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內容簡介：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作為中國工人運動史的標誌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跡感人至深。革命戰爭年代，他勇於當先，安源工人罷工，五卅運動，收回漢口英租界，參加領導南昌起義，收拾廣州起義殘局……工人運動多次危急時刻，他都一馬當先，力挽狂瀾。和平年代，他則在深刻的自我批評的基礎上，為新中國建設嘔心瀝血。 《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作者曾任李立三秘書多年，對李立三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有著第一手的感性認識。在他的筆下，李立三的形象是那么的鮮活、生動、有血有肉……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
- 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
- 頁數：223頁
- 開本：16
- 定價：28.00
- 作者：李思慎
- 出版日期：2012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0848617, 9787500848615
- 品牌：中國工人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通過權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動豐富的歷史圖片，展示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為中國工運事業英勇奮鬥的不朽業績和偉大精神。他們是中國工運歷史上永遠的豐碑，激勵我們一代一代堅定理想和信念，牢記歷史使命，弘揚光榮傳統，繼往開來，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推進中國工運事業而努力奮鬥。
圖書目錄
前言
引子從李立三更名看其一生
第一章青年時代的輝煌
少年時代
在法國初露鋒芒
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
安源工人運動中的廉政建設
第一次在武漢
五卅運動總指揮
從廣州到上海
帶領民眾收回漢口英租界
參加領導南昌起義
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
一起政治路線錯誤
第二章落難莫斯科十五年
中共的無線電通訊
主編《救國時報》
患難夫妻
繼續當選中央委員
要求立即回國
第三章忘我工作立新功
重逢與補課
在保護豐滿電站中的特殊貢獻
回到工運領導崗位
參與創建人民政權
新中國的拓荒者
在理論問題上的一個貢獻
遭到錯誤批判
第四章以德報怨表忠心
甘居副職，努力工作
“八大”會上再檢討
總結出“鞍鋼憲法”
參加“工業七十條”起草
和孫冶方共研國企改革
“文化大革命”走上絕路
第五章蓋棺論定英名存
李立三工運大事年表
主要考文獻
後記
引子從李立三更名看其一生
第一章青年時代的輝煌
少年時代
在法國初露鋒芒
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
安源工人運動中的廉政建設
第一次在武漢
五卅運動總指揮
從廣州到上海
帶領民眾收回漢口英租界
參加領導南昌起義
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
一起政治路線錯誤
第二章落難莫斯科十五年
中共的無線電通訊
主編《救國時報》
患難夫妻
繼續當選中央委員
要求立即回國
第三章忘我工作立新功
重逢與補課
在保護豐滿電站中的特殊貢獻
回到工運領導崗位
參與創建人民政權
新中國的拓荒者
在理論問題上的一個貢獻
遭到錯誤批判
第四章以德報怨表忠心
甘居副職，努力工作
“八大”會上再檢討
總結出“鞍鋼憲法”
參加“工業七十條”起草
和孫冶方共研國企改革
“文化大革命”走上絕路
第五章蓋棺論定英名存
李立三工運大事年表
主要考文獻
後記
後記
1919年“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誕生。同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掛牌辦公。從那時起，中國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歷經艱難與風雨，已經走過了90多年的征程。在波瀾壯闊的中國工運征程中，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工運領袖、工運活動家。他們為推翻三座大山、建設新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重大貢獻。
為緬懷先入，傳承光榮，中國工人出版社策劃出版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叢書。本叢書通過權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動豐富的歷史圖片，展示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為中國工運事業英勇奮鬥的不朽業績和偉大精神。他們是中國工運歷史上永遠的豐碑，激勵我們一代一代堅定理想和信念，牢記歷史使命，弘揚光榮傳統，繼往開來，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推進中國工運事業而努力奮鬥。
本叢書的出版得到了王永璽、謝春濤、唐玉良等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王永璽同志審讀了全部書稿，在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並感謝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湖北省總工會、福建省總工會、上海陳雲紀念館、武漢二七紀念館、福州市林祥謙烈士陵園管理所、安慶陳獨秀紀念館、武漢市江夏區總工會、武漢市江夏區黨史辦、武漢市江夏區民政局等單位給予的幫助與支持。
由於本叢書從策劃到成書的時限緊迫，因此在文稿內容、圖片組織上難免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們歡迎各界讀者進行批評指正，並希望能夠在修訂再版時加以完善。
為緬懷先入，傳承光榮，中國工人出版社策劃出版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叢書。本叢書通過權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動豐富的歷史圖片，展示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為中國工運事業英勇奮鬥的不朽業績和偉大精神。他們是中國工運歷史上永遠的豐碑，激勵我們一代一代堅定理想和信念，牢記歷史使命，弘揚光榮傳統，繼往開來，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推進中國工運事業而努力奮鬥。
本叢書的出版得到了王永璽、謝春濤、唐玉良等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王永璽同志審讀了全部書稿，在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並感謝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湖北省總工會、福建省總工會、上海陳雲紀念館、武漢二七紀念館、福州市林祥謙烈士陵園管理所、安慶陳獨秀紀念館、武漢市江夏區總工會、武漢市江夏區黨史辦、武漢市江夏區民政局等單位給予的幫助與支持。
