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亂世能臣”陳公博
-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
- 頁數：377頁
- 開本：16
- 品牌：團結出版社
- 作者：石源華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02144426, 978780214442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亂世能臣"陳公博》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陳公博為中國現代史上的傳奇人物，在大動盪、大變化的時代中，介入政治之早，經歷變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政治影響之廣，最終結局之慘，實令人驚奇。
作者簡介
石源華，江蘇無錫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中華民國史、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史、韓國獨立運動史、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等。著有：《中華民國外交史》、《近代中國周邊外交史論》、《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中國共產黨與韓國獨立運動關係紀事》、《韓國反日獨立運動史論》、《金若山將軍傳》、《中韓文化協會研究》、《“亂世能臣”陳公博》、《汪政權十漢奸》（合著）、《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合著）、《汪偽政權全史》（合著）、《國共合作史話》（合著）等。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歷經磨難的童年
一、將門之後
二、種下反清思想
三、參加乳源造反
四、死囚家屬
第二章 從廣東法專到北京大學
一、父親的囑咐
二、三年“法專”學習
三、“五四”運動的旁觀者
四、“廢督”宏論
第三章 廣東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
一、創辦《廣東群報》
二、建立廣州共產主義小組
三、出席中共“一大”
第四章 美國“哥大”經濟學碩士
一、赴美留學問題爭執
二、與廖仲愷不告而別
三、 《共產主義在中國》評析
四、艱難的留學生活
第五章 國民黨“左派"的中堅
一、出任國民黨中央書記長
二、躋身“左派”領袖行列
三、處在“夾攻”之中
四、“三二0”事變之謎
第六章 武漢政府的驍將
一、“心在幽燕汴洛間”
二、主持鄂贛戰時政務
三、從“袒蔣”到“擁汪”
四、策劃武漢“分共”
第七章 國民黨“法統”專家
一、高舉“法統”旗幟
二、策動粵省內爭
三、鎮壓中共廣州起義
第八章 反蔣運動的先鋒
一、創辦《革命評論》
二、建立“改組同志會”
三、策動“護黨救國運動”
四、參與籌劃“擴大會議”
第九章 投身蔣汪合作的行列
一、從“反蔣”到“聯蔣”
二、“酒杯澆盡牢愁在”
三、實業部四年從政
四、隨汪退進
五、赴歐專使
第十章 加盟汪偽“和平運動”
一、一念之差
二、在港“苦笑”
三、陳公博須賀會談
四、汪偽政府二號人物
五、上海“市長”任內
六、推行“戰時新體制”
第十一章 出任汪政府元首
一、“代主席”的新路線
二、在日蔣間“謀和”
三、向重慶當局“輸誠”
第十二章 釘上歷史恥辱柱
一、亡命東瀛
二、匿身金閣寺
三、一笑飛回作“楚囚”
四、站在被告席上
五、斃命獅子口監獄
後記
一、將門之後
二、種下反清思想
三、參加乳源造反
四、死囚家屬
第二章 從廣東法專到北京大學
一、父親的囑咐
二、三年“法專”學習
三、“五四”運動的旁觀者
四、“廢督”宏論
第三章 廣東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
一、創辦《廣東群報》
二、建立廣州共產主義小組
三、出席中共“一大”
第四章 美國“哥大”經濟學碩士
一、赴美留學問題爭執
二、與廖仲愷不告而別
三、 《共產主義在中國》評析
四、艱難的留學生活
第五章 國民黨“左派"的中堅
一、出任國民黨中央書記長
二、躋身“左派”領袖行列
三、處在“夾攻”之中
四、“三二0”事變之謎
第六章 武漢政府的驍將
一、“心在幽燕汴洛間”
二、主持鄂贛戰時政務
三、從“袒蔣”到“擁汪”
四、策劃武漢“分共”
第七章 國民黨“法統”專家
一、高舉“法統”旗幟
二、策動粵省內爭
三、鎮壓中共廣州起義
第八章 反蔣運動的先鋒
一、創辦《革命評論》
二、建立“改組同志會”
三、策動“護黨救國運動”
四、參與籌劃“擴大會議”
第九章 投身蔣汪合作的行列
一、從“反蔣”到“聯蔣”
二、“酒杯澆盡牢愁在”
三、實業部四年從政
四、隨汪退進
五、赴歐專使
第十章 加盟汪偽“和平運動”
一、一念之差
二、在港“苦笑”
三、陳公博須賀會談
四、汪偽政府二號人物
五、上海“市長”任內
六、推行“戰時新體制”
第十一章 出任汪政府元首
一、“代主席”的新路線
二、在日蔣間“謀和”
三、向重慶當局“輸誠”
第十二章 釘上歷史恥辱柱
一、亡命東瀛
二、匿身金閣寺
三、一笑飛回作“楚囚”
四、站在被告席上
五、斃命獅子口監獄
後記
文摘
第一章 歷經磨難的童年
