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泛神論者》最初發表於1920年1月5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後收入《女神》（1921）。《女神》在中國新詩史上的影響巨大，自不待言，以至於聞一多先生說：“若論新詩，郭沫若的詩才配稱新詩呢”（《女神之時代精神》）。
郭沫若一生的思想前後有很大的變化，早期則十分駁雜：“郭氏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政治思想的薰陶，受到了斯賓諾莎、尼采、泰戈爾、達爾文、克羅齊、歌德、惠特曼、列寧等人著作的影響，形成了以泛神論和革命民主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陸耀東《中國新詩史》第一卷，229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朱自清先生也曾說郭氏的詩中“有兩樣東西，都是傳統里沒有的：——不但詩里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無論是陸耀東先生說的“泛神論和革命民主主義”，還是朱先生說的“泛神論”和“動的反抗的精神”在《三個泛神論者》這首詩里都有充分的表現。
基本介紹
作品信息,作品原文,作品賞析,作者簡介,
作品信息
名稱：《三個泛神論者》
作品原文
三個泛神論者
一
我愛我國的莊子，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
二
我愛荷蘭的Spinoza，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
三
我愛印度的Kabir，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編魚網吃飯的人。
作品賞析
泛神論（Pantheism），在東、西方都有古老的傳統，東方以印度思想為代表，西方以古希臘思想為代表，派別極多，難以一一述及。它們的共同性在於，認為宇宙（或自然）、萬物（表相），與惟一的神（本體）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觀念，如謂神即自然、神即絕對精神、神即理性等等。泛神論在十六、十七世紀有廣泛的影響，《三個泛神論者》所列舉的印度詩人Kabir（加皮爾，1440-1518）、荷蘭哲學家Spinoza（斯賓諾莎，1632-1677）皆為泛神論者，尤其斯賓諾莎是近代泛神論思想的代表人物，影響巨大。至於我國的莊子是否可稱為泛神論者？還有可探討之處，老莊之言“道”，似乎並不同於西方和印度的“神”，“道”更傾向於“自然”本身。中國人自然崇拜的傾向是有的，但“自然崇拜”是否就意謂著將“自然”視為“神”則不一定，最起碼也跟其它文化中的“神”的觀念是有很大不同的。當然這不是探討的主要問題。由於“泛神論”之“神”不是凌架於世界之上，而是存在於世界之內，它對於反對中世紀正統神學曾起過積極作用，因而有利於現代民主思想。比如，斯賓諾莎就曾因為與正統神學思想的衝突，而於1656年7月被猶太人公會永遠革除教籍，搬到阿姆斯特丹南邊的一個村莊裡，靠磨製光學鏡片維持生活。青年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受其影響，勢為必然，因為浪漫主義表現自我、崇尚自然的思想與泛神論有內在的一致性。但是，對郭沫若來說，“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其中，更多的不是對“神”的敬服，而是神化的“自我”。
泛神論也好、民主思想也好、反抗精神也罷，出現在郭氏詩中都可說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影響所致，並不為大家所驚奇。驚奇的是這首詩的藝術表現方式，它的純粹的口語和民間性。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中國詩歌爆發了一場“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大爭論。在這個背景下來看郭氏的作品，忽然感覺到時光並沒有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樣快速地流逝，遑論所謂時代的“進步”。“靠打草鞋吃飯的人”、“靠磨鏡片吃飯的人”、“靠編魚網吃飯的人”：還有比這更口語化的詩嗎？而且它是這么的自然，比今天的許多口語詩更像口語；還有比這更具有民間精神的詩嗎？詩人列舉的三位哲學家或詩人，用今天的話說都是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但他們都不介意用自己勞動的雙手來獲得生存的權利，所以詩人用一個最樸素的“愛”字來表達自己的敬意。
詩人這種藝術上的選擇，又是跟他的泛神論思想有關的，後者正是其藝術的根柢。而這也是整本《女神》的最迷人之處。
作者簡介
郭沫若，男，漢族，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社會活動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開貞，四川樂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後接受斯賓諾沙、泰戈爾、惠特曼等人思想，決心棄醫從文。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積極從事新文學運動。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詩集《女神》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充分反映了“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開一代詩風，是當代最優秀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1923年後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清黨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1928年2月因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流亡日本，埋頭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學術著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46年後，站在民主運動前列，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界的革命旗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歷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58年5月，為了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加速培養國防建設和尖端科學技術方面急需的專門人才，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聯合部分著名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由中國科學院創辦一所新型大學的建議。建議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批准。同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北京正式成立，國務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長。此後，郭沫若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長達20年，顯示出淵博的知識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領導下，科學院貫徹“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辦校方針，實施科研與教育一體化政策，充分發揮科學院各研究所師資力量雄厚、科研設備優良的優勢，全力支持科大建設；確立了教學與科研、科學與技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辦學原則，倡導了“勤奮學習，紅專並進，理實交融”的優良校風，建立了培養新興、邊緣、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體制，形成了開明開放、兼容不同學派的民主學術氛圍，這些都在中國科大以後的辦學實踐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學校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科大於建校30周年之際，在東區校園樹立郭沫若銅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