由於本叢書從策劃到成書的時限緊迫，因此在文稿內容、圖片組織上難免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們歡迎各界讀者進行批評指正，並希望能夠在修訂再版時加以完善。
序言
伍修權同志在回憶李立三時曾經寫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一位十分重要卻又並非顯要的人物，人們久聞其名，可又大都不知道其詳。他長期以來被人們當做‘錯誤路線代表’，甚至‘反面教員’，其實卻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就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活動家和我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同志。”“這位稱得上一代英傑，僅僅由於一時失誤，卻經受了一生坎坷的革命老戰士。”“由於過去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極少介紹立三同志的經歷，特別是功績。”人們過去一提到李立三，往往只知道他是“左”傾路線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知道他曾經為黨和人民還作出過巨大貢獻。
李立三生於1899年，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7年在“文革”運動中遭受迫害，離開了人世，終年六十八歲。
綜觀李立三的一生，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1年至1930年)可以稱之為“輝煌的十年”。
這一階段包括：在法國初露鋒芒；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動和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在武漢繼續開展工作；1924．年任上海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四大”中央委員會九名委員之一，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五卅運動總指揮；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帶領民眾收回漢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臨時常委會委員，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廣州堅持開展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後，任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實際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很快得到轉機。
李立三一生中，黨組織曾經為他召開過四次追悼會，有三次是在1922年至1927年這短短六年中舉行的，其中兩次，由周恩來同志主持。槍林彈雨中，他毫髮末傷，白色恐怖里，他總能夠逃脫厄運，從未被關進敵人的監獄。1939年10月26日，李立三在蘇聯莫斯科的監獄中寫道：“我自從1921年入黨後直至1927年年底的七年內，在中央和地方先後擔任黨和工會領導職務期間，從未犯過右傾或‘左’傾錯誤，一直堅持正確的立場，同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1923年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我與張國燾組成的‘左’傾‘小黨派’進行鬥爭(當時張國燾反對國共合作，犯了‘左’傾錯誤)，1925年我領導了上海五十萬工人參加的總罷工，這是中國大革命的開端。當時我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特別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間和他進行了尖銳鬥爭。1928年8月，我作為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周恩來同志(現為政治局委員)一起反對譚平山(南昌起義主要領導入)和張國燾(當時張已變為右傾)的機會主義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十年中有三個艱苦時期，每逢這樣時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關鍵的地方去。第一艱苦時期指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失敗後，軍閥吳佩孚在漢口槍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漢口黨組織完全渙散，此時黨中央派我去漢口擔任漢口市委書記，通過一年多的艱苦細緻的工作，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會組織。第二時期指的是廣州公社失敗後，國民黨軍閥把廣州淹沒在血海之中，屠殺了五千多名工人和共產黨員，此時黨中央派我去廣東擔任省委書記。這裡，一方面是鎮壓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黨內幹部中產生恐慌、氣餒、動搖、開小差等現象。通過八個月的工作，不僅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農組織，而且在廣東創建了蘇區。第三時期指的是‘六大’以後。當時中國革命以失敗告終，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農革命組織均遭破壞，黨組織被迫完全轉入地下，逃跑、叛變、出賣等事屢見不鮮，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勢更加嚴重。還有一個十分可悲的情況，即黨內各種小宗派紛紛抬頭，並且聯合起來反對中央。這時，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成員(實際成為中央主要的政治領導)。在兩年的時間內，中央執行了正確的路線，開展了革命鬥爭，在國內建立了蘇區根據地和中國紅軍。由此可見，在這三次艱苦時期，我一分鐘也沒有動搖過，一直為完成黨交給我的重要任務而努力。”
第二階段(1930年年底至1945年)是不允許他回國參加革命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實際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犯下了“左”傾冒險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當共產國際指出其錯誤後，李立三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很快就停止了錯誤，並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於1930年10月初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一步檢討錯誤。他的檢討，得到共產國際領導成員的普遍稱讚。雖然他多次要求回國參加國內的革命鬥爭，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的日子裡，李立三兢兢業業，努力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任務。當時，陳雲同志在蘇聯見到李立三的實際表現，給他冠以“坦克車”的稱號，主要是說他堅強有力，不怕艱苦，勇往直前。在莫斯科，李立三在王明、康生的領導下，長期過著“小媳婦”的生活，進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蘇聯的監獄，經抗爭，二十二個月後才被無罪釋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獄後，共產國際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沒有徵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停止了他中共黨員的黨籍，又不允許他回國，李立三淪為在蘇聯的一個普通中國僑民。共產國際不給他安排工作，李立三沒有生活來源，他只能靠每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取兩百盧布救濟金來維持家庭生計。他與黨、與祖國失去了聯繫，像一個遠離雙親的孤兒，在異國飄零。
