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司馬(史界兩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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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馬光,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散文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地區夏縣)人,漢族。(但宋人袁說友著《成都文類》記,司馬光是在他父親司馬池任光山知縣時,生於縣衙官舍的,該觀點已為當今主流,多數專家學者認同),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兩司馬
  • 外文名:liangsima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代表作品:《史記》、《資治通鑑》
  • 實質:司馬遷、司馬光
司馬光,家世,司馬光誕生於郫縣,涵芬樓宋刊本資治通鑑,童年,司馬光砸缸,仕途,身後,政治主張,編撰《資治通鑑》,褒貶,主要作品,

司馬光

北宋司馬光,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散文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地區夏縣)人,漢族。(但宋人袁說友著《成都文類》記,司馬光是在他父親司馬池任光山知縣時,生於縣衙官舍的,該觀點已為當今主流,多數專家學者認同),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家世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原籍屬河內(今河南沁陽)。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司馬光誕生於郫縣

四川省成都市郫縣縣城西街政府路西側(今老百姓花園處),曾發掘出一通石碑。正面文“司馬溫公誕生處”,碑陰略記司馬光誕生於郫縣的時間地點及立碑原因。石碑最早為清末郫縣知縣夏與賡立。因年深日久,石碑受風雨剝蝕,碑文早已漫渙難識。民國24年劉天祥任縣長,督工按原碑尺寸重鐫,碑高144厘米、寬68厘米。石碑原立於縣衙右側(原址為司馬溫公祠堂遺址),現存望叢祠。  據《郫縣誌》收錄的宋代邛崍人張行成《司馬溫公祠堂記》記載:“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縣尉郫邑,越明年某月生公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這段文字說的是,當年司馬池在郫縣做縣尉時,住在官署,其夫人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司馬光。該文還說:為紀念在官署得子,司馬池特在庭下親手栽植松、楠各一株。司馬池父子先後辭世後,松樹枯萎,唯有楠木樹仍蒼翠欲滴。郫人認為楠木樹茂盛是托司馬光之榮,故縣丞李名逸在司馬光誕生之地建立“司馬溫公祠堂”,以祀司馬光。  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生於天禧三年(1019年),是北宋大臣,主編了

涵芬樓宋刊本資治通鑑

著名的《資治通鑑》。宋哲宗元祐一年(1086年)為相,八個月後病故,追封為太師溫國公。因而後人稱他為司馬溫公。  張行成《司馬溫公祠堂記》還說:北宋年間,郫縣流言,說是山里少數民族叛變了。當時的縣令閭丘夢松假借回家看父母,溜回了山西,主簿李言也掛冠而逃。縣城秩序混亂,百姓人心惶惶。時任縣尉的司馬池,不顧全家性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自動代理縣令,主持了縣事,收拾了混亂的局面。當時恰逢正月,可是老百姓卻沒有心思過年,那些有錢的人,在埋金埋銀藏蠶絲藏織布;那些沒有錢的人,扶著老的,攜著少的,抱著幼的,紛紛朝成都、彭縣、大邑縣的深山老林逃命。為了使人心安定下來,司馬池便從正月十五日開始大放花燈三天三夜。老百姓看到放了三天花燈,也沒有發生叛變一事,心安定了,紛紛重新搬回郫縣。  司馬池因其政績,後來升官離開了郫縣。但縣人沒有忘記他,感念他在郫縣孕育了一位偉大的史學家。  《司馬溫公祠堂記》的作者張行成是一位很嚴肅的學者,非常崇拜司馬光。他與司馬光同為北宋人。他的出生地邛崍與郫縣同屬成都府,相距不過百十里;二人生活的時代相隔也不到百年。因而他的記述應該是有根據的、可信的。《司馬溫公祠堂記》後來被收入大清《一統志》藝文類,足見司馬光誕生於郫縣的記載,已得到許多有識者及權威著作的確認。巧合的是,同為宋朝人的袁說友在《成都文類》有一段記載,意思是:“司馬光是在他父親司馬池當四川省郫縣縣尉時,生於官廨的”,這與張行成的記載吻合。  司馬溫公祠堂今已不存,遺址已被開闢為老百姓花園。“司馬溫公誕生處”石碑,今存望叢祠內。

