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七大藏書樓

中國七大藏書樓

中國七大藏書樓: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中國七大藏書樓
  • 著名景點:文淵閣
    文源閣
    文津閣
    文溯閣
    文匯閣
    文宗閣
    文瀾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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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庫全書》的四座書閣,分別為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

簡介

文淵閣

位於北京故宮太和殿東南,東華門西北,文華殿之後,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文淵閣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文源閣

位於北京圓明園內,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時縱火焚毀。

文津閣

位於避暑山莊(今河北省承德市)平原區西北部山腳下,建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書於1915年運至北京,現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文溯閣

位於遼寧瀋陽故宮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興建,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於1966年運於甘肅,現藏於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

文匯閣

位於江蘇省江都縣(今揚州市)大觀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 鹹豐四年(1854年)毀於太平天國運動 。

文宗閣

位於江蘇省鎮江市的金山寺,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鹹豐三年(1853年)毀於天平天國運動。

文瀾閣

位於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閣中僅有的一閣,初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鹹豐十一年(1861年)倒毀,部分藏書散失。光緒六年(1880年)重建,現屬浙江省圖書館。

詳文

四庫七閣釋名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叢書,其卷帙浩繁,內容豐富,“海匯百川,綱舉條貫,萃四千餘年之文化,以成歷代典籍之大觀。”[1]是我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寶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部類,“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2]並“首繕四部,棄置於大內之文淵閣,奉天之文溯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之文津閣。其後又續成三部,分儲楊州之文匯閣,鎮江之文宗閣,杭州之文瀾閣,每部三萬六千三百冊,連翰林院副本合計共二十九萬四百冊。”[3]一部大叢書抄寫了八份,並為其在全國建造了南北七處藏書樓,此壯舉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稱為史無前例的世界文化偉業。

四庫七閣名與《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稱“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4],下詔搜訪遺書,十二月就開始纂修《四庫全書》,次年二月成立“四庫全書館”,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學士十六人為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為副總裁,下設總纂官、總校官等三百餘人,如當時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戴震、邵晉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鋼、王念孫等人均任編修要職。另配繕寫人員達四千餘人……,可謂人才濟濟,盛時興文之壯觀。歷時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編寫完畢,庋藏於文淵閣。後其它六閣全書相繼完成。

四庫七閣名之緣起

早在《四庫全書》開始纂修時,乾隆就決定建立宮廷藏書樓閣“籍資乙覽”,這一思想在其《文淵閣記》中表達的十分明確:“‘凡事預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一至二)此後,北四閣先後建成。又“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高宗決定再續寫三部藏於江南三閣。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諭:“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以資藏庋。現在繕寫頭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內按期蕆事,所以嘉惠藝林,垂示萬世,典至鉅也。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其間力學好古之士,願讀中秘書者,自不乏人。茲《四庫全書》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如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四庫館再繕《全書》三分,安貯各該處,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集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5]

“天一閣”與四庫七閣之緣

古之藏書,十分困難,不僅怕兵荒馬亂、天災人禍,更恐“俱之灰燼”。正如清代康熙年間大學問家黃宗羲所說:“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6]這是黃宗羲在其《天一閣藏書記》中對天一閣藏書發出的由衷地讚嘆。清嘉慶有名的學者阮元在其《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中也贊其曰:“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為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7]
乾隆因“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間修建的“天一閣”藏書樓,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藏書不霉爛、不蟲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於是即命仿范氏之“天一閣”豫構四閣為將來庋貯之用。如乾隆《文源閣記》所述:“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並派專人赴天一閣,了解構建情況。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諭:“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①,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井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井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9]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後“即行覆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①為垣。前後檐,上下俱設窗門。其樑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10]於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內廷四閣,及江南三閣。從此,“天一生水”之義與七閣的命名結下了不解之緣。