1940年，李立三再次向共產國際寫出檢討，他說：“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時候，下達了許多錯誤的指示，給革命帶來嚴重的損失。”“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第三階段(1946年至1951年)是李立三最受黨中央、毛主席信任、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黃金時期。
1945年除夕，李立三受到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帕紐什金的接見。帕紐什金稱，接中共中央通知，李立三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問他願不願意回國。李立三聽罷欣喜若狂，當即表示願意。帕紐什金把機密檔案，即毛主席的《論持久戰》送給李立三看。李立三在國外待了十六個年頭，是“半個外國人”，對國內的情況不甚了解，他決心在毛主席、劉少奇等同志的領導下，加倍地工作，以彌補過去所犯錯誤給黨造成的損失。1946年，李立三回到祖國，他抱著飽滿的熱情，開足“坦克車”的馬力，奮力拚搏，以圖將功補過。他在東北局做爭取和瓦解國民黨敵軍的工作，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1948年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李立三重新回到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給他委以重任，參加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享受副總理級待遇。在當時的新聞媒體上，時常可以見到李立三的身影。在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中，李立三開拓創新，成績卓著，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仍令人仰慕。
第四階段(1952年以後)李立三以強烈的報國之心，任勞任怨，盡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在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上，李立三遭到錯誤批判，並被罷去了在全國總工會的職務，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部長之職。從此，李立三在新聞媒體上消失了。特別是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他被劃為“裡通外國”的嫌疑分子。雖然名義上，他還是華北局書記處分管工業的書記，但很快就被新調來的池必卿取而代之，李立三實際上等於是被“靠邊站”了。
李立三雖然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仍然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一如既往，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地工作，滿腔熱情地向黨獻計獻策，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如周恩來所說：“李立三在全國總工會受到批評後，不氣餒、不消極，，繼續積極工作，表現了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在當時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李立三的職務一再變動，儘管他本人長期受冷遇，積極性屢受壓制，但是他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凡是黨分配給他的任務，他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勞動成果，至今還在我國的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他的許多意見，一再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我在李立三身邊工作期間，儘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雖然有強烈的報國心，卻無報國之門”，但在與他朝夕相處的歲月里，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在革命的高潮還是低潮，無論是處於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革命事業始終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實幹家，而且是一個多謀善斷、才華橫溢的多面手。他總是朝氣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繼日不停頓地工作，我從來沒聽他說過苦和累。他對幹部要求嚴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一絲不苟。重要檔案，他常常親自起草，特別是向中央的報告，絕少假手他人。他向幹部作報告，只需自己擬個提綱，便能出口成章，他的語言生動，有條理，深入淺出。他往往一講就是半天，有時長達六七個小時，而且一直是站著講話，越講越有勁。大家無不為他的淵博學識所折服，常用讚賞的口氣，親切地把他稱作“滔滔不絕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漢，在上海、廣州等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個久負盛名的演說家和鼓動家。李立三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寫文章，從題目開始，到最後結尾，往往是一氣呵成，洋洋灑灑，清清楚楚，乾乾淨淨，基本沒有塗改，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無不佩服之至。
李立三對黨、對毛主席、對共產主義事業忠心不二；對工作兢兢業業，講究效率，不拖泥帶水；對同志滿腔熱情，和藹樂觀，從不盛氣凌人；對自己則是嚴格要求，總是夾著尾巴做人。李立三同志對我言傳身教，他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我始終銘刻在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有績不居功，受挫不氣餒，既敢于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從不諱疾忌醫，不顧個人體面地展開自我批評；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為革命，披肝瀝膽為人民。
