、八簋、三套編鐘與一套編磬來隨葬，其逾越古禮的程度實不亞於魯國季氏的“八佾舞於庭”；山西侯馬地區，相當士階層的末流貴族，也用一套編鐘、兩套編磬來陪葬，超過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卿大夫身份的虢國太子墓。平民墓葬中，這種“逾禮”的現象更為明顯，洛陽中州路，有隨葬品的165座墓，代表從春秋到戰國平民墓葬的變化。除了少數有銅禮器的墓外，墓中的陶器組合在春秋早期完全是鬲、盆、罐等日用器；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個別的陶鼎等禮器；春秋晚期，陶製禮器已占壓倒性優勢；到了戰國時期，豆、壺這類陶禮器就完全取代了鬲、盆、罐等一般陶器。逾禮的現象也表現在修隧（墓道）上，在周代修墓道是天子的專利，像晉文公那樣有功於王室，當他請求周天子準他為自己修隧時，都碰個軟釘子。到了戰國時，修墓道不用天子批准了，不但中型墓出現墓道，連小型平民墓也起而效尤。

意義

春秋戰國以來，從貴族到平民的喪葬普遍逾禮的情形，有雙重的意義：一則是王室東遷之後，封建宗法秩序大亂，象徵封建秩序的禮樂制度，也發生“禮壞樂崩”的現象；一則是由於經濟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禮”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於是在春秋戰國時，中國的禮制面臨兩個大問題：如何從維護舊禮制著手，恢復舊秩序，又如何將平民（主要是知識分子）納入這個禮制系統中，最後一群被稱做儒家的末流貴族及平民知識分子，肩負起這個調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