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木下杢太郎

木下杢太郎是日本明治末年南蠻文學的創始人，是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和魂洋才”的典型代表。他在“文明開化”中建構了浪漫主義文學觀，在自身體驗中開始了南蠻文學創作。他在對日本人的文化能力進行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獨特的日本文化論，即培育面向未來的日本文化。其融合東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獨具特色。

基本介紹

• 本名：中木下杢太郎
• 所處時代：日本明治末年
• 民族族群：大和民族
• 出生地：日本靜岡縣伊東市
• 出生時間：1885年
• 去世時間：1945年

簡介

木下杢太郎（1885—1945年），原名太田正雄，出生於日本靜岡縣伊東市的米商之家，日本近代詩人、劇作家、美術家、吉利支丹（天主教）史研究家、醫生。他從小喜歡文學藝術，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科部。他先作為“新詩社”成員加入到文學雜誌《明星》隊伍里來，後作為《昴星》的中心人物，組織並發起了“牧羊神會”。晚年專心致力于吉利支丹文學、文化的研究，是明治末年南蠻文學的創始人。他在日本近代文學的舞台上，在浪漫青春的盛宴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憑藉“異國情調”和“江戶情調”，在“南蠻文學”的唱和以及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調和中，以自己的文化體驗和生活感受，譜寫了一曲“和魂洋才”的浪漫之歌，展示了日本新浪漫主義者的人文精神和文學追求。

“和魂洋才”的浪漫主義文學觀

木下杢太郎比森鷗外小20餘歲，他在嚮往與實踐西歐文明，以及努力調和、回歸東方人文主義精神這一點上，與森鷗外極為相似，故被稱為“小鷗外”。縱觀他一生的思想及創作，其“和魂洋才”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具有以下特色。

（一）餘裕、獨特的審美意識

木下杢太郎的故鄉伊東，是一個山清水秀、氣候溫暖的港口小城，松川穿越市區，城東有一望無際的蔚藍的大海，漁業發達，海運方便。這裡背靠群山，盛產橘子，每到收穫季節，蔥綠的橘林金光閃閃，一幅令人炫目的南國景色。松川兩岸溫泉蒸氣繚繞，冬暖夏涼，四季宜人。東南方向有寂靜的相模灣和霧氣雲蒸的大島，交錯形成美麗的海山圖景。他曾將伊豆東海岸比作義大利海濱城市，認為在他尚未覺醒的少年時代，給他帶來官能刺激的自然景色便是牧歌式的伊東。他曾讚美道：“伊豆是我出生的地方，如果大地有乳房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的。……那裡的冬天最美，雜木叢生的山頂紅彤彤的，海面碧藍，宛如魯納爾的油畫，華美、溫純木下杢太郎出生於米商之家，祖父母喜歡文學藝術，其商號頗具文化味。在祖父母的影響下，父親十分勤奮。母親好學上進，追求時尚，是嚴本善治創辦的女子學校的早期學生。開明的家庭氣氛，使杢太郎兄妹較早地接受了近代教育，兩個姐姐早在明治初年的開化期，就進了東京的女子學校，帶回來的是用英語歌唱的讚美歌，以及由此渲染的異國情調。木下杢太郎在朦朧中接觸到歌德、霍夫曼斯塔爾等西方作家及作品，目睹開化女性的嫵媚，結合故鄉伊東的自然風土，創作了《燈台直下》、《海鄉風物集》等作品，以此培養了濃厚的藝術情趣。生活中，他不僅具有追求奢侈、洋務的嗜好，而且大膽品嘗西方的飲食，滿足口腹之樂。再加上南來北往的船隻所運送的布類、絹類以及和服多彩的裝飾搭配品，刺激著他的感官。他喜歡自然花草，對本草學、植物學分類頗感興趣。和辻哲郎曾這樣評價道：“木下杢太郎在享樂的廣泛、豐富這一點上，的確是現代傑出的第一人。他對自己所接觸到的物質及各種現象反應敏銳、活潑，實屬罕見，並在新鮮的品味中汲取美。”②

（二）在“狂飆突進”中成就“自我”

