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存教授（1923-- ），香港大學校友聯誼社理事長、著名醫學專家、教授，長期從事分子免疫病理學研究，提出感染的免疫應答促使補體與吞噬細胞氧自由基活化反饋的機理、促發高度增強急性炎症反應的新概念，在臨床驗證了抗氧化劑硒能顯著降低病毒感染出血熱患者的死亡率。曾任基礎所WHO免疫學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副主任，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10餘篇，專著包括《免疫病理》《免疫病理學的分子與細胞基礎》《免疫病理學講義》《傳染病的免疫病理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侯健存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23
- 職業：教授
香港大學校友聯誼社理事長,題記,
香港大學校友聯誼社理事長
“三出三進”祖國大門的侯健存教授 
作者： 楊連元
這裡記述的是我國一個老知識分子歷經磨難而愛國之志始終不渝的人生歷程。
題記
年已74歲的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病理學教授、香港大學校友聯誼社理事長侯健存，每每吟誦屈子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詩句，都按捺不住激情的涌動。這位當今中國醫學科學界免疫病理學科的帶頭人，也是建國後老一代醫學科學工作者當中傳奇式的人物。他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里，曾經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有著“三出三進”祖國大門的曲折經歷。
一
1923年，侯健存出生安徽懷遠。母親生了他們兄妹七個，他排行老二。“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山東濟南上國小。“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和“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等激昂鏗鏘的歌聲，敲擊他幼小的心靈；西安事變至盧溝橋事變發生，他在北平通州潞河中學念國中。為避戰亂，免受亡國奴之苦，14歲的侯健存後隨母親、兄弟逃難到四川成都，尋找由山東流亡到成都的父親侯寶璋。
侯寶璋(1893—1967)是我國近代病理學先驅者之一，在國際病理學界也享有盛譽。他幼年在家鄉上過私塾，由於受新思潮的影響，少年時代離家出走，開始在一所教會醫院裡幫工。這一偶然的境遇卻決定了他一生的醫學生涯。由於他肯乾好學，感動了院方，保送他上北平協和醫學校學習。後來，他又在齊魯大學醫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深造。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等地相繼淪陷，危及山東，此時已是齊魯大學教授的侯寶璋拋家離舍，顧不了自己的妻室兒女，卻全心全意組織該校學生轉移到成都華西大學借讀，使諸多學子免受失學之苦。
既有著中國傳統文化深厚底蘊，又接受了“五四”時代科學救國新思想的侯寶璋教授，結交的朋友大都是當時的進步人士，如老舍、趙望雲（黃胄的老師）、關山月等，還有抗日將領馮玉祥。
至今侯健存還依稀記得當年的一些情景。
在齊魯大學幽靜的花園裡，才華橫溢的老舍先生常給他們幾個滿臉稚氣的孩子講故事，孩子們聽得入神了，歡喜了，先生回家後便揮就一篇佳作；孩子們若是分了神，不愛聽，過幾天再講，人物情節準有改動。
有一次，馮玉祥將軍要親臨侯府吃飯，令家裡好生為難：國亂當頭，教授家的日子也不好過。但貴客臨門，侯夫人還是忙不迭地下了廚房。其實，馮將軍一直牽掛著教授一家的冷暖安危，將軍來時竟隨身捎來兩袋在當時比金子都貴重的麵粉。開飯時，侯健存幫著母親上菜。馮將軍目不轉睛地瞅著這位風華正茂的侯家二公子，意味深長地說：“好好學習呀，將來國家得靠你們啦!”
父親的言傳身教，周圍環境的影響，小小年紀的侯健存決心繼承父業，發誓要為振興中華做出貢獻。他在成都先讀完高中，後就讀金陵大學化學專業，按照父親學好醫學必先打好化學基礎的意見，侯健存計畫畢業後轉學到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讀醫學專業。
然而，特殊情況發生了：
父親得到左派朋友的通知，國民黨特工人員正在跟蹤他，還有他在金陵大學讀書的二兒子侯健存。第二天，金陵大學國民黨三青團的負責人、農學院的學生易某人也找到侯健存，“友好”地出示了由上峰簽發的一道密切監視侯氏父子的指令。所幸易某人平日很尊敬侯寶璋，待侯健存也不錯。易某人說：“我們都知道你的，你也不會的。”有意無意，這種“警告”等於放過了他。
1946年，美國政府邀請中國一批知名學者赴美講學，包括老舍、曹禺等人，侯寶璋也在其內。他應邀赴美後，第二年又赴英國講學。1948年，他受聘於英國教育部，成為香港大學二戰後第一任華裔病理學教授兼系主任。侯夫人廖文瑛則隨後帶著兩個年幼的子女經廣州轉赴香港。
父母都走了，侯健存留在了內地。1949年成都解放了，而在華西校園內，卻掀起一股“反國民黨餘孽”之風。有人說“侯寶璋曾經在法醫病理診斷上幫過國民黨軍閥的忙”云云。作為兒子的侯健存，面對如此尷尬的境遇，他只好提出申請，拿到軍管會的“路條”後取道北京，與正在協和醫院進修的戀人劉冬生話別，爾後去了香港，就學於香港大學醫學院。
這一年，他剛剛26歲。
