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金融學說是計畫經濟制度不僅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也限制了中國經濟學家理論才華的發揮，當我們回顧中國當代金融學說的發展道路、審視中國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們所提供的思想產品的理論價值時，對於 “存在決定意識” 這一經典命題有了更進一步的體會。中國當代金融理論研究可粗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至1978年。第二階段自1979年至現在。階段劃分的依據是經濟體制背景。
改革之前近三十年，中國實行以集中統制為特色的計畫經濟，全社會實物資源的配置由政府編制的計畫決定，貨幣資金則主要由財政部門根據計畫撥付。作為金融機構主幹的銀行業由國家完全壟斷，並且其業務也限於代理國庫、吸收存款、支付清算、在超定額流動資金上為企業提供有限的信貸服務等方面。
生產資料的計畫調撥方式使人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中國的貨幣流通理解為只與生活資料即社會零售商品相對應的現金流通。在這種環境下，中國的金融理論和實務工作者探討了中國特定條件下的貨幣必要量問題，並提出了 “1∶8” 的經驗性比例，即： 人民銀行每發行一元人民幣，一定要有八元左右的社會零售商品與之相對催乃戲獄應，偏離這一比例，貨幣流通量就有過多或過少之嫌。用這樣簡明的語言揭示計畫經濟體制下現金供應的合理界限，這在當時世界上所有計畫經濟國家中都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經驗性比例作為一種簡潔的分析方法一直沿用了幾十年，到80年代前半期，許多金融理論工作者還用這一思維工具分析變化了的中國貨幣流通狀況。
如果將 “1∶8” 經驗比例的效用絕對化，那么，其隱含的前提是對貨幣定義限定在流通中現金上，但是，無論從中國的貨幣流通實際，還是從世界範圍看，不將存款定義為貨幣，總會產生許許多多難以解釋的問題，因此，在計畫經濟體制下也必然會產生諸如 “廣義貨幣流通” 和 “狹義貨幣流通”這樣的理論爭鳴。
金融是與商品經濟融為一體的範疇，金融也是一個不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學科，但在改革開放前極 “左”思潮流行的時期，“階段鬥爭滲透一切” 的觀念也對中國學者的金融理論研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其中，在60年代開始出現並持續了相當一段時期的關於貨幣有無階段性的大討論就是明顯的一例。從今天的理論目光來看，無論從哪些角度進行並進灑簽射行怎樣縝密的推理和論證，說貨幣具有階級性都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但在當時，這種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大討論的的確確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和金融背說求理論工作者的參與。
中國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貨幣關係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閉關鎖國式的經濟環境、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僵化理解，使得不少經濟學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貨幣範疇存在的合理性及它們的社會作用等問題上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儘管許多學者以嚴肅的態度來對待這些理論問題，但他們所提出的 “非商品論”、“半商品論”及 “貨幣消亡論” 等觀點，總會或多或少地產生一些寒煉負面社會影響。應提及的是： 中共黨內堅持極 “左”路線的一些人也曾在1958年 “大躍進” 時期和“文化大革命” 時期拋出了 “貨幣無用論”、“貨幣消亡論”、“貨幣有害論”等觀點，他們用極端的經濟理論觀點服務於搞垮中國經濟的政治目的，可以說，他們只是提出了論點，而不是理論。
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時期是以1978年4月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為標誌的。這場始於20年前的討論不僅帶來了政治格局、經濟體制方面的巨大變化，也迎來了中國經濟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的繁榮。老一代金融專家的代表黃達教授於1984年出版了力作《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代表著中國經濟學家在新舊經濟體制交替時期對財政信貸之間關係的理論探索，該著作第一次將貨幣金融問題提到了巨觀經濟調控的核心地位。伴隨著總體經濟體制和微觀經濟基礎的變化，8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金融研究繁榮局面。在一浪接一浪的研究討臘全淚匙論中，理論工作者緊密聯繫實際，重點分析了改革時期財政銀行關係、貨幣流通速度變動規律、貨幣供求、通貨膨脹形成機理、現金管理及信貸計畫控制等問題，形成了相當一批質量較高的論文和著作，並湧現出一些在金融理論界能起到承上啟下歷史作用厚宙樂的學術新人。
進入90年代後，中國的金融理論研究狀況又具有一些不同於80年代的特點。首先，從制度背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使經濟學家們必須從市場化、國際化的觀點去研究中國的金融問題，微觀經濟基礎的深刻變化則要求金融理論要更多地關注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條件下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其次，從理論隊伍狀況看，在十來年開放和引進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和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已為大多經濟學家和金融理論工作者所熟悉，這自然對研究方法、表達語言及分析工具鍵店葛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第三，中國的經濟轉型剛好在世紀之交時處於關鍵時期，實踐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會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艱巨得多、複雜得多，僅從事簡單的中外條件比較分析而缺少主動創新精神，就很難完成時代賦與經濟學家和金融理論工作者的歷史責任。與改革前近30年金融理論園地的貧瘠狀況比，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金融理論領域呈現的是一派繁榮景象，但是，必須指出，在該領域收穫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還有待於中國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們繼續努力。
進入90年代後，中國的金融理論研究狀況又具有一些不同於80年代的特點。首先，從制度背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使經濟學家們必須從市場化、國際化的觀點去研究中國的金融問題，微觀經濟基礎的深刻變化則要求金融理論要更多地關注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條件下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其次，從理論隊伍狀況看，在十來年開放和引進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和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已為大多經濟學家和金融理論工作者所熟悉，這自然對研究方法、表達語言及分析工具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第三，中國的經濟轉型剛好在世紀之交時處於關鍵時期，實踐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會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艱巨得多、複雜得多，僅從事簡單的中外條件比較分析而缺少主動創新精神，就很難完成時代賦與經濟學家和金融理論工作者的歷史責任。與改革前近30年金融理論園地的貧瘠狀況比，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金融理論領域呈現的是一派繁榮景象，但是，必須指出，在該領域收穫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還有待於中國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們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