木下杢太郎的前半生是在家人的監督安排下度過的，不管是求學，還是就職，在人生重大問題的選擇上，都沒有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不得不放棄心愛的文學藝術。他曾對這種沒有自我的生活感到憤慨，在箴言文《人》中寫道：“職業的選擇、配偶的選擇，這兩件事情是青年自己的權利，而且是職責。自己不能決定時，社會真正的道德就不能成立。人並非商品。對不是自己所要求的、社會需要的職業，猶如以之待客那樣，將自己賣掉了。”指出封建家長制看上去真實可靠，其實是非常虛偽的，表明了其內心存在的反抗情緒。他要求“必須尊重個性。個人的內部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涉”。③ 他深為第一高等學校期間的英語教師——夏目漱石的早期浪漫作品所吸引，後又與“終生之師”森鷗外相識，他將森鷗外看作指點迷津的良師益友，並從森鷗外對自由和對美的追求中看到自身的悲哀。在文壇兩位大家的感召下，他迎來了文學藝術的“狂飆突進”時代。

1907年7月底，“新詩社”成員的九州旅行“可看作是木下杢太郎詩作的出發點，也可看做是狂飆突進時代的開幕”④。其後，他創作了《南蠻寺門前》、《天竺德兵衛》、《天草四郎和山田右衛門作》等作品。可以說，“狂飆突進”時代是木下杢太郎的全盛期，他創作詩歌、戲劇和小說，廣泛開展文藝批評和繪畫批評，轟轟烈烈地展開活動，同時伴有青春期特有的悲愁、苦惱和歡喜，最大限度地表現了自我的理想與追求。野田宇太郎指出：“木下杢太郎的小說是最具有近代性格的小說，即使處於絢爛的近代情調主義之中，也總是冷靜地保持‘自我’。那也是詩人木下杢太郎成為作家木下杢太郎能夠自成一家的原因。”⑤ 他的南蠻系列詩作，將異國情調的南蠻時代的歷史幻想化。南蠻情調的文學帶來新的浪漫精神，不久又發展為新的官能式的異國情調的詩歌創作，豐富了日本近代文學的題材和形式。

（三）在文化比較中成就“和魂洋才”

1908年底，《明星》停刊，翌年《昴星》創刊。“昴星派”一代十分渴望歐洲文藝及自由思想，反對日本封建思想的束縛，憎恨統治者的壓迫，要求個我的解放和自由。木下杢太郎創作了大量作品，充分展示了他文學創作的才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南蠻寺門前》、《綠金暮春調》和《食後之歌》。前者不論從構思，還是從詩句上來看，都受奧地利詩人霍夫曼斯塔爾以及法國象徵詩作的影響，尤其是他們的自由詩格調給他的影響最大。他藉助劇本形式，在詩情幻想的浪漫情調中表現了南蠻情趣和吉利支丹情趣。《食後之歌》是木下杢太郎“牧羊神會”時代的紀念詩集，作者將江戶的短歌納入到近代詩中，營造了一個西方美酒加咖啡，伴有江戶短歌的特殊氛圍，旨在追求一種獨特的“異國情調”。具體來看，是將江戶短歌現代化、詩情化，又將詩歌短歌化，既具有時代感，又具有藝術性，表現了作者反抗傳統的現代情緒。在詩歌中，我們既能看到木下杢太郎所具有的狄奧尼索斯精神，又能看到它所具有的阿波羅式的堅韌和道德感，是一個典型的“異端者”形象。杉山二郎指出：“異端者木下杢太郎是以憂鬱、悲哀和反抗為基調，以美的生活燃燒來克服青春時代的危機的。他的人文精神，一端是阿波羅的理性，另一端是沉溺於唯美頹廢的狄奧尼索斯的官能，兩者形成的堅韌紐帶以令人吃驚的速度，狂風般地旋轉著，成為一個整體。他在這一過程中創作了大量流光溢彩的文藝作品。”⑥