伍修權同志在回憶李立三時，曾經寫道：“立三同志的名譽雖然恢復了，但是，他一生的經歷和遭遇卻常常引起我們的深思。他早年一度犯過‘左’錯誤，不料卻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長期打擊迫害，致使他這樣一位對黨早已有過貢獻，而且可以作出更大貢獻的老革命家，因為自己不到四個月的錯誤，就受了將近四十年的排斥打擊，最後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種教育太沉重了！但願人們通過李立三這樣一個慘痛事實，進一步認識‘左’毒之害，不讓歷史重演。”
李立三生於1899年，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7年在“文革”運動中遭受迫害，離開了人世，終年六十八歲。
綜觀李立三的一生，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1年至1930年)可以稱之為“輝煌的十年”。
這一階段包括：在法國初露鋒芒；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動和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在武漢繼續開展工作；1924．年任上海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四大”中央委員會九名委員之一，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五卅運動總指揮；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帶領民眾收回漢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臨時常委會委員，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廣州堅持開展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後，任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實際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很快得到轉機。
李立三一生中，黨組織曾經為他召開過四次追悼會，有三次是在1922年至1927年這短短六年中舉行的，其中兩次，由周恩來同志主持。槍林彈雨中，他毫髮末傷，白色恐怖里，他總能夠逃脫厄運，從未被關進敵人的監獄。1939年10月26日，李立三在蘇聯莫斯科的監獄中寫道：“我自從1921年入黨後直至1927年年底的七年內，在中央和地方先後擔任黨和工會領導職務期間，從未犯過右傾或‘左’傾錯誤，一直堅持正確的立場，同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1923年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我與張國燾組成的‘左’傾‘小黨派’進行鬥爭(當時張國燾反對國共合作，犯了‘左’傾錯誤)，1925年我領導了上海五十萬工人參加的總罷工，這是中國大革命的開端。當時我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特別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間和他進行了尖銳鬥爭。1928年8月，我作為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周恩來同志(現為政治局委員)一起反對譚平山(南昌起義主要領導入)和張國燾(當時張已變為右傾)的機會主義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十年中有三個艱苦時期，每逢這樣時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關鍵的地方去。第一艱苦時期指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失敗後，軍閥吳佩孚在漢口槍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漢口黨組織完全渙散，此時黨中央派我去漢口擔任漢口市委書記，通過一年多的艱苦細緻的工作，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會組織。第二時期指的是廣州公社失敗後，國民黨軍閥把廣州淹沒在血海之中，屠殺了五千多名工人和共產黨員，此時黨中央派我去廣東擔任省委書記。這裡，一方面是鎮壓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黨內幹部中產生恐慌、氣餒、動搖、開小差等現象。通過八個月的工作，不僅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農組織，而且在廣東創建了蘇區。第三時期指的是‘六大’以後。當時中國革命以失敗告終，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農革命組織均遭破壞，黨組織被迫完全轉入地下，逃跑、叛變、出賣等事屢見不鮮，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勢更加嚴重。還有一個十分可悲的情況，即黨內各種小宗派紛紛抬頭，並且聯合起來反對中央。這時，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成員(實際成為中央主要的政治領導)。在兩年的時間內，中央執行了正確的路線，開展了革命鬥爭，在國內建立了蘇區根據地和中國紅軍。由此可見，在這三次艱苦時期，我一分鐘也沒有動搖過，一直為完成黨交給我的重要任務而努力。”
第二階段(1930年年底至1945年)是不允許他回國參加革命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實際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犯下了“左”傾冒險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當共產國際指出其錯誤後，李立三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很快就停止了錯誤，並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於1930年10月初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一步檢討錯誤。他的檢討，得到共產國際領導成員的普遍稱讚。雖然他多次要求回國參加國內的革命鬥爭，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的日子裡，李立三兢兢業業，努力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任務。當時，陳雲同志在蘇聯見到李立三的實際表現，給他冠以“坦克車”的稱號，主要是說他堅強有力，不怕艱苦，勇往直前。在莫斯科，李立三在王明、康生的領導下，長期過著“小媳婦”的生活，進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蘇聯的監獄，經抗爭，二十二個月後才被無罪釋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獄後，共產國際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沒有徵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停止了他中共黨員的黨籍，又不允許他回國，李立三淪為在蘇聯的一個普通中國僑民。共產國際不給他安排工作，李立三沒有生活來源，他只能靠每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取兩百盧布救濟金來維持家庭生計。他與黨、與祖國失去了聯繫，像一個遠離雙親的孤兒，在異國飄零。
