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俠，又稱為“尚義任俠”、“為氣任俠”、“使氣任俠”，也就是“附帶意氣，以俠義自任”的意思。
(1)、憑藉權威、勇力或財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幫助他人。
(2)、任俠之士。指能見義勇為的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任俠
- 又稱為“：尚義任俠”
- 出處：《墨子·經上》
- 屬性：重承諾、講義氣、輕生死
特點,所受影響,產生年代,俠義文學,唐代俠義觀,遺風於宋,相關詩歌,
特點
任俠的三大特點：重承諾、講義氣、輕生死。
《墨子·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墨子·經說上》：“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所受影響
- 深受墨家思想的影響。
俠”的起源與春秋戰國盛行的墨派哲學有關，墨家主張“兼愛”與“非攻”。
“兼愛”有意對抗儒家以家族為主的私利壟斷，提倡超越家族、以人性為基礎、無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是初期的社會主義信仰。
“非攻”是指責強凌弱、眾暴寡的社會掠奪，墨家哲學更以實際行動參與春秋戰國國際間的和平與制衡。
墨家的“實際行動”包括了擁有武力，擁有精英的救援團隊，在霸權的侵凌跋扈時，以實際行動救助弱小者。
墨家的成員多是一代有熱血、有夢想，追求社會平等、助弱扶貧的社會精英。
他們多身懷絕技，卻不甘為統治者驅使，不甘為功名富貴出賣自己，寧願走向民間，獨來獨往，或隱姓埋名，或長嘯狂歌於市井酒肆，驚世駭俗，無視家法國法，特立獨行，視權力財富如糞土。
墨家的生命理想，墨家建立的人格典型，隱隱然已經具備了“俠”的雛形。
墨派的信仰在戰國曾一度盛行，所謂“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
孟子曾強烈批判流行的墨派哲學。孟子認為墨家思想導致“無父”、“無君”。
今日看來，“無父”正是家族的顛覆；“無君”也隱含著對抗統治者、還政於民的最初期民主理想。
墨家塑造了“俠”的雛形，在亂世替天行道。但是，秦漢統一，中央集權，“俠”的特立獨行自然不容於統治集團。
《史記》說：“俠以武犯禁”，墨派哲學急速消失，墨派分子被解散為隱匿民間的“遊俠”，《史記》一句話，道破墨派知識分子反統治者的本質，也說明了“遊俠”的悲劇命運。
秦漢開國，都有遷遊俠於京城的紀錄，一次遷遊俠人數多達十萬人；這裡的“遊俠”，就是統治者眼中的黑幫，“遷遊俠”的舉動也就像今天的“肅清項目”吧！
“遊俠”是統治者眼中危險的黑幫，擁有“以武犯禁”的造反力量，聰明的統治者“遷遊俠於京城”是為了就近看管。
俠———擁有武力，俠的武力又觸犯統治者的禁忌，因此，俠便被或逮捕、或殺戮、或收買，或──孤獨地走向民間、走向江湖、走向荒野草澤。
似乎，“俠”的身上有一種滄桑，一種荒涼，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
2.受道家的影響。首先是“替天行道”的觀念，來源於老子的學說。“天之道，損有餘而奉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其次是莊子思想中的強烈的個性精神及其自由灑脫、無拘無束的生活理想，愛憎分明、熱烈偏執的情感方式，深深影響了文人騷客。
產生年代
（一）司馬遷從道德觀上肯定了遊俠的正義性："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雲。……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二）司馬遷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闡釋了產生遊俠的社會原因：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司馬遷認為：由於人生難免有危急困厄之時，加以社會的不公正，不公平，因此，"俠客之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還認為：重然諾、重信義、不怕死的俠客，比起季次、原憲之類獨善其身的隱士來，其社會功用和道德評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遊俠列傳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正面闡釋俠義精神的文章，它所肯定的俠客必須具備的仁、義、誠信、謙讓等美德，成為後世俠客共同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
俠義文學
“俠”源於先秦時代，以戰國時最為興盛，秦、漢後逐漸衰微，但仍流風不絕。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遊俠之風又勃然興起。建安初年，軍閥混戰的兩大集團的首領袁紹與曹操，少年時都是"好為遊俠"的。但這兩位少年"俠客"，除了合夥搶劫了別人的一個新娘外，別無俠義可稱。然而，曹操的兒子曹植卻寫出了千古傳誦的名作《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它在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不僅在於它是"建安風骨"的代表作之一；也不止是開啟了唐代邊塞詩的先河，並奠定了盛唐邊塞詩的基調；還在於它改變了遊俠的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提升了俠義精神的思想境界。從此，遊俠從都市走向了沙場，從閭里走向了邊塞，從替人報仇轉為從軍報國，從除暴安良轉為建功立業，立功邊塞成為遊俠最高的人生理想，為國捐軀、視死如歸成為遊俠最高的道德規範。
《史記·遊俠列傳》開俠義文學之先河，曹植《白馬篇》奠定了俠義文學的基調。
任俠精神體現最輝煌的莫過於漢唐盛世，而俠義精神最昂揚、並對俠義之道作出精闢闡釋的，也正是漢唐時代。
唐代俠義觀
魏晉之際，玄學興起，清談之風盛行，遊俠之風衰退。西晉時，李陽號稱"京都大俠"，但於史無傳，從《世說新語·規箴》及劉孝標註引《語林》來看，這李陽也只是交遊廣、名聲大而已，與"大俠"的盛名不符。南北朝時期，俠義精神不絕如縷，只是在少量有關邊塞與遊俠的樂府詩中，偶爾閃現微光，如梁吳均《雉子班》、王褒《從軍行》、庾信《俠客行》、陳張正見《度關山》、隋盧思道《從軍行》等。但這些描寫俠客從軍的詩人，自身並沒有從軍邊塞的生活經歷，大抵沿襲舊題樂府的傳統內容，敷衍成章，缺乏真情實感。
唐代經濟繁榮，國威遠揚，思想活躍，生活解放，任俠之風大盛，而鄙視章句小儒。唐王朝的開國元勛李靖、李勣，都頗有俠骨。《新唐書·李靖傳》："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在晚唐的傳奇小說《虬髯客傳》中，李靖被塑造成"風塵三俠"之一。《舊唐書·李勣傳》："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鐘，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隋唐嘉話》卷上記載了李勣的一段話，記述了他從遊俠到大將的過程："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最具有典型意義的，還是郭震。《新唐書·郭震傳》："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後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後來郭震歷任涼州都督、安西大都護、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朔方軍大總管，屢建奇功，官至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
