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時期人口的分布和遷徙，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結果。在古代，自然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口的數量、分布和遷徙，反之，人口條件又積極地影響著自然環境的變化。因此，歷史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化、地域分布和遷徙，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分支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課題之一。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人口調查的國家之一。《國語·周語》記載，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於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舉辦過人口調查工作。秦末劉邦進入關中，蕭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戶籍地圖辯敬婆歡，“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說明秦帝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戶口統計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資料沒有保存下來。現存最早的人口統計數字，是《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後歷代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大多繼承了這個傳統，保留了人口數字（戶數或口數）的記錄。這就為研究歷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不過應該指出：歷代封建王朝編制戶籍的目的是為了徵收賦稅和兵勞役，所以由於歷代賦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矛盾、社會各階層的對抗，戶口的隱匿、漏報、逃亡、流徙的情況屢見不鮮，政府所掌握的戶籍與實際數字相差甚遠。儘管如此，中國歷史文獻上保留下來的歷代人口數字，仍然是世界上最豐富，最完備的人口調查資料。 兩漢時期 漢代的人口調查皆為戶數姜去槳和口數並列。口賦(算錢)是國家的主要收入，戶賦則指定為列侯、封君的收入。《漢書·地理志》記載了西漢末元始二年103郡國戶口數總共為戶1235.6490萬，口5767.1401萬。如以秦嶺淮水為南北界線，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強。如以漢武帝時所置14個監察區來劃分，戶數超過百萬，口數超過5百萬的有司隸和豫、冀、兗、青、徐五州，都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大致相當今陝西關中平原和黃河下游的冀、豫、魯和皖、蘇的淮河以北地區。人口總數占全國的55％。關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長安附近，密度約達到每平方公里千人，為全國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東平原地區，除了魯中山地、膠東半島和濱海地區外，人口密度估計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條人口比較密集的帶狀地區。東西向的是自京兆（長安）—河南（雒陽）—陳留—濟陽（定陶）—山陽—東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內、河東—河南—潁川—汝南。這種分布顯然與交通路線有關。長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陽盆地和太湖平原，這府她備無疑是由優越的自然環境所促成的。 西漢末年的戰亂，中原人士開始向長江流域遷徙，更遠的還到了嶺南地區。同時南方經濟進一步得到開發，人口顯著增加。據《後故禁漢書·郡國志》所載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國有戶933.6665萬，口4789.2413萬。秦嶺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戶數超過百萬，口數超5百萬的有豫、荊、揚、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餘3州均在長江流域，其戶數占全國的42.2％，口數占全國的37.26％。可見經過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顯著變化。與槳棕艱西漢末年人口相比，揚州增加了1/4，荊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顯著的南陽郡（南陽盆地），人口從194萬（尾數不計）增至244萬，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資、瀟水流域）從14萬增至100萬，長沙郡（湘、資水中下游流域）從23萬增至105萬，豫章郡（今江西省）從35萬增至166萬，巴郡（四川東部）從70萬增至108萬。可見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還由於原來中原王朝勢力不及的地區深入開發的結果。而黃河流域除了少數幾個郡國外，人口普遍減少。 魏晉南北朝時期 東漢末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長期分裂和戰亂時期。黃河流域屢經兵燹，關中地區經董卓之亂，“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洛陽附近乘轎采，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從洛陽至彭城（今徐州）的黃淮平原上，經曹辨剃頁企操和陶謙之間戰爭，“墟邑無復行人”。除了戰爭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對安定的地區遷徙。三輔、南陽人民多遷往益州。徐州一帶人民多避亂江東。江淮之間十餘萬戶皆渡江而東，“江西逐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還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遠徙交州。在蜀漢、東吳政權內任職的不少是黃河流域遷來的士大夫。此外，還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遼東，甚至去鮮卑境內。如東漢末劉虞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後漢書·劉虞傳》）。 三國鼎立局面穩定後，遷往遼東的往往復歸故土，而遷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來。以後魏蜀吳三家為了充實各自統治區內的實力，利用政治手段強迫人民遷居其統治中心的周圍。如建安末曹操討張魯，進入巴東、巴西郡（今川東），勸誘當地人民8萬餘口遷至鄴、洛陽；繼而曹既平張魯，遷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三輔。曹丕建都洛陽，徙冀州5萬戶士家以實河南。魏滅蜀後將蜀人3萬家遷往洛陽和關中。東吳孫權在建安年間連續西征盤居在長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黃祖，虜掠男女數萬口遷至江東。劉備入蜀帶去了大批荊州人士，以後幾次北伐南征，也遷民於成都平原。此外，東漢末年，北方烏桓、鮮卑逐漸入居中原，散布於沿邊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萬餘落。東吳征服山越後，也將越人從山區遷至平原，總數約有10餘萬人。 經三國時期屢年戰爭，人口死亡、逃亡、隱匿的數字是相當高的。所以據西晉太康初年(3世紀80年代)的戶籍，全國僅246萬戶，1616萬口。黃河流域仍占56.72％，長江流域占34％。黃河流域集中在司、冀2州，約占全國人口的32.12％。全國郡級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權首都洛陽的所在地，有11萬戶，以下依次為與河南郡接界的河內郡、東吳舊都建業所在地的丹陽郡、今冀南與魯接界的陽平郡、蜀漢舊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戶數都在5萬以上。可見是由三國時代人口遷移的結果。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中原人民在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下，紛紛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此後中原每一次較大的政治變動，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戰、劉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南徙。