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收藏的《九成宮醴泉銘》的北宋拓本，除明代李祺藏本外，還有明庫裝本一冊。這一冊於明清兩代久存宮內。清末帝溥儀遜國，交接之際所儲圖籍碑版散失頗多，此即在內。初由京師韓麟閣以五百金購得，後經20年轉到蕭山朱文鈞手。據朱氏回憶：“歲壬申（1933年）秋，是碑由韓氏再出，經津賈方雨樓復鬻於慶雲堂張彥生。彥生持以示予，予30年來頗蓄漢唐碑版，惟《醴泉》僅一明拓未鑿本，求一宋拓稍佳者不可得。忽睹此本，洞心駭目，幾疑夢寐。張以重價要予，磋商累日。時予貧甚，不得已乃斥賣藏畫，並稱貸以予之，乃克成交，此予得碑之始末也。”（朱文鈞：《歐齋石墨題跋》）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故宮收藏的《九成宮醴泉銘》的北宋拓本，除明代李祺藏本外，還有明庫裝本一冊。
這一冊於明清兩代久存宮內。清末帝溥儀遜國，交接之際所儲圖籍碑版散失頗多，此即在內。初由京師韓麟閣以五百金購得，後經20年轉到蕭山朱文鈞手。據朱氏回憶：“歲壬申（1933年）秋，是碑由韓氏再出，經津賈方雨樓復鬻於慶雲堂張彥生。彥生持以示予，予30年來頗蓄漢唐碑版，惟《醴泉》僅一明拓未鑿本，求一宋拓稍佳者不可得。忽睹此本，洞心駭目，幾疑夢寐。張以重價要予，磋商累日。時予貧甚，不得已乃斥賣藏畫，並稱貸以予之，乃克成交，此予得碑之始末也。”（朱文鈞：《歐齋石墨題跋》）
碑文內“重譯來王”之“重”字完好（見第四開）。“南逾丹徼”的“丹”字，橫畫右端收筆處見石花分開而尚未並成一筆（見第四開）。“長廊四起”之“四”字猶存（見第二開）。這些地方證明此本早於南宋拓，而又可與李祺本互證，都是該碑未曾剜鑿時拓出，應視為醴泉銘留在人間的雙璧。
20世紀50年代年代朱氏後人將此本捐獻故宮博物院。
宋歐陽修《集古錄》，王昶《金石萃編》，張彥生《善本碑帖錄》，朱文鈞《歐齋石墨題跋》，馬子云、施安昌《碑帖鑑定》等書著錄。
九成宮醴泉銘北宋拓本
故宮收藏的《九成宮醴泉銘》的北宋拓本，除明代李祺藏本外，還有明庫裝本一冊。
這一冊於明清兩代久存宮內。清末帝溥儀遜國，交接之際所儲圖籍碑版散失頗多，此即在內。初由京師韓麟閣以五百金購得，後經20年轉到蕭山朱文鈞手。據朱氏回憶：“歲壬申（1933年）秋，是碑由韓氏再出，經津賈方雨樓復鬻於慶雲堂張彥生。彥生持以示予，予30年來頗蓄漢唐碑版，惟《醴泉》僅一明拓未鑿本，求一宋拓稍佳者不可得。忽睹此本，洞心駭目，幾疑夢寐。張以重價要予，磋商累日。時予貧甚，不得已乃斥賣藏畫，並稱貸以予之，乃克成交，此予得碑之始末也。”（朱文鈞：《歐齋石墨題跋》）
碑文內“重譯來王”之“重”字完好（見第四開）。“南逾丹徼”的“丹”字，橫畫右端收筆處見石花分開而尚未並成一筆（見第四開）。“長廊四起”之“四”字猶存（見第二開）。這些地方證明此本早於南宋拓，而又可與李祺本互證，都是該碑未曾剜鑿時拓出，應視為醴泉銘留在人間的雙璧。
20世紀50年代年代朱氏後人將此本捐獻故宮博物院。
宋歐陽修《集古錄》，王昶《金石萃編》，張彥生《善本碑帖錄》，朱文鈞《歐齋石墨題跋》，馬子云、施安昌《碑帖鑑定》等書著錄。
九成宮醴泉銘北宋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