木下杢太郎作為跨越科學與藝術的“兩頭蛇”，他認為二者之間不僅不存在矛盾，而且還具有方法論上的相似，“其結果都是世界的、人道的”。他認為，同樣是描寫疾病的小說，那種“人道的文學”更有價值。在小說創作中，他一直以歌德為楷模，在狂飆突進的時代發表散文詩《在黑門前》、《博士與惡魔》，藉助作品吐露了浮士德式的人生苦和世界苦，表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木下杢太郎認為：“日本今後要依靠現代自然科學、經濟學等，更加發展實力性的文明，同時為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打開一個新局面，急切需要開展對歐洲文明的淵源研究，不僅如此，也要對東方文明重新展開淵源研究。”⑦ 將其看做是日本國民必須採取的正確方向。

木下杢太郎後來到了中國、朝鮮，為學習醫學又去了法國。在經歷了亞洲、歐洲旅行後，他將東方的人道主義與西方的人道主義結合在一起，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文化，從而回歸日本，實現了東方人道主義與西方人道主義的調和。他的一生是洞察未來，苦惱、悲哀的“美的靈魂”的告白，他和森鷗外一樣，是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和魂洋才”的典型。

東西文化衝突與融合中的南蠻文學創作

木下杢太郎曾在《我們經歷的時代》一文中回憶了自己的少年時代：“每年夏天，從東京、橫濱探親歸來的姐姐們在傍晚的海濱高唱英語歌給我聽，我的異國情調就是在這時候培養起來的。帶有許多漢味的耶穌教的、洋學世界，在我五六歲時遍布日本的各地，並且在偏僻的漁村也讓人感到有某種華麗而又難以捕捉的東西存在，那就是對歐洲文明的預感。”⑧ 追求學問的姐姐帶來了文明開化的空氣，由基督教與讚美歌為主調的新鮮情感開啟了他的求知慾，他沉浸在對西方文明的憧憬中。

1907年7月，“新詩社”五人小組的九州旅行使他感觸良多，使他在“從平戶、島原、長崎等的風光和歷史情趣中得到許多感觸”。那些實景，使他“頭腦里灌滿了德川時期舶來文明的悲劇精神”。⑨ 其後，他又親身感受到了異文化的不同，認為接受西方文化的刺激是最重要的。他論述道：“東方文明也有各種優點。特別是在文學、宗教方面甚優。但一般來說，其思想傾向是宿命的，因此，往往是消極的。印度作為國家已經滅亡，中國自唐以後，如人所知，作為國家已失去活力。……文明的繁榮也需要與其他文明的融合。”認為“他種文明首選的應是歐洲文明，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文明。……日本60年來的文明復興，是在舊有文化傳承的基礎上加上歐洲的制度”。⑩ 同時指出：“日本要在內部建設積極向上的文化，耶穌教給予最重要的材料和指南。現在，不管是哪國文化，不經基督教的心理透視，就不能說深厚、強大。……我們希望嘗試著從世界觀、處世觀上來一個轉變。我痛感到西方古典的人道主義對我們是十分有用的。然而，在接受這種新的人文要素時，我們也需要耶穌教的心理監督。”（11） 木下杢太郎認為，最先來日的傳教士們既是熱情的傳教者，又是文藝復興的理解者，日本應該大加歡迎，而不應該加以排斥。

他以九州旅行和文獻調查為契機，首先在《南蠻文學雜話》（1926年7月）中提出了“南蠻文學”的概念。“南蠻文學是指將日本初期的吉利支丹或是汲取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逸事創作的詩歌、戲劇。……它不是文獻學的，只是異國情調的乃至羅曼蒂克的作品，而且完全是自發產生的。”也可將其看作吉利支丹文學的別稱，指西方傳教士在日本的天草、長崎登入後，用他們自己創造的、與基督教有關的文字書寫的各種觀察報告和文學作品，是研究日本歷史、語言、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富有“異國情調”。他作為“明治末年南蠻文學的創始人”，創作了許多重視“情調與形式”的戲劇作品，將傳統的歌舞伎與西方戲劇形式結合在一起，開闢了一個唯美的藝術世界，豐富了日本近代浪漫文學的寶庫。