童年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說謊,司馬光自此便不再說謊。“司馬光砸缸”的兒童故事,在當時的東京(今開封)、洛陽一帶就有人把這個故事畫成《小兒擊瓮圖》廣為流傳。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機智勇敢,傳為千古佳話。  破瓮救友⑴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⑵生七歲

司馬光砸缸

,凜然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⑷,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⑸。自是⑹手不釋⑺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瓮⑻,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⑼,光持石擊瓮破之,水迸⑽,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翻譯: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嚴肅莊重的樣子)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又稱《春秋左氏傳》,相傳是春秋時期左丘明撰),愛之(指代《左氏春秋》),退(回去)為家人講,即了(懂得)其大指(同“旨”,主要意思)。自是(從此)手不釋(放下)書,至(甚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於(在)庭(院子),一兒登瓮,足(指失足)跌沒(沉沒)水中,眾皆棄去(拋下那小孩逃去了),光持(拿)石擊瓮破之(指代瓮),水迸(湧出),兒得活。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  司馬光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 "光"。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後來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自幼便聰敏好學。據史書記載,司馬光非常喜歡讀《左傳》,常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七歲時,他便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並且能把二百多年的歷史梗概講述得清清楚楚,可見他自幼便對歷史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注釋:  (1)選自《宋史·司馬光傳》  (2)【光生七歲】司馬光長到七歲。光,即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現在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學家,編撰《資治通鑑》等書。  (3)【凜然】嚴肅莊重的樣子。  (4)【《左氏春秋》】又稱《左傳》,相傳是春秋時期左丘明編撰的一部史書。  (5)【大指】大意,主要意思。指,通“旨”。  (6)【自是】自此,從此。  (7)【釋】放下。  (8)【瓮】口小腹大的一種容器。  (9)【棄走】逃走。  (10)【迸】湧出。

仕途

司馬溫侯祠前的司馬光像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

身後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37種。

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

編撰《資治通鑑》

宋神宗熙甯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耗時19年。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君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褒貶