任俠之風更是唐詩一大特色。遊俠形象早在漢魏時期就開始在詩歌里嶄露頭角，但直到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時期，對遊俠的讚美才如奇峰突起，成為全社會普遍的歌唱。唐詩中的任俠精神，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隨著唐詩高潮的到來而擴展成為詩壇上的一代風尚。寫俠客、遊俠的詩不勝枚舉，《全唐詩》中僅以“少年行”為題的就近60首，提到“俠”字的詩不下百首。素以山水田園詩著稱的王維也寫過《少年行四首》。唐詩中不僅塑造了遊俠形象，寫他們的言行舉止，更歌詠了俠客的氣節和精神。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李白的《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鮮明的體現了詩人對“俠客”的褒揚盛讚之情。就連一生仕途失意、窮困潦倒的苦吟詩人賈島也在《劍客》中也寫道“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唐詩中的任俠精神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富有開拓精神的性格，一種強者性格，和對理想、自由的嚮往。
初盛唐時期，詩人任俠成風，駱賓王、陳子昂、王翰、王之渙、孟浩然、高適、張旭、韋應物等，都以任俠名世。駱賓王《疇昔篇》自稱："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說：駱賓王"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閒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痴心女子打負心漢，都是他幹的。"唐盧藏用《陳氏別傳》云："父元敬，瑰瑋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萬鐘之粟而不求報。……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岳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新唐書·王翰傳》："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唐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之渙）墓志銘並序》："惟公孝聞於家，義聞於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噭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府，布在人口。"《唐才子傳》卷三《王之渙》："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新唐書·孟浩然傳》："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唐殷璠《河嶽英靈集》卷上評高適："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自遠。"《舊唐書·高適傳》："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宋沈作喆《補韋刺史（應物）傳》："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大書法家兼詩人的張旭，也是一位俠客，李白《猛虎行》說："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
然而，唐代畢竟已不是戰國時代，遊俠已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為；而另一方面，唐帝國的空前強盛，又極大地激發了唐人從軍報國的熱情。"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這種重武輕文的英雄崇拜，尚邊功而輕儒業的人生價值觀，鼓舞著唐代詩人紛紛投筆從戎，走向邊塞。駱賓王、陳子昂、岑參等都曾兩度從軍，蘇味道、盧藏用都曾任軍中管記。崔融曾從武三思東征契丹，李嶠曾監軍嶺南、平息叛亂，郭震曾先後統兵於涼州、安西、金山、朔方，這些地方，正是當時的主要戰場。張說曾先後出任幽州都督、天兵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等職。崔顥也曾從軍，故《河嶽英靈集》卷中云："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王之渙是否曾經從軍，已難確考，但《墓志銘》說他"嘗或歌從軍，吟出塞，皦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見上），再聯繫高適的《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詩和他自己的名作《涼州詞》來看，他至少是到過邊塞、體驗過軍旅生活的。高適曾赴河西，為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掌書記，屢遷劍南西川節度使。王維曾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後又兼任河西節度判官。
在唐代詩人中，最富有俠肝義膽的、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李白。安史亂起，他滿懷愛國激情，加入永王李璘的軍幕，不料唐肅宗卻認定李璘是叛逆，派大軍圍剿。永王兵敗，李白鋃鐺下獄，長流夜郎。受盡摧殘，壯志不移。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鎮臨淮，追擊史朝義。當時李白已六十一歲，疾病纏身，但他不顧自己年老多病，還是決心要從軍報國，寫下了《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詩中說："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第二年，李白就寂寞地病逝於當塗。
他在《與韓荊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學劍術，遍乾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他的忘年交魏顥《李翰林集序》說："少任俠，手刃數人。"唐劉全白《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唐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新唐書·李白傳》："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
李白任俠，除擊劍殺人外，更多地表現於仗義疏財、結交豪雄。他在《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中說："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又《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
