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市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報告》，鄧小平作《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譚震林作《關於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說明》。會議通過了上述報告。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一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問題的正確提法；二是根據毛主席的倡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三是提出改進黨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以及改進管理體制和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八大二次會議增選王任重等2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毛主席提出“竹子要大發展”重要指示。會後，全國各條戰線迅速掀起"大躍進"的高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 召開時間：1958年5月5日至23日
- 召開地點：北京市
- 通過報告：《工作報告》等
- 大會正式代表：977人
會議背景,會議過程,會議結論,歷史影響,
會議背景
自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後，在黨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指引下，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努力，1957年，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順利發展，取得了建國以來少有的顯著成效，並且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為我國全面地、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準備了比較強大的物質條件。 1957年5月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和1957年6月進行的反右派鬥爭也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在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又開展了對地方主義、地方民族主義等的批判，一些地區和部門，給一批黨內外幹部戴上地方主義分子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帽子。同時在廣大工農民眾中，也通過所謂的“四大”，開展了民眾性的大辯論，錯誤地給不少人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破壞分子的帽子。由於對國內的敵情估計日益嚴重，以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也日益嚴重。
自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批判1956年“反冒進”以後，1958年1月至4月在杭州、南寧、北京、成都和漢口連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工作會議上，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了愈來愈激烈的批評。黨在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的“左”傾思想也隨之滋長起來。“大躍進”運動開始出現。
在上述形勢下，黨中央在1958年3月決定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以針對當時的形勢作出相應的決議。
自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批判1956年“反冒進”以後，1958年1月至4月在杭州、南寧、北京、成都和漢口連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工作會議上，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了愈來愈激烈的批評。黨在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的“左”傾思想也隨之滋長起來。“大躍進”運動開始出現。
在上述形勢下，黨中央在1958年3月決定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以針對當時的形勢作出相應的決議。
會議過程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出席大會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區選派的部分縣委書記、大城市區委書記、省轄市委書記、企業黨委或基層黨委書記、軍隊負責幹部)。
大會聽取了劉少奇作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鄧小平作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以及譚震林作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說明，並作出相應的決定。大會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就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為儘快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的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願望，但是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會議的議程是：1．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2．鄧小平作《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3．譚震林作《關於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4．增選候補中央委員。
代表們對上述3個報告進行了充分而熱烈的討論。在大會上發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朱德、陳雲、陳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會上發言的還有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門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全國總工會、共青團和全國婦聯等民眾團體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省(市、自治區)、地(市)、縣等各級黨委機關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工礦企業的黨委書記、工廠廠長和技師，鄉、鎮、合作社的支部書記，農業合作社主任和供銷合作社主任，學校校長和黨委書記等總計117人。另外還有145人作了書面發言。毛主席在會議期間先後作了5次講話。
在23日的全體大會上，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和《關於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決議》。大會增選了25位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他們是：王任重、張仲良、陶魯笳、彭濤、劉建勛、趙毅敏、孔原、唐亮、劉子厚、張蘇、楊易辰、汪鋒、周小舟、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平化、張勁夫、韓先楚、李頡伯、廖志高、趙伯平、孫志遠、張愛萍、姚依林。
會議的議程是：1．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2．鄧小平作《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3．譚震林作《關於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4．增選候補中央委員。
代表們對上述3個報告進行了充分而熱烈的討論。在大會上發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朱德、陳雲、陳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會上發言的還有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門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全國總工會、共青團和全國婦聯等民眾團體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省(市、自治區)、地(市)、縣等各級黨委機關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工礦企業的黨委書記、工廠廠長和技師，鄉、鎮、合作社的支部書記，農業合作社主任和供銷合作社主任，學校校長和黨委書記等總計117人。另外還有145人作了書面發言。毛主席在會議期間先後作了5次講話。
在23日的全體大會上，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和《關於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決議》。大會增選了25位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他們是：王任重、張仲良、陶魯笳、彭濤、劉建勛、趙毅敏、孔原、唐亮、劉子厚、張蘇、楊易辰、汪鋒、周小舟、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平化、張勁夫、韓先楚、李頡伯、廖志高、趙伯平、孫志遠、張愛萍、姚依林。
會議結論
一、對我國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問題的正確提法。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肯定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並指出這場鬥爭的性質是“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報告在對國內階級和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正確分析的基礎上，對國內主要矛盾問題，提出了與“八大”一次會議的正確結論相反的論斷。指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報告正式採用了毛澤東關於國內階級狀況的新論點。會議宣告：我國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另一個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一個是農民和其他原先的個體勞動者，一個是工人階級。
會上，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在大會上的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經過。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幹部被宣布為“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這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黨內的突出表現。