四庫七閣仿“天一閣”之建設

七閣的建設,因地點、環境及各種因素條件的不同,分別進行了新建、改建和擴建等工程的實施,相繼完成,但均仿“天一閣”構建之制。
首先蕆工者,則為熱河避署山莊之文津閣及圓明園之文源閣。《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三十三,頁三十三)《月台詩》曰:“天一取閣式,文津實先構。”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閣之制,先於避署山莊構文津閣,次乃構文源閣於此。”
文津閣位於承德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動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閣位於京郊圓明園,乾隆三十九年進行改建,在圓明園北部原有建築“四達亭”的基礎上“略為增葺為文源閣”(《高宗御製詩五集:題文源閣詩》),次年繼文津閣之後建成,為北四閣中建成之第二閣;文淵閣建於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內文華殿後,閣名沿襲明代文淵閣之稱,藏貯著四庫館完成的第一部《四庫全書》;文溯閣在北四閣中建造最晚,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動工,次年竣工。它位於盛京(瀋陽)故宮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淵、文溯四閣俱在禁地,為內廷四閣,亦稱北四閣。所有閣式,均仿范氏天一閣之制為之。《高宗御製詩五集:趣亭》(卷四十,頁三十)曰:“書樓四庫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縣范氏藏書之所,名‘天一閣’,閣凡六楹,蓋義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其式可法,是以創建淵、源、津、溯四閣,悉仿其制為之”。
江浙三閣,文宗、文匯、文瀾三閣,亦仿范氏“天一閣”之式為之。只是文宗、文匯因先御賜《古今圖書集成》送藏,故預構建於先,而文瀾閣則在續繕三分《四庫全書》之後,始為建築。三閣皆於江南,故亦稱南三閣。《續金山志》云:“文宗閣在行宮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11]文匯閣建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四,頁十九)《文匯閣疊庚子韻》:“天寧別館書樓聳,向已圖書貯大成,”注云:“此閣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范氏‘天一閣’之式為之。”文瀾閣始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於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蘭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諭:“杭州聖因寺後之玉蘭堂,著交陳輝祖(浙江巡撫)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瀾閣,並安設書格備用。伊齡阿(兩淮鹽政)、盛住於文淵等閣書格式樣,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辦。”(《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冊,頁85。)《杭州府志:西湖圖說》亦云:“近復於行宮之左建閣,儲藏《四庫全書》,賜名文瀾;東壁光昭與西泠淵映,永資津逮於靡涯矣。”(邵晉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頁四十四)又《題文瀾閣詩》末聯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瀾乃得雙”(《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六,頁四)。至此,南三閣規“天一”之跡顯然。

四庫七閣的命名

如上所述,七閣均仿范氏“天一閣”之式,緣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為藏書久遠,乾隆不僅仿其式,並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護四庫藏書“以垂久遠”。於是,“水”便成了七閣命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難發現,七閣的名字:文淵閣、文津閣、文源閣、文溯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有一個共同特徵,即都是三個字,並前後兩字全一樣,首字為“文”,末字為“閣”,只有中間一字不相同,但都帶有“水”旁(文宗閣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華的文化與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庫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間帶“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則意模範范氏藏書樓“天一生水”期厭火災之術,以保護藏書。至於文宗閣,一說可以寫成“文淙閣”;一說因為鎮江一地歷來水患,該閣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臨大江,如再加“水”反而會遭成“水災”了;又一說“宗”字本身就帶有水意,“雖鎮江文宗,外似獨異,而細籀其涵誼,則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12]總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這些解字之說,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釋卻讓人頓開茅塞,入木三分。僅就內庭四閣為例,可見乾隆釋名之內涵。他釋“文”之義,以文喻水,將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閣記》中這樣寫道:“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逕庭也夫。”(《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閣記》中,對“文”的內涵又進行了闡發:“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文之義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數典天一之閣”,從“水”而立義,“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閣書永存,實求“文”之永存。

四庫七閣的釋名

對於北四閣的命名,乾隆還有專門的解說如:“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謂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②史、鏡己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製文二集·文淵閣》卷十三,頁一至二)因此,雖“文淵閣”一名是明代的產物,但因“名實適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華殿居其前”,此乃講經之所,這樣“於以枕經@②史、鏡己牖民”,“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對文津閣也有一段特寫:“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麗乎天,龍門之名標乎地,是知津為要也。而劉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者,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製文二集·文津閣記》卷十三,頁三至四)“津”之奧妙,解釋的如此盡善盡美,天衣無縫。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閣記》里對北四閣的命名給予了總結:“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海源也,眾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泄,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可見乾隆對七閣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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