任俠生活影響了李白一生的性格，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和他在現實生活中對腐朽權貴的認識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他反抗權貴的叛逆精神，唱出了"盛唐之音"的最強音："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並使他成為繼屈原之後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任俠精神之所以能夠成為唐代突出的文學現象，是因為當時社會生活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社會上盛行的遊俠風氣，一旦和特定時期的歷史需要、社會思潮相結合，就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從而影響了人們的生活理想和文學理想。商業資財的積累和城市規模的擴大，為遊俠的活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內附和遷徙，不僅給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而且也使其雄傑剽悍的風尚深入內地。但是，盛唐的詩人們所以不約而同地從任俠風氣中吸取詩情，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它提供了這個時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也是詩人們的一種心理夢幻。
遺風於宋
辛棄疾（1140 - 1207）南宋詞人。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山東已被金兵所占。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輔使等職。任職期間，採取積極措施，招集流亡，訓練軍隊，獎勵耕戰，打擊貪污豪強，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堅決主張抗金。在《美芹十論》、《九議》等奏疏中，具體分析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對誇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協投降的人，作了有力的駁斥；要求加強作戰準備，鼓勵士氣，以恢復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議，均未被採納，並遭到主和派的打擊，曾長期落職閒居江西上嶢、鉛山一帶。晚年韓侂胄當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情懷，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南宋上層統治集團的屈辱投降進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藝術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熱情洋溢，慷慨悲壯，筆力雄厚。
稼軒詞向來被人稱為「英雄之詞」。這些詞主要表現了詞人以英雄自許，以恢復中原為己任的壯志豪情。他時常回憶起少年十突入金營，生擒叛徒張安國的英雄事跡。如《鷓鴣天》上片道「壯歲旌旗涌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騄，漢箭朝飛金僕姑。」、《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相關詩歌
《孟子·公孫丑上》：
“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李白《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客形象，虎虎有生氣。它歌頌了侯嬴捨生取義、朱亥揮槌救趙的俠義精神，更強調了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表現了對皓首窮經的儒生的鄙視。《太玄經》是揚雄模仿《周易》的哲學著作，傳說揚雄在撰寫此書時，曾夢見自己口吐鳳凰，集於《太玄經》上，可見他是很自負的。當時的著名學者桓譚對《太玄經》的評價也很高 。但李白卻不以為然，在《行行且遊獵篇》中，他更直截了當地說："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如果我們再看看李白《嘲魯儒》對迂腐儒生的無情嘲笑，就不難發現：李白對腐儒的鄙棄，與他對俠客的禮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僅體現了李白的個性，而且顯示出盛唐時代的人生價值取向。
李白的《行行且遊獵篇》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遊獵夸輕趫。
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
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
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髇。
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
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王維《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
王維、李白這類的作品，在初盛唐時期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當時詩壇普遍的歌唱。在他們之前，有虞世南《從軍行》，盧照鄰《劉生》、《結客少年場行》，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從軍中行路難》，陳子昂《感遇詩》其三十四"朔風吹海樹"、其三十五"本為貴公子"，虞羽客《結客少年場行》等等；與他們同時或稍前稍後者，有崔顥《古遊俠呈軍中諸將》，王昌齡《少年行》、《塞下曲》，高適《邯鄲少年行》，杜甫《後出塞五首》之四，李益《從軍有苦樂行》等等。即以王維、李白而論，此類作品也遠不止上面引述的幾首，王維還有《隴頭吟》、《隴西行》、《燕支行》、《榆林郡歌》等，李白還有《幽州胡馬客歌》、《行行且遊獵篇》、《白馬篇》、《少年行》、《扶風豪士歌》等。詩人們如此普遍而熱烈地歌頌遊俠，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正是這些作品，形成了時代的大合唱，唱出了唐人昂揚激越的俠義精神，從軍報國的愛國熱忱，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為國捐軀的慷慨情懷，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從而構成了盛唐氣象的重要內容。
杜甫《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街下馬坐人床。
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高適《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
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
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
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疏索。
以茲感嘆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
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孟雲卿《行行且遊獵篇》
少年多武力，勇氣冠幽州。何以縱心賞，馬啼春草頭。
遲遲平原上，狐兔奔林丘。猛虎忽前逝，俊鷹連下鞲。
俯身逐南北，輕捷固難儔。所發無不中，失之如我讎。
豈唯務馳騁，猗爾暴田疇。殘殺非不痛，古來良有由。
唐詩高潮本是"建安風骨"更為豐富的展開，初盛唐的遊俠詩與邊塞詩也正是曹植《白馬篇》的繼承和發展。但不同的時代特徵，使初盛唐的遊俠詩與邊塞詩，比起曹植的《白馬篇》來，更加豪放，更加浪漫，更富有朝氣，也更加樂觀自信，而且，詩人從軍的切身經驗，也使得詩歌的內容更加豐富，形象更加豐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