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制度是元朝政府的神經與血液網路，對維持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驛站制度
- 外文名：Post System
- 年代：元朝
- 適用範圍：元朝全國
- 地位：政府的神經與血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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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
窩闊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驛站。《史集》關於這一問題的記載，幾種版本各有不同。俄譯本作：“從契丹國到該城(按：指和林，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後杭愛省厄爾得尼召北)，除伯顏(BAYAN)站以外，還設有一些站，被稱為‘納鄰站’(нарин-ям)。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37站。在每一驛程上，置一千戶，以守衛那些站。他建立制度，讓每天有五百輛載著食物和飲料的大車從各方到達該處[哈剌和林]；把[它們]儲於倉中，以便取用。為[運送)穀物和酒建造了[一種)龐大的車，每輛車要用八頭牛運送。”
元朝時在蒙古草原與漢地之間，辟有從和林至上都的驛路三條：帖里幹道(temgen，蒙語意為車)，全程57站。木憐道(monn，意為馬)，計38站。納憐道(narln，意為小)，計24站。
《史集》所記的bayan(意為富)或tayan，殊難索解。又每站置軍保護，或作千戶、或作萬戶，《世界征服者史》則謂：“每兩土綿(即萬戶)供應一所驛站。”亦俱難置信。據張德輝所記：越扼胡嶺(野狐嶺)，始人蒙古草地，“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大都至上都間有村，“大食人稱此村為Chula或賽典赤之驛站Saiyid Ajill's jam"iam"。這對張德輝的各以主者命名之說，是一個旁證。
至於漢地建驛，似在窩闊台即位之元年與草原地區皆同時進行。其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這明顯地是針對漢地農耕百姓而發布的。站赤的主要任務是供應來往使臣的生活所需與交通工具，同時運送進納的顏色絲線、酒食米粟、緞匹、鷹隼等御用諸物。管領者為乞里合台。乙未(1235年)，籍民（戶口統計），軍、站皆與民戶分別立籍。從這以後，驛站制度不斷完善與發展。忽必烈即位後，採用佛家奴的建議進一步發展了驛站制度，陸續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制度，任用霍木海總管諸路驛。至元二年(1265年)，頒行了《立站赤條例》，同時大修諸地馳道。滅亡南宋之初，即在江南差撥站戶，設立驛站。至元十七年，詔江淮諸路設定水站。四周少數民族邊遠之區，也先後通辟驛道。“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沿海有海站。遼東行省自哈里賓(今哈爾濱)以北，至於混同江口的征東元帥府(奴兒干城，位於黑龍江下游)，則以犬曳小車行冰上，稱作狗站。故“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
數量
據《元史》所載，腹里（應指中書省）計陸站175處，水站21處，牛站2處。河南行省陸站106處，水站90處。遼陽行省陸站105處。江浙行省馬站134處，轎站35處，步站11處，水站82處。江西行省馬站85處，水站69處。湖廣行省陸站100處，水站73處。陝西行省陸站80處，水站1處。四川行省陸站48處，水站84處。雲南行省馬站74處，水站4處。甘肅行省馬站6處。總計全國站數約一千四百處。加上嶺北、土蕃等處，應在一千五百處以上。
制度
凡官吏御命差使，如為一般公事則由省部發給文書，稱為“鋪馬聖旨”，乘傳前行；有密命或急不待發給文據則佩帶金字或銀字圓符以行。一些官府的物資，也依靠驛站，利用車、牛轉運。總領全國站驛的機關最初為諸站都統領使，至元七年設，屬兵部。至元十三年改組為獨立的通政院，尋分為大都、上都二院，後來一度又置江南分院。院設院使領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時仁宗已即位)以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罷通政院，改由兵部領導。旋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而兵部則分領漢地站驛。仁宗延柘七年四月(時英宗已即位)，又詔“蒙古、漢人站，依世祖舊制，悉歸之通政院。”腹里、江南漢地的諸路站赤，除一個短時期外，皆以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不得預。沿途並設有脫脫禾孫，進行檢查盤問。一些水陸衝要的驛站設有提領、副使、司吏、百戶等職。提領由政府委派，副使以下則於站戶內選用，三歲為滿。在大都與上都之間，因為“每歲車駕行幸、諸王百官往復，給驛頻繁，與外郡不同”，故在提領之上，復設有驛令、驛丞。站戶每十戶編為一甲，甲首稱牌頭。每站所領站戶，“多者三二千，少者六七百”。根據陳高華的估計，全國站戶總數至少在三十萬以上，較之軍戶或更多。《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糧僅足當站之數，不至多余，卻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聽之。”陝西地區立站的辦法又有所不同，以每地一頃為一分，一丁亦為一分，合十四分當站馬一匹。其後，由於站戶負擔過重，改女為官給祗應，但站戶優免和雇、和買及一切雜泛差役的規定也先後取消。
站戶
一般來說：北方的站戶比南方的站戶貧苦。鄭介夫指出：“北方站戶多貧。終歲營生，僅了應辦。南方站戶皆巨富，有輸糧百石之家，止以四石當水站，其餘則安享其利，靠損貧難。特別是大都至上都間十二站的站赤，“多系迤南路分僉撥前來當役，相去窵遠，供給頻勞”。這裡每年皇帝巡行，諸王、官僚及使臣來往頻繁，因此，役也最為沉重。此外，如京南一帶、河西走廊及南方的某些交通要道，站役的負擔也遠較其他地區沉重。如良鄉站，額定為馬一百二十三匹，驢二十四匹。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個月之內，起馬至一萬三千三百餘次，即使所有的馬匹晝夜在道，也無法應付。這就勢必引起額外多征，並導致牲畜過役倒死的情況。再加上往來官員“每至城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從者同正食。又或嘗味索饌，命妓縱酒，無所不至”。稍不如意，則凌辱吊打。陝西驛道上西蕃喇嘛經年絡繹於道，甚至傳舍往往不能容，只能假館於民舍，於是逐迫男子，姦淫婦女的事多有發生，民不聊生。在重役的迫脅下，站戶或破產逃亡，或投身於投下與寺院。甘肅行省在大德七年勘查：“六十年前立站之時，撥戶三百站戶單獨列籍，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他們的情況也互有差異，負擔輕重也因地而不同。大抵北方站戶，被簽中者多是比較富實人家。他們一般是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一些無力餵養馬匹者則出錢物津貼，稱“貼戶”、貼馬”。上述“什物公用”，又稱首思(sagas'2，蒙古原意為湯、汁)、祗應，包括提供使臣的飲食分例：“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此外還有薪炭、雨具及其他雜支。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政府規定：“站戶貧富不等，每產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又免其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南方簽發站戶則是驗其田畝，“以糧四十八。即今當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實逃亡事故四十六戶外，隱佔投下計一百二十六戶。隨時復役者已二十五戶，尚餘一百一戶。”隨著站戶的破產流亡，驛站制度也日趨於崩壞。
急遞鋪
急遞鋪是為傳達四方文書而設定的。金制：章宗泰和六年(1206)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忽必烈循之，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不足，於漏籍戶內補差。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鋪卒腰系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文書疾行。沿途的車馬行人，聽到鈴聲，立即避讓路旁。下一個站的鋪兵聽到鈴聲，立即整裝以待。一俟公文到鋪，便像接力賽一樣，繼續前傳。同時在特置的文書上註明到鋪的日期、傳遞鋪兵的姓名，以備查驗。急遞文書規定每晝夜行四百里。它的傳遞速度，比宋、金時期都要快些。
來源：歷史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