除此之外，他還採用吉利支丹用語發表了大量的“南蠻詩”，認為這種詩歌富有“異國情調”，是“羅曼蒂克”的，正好可用來表達自己的藝術追求。可以說，南蠻文學創作充分表現了他的文獻研究和詩人素質，展示了他超人的才能。例如，《食後之歌》以特異的才能、罕見的俗謠調，確立了他都市詩人的地位。《南蠻寺門前》作為戲劇作品的處女作，是明治末年南蠻文學最為燦爛的收穫。它一改傳統的戲劇形式，將管弦樂搬上了歌舞伎舞台，重視音樂與色彩美，構築了唯美的世界，在日本戲劇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長田秀雄高度評價說：“正因為是作畫的你的作品，才富於美麗的場景。特別令人高興的是你對音樂的巧妙使用。……同時伴隨著問題樂劇的神秘之聲，傳來弟兄的祈禱、僧侶的念佛。長順和白萩夢幻般的舞蹈，舞台徐徐變紅，西方音樂和與之不能和諧的楚音，並與三弦之聲交織在一起，形成的繪畫的印象和音樂的印象相一致，構成美麗的場景。……你從中發現了自己的心性，描繪了美麗的耶穌之子的眼淚！”（12）

岡崎義惠則從靈肉衝突的角度，看到了肉慾勝利所帶來的悲哀。他指出：“瞬間的官能歡娛中捕捉生的本來意義，由於那是幻影的世界，反倒落入虛無毀亡的命運，這種虛無的毀亡也表現了頹廢之徒的悲痛靈魂。”（13） 木下杢太郎反覆提出生命的真理、生的源泉，他認為這無怪乎是官能的歡娛，並將其視為幻影之美，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新浪漫主義追求。岡崎義惠在評價他的藝術時指出：“他的象徵戲劇與蒲原有明的十四行詩相同，在妖幻空想和官能魅力中表現由觀念象徵形成的思想核心，是日本珍貴的詩品藝術。”（14） 可以說，他的作品不僅在思想方面獨具一格，同時在幻想美、官能美、形式美、情調美等方面也獨具特色，是日本新浪漫主義藝苑裡的一枝奇葩。

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之中反思日本文化

在森鷗外人道主義思想影響下，木下杢太郎的人道精神逐漸成熟，從第一期的狂飆突進、狄奧尼索斯的狂亂、“牧羊神會”喧鬧的盛宴中醒來，到陷入極端的悔恨、自責與孤獨之中。第二期從到中國東北，到去歐洲留學，後來返回日本就任愛知醫科大學教授，是他發現、攝取東西方人文精神極為重要的一段時間，即他離開無聊的東京和喧鬧的文壇，凝視自我內面複雜的精神世界，陷入自責與苦惱之中，開始摸索把握東方的人文主義精神，相繼發表了《故鄉及其居民》、《滿洲通信》、《朝鮮風物記》等的文章。在中國和朝鮮期間，使他充分具備了“異國體驗”。同時，認為日本人要理解西歐文化，就必須採取人道主義的立場，只有這樣才能捕捉西歐文明的本質；必須以西方近代文化取代自古以來的日本文化。他獨特的思想先後反映在《假名拼寫法改定案抗議》、《日本文明的未來》等文章中，指出要洞察人類文化，必須研究古典，反觀日本，同樣要進行古典的研究。他認為，“尊重古典”就是要在掌握人類文化普遍性的基礎上，發現日本文化的特質，從而進行文化比較。在他看來，掌握東西方文化，是人道主義不可缺少的。他認為東方各地保存完好的佛像，都是在希臘人物雕刻的影響下形成的。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源遠流長，甚至影響到日本文化。新田義之認為，木下杢太郎研究吉利支丹的動機之一，是對初次接觸歐洲文化的人們的內心波動深感興趣和抱有同情之心。（15） 是他清楚地意識到從日本文明的過去洞察未來，是一種比較文化的觀點。（16）