二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周恩來代表黨和政府號召海外的炎黃子孫回來參加祖國的建設。這時，侯健存在香港大學剛剛拿到醫學博士文憑，並在生理、生化系申請到示教員(助教)的工作，如果幹下去，前途大有希望。但1952年底，侯健存毅然回響周總理的號召，並得到父母的支持，放棄香港大學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隻身一人回到北京，進入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前身)工作。當時，國際上正掀起一股反華的逆流，而朝鮮戰場的炮火也危及我國的邊陲，侯健存的舉動在當時的海外學子中，是非常難得的。
然而，1955年的“肅反”運動開始了，他成了衛生系統重點審查對象，因為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回響學校號召“投筆從戎”，在美軍戰略情報局當過翻譯。在一次會上，主持人宣布他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代號為“055”。工作人員連忙上前糾正說：“念錯了，不是055，那是戰略情報局的英文縮寫——OSS”。
一下子，他如入雲裡霧裡，新婚燕爾的妻子和千里迢迢回國探子的老母也愛莫能助。
侯健存第一次回國後，便與大學時的戀人、在上海同濟醫院工作的劉冬生喜結連理。老舍和夫人胡癈青即作主婚人，又代表遠在海外的侯寶璋夫婦，祝願他倆天長地久，幸福美滿。
但新的生活剛剛開始，侯健存就被隔離審查了。
1955年11月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廣東省委稱：香港大學組成以布蘭敦教授為團長的訪問團，擬於12月中旬到北京訪問兩個星期，主要目的是了解新中國的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情況，還要與我科學界、教育界人士接觸和進行學術交流(涉及文學、歷史、法律、醫學、農業、生物、物理等學科)。該團共有30人，其中24位是英國人。6位中國人中包括國際上公認的病理學權威、該校病理系主任侯寶璋教授及夫人、香港著名大律師陳丕士、香港文化界名人陳君葆等。
廖承志獲悉，立即報告了周總理，總理委託中央副秘書長劉瀾濤負責著手安排接待。
遺憾的是，參與組織這次訪問活動的侯寶璋教授，最終“因故”未能成行。不言自明，是他兒子方面的原因。
訪問團到京時，單位派劉冬生去接站，接侯健存的母親。
婆媳見面，侯老夫人親切地問：“為什麼就你一個人，健存呢？”劉冬生解釋：“他正忙，今天來不了，明天也許可以。”老人急了：“他是不是給關起來了!”兒媳無言以答，只有流淚。
第二天，侯老夫人由港澳辦工作人員諸華陪同，來到單位要見兒子，遭到拒絕。婆婆問兒媳，怎么辦，兒媳說，只有找周總理了。
12月15日上午，諸華向熊向暉匯報了侯老夫人的要求。16日凌晨一時，熊向暉給周恩來寫了報告，四時許，熊向暉便收到總理特急批件。總理指示：應讓侯健存與其母自由見面，不加限制，也不必要老舍等向她作任何解釋，只有當侯寶璋夫人向我們詢及肅反情況時，才需要派人向她作解釋。總理批評道：此類事為何事先不向我報告?他要求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趙毅敏抓緊這一接待工作，並要求熊向暉遇事電話請示，不得貽誤。
12月17日，侯健存告別了隔離室。
12月24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了一則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23日下午接見了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邀請來京訪問的香港大學英籍教授布蘭敦一行。
接見時在座的，有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副會長陽翰笙，文化部長沈雁冰、副部長丁西林、鄭振鐸，教育部長張奚若，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北京大學教務長周培源，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等。
12月25日傍晚，華燈初上，侯健存與妻子陪同母親來到北京飯店，出席由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主持的招待香港大學訪問團的茶會。其實，精心安排這個茶會的也是周總理。茶會進行中，總理健步朝他們走來，大聲地對侯老夫人說：“真是佳兒佳媳啊!”寥寥數字，侯健存的心中如沐春風，冰消雪融。
老人家後來特別高興，盡釋前嫌，祖孫三代共享了幾日天倫之樂。
侯健存認為自己的學問還不夠，想再次出國深造病理學。侯健存的請求，首先由於父親的支持，或者更準的說由於父親的原因，很快得到了領導的批准。因為此時，我有關方面正爭取侯寶璋先生回國。
侯健存沒花國家一分錢，由父親推薦到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學習。
他第二次離開了祖國。
三
侯健存是唯一來自新中國的留學生進入倫敦大學醫學院的，他在國際著名病理學家凱美隆爵士的指導下，攻讀實驗病理學博士學位。
由於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出國之後他仍然有時受到冷遇，一些國家的學生當面辱罵我們的黨和國家，還對他採取過非禮的行為。侯健存身處異國他鄉，沒有忘記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他不卑不亢，據理力爭，進行了嚴正的駁斥。同時，他堅持自強、自重，奮力學習，只用兩年半的時間就完成了四年的學業，最終獲得博士學位。導師的評語是：侯健存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留學生差，尤以他的品德是優秀的。他立即推薦侯健存享受倫敦大學每兩年一度的“葛蘭氏研究生獎學金”，並擔任“大學示教員”指導學生實習。周圍的人也漸漸對他改變了態度。
在倫敦大學就讀期間，侯健存發表了六篇論文，每篇論文的通訊地址，他寫的都是“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他從來都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緊緊連在一起。
