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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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是文學發展的“歷史”，是對文學的動觀而非靜視。把文學現象、文學流變和文學作品放在文學發展的長流中作通觀審視，在巨觀的視角下確定其價值和意義，這是文學史研究與寫作基本的學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學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學發展史。由羅宗強、陳洪二先生主編的一部新作——《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下文簡稱《發展史》）。該書篇幅130萬餘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問世，標誌中國文學史論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員以其獨特的形態登場了。

羅、陳二先生主編本文學史以“發展”命名，並非措詞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覺地貫徹了上述的文學史觀，是著眼於發展的觀點審視文學流變歷程的思想的體現。

《發展史》展示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發展軌跡，即：（一）先秦兩漢時期，文學尚未取得獨立地位，往往與政治、思想、哲學、歷史融為一體，較為純粹意義上的作家還不多見，文體以詩歌、散文為主，風格上主要表現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氣的特徵。（二）魏晉至兩宋時期，中國古代文學進入自覺期和鼎盛期。此一時期文人有著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獨立發展的空間，文學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詩、詞的興盛並發展到臻於極致的美的境界標誌著文人主體精神的充分張揚，審美上論結構的恢張、氣勢的博大雖已無法與先秦兩漢文學相提並論，但詞采之美、體式之純、性情之真、韻味之厚卻是它獨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時期，為中國文學的轉型期和新變期。受專制政治和程朱理學的嚴重束縛和世俗文化的極大衝擊，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個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兩漢時期的雄大之勢，又沒有了魏晉以來直到宋代的靈動之氣，作為士人雅文學標誌的詩詞和散文開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養的散曲、戲劇、小說卻大放異彩。

由此看來，文學史的編著雖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學的分期，但絕不是分期文學的羅列，而必然要將時期之變與作家之變、文體之變、文風之變、審美之變等等種種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進而深入探求整個文學系統深層結構的演變和文學發展的根本走向。

文學史的發展觀往往體現出對文學認識的聯繫觀和系統觀。對文學現象的認識通常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聯繫”的看待。中國古代文學的許多問題如果採用前一種態度，就不免就事論事，從而得出流於狹隘、片面和簡單化的結論；相反，後一種態度則注重將每一文學環節納入文學發展的系統中去審視，由此確定它應有的位置，認識它產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義。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總體趨向是拋棄前一種認識觀，自覺地接納後一種認識觀。

《發展史》深入地貫徹了聯繫地、系統地觀照文學對象的基本思想，在許多具體問題的評價上，都不難見出這一思想閃發的一些可貴的輝光。如評東晉玄言詩，該著在認識它的“諸多弊端”之外，對其“兩點積極貢獻”作了充分肯定，指出：“這種不同於前代的東晉特有詩風，不但直接啟發了陶淵明平淡自然之風格，而且對後代文人詩歌中沖淡自然、曠達閒適風格的影響至為深遠。而且，玄言詩人對山水的體悟與描寫，也為晉宋之際山水詩的成熟和發展奠定了審美心理和創作方面的基礎。”顯然，倘若就玄言詩論玄言詩，認識就必然局限在“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的傳統觀點範圍內。但若是把玄言詩看作一個環節，把陶淵明田園詩和謝靈運山水詩看作另一個環節，並進而把兩個環節“扣”起來看，那么二者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也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若再把視界推廣去，玄言詩還是中國詩歌史上平淡詩風和山水審美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種聯繫地、系統地審視文學現象的文學史觀貫穿著這部《發展史》的每一個章節。

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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