一、將門之後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於廣州北門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紅掛彩，鞭炮鳴爆，洋溢著一片喜慶氣氛，一顆新生命在這天呱呱降臨人間。年屆60歲的廣西提督陳志美因晚年得子而興奮不已，為子起名“公博”。
陳家原籍福建上杭，後移至廣東北部山區乳源。從陳公博的祖父開始舉家遷居廣州。陳志美早年從軍，是清朝軍隊的一名武官，據陳公博自述，其父因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而官至廣西提督。1897年解職後，閒居廣州，繼續享受清朝俸祿，並保留官職稱謂。這是一個榮華富貴的官宦之家，陳公博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陳公博由於是晚生和獨子的關係，自幼受到父親的鐘愛和放縱。因此，他幼年的學習生活也與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陳公博自6歲起便醉心於各種舊小說，如《薛仁貴征東征西》、《楊文廣平南平北》、《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等。他的這種興趣來自於去露天書場聽“講古”。那時，在廣州禹山關帝廟前的空地上設有好幾個書場，由說書先生講說《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舊小說。這種地方是社會上三教九流匯聚之處，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會被允許去的。但是，陳公博卻每天下午都能徵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聽說書。這種書場採用燒香的辦法計時收費，每燒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納5個銅錢，或1個銅板。說書先生為著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調，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長而又長，以吊眾人的胃口。陳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親買來小說自己讀。很多字認不得，太繁難的便請教人，可以以意為之的便自己亂讀。陳志美迷信開卷有益，認為小孩子不妨讓他多知點東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鏡和反省的機會。他不僅同意讓陳公博隨意閱讀各種舊小說，而且還提些問題進行考問，諸如“《三國演義》內用兩個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諸葛孔明在演義內騎過多少次馬？”鼓勵陳公博在閱讀小說上用功；他甚至不理會陳公博閱讀被列為壞小說的《金瓶梅》、《品花寶鑑》等禁書。陳公博成年後回憶說：“有時他瞥見我看小說，本來想問我看什麼書，倘若他疑似我看壞書的話，就藉故揚長地走開，裝作不見。”“不過這是不是一個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讓別人去批評，可是對於我的本身，的確是曾實受其益的。”大量舊小說的閱讀對於陳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響。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說些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說。對於四書五經的學習，似乎沒有在陳公博的心靈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對傳統的教學方法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這六年之中，說也可憐，教師把四書五經全灌入我的腦子了，每天趕到教館，都一一抽背，熟是爛熟，可是對於解釋，我一點也不懂，就有疑問，當著從前老師的威嚴，也不敢問，有時恭而敬之的請教，每每得不到滿意的答覆。還有更苦的，九歲的下半年，就得背廣東出版的古賦首選，這本選賦寥寥只有兩篇，一篇是屈原的《離騷》，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賦》。背是背得出，就等於和尚念經，只求字句不錯，至於內容，莫明其妙。小心房裡全塞滿苦悶，老師最後把他治學的方法拿出來，他說：“讀書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讀熟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老師既叫學生去偷，那我們就不能不往書上做小竊。而且後來讀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有一句“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罷，陶先生這樣說，老師那樣教，一定不會錯的，自是每遇作文，都盡力往內東扯西拉。