二、大會正式制定了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規定了這條總路線的基本點。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論述了毛澤東倡議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指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的目的是要求“全黨同志同心同德，團結全國人民……為儘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還闡述了這條總路線的基本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儘快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符合黨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轉向建設的客觀歷史要求的，也是八大一次會議正確路線的繼續。它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使我國儘快地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普遍願望。因此，這條總路線提出後，對於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生產建設和其他社會主義事業方面發揮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客觀經濟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毛澤東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忽視必要的調查研究和試點，所以這條總路線有很大的片面性，它過於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了客觀規律的作用。
會議在“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影響下，片面地強調高指標、高速度，對於“大躍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把那些正確意見歸結為“慢些、差些”。會議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所謂的右傾和1956年的“反冒進”，再一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同時，還批判了所謂1956年至1958年生產戰線上兩頭高，中間低的“馬鞍形”。毛澤東還在會上的講話中，號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造精神，提出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要掃掉官氣，反對靠老資格吃飯，靠做大官吃飯。關於經濟發展，他說如果5年達到4000萬噸鋼，可能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就能趕上美國。在談到“大躍進”時，批判了一些不同意指標過高的意見。他說，從中央到地方都還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賬派”，要插紅旗，辨風向，把白旗拔掉。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既壓制了黨內正確意見，又助長了“左”傾思想的滋長。所以在總路線提出後，又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並把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將使我們進入“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的預言相提並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正式提出，“我國工業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使我國農業在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基礎上，迅速地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我國科學和技術在實現‘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儘快地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會上還提出了爭取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要求。
三、“八大”二次會議還提出了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以及改進管理體制和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
“八大”二次會議，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一些相應的正確的決定。但會議對我國階級鬥爭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等重大問題作了錯誤的分析，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階級鬥爭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結論，給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樣既干擾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又使黨在階級鬥爭方面“左”的錯誤愈來愈嚴重起來。這次會後，全國各條戰線就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從而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肯定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並指出這場鬥爭的性質是“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報告在對國內階級和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正確分析的基礎上，對國內主要矛盾問題，提出了與“八大”一次會議的正確結論相反的論斷。指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報告正式採用了毛澤東關於國內階級狀況的新論點。會議宣告：我國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另一個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一個是農民和其他原先的個體勞動者，一個是工人階級。
會上，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在大會上的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經過。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幹部被宣布為“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這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黨內的突出表現。
二、大會正式制定了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規定了這條總路線的基本點。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論述了毛澤東倡議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指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的目的是要求“全黨同志同心同德，團結全國人民……為儘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還闡述了這條總路線的基本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儘快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符合黨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轉向建設的客觀歷史要求的，也是八大一次會議正確路線的繼續。它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使我國儘快地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普遍願望。因此，這條總路線提出後，對於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生產建設和其他社會主義事業方面發揮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客觀經濟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毛澤東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忽視必要的調查研究和試點，所以這條總路線有很大的片面性，它過於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了客觀規律的作用。
會議在“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影響下，片面地強調高指標、高速度，對於“大躍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把那些正確意見歸結為“慢些、差些”。會議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所謂的右傾和1956年的“反冒進”，再一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同時，還批判了所謂1956年至1958年生產戰線上兩頭高，中間低的“馬鞍形”。毛澤東還在會上的講話中，號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造精神，提出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要掃掉官氣，反對靠老資格吃飯，靠做大官吃飯。關於經濟發展，他說如果5年達到4000萬噸鋼，可能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就能趕上美國。在談到“大躍進”時，批判了一些不同意指標過高的意見。他說，從中央到地方都還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賬派”，要插紅旗，辨風向，把白旗拔掉。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既壓制了黨內正確意見，又助長了“左”傾思想的滋長。所以在總路線提出後，又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並把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將使我們進入“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的預言相提並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正式提出，“我國工業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使我國農業在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基礎上，迅速地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我國科學和技術在實現‘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儘快地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會上還提出了爭取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要求。
三、“八大”二次會議還提出了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以及改進管理體制和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
“八大”二次會議，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一些相應的正確的決定。但會議對我國階級鬥爭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等重大問題作了錯誤的分析，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階級鬥爭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結論，給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樣既干擾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又使黨在階級鬥爭方面“左”的錯誤愈來愈嚴重起來。這次會後，全國各條戰線就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從而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歷史影響
這次大會前和會議期間，連續不斷地批評和指責了1956年“反冒進”的正確主張，使黨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集體領導遭到損害，黨內“左”傾急躁思想隨之滋長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