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kristeva）是巴黎第七大學語言學教授，心理分析學家，女性主義批評家。作品有《關於中國女人》，涉及女性的具體經歷和體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克里斯蒂娃
- 外文名：Julia Kristeva
- 國籍：法國
- 出生日期：1941年
- 性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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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亞，1966年移居法國，現為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其知識履歷橫越哲學、語言學、符號學、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等多個領域，成為後現代主義的一代思想宗師。羅蘭·巴特概括其特點說，“朱麗婭·克里斯蒂瓦總是摧毀那一我們以為我們能夠從中感到慰藉、我們可以引為自豪的最新的偏見。”80年代以後，她在英語文化圈多被讀作法國女權主義的標誌性理論家，與西蘇(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構成“法國女權理論的新神聖三位一體”。儘管她個人有時希望將自己與女權主義區別開來，但她那些獨具風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號性”、“卑污”、“母性穹若”不僅與女性相關，且對女權主義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詳情
出生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生於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亞裔法國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精神分析師，女性主義者，最近又成為小說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居住於法國。1969年，克利斯蒂瓦出版其第一本書《Semeiotikè(符號學)》之後，在當今的國際批評分析、文化理論和女性主義領域開始產生影響。她著述廣泛，包括書籍、隨筆和建築意義出版物的序言(譯註一)，其中包括有關互文性、符號學和屈辱性的見解，覆蓋語言學、文學理論及批評、精神分析、傳記及自傳、政治和文學分析、藝術及藝術史。與羅蘭·巴特、茨維坦·托多洛夫、呂西安·戈德曼、熱拉爾·熱奈特、列維－施特勞斯、拉康、格雷馬斯、福柯和路易·阿爾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結構主義者之一，當時結構主義在人文學科中占主導地位。她的著作在後結構主義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第二故鄉
克里斯蒂娃出生於保加利亞的斯利文，1966年12月移居法國，時年25歲。在幾所法國大學中繼續其教育。到達法國，克利斯蒂瓦感受到結構主義影響的逐漸消退，受到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希達思想的挑戰。1965年加入“Tel Quel小組”，她開始關注語言政治學，成為小組的活躍成員。克利斯蒂瓦接受了精神分析訓練，於1979年完成。從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工作可以視為嘗試將精神分析方法運用於後結構主義批評。譬如，她對主體及其結構的觀念與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相似之處。然而克利斯蒂瓦拒絕以結構主義的方式理解主體，相反，她贊成主體總是“在過程中”或“在危機中”。她以這種方式促進了精煉結構的後結構主義批評，同時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教學。她在70年代曾至中國旅行，並將其經歷寫成《關於中國女人》(1977)。
主張
克利斯蒂娃最重要的主張之一在於符號學。她用的“符號學”一詞不應與索緒爾的符號學相混淆。對克利斯蒂瓦來說，符號學與嬰兒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關，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萊因及英國客體關係精神分析的著作，還涉及拉康的理論(前鏡像階段)。這是一個情緒範疇，受制於我們的本能，本能則存在於語言的裂縫和韻律中，而非詞語的外延含義中。從這層含義講，符號學反對符號(象徵, symbolic)，符號對應著那些意味著較嚴格的、精確之含義的詞語。她還以其關於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絕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親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聞名。
人類學和心理學
克利斯蒂娃認為人類學和心理學、或者社會與主體之間的聯繫，並不意味著彼此，而是遵從相同的邏輯：群體和主體的倖存。她在對俄狄浦斯的分析中進一步聲稱，說話的主體無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門檻上，仿佛是由於一條不可能的劃界而站立著”(《恐懼的權力(Powers of Horror)》，P85)。
在她對兩種學科的比較中，克利斯蒂瓦主張，個體排除屈辱的母親，以此作為形成認同的手段，這種方式與社會被構建的方式是一樣的。在更廣闊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並由此達成存在。
克里斯蒂娃與中國
1974年5月，克里斯蒂娃與羅蘭·巴特、菲利普·索萊斯等五位法國的批判知識分子來到中國，在這之前她曾在巴黎第七大學學過四年的中文，但還是被中國的“刻板的官方言論”打擊了積極性。從某種程度上說，她無法真正把握住她所學習的古老漢語，與中國當代社會的言語現實，以及她所預設的中國女人的生存狀態三者之間的關係。所以，此行之後羅蘭·巴特對中國的評論公開得很少，而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一書雖然順利完成了，卻很難說她已經以她慣有的敏銳，觸碰到了中國婦女的生存狀態。她在書中對中國女人地位的某些理想化描述，對中文“音調傳統”的“前句法化”，以及中國文化主體的“母性秩序”之陰性化特質的讚揚，基本上還是從批判西方的父權話語出發，藉以引申出東方的某種“他者化”本質，這在後殖民理論譜系中非常容易受到批評。然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如果說克里斯蒂娃的中國之行，對於她寫作《中國婦女》一書來說，是唯一的一次就地取材，一次“互文”行動發生的可能，那中國婦女當代感更強的生活，為什麼在她的敘述中不曾指向費邊所說的“同時性立場”(the position of coevalness)。此次她在中國所作的講演中重溫了針對“中國經驗”的問題:“中國傳統的因果性、神性、女性和男性、語言和文字等概念，是否有助於培養一種特別的人的主體性，不同於希臘——猶太——基督教傳統所建構的人的主體性？如果是的話，那么，這些主體經驗，究竟如何與我們普遍的，或至少存有差異的人類中的另一種行動者相遭遇、相對立或相互並存?”與此同時她也提到中國共產主義的“特殊性”。我認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問題之間如何“互文”?借用後殖民主義者對克里斯蒂娃的批判，如果說所謂“陰性”本質，無論體現在語言還是性別上，都是對第三世界民族一種前歷史化的本質主義定位，而恰恰中國所發生的當代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含有普遍性的衝動，克里斯蒂娃所目睹的共產主義中國經驗是屬於世界歷史的，要對它進行有效講述，解構主義加上後殖民主義也未必足夠，中國婦女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題，但問題在於她們和民族國家等群體性、“條件性”話題結合得更複雜和緊密，而對她們的整體化想像實際上不一定是克里斯蒂娃的強項。
主要作品
《符號學：符義分析研究》（1969）；《恐怖的權力，論卑鄙》（1980）；《面對自我的陌生》（1988）；《心靈的新疾患》（1993）；小說有《武士》，《老人與狼》《特瑞斯我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