司馬光外交政策和影響:人們習慣把司馬光看作是一個歷史學家,對他的外交才能認識不多。司馬光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在給龐籍擔任幕僚時,就提出修城堡防禦,募民屯田,阻止西夏的蠶食。他後來上奏時說過:“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司馬光主張加強防禦阻止西夏的蠶食、入侵,屯田戍邊的政策是正確的,是反對在“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同時他也反對在兩國和平時,宋朝主動破壞友好關係。最初邊臣侮西夏國主,使臣向朝廷訴訟,司馬光和呂誨建議罪邊臣,恢復友好,不從,兩國爆發軍事衝突。又提出“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後來宋朝要發動對西夏的戰爭,司馬光寧可不當樞密副使也反對草率開戰,因為當時西夏沒有大舉入侵宋朝。司馬光對待外交關係的基礎觀點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務實方針,遼朝皇帝有尊號後,有的大臣也熱衷給宋朝皇帝加尊號,司馬光引用漢文帝與匈奴單于故事,批駁了兩國關係平等建立在皇帝尊號相同的基礎上。我們現在都理解國家關係平等是建立在和平共處、相互尊重和沒有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在這點上,司馬光也含蓄批評了宋朝當時軟弱、姑息的外交政策。宋朝在軍事實力與遼朝相近,都是一百多萬部隊,從戰略上,最忌諱遼朝與西夏的七十萬部隊聯合攻打宋朝。司馬光也理解宋朝不能在多條戰線同時開戰,因此他也曾上書反對讚賞同時引發與西夏、遼朝衝突的邊臣。歷史也證明了他的預見,在宋朝與西夏開戰後,遼朝乘機對宋朝進行軍事訛詐,宋朝割讓代北領土妥協。又發動了對吐蕃的熙河路戰爭,交趾也乘機以宋朝變法害民為藉口,發動對宋朝的戰爭,宋朝在陷入多條戰線同時開戰後,國內國際形勢都嚴重惡化。司馬光與韓琦都是主張對外關係應該慎重,反對輕啟戰端,但也都是反對姑息、妥協政策。司馬光在宋朝危機的時候擔任了宰相,他改變了恢復歲賜,不歸還西夏領土的和談條件。司馬光對外交政策認識更合理,知道西夏恥於在勝利時喪失國土接受和談,同意歸還西夏城堡,取消不平等歲賜。司馬光的立場得到文彥博的支持,但是朝中多數是變法派,他們有異議。這個立場緩和了國際危機,西夏、遼朝見司馬光任宰相緩和國內矛盾,得到百姓擁護,也告戒邊臣不要輕啟衝突。司馬光一度也要放棄熙河路與吐蕃友好,後來沒有實行。熙河路是兵家必爭之地,多數人是羌族,與宋、夏、吐蕃都有臣附關係,也是複雜地區。儘管司馬光同意歸還西夏領土,但不久他去世。宋朝與西夏就城堡兩國再次開戰,元祐四年議和西夏歸還戰俘後,宋朝才歸還了城堡。議和不久宋朝與西夏再次開戰,宋朝同時也與吐蕃在熙河路衝突,再次以恢復歲賜為條件與西夏議和,以後宋朝同吐蕃戰爭,從元符二年一直打到崇寧三年。司馬光懂得戰爭是國家大事,需要謹慎對待,耗費巨大的軍事行動非同兒戲。宋朝主動挑起戰爭,又沒有充分的戰爭準備而失利。司馬光反對戰爭的立場,是維護了宋朝和西夏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得到兩國人民的愛戴。司馬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兩國平等基礎上,不是賣國的妥協行為,他在西夏入侵河東時主張修城堡防禦,是保衛國土的愛國行為,對西夏維護國土的愛國行為也認同,宋朝占領西夏領土,再給歲賜是名實皆失的錯誤政策,不僅會被西夏看做是侮辱,也會加重本國人民的經濟負擔,停止戰爭後占領的土地不是防禦宋朝必需的戰略要地,沒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宋朝曾攻占了靈州以南的廣大西夏領土,都最終放棄,為了幾個城堡而繼續戰爭,僅是維護虛假顏面,損害人民利益,欺騙人民自以為是勝利者,還有戰果。對司馬光的政策宋朝和西夏人民都是擁護的,這也是遼朝和西夏統治階級尊重司馬光的原因,他們不能違背民意,使自己處於人民和道義的對立面。宋朝國內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產生,戰爭是主要原因,人民在饑寒交迫,賦稅徭役沉重的壓迫下苦不堪言,要求司馬光解救他們的呼聲,不僅是針對變法,也是針對戰爭。司馬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民族政策應恩威並施,歸附者以德相待,以仁義為本;背叛入侵的要威震抗擊。這比視蠻夷為禽獸,任意殺戮攻打要進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56卷評論:“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不贊同對少數民族不分好壞地殺戮,認為他們與華夏是平等的,不公正對待他們是錯誤的,主張愛惜生命。耶律楚材在勸阻成吉思汗,停止屠城政策,也是司馬光愛惜生命的立場。歷史上仁義政策是得到人民擁護的。耶律楚材的父親耶律履曾對金世宗談到司馬光的理論,認為當時執政的人多以兵戈賦稅為主,司馬光能用道義和孝敬輔佐天子,這是非常可貴,執政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見辦,能讓天下百姓受益。司馬光在歷朝歷代得到各民族人們的普遍擁護,也是歷朝代代統治階級尊崇他籠絡人心的重要原因,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宋朝執行了很短時間,但是卻在後來的歷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和平友好、民族平等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現在看也是有進步意義。他在外交中奉行的避免在兩條戰線同時開戰的觀點也是客觀實際的。外交關係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最高成就也是體現在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靠妥協、投降,損害本國和其他國家人民利益為成果。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礎上,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對,造成國家的危機。

主要作品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  《涑水記聞》  《稽古錄》(包含《歷年圖》、《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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