木下杢太郎到達中國後，將過去體味的江戶情調與眼前中國東北的風物進行比較，培養了他以世界的眼光看待日本藝術的地域性，直到發現藝術的“故鄉”，實現與東方人道主義的匯合。在他看來，“故鄉”的觀念“是出自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意義，是與未來相結合的故鄉”。（17） 他認為，“如果是個精神上的愛國主義者，就能將故鄉的意義從中國、中亞擴展到印度”。他在《故國》中寫道：“當我胸中湧現出對印度—希臘—中國—朝鮮—推古—天平時代感情的疑問和憧憬時，我才發現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並為此而高興。我拚命尋找、懷疑、繞了大彎。然而，我反省到真正的道路難道不是最初的嗎？”他“為日本的佛像都具有特殊的藝術而高興”。即是說，他擺脫了從前一味追求的江戶、德川情調，醉心於異國情趣、狂飆突進的藝術感情，獲得了用歷史眼光看待問題的方法，那就是離開日本反觀“故國”時，在某種意義上對本國文化的反省，以及將日本文化置於亞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之內考察，重視日本文化藝術的多元性，將外來因素一層層剝去，重新認識日本及日本人，而不是妄自菲薄地自我誇大。可以說，這是他人文主義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轉機。之後，他到了朝鮮，不久又進行了一次跨越中國南北的旅行，通過觀察亞洲國家的文化，再看日本，更加深了他對“故國”的認識。

1920年7月，他辭去在中國的工作，經由美國到歐洲旅行，最後決定留學巴黎，繼續他的真菌研究。在這裡，他一改日本醫學界長期追隨的德國人的研究方法，採用法國的醫學傳統研究法，這一轉變在日本醫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他獨特的感受性和理智冷靜的分析態度，培養了他全面均衡的分析眼光和窮追到底的治學態度。在文化方面，通過法國文化感知歐洲文明的精髓，逐漸培育了他獨特的文化視角。在給哥哥太田賢治郎的信（未發）中寫道：“我來到法國，看到人們對待個人自由、個性的尊重、學問藝術的愛，特別是對真理以及人情倫理（皆置於希臘體系之中，與東方不同）具有怎樣的熱望，我驚嘆不已……”（18） 他認為，自己來到法國之後，學會了一個新的歷史觀察法，那就是羅馬、希臘文明，而對此進行學習就可達到世界水平。他認為自己已經失去了真正研究西歐的最佳時期，作為補救方法，就要學習古典。因為在他看來，沒有淵博的古典知識，就無法對現代文化做出判斷。他從過去對文化史的考證，發展到著力探尋兩種文化相互碰撞時彼此相互“理解”的意義，設身處地聯想到日本人將兩種不同的文化集於一身時的尷尬與苦惱，深深體味其間的悲哀。因此，他在文章中不時流露出懷疑、絕望、悲哀的語調，從而建構了獨特的日本文化論。新田義之認為，木下杢太郎的文化論看上去有兩條線：“一是從自身的體驗出發，就日本人所具有的文化能力進行現狀分析，其結果對眼下的文化危機適當地做出反應。二是考慮人類文化應有的姿態，把握日本文化的意義，培育面向未來的日本文化”（19）。

由此可見，木下杢太郎的文化觀是從日本走向亞洲，走向西方，又從西方回歸日本，充分體味了“故國”發現的悲哀。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命運是居住在遠東文化與西歐文化交接點上的日本人命運的一個典型”（20）。他類似於森鷗外，而又不同於森鷗外，反映了明治40年代日本新浪漫主義者的內心追求。

注釋：

①木下杢太郎伊豆伊東、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82年、218—219頁。

②和辻哲郎享楽人、新潮、1921年。

③木下杢太郎人に、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81年、171頁。

④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平凡社、1974年、72頁。

⑤野田宇太郎木下杢太郎の生涯と芸術、平凡社、1980年、146頁。

⑥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112頁。

⑦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82年、314頁。

⑧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3巻）、岩波書店、1981年、136—137頁。

⑨木下杢太郎南蠻寺門前·跋、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23巻）、岩波書店、1983年、9頁。

⑩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2巻）、373頁。

（11）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3巻）、300—301頁。

（12）木下杢太郎南蠻寺門前·跋、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23巻）、岩波書店、1983年、15—16頁。

（13）島田謹二教授還暦記念會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弘文堂、1961年、492頁。

（14）同上書，第498頁。

（15）新田義之木下杢太郎、小沢書店、1982年、40頁。

（16）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平凡社、1974年、232頁。

（17）木下杢太郎故國、帝國文學第24卷第1號、1918年。

（18）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8巻）、岩波書店、1981年、184頁。

（19）新田義之木下杢太郎と西歐、芳賀徹等近代日本の思想と芸術Ⅱ（講座比較文學4）、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272頁。

（20）同上書，第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