結果好些文章都得了無數的密圈，很好的評語，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來考我的話，我連蘇東坡的“想當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陳公博對於舊小說依然情有獨鐘，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說。為了證實小說里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先是讀通鑑輯覽》和《易知錄》，隨後嫌綱鑑紀事過於簡單，便去翻讀二十四史。在閱讀順序上，也是跟著閱讀小說的需要走。為了印證《三國演義》，首先去讀《三國志》；為了印證《前後漢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接著讀《漢書》、《後漢書》、《唐書》、《宋史》等，至於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則放至最後才讀。由於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係，陳公博又去翻地圖，讀《郡國利病論》等著作。由於歷史書籍中每多引證經書，促使陳公博重新翻閱經書，為的是進一步求真索本。他說：“對於四書，我最喜歡《大學》和《孟子》，對於趙晉所謂以半部《淪語》治天下，我慚愧沒有領悟到。至於五經，我最喜歡《春秋》，這或者有關歷史的緣故，其餘《詩》、《書》、《易》、《禮》，我不敢說有什麼見解，或者他識我的程度，比我識他的程度高得多。”
二、種下反清思想
作為軍門之後，陳公博除了每日讀書以外，家中還雇有兩位拳師專門教習棍棒拳劍。幼年的陳公博身體雖然瘦弱，卻頑皮異常，自恃著會些一知半解的拳術，常常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架鬥毆，這自然也是家長寵愛的結果。陳家居住的廣州北門正是八旗官兵駐防之地。晚清的八旗已完全腐敗，成為社會的蛀蟲。那班八旗子弟飽食終日，都好跑馬射箭，搬瓦弄石，依恃著世襲的地位和父輩的權勢，常常惹是生非，跋扈街里，好鬥氣盛的陳公博終於和他們發生了衝突。每年的農曆七月十五日，廣州的佛教徒都要在北門舉行盂蘭盆會，為追念祖先而誦經施食，各方人士會集北門，念佛的、做生意的、表演雜耍的、逛街遊玩的，應有盡有，場面十分熱鬧。這一年一度的盛會深深吸引著充滿好奇心的陳公博，但是，他的母親卻擔心好打抱不平的陳公博會與滿街橫衝直撞的八旗子弟發生鬥毆，禁止他出門，以免惹是生非。一次，到了晚上9A，陳公博終於趁大人不注意之時，偷偷跑了出去。不料，正好遇上一夥八旗子弟。他們見陳公博孤零可欺，十幾二十個孩子一哄而上，叫嚷著要打他。陳公博又氣又急，決心試試身手。他迎面而上，一點不甘示弱，雙方一接手，就打傷了四個八旗孩子，由此闖下大禍。當他殺出重圍回家之後，八旗子弟的家長們立刻擁向陳家門首，氣勢洶洶興師問罪。儘管陳公博並不輸理，但曾經身為清朝高官的陳志美還是不得不出來面對八旗的這些烏合之眾，忍聲吞氣地“賠了許多好話，並且答應養傷，才告無事”。為此，陳家的兩位拳師受到嚴厲申斥，並且剝奪了陳公博玩弄棍棒的權利，規定無事不許出門，就是有事出門，也派一個人跟著，此事給幼小的陳公博以很深的刺激。事後，他回憶說“從此以後我便深深種下了反對旗滿的思想”。
陳公博出生和生長的時代，正是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代。位於中國最南部的廣東瀕臨南海，最早領受鴉片戰爭等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最早被迫對外開放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同時也最早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早出現一批又一批企圖引進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國的“先進的中國人”。從最早的中國留美學生容閎到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中國“航空之父”馮如，從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到變法維新運動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啓超，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都出生在廣東。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促成了陳志美思想的轉變，也使陳公博自小就領受到反清思想的薰陶。