1940年，李立三再次向共產國際寫出檢討，他說：“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時候，下達了許多錯誤的指示，給革命帶來嚴重的損失。”“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第三階段(1946年至1951年)是李立三最受黨中央、毛主席信任、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黃金時期。
1945年除夕，李立三受到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帕紐什金的接見。帕紐什金稱，接中共中央通知，李立三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問他願不願意回國。李立三聽罷欣喜若狂，當即表示願意。帕紐什金把機密檔案，即毛主席的《論持久戰》送給李立三看。李立三在國外待了十六個年頭，是“半個外國人”，對國內的情況不甚了解，他決心在毛主席、劉少奇等同志的領導下，加倍地工作，以彌補過去所犯錯誤給黨造成的損失。1946年，李立三回到祖國，他抱著飽滿的熱情，開足“坦克車”的馬力，奮力拚搏，以圖將功補過。他在東北局做爭取和瓦解國民黨敵軍的工作，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1948年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李立三重新回到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給他委以重任，參加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享受副總理級待遇。在當時的新聞媒體上，時常可以見到李立三的身影。在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中，李立三開拓創新，成績卓著，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仍令人仰慕。
第四階段(1952年以後)李立三以強烈的報國之心，任勞任怨，盡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在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上，李立三遭到錯誤批判，並被罷去了在全國總工會的職務，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部長之職。從此，李立三在新聞媒體上消失了。特別是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他被劃為“裡通外國”的嫌疑分子。雖然名義上，他還是華北局書記處分管工業的書記，但很快就被新調來的池必卿取而代之，李立三實際上等於是被“靠邊站”了。
李立三雖然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仍然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一如既往，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地工作，滿腔熱情地向黨獻計獻策，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如周恩來所說：“李立三在全國總工會受到批評後，不氣餒、不消極，，繼續積極工作，表現了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在當時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李立三的職務一再變動，儘管他本人長期受冷遇，積極性屢受壓制，但是他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凡是黨分配給他的任務，他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勞動成果，至今還在我國的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他的許多意見，一再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我在李立三身邊工作期間，儘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雖然有強烈的報國心，卻無報國之門”，但在與他朝夕相處的歲月里，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在革命的高潮還是低潮，無論是處於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革命事業始終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實幹家，而且是一個多謀善斷、才華橫溢的多面手。他總是朝氣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繼日不停頓地工作，我從來沒聽他說過苦和累。他對幹部要求嚴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一絲不苟。重要檔案，他常常親自起草，特別是向中央的報告，絕少假手他人。他向幹部作報告，只需自己擬個提綱，便能出口成章，他的語言生動，有條理，深入淺出。他往往一講就是半天，有時長達六七個小時，而且一直是站著講話，越講越有勁。大家無不為他的淵博學識所折服，常用讚賞的口氣，親切地把他稱作“滔滔不絕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漢，在上海、廣州等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個久負盛名的演說家和鼓動家。李立三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寫文章，從題目開始，到最後結尾，往往是一氣呵成，洋洋灑灑，清清楚楚，乾乾淨淨，基本沒有塗改，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無不佩服之至。
李立三對黨、對毛主席、對共產主義事業忠心不二；對工作兢兢業業，講究效率，不拖泥帶水；對同志滿腔熱情，和藹樂觀，從不盛氣凌人；對自己則是嚴格要求，總是夾著尾巴做人。李立三同志對我言傳身教，他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我始終銘刻在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有績不居功，受挫不氣餒，既敢于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從不諱疾忌醫，不顧個人體面地展開自我批評；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為革命，披肝瀝膽為人民。
伍修權同志在回憶李立三時，曾經寫道：“立三同志的名譽雖然恢復了，但是，他一生的經歷和遭遇卻常常引起我們的深思。他早年一度犯過‘左’錯誤，不料卻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長期打擊迫害，致使他這樣一位對黨早已有過貢獻，而且可以作出更大貢獻的老革命家，因為自己不到四個月的錯誤，就受了將近四十年的排斥打擊，最後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種教育太沉重了！但願人們通過李立三這樣一個慘痛事實，進一步認識‘左’毒之害，不讓歷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