據研究，截至劉宋為止，南渡人口約共有90萬，占當時劉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幾十萬的1/6。西晉時北方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區共有140萬戶，約700餘萬口。南渡的90萬口占其1/8強。換言之，即北方8個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個人中有1人為北來僑民。北來的僑民集中在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漢流域的襄陽、江陵、武昌以及長江下游的今江蘇省境內，而以淮陰、揚州、南京、鎮江、常州一線為最多，並在北設了大批僑州郡縣。僑置在今鎮江的南徐州，僑民多於當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時期 唐初貞觀年間開始人口直線上升，至天寶年間到達了頂峰。全國有戶9百萬，口5200萬。秦嶺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當今冀、魯、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可見黃河下游平原是當時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也是全國經濟重心所在。秦嶺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長江下游和寧紹平原。江南道（今蘇南、皖南和閩、浙、贛三省）有1000萬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區。再依次是關內道(今陝西)460餘萬，劍南道（今四川）400萬，河東道（今山西）370餘萬，山南道(今陝、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餘萬，淮南道（江淮之間）220餘萬，最少的是嶺南道(今兩廣和越南北部)91萬和隴右道（今甘肅）53萬。 安史亂後，黃河中下游經過長期戰亂，大批人口南遷。“天下衣冠世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李太白全集26》）。人口普遍下降。加之藩鎮割據，中央法令不行，戶口隱匿不報。所以唐代後期人口資料殘缺不全，難作全面估計。現以元和年間(806～820)南方幾個州與天寶年間戶數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領縣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領縣5）100％，蘇州（治今吳縣，領縣7）30％，洪州（治今南昌，領縣7）65％，泉州（治今泉州，領縣4）50％，廣州（治今廣州，領縣13）75％。足以說明唐代後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全境有戶1600餘萬，崇寧元年(1102)有戶2000萬。每戶以5口計，11～12世紀初北宋境內約有1億人口。現以後來宋金界線（基本上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南北兩區。北方有戶580餘萬，南方有戶1100餘萬。這反映了從唐代後期至北宋中後期，由於北方人口南遷和南方經濟發展而帶來的人口滋長，使南方人口的絕對數字開始超過了北方，這是中國人口南北分布的轉折時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兩浙、江南東、西和福建四路，相當今蘇南、皖南和閩、浙、贛三省。元豐時有戶520萬，崇寧時有戶570萬。其中兩浙路（即今蘇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豐時178萬，崇寧時198萬。其餘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饒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東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蘇南和江西省東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兩浙路自唐以來即為南方最富庶地區，江南西路在北宋時湖濱平原和吉獺滂地得到了充分開發，山區又有發達的工礦業，故人口大增，其戶數雖低於兩浙路，而口數卻超過兩浙路而居全國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黃河流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兩浙路，因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8》），現以北宋崇寧元年和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的戶數比較，兩浙路增加26萬戶，福建路增加32萬戶，成都府路增加21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總之，南宋時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現了巨大的逆轉。江浙、江西、湖廣3行省(相當今蘇南、皖南、滬、浙、閩、贛、湘、粵、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國人口的83.73％。當然，《元史地理志》所載各行省的戶口數來源不一，不甚精確。但作為概貌來看，大致還是可信的。 明清時期 明初政府採取移民措施，如將江南人北徙淮域，西徙雲貴；遷山西人於河北、豫北，遷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遷北平、山後（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軍都山迤北地區）民散民北邊諸衛，以為軍籍等等。以後社會相對穩定，政府又鼓勵人民從狹鄉遷往寬鄉，經過自然的調整，到了萬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漸趨均勻。今以萬曆六年(1578)的記載為例：①北五省：北直隸（今冀、京、津）、晉、魯、豫、陝(今陝甘2省)的人口為2500萬。②中五省：南直隸（今蘇、皖、滬）、浙江、江西、湖廣（今兩湖）、四川的人口為2900萬。③南五省：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人口為670萬。各地人口分布比較均勻，這是因為南方可耕種的平原畢竟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進行自我調整。 明清時期平原地區基本開發完畢。失去土地的農民為謀生計往往奔向人口相對稀少、尚待開發的地區。這就決定明清兩代人口遷徙大致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臨海的粵、閩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狹，多出海謀生。以去台灣和東南亞各島嶼為最多。鴉片戰爭以後，廣東人口大量外流。據調查，從1850年到19世紀末，僅台山一縣移居海外的就有20萬人。二是向山區進發。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間，從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省逃流亡的農民遷徙至豫、鄂交界的荊、襄地區的大約有一二百萬人，以後又向秦嶺、大巴山區遷徙。清代嘉慶年間川、陝、鄂、豫、甘5省白蓮教起義，就是各地遷往這五省交界山區的流民大起義。東南地區的無田農民多向閩浙皖南山區進發，湖南流民的目標是湘西山區，而閩、粵流民甚至遷往荒嶺僻壤的贛南山區。由於明代後期玉米、甘薯的傳入，使大批流民進入山區成為可能。三是向邊區遷徙。清代幅員遼闊，邊疆地區人口稀少，為內地流民遷徙提供了條件。東北長白山區為滿族“龍興之地”，定為封禁區，任何人不得入內定居、墾田、採伐、掘捕（人參、貂）。但仍不斷有人或從長城隘口、或渡海趨遼東半島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資謀生，俗稱“闖關東”。晉、魯、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魯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張家口、獨石口、喜峰口等處進入草原，稱為“跑口外”；晉陝墾荒者則去歸化（今呼和浩特）一帶或河套地區進行耕種。隴東貧民多進入銀川平原。陝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緒年間為平定阿古柏政權而進入新疆的湘軍，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進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願留新疆者，均借給牛具籽種，指撥土地令其承墾，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進入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