不久，侯健存接到來自國內的信息：周總理希望他協助父親返回北京工作。他放棄了應聘英國倫敦皇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員的計畫，1961年底回到香港，1962年經過輾轉曲折，和父母一起回國定居。周總理簽署命令：任命侯寶璋先生為北京中國醫科大學(現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
全家到京後，周恩來和鄧穎超特意在中南海西花廳設家宴為他們洗塵，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和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童小鵬出席宴會作陪。周總理親切地尊稱侯寶璋先生為“侯老”，幽默地稱年近四旬的侯健存為“侯小”。總理舉杯說：“侯老，對你們在這個困難時期回來，我十分欽佩!”他接著說：“我們閉關自守多年，對外面的科技發展、進步很少了解，侯老這次回來，可以引進醫學新科技，引進人才!”總理諄諄囑託，要侯健存協助父親辦好中國醫科大學(即今協和醫科大學)，使中國醫學教育和科學走向現代化。
此刻，“二出二進”歸來的侯健存躊躇滿志，他協助父親把老人家畢生收集的幾十箱病理標本、圖片資料無償獻給了國家，還把周總理親批的10萬港幣安家費花在了中國醫科大學，建立一個病理生化實驗室。
漂泊多年的海外赤子對祖國可謂一往情深。
在侯健存的住所，有三張已經略微發黃的證書卻分外醒目——
一為1963年5月7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署：侯寶璋先生以歷年在香港收集的晉、唐、宋各時代的瓷器229件捐獻給國家；
二為1964年5月18日繼續捐獻珍貴瓷器後，又將多年苦心收集和珍藏的名貴書畫68件捐獻國家；
三為1972年8月17日侯夫人廖文瑛女士捐獻：書畫736件，文物277件，圖(古)書2067冊。
以上均為侯寶璋教授夫婦用多年收入和心血積攢收集而得，他們自己卻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給子女留下的，是自立、自強的人格，是恪守情操，汲取知識的魂靈。
侯寶璋先生不幸於“文革”風暴中心臟病突發而故；侯老夫人長壽106歲無疾而終。
他們把根留在了熱土，也把風範留給了後人。
四
如今滿頭華發的侯健存也曾不無惋惜地說：“當初我們國家正從困境中走出來，我也有了一展報國之志的機會，真想大幹一場啊!”
但是，眾所周知的社會政治原因，使侯健存的美好願望沒能實現，一場禍國殃民的狂風逆浪摧毀了他們父子剛剛建立的教學和研究實驗體系，全家不僅受到了衝擊傷害，不幸的是，還失去了慈愛的父親，失去了親如手足、在北京醫學院任教的弟弟。
“文革”中，有人仍舊頑固地認為：侯健存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回來，肯定是受了派遣當特務的。他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直到1974年，才被允許參加一點輔助性的工作，大好的年華就這樣被無情的政治運動消磨掉了。
侯健存說過，經受挫折而奮發向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使對以往的苦難含淚低吟，也依舊燃燒著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
歷史翻過新的一頁，侯健存的人生也展現新的篇章，他說過：“是小平同志給了我報國的機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當時負責僑務工作的廖承志關照他陪同母親出國休假，並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海外朋友做些宣傳解釋工作。
當他和母親的身影又一次出現在香港和英國時，引起了轟動。當時國外的離奇傳說很多，有的說他和父親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此次出國，一些朋友力勸他移居國外；國內的人們也說，他有此機會絕不可能再回來了，只有傻瓜才往回跑；單位領導對他負責的工作都按照“不會回來”而安排接替了。
在探親訪友之餘，他抓緊時間應邀到倫敦大學醫學院、劍橋大學醫學院講學，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四次國際免疫學會，還利用自己的影響組織了英國三個科學家代表團到國內訪問。1982年，出乎人們的意料，他“三出三進”，又陪同母親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
回國這些年來，他從事著在國內外都尚屬首創的免疫病理學課題的研究，也為國家培養了十幾名研究生，還一直堅持與香港人士之間的往來溝通，擔任了香港大學校友聯誼社理事長，並當選為第七、八兩屆全國政協委員。
回顧40多年的往事，侯健存說，祖國的向心力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隔斷與征服的，這是祖國統一、民族強盛的根基。
侯健存最後感慨地說，真正了解我的信念與追求的人，對我“三進三出”不會感到詫異。從我的父輩和許多志士仁人起，為了救亡圖存，都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熔鑄在一起，這是一種最可貴的傳統。我高中畢業時，老舍先生曾在紀念冊上以我“健存”的名字寫下意味深長的留言：“體健、神健，國存、我存。”我已經77歲了，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享受著我的科學青春。
人生是無悔的。
（責任編輯 舒元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