陳志美雖曾位居清朝高官，卻在早年從軍時就加入過秘密會黨“三合會”，隱藏有“反清復漢”的思想；後來在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戰爭中，親眼目睹清王朝統治者及其軍隊的腐敗和不堪一擊，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造反念頭，他退職時從廣西帶回了相當一批舊部，分散在廣東北江地區的連山、英德、清遠一帶，成為這一地區會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日後起事的基本力量；自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簽署後，他眼看著帝國主義步步侵人中國，主權盡失，山河破散，心中更是充滿悲憤。他開始“天天罵洋人，罵李鴻章，罵皇太后”。他常常在飯桌上對著家人大發傷時憂國的調論，他痛罵西太后，說西太后為了個人的享樂，竟在國家艱難之時，將編練海軍的軍費，大興土木，建築供她遊玩的頤和園，並認為歷朝之亡都在婦人，說“唐代的武則天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西太后實在罪浮於武則天。”這種“婦人亡國論”雖是一種陳腐的封建士大夫偏見，卻反映了陳志美對於西太后的切齒痛恨。陳志美也深惡李鴻章，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中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最為嚴重的，中國由此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割讓台灣及澎湖島給日本，向日本及列強各國賠款分別為2億3千萬兩和4億千萬兩白銀，拱手交出了從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12個戰略要地的駐兵權，並同意列強各國在北京開設“國中之國”使館區等等，他說凡是外交都派了李鴻章，而外國人也特別喜歡李鴻章，凡是外國人歡喜的人，必不利於中國。他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對外交涉的一連串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皇帝不是中國人。因此，他革命的目的是：讓“中國人做中國皇帝”。顯然，陳志美並不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在反清革命中他只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反滿派。但陳志美對於清朝政府的態度，卻直接影響了陳公博，使他雖然出生在富貴的官宦之家，卻並未成為沒落的清王朝的衛道者。
隨著陳公博年歲的增長，作為廣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廣州已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這裡頻頻舉行反清起義，不僅震撼著清王朝的統治，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促進了人們思想的分化。1900年10月，孫中山發動了廣東東部的惠州反清武裝起義，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史堅如為配合這次起義，在廣州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他將炸藥埋在廣東撫台衙門後院的地道里，但爆炸時僅將撫台衙門的後牆炸塌了，史堅如本人不幸被捕，英勇就義。這是陳公博“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爆炸聲”，對於陳家及陳公博心弦的震動是顯而易見的，陳公博說：
沒有多久，這次炸案是破獲了，主謀是史堅如，史先生是斬了。史先生被殺，父親沒有去看，只聽聞許多關於史先生的謠言，有一次我正放學回家，聽見父親和一個朋友正在書房辯論著。那位朋友說史堅如的死是可惜的，但是他生有死相，因為他是一個白面書生，皮膚很白，但自頸以下，皮膚全是黑色，所以命中注定要斬首。父親大怒說這完全是廢話，是謠言，史先生死得轟轟烈烈，我們不應在他死後還來這樣無稽的污衊。
事實上，陳志美不僅在思想上同情、讚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反清革命壯舉，而且在行動上開始疏遠朝廷命官和一般的武官朋友，而和所謂的“新人”結交，其中關係特別親密的是乳源同鄉、革命黨人傅佐高。傅佐高是一位前清秀才，信奉基督教，但他從不與陳志美談教義，兩人專門暢談世界大勢。求知心切的陳公博從兩人的談論中，得以知道世界的粗淺知識，知道外國的海陸軍，更知道中國不過占世界地圖的一部分，而尤其奇怪地知道中國皇帝是外國人，他說：“這一點最使小孩子不能服氣，而旦夕去讀《朱洪武演義》，因為佩服朱洪武能夠將外國皇帝趕走而自己做皇帝。”正是在傅佐高的影響下，陳志美幾次前往香港，廣與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接觸，終於決定走上毀家舉義、背叛清廷的道路。
1903年，陳志美、傅佐高在香港革命黨人支持下，決定以秘密會黨為主力，除夕之日在廣州雙門底舉行反清起義，推舉陳志美為軍事領袖。為了準備這次起義，陳志美以為夫人過生日為名義，購進不少“禮物”，實際上卻是供起義時用的幾十箱牛肉罐頭、餅乾，作為起義標記用的幾十箱便帽，以及起義時剪辮子用的十幾箱剪刀等。其具體計畫是：趁除夕之日，萬人涌集雙門底之時起事，拿剪刀先把人家的辮子剪去，脅迫被剪的人加人為同黨，因為剪辮是革命的符號，這種做法的幼稚與不足成事是顯而易見的。年僅12歲的陳公博從家中的神秘氣氛中感覺到將有大事發生，雖始終不敢過問，心裡卻在想“是不是《水滸傳》內的大名城，心中只是盼新年的來臨，也沒有感覺危險，更沒有什麼恐懼。”然而到了起事前的第二天傍晚，傅佐高臉色灰白，氣急敗壞地闖入陳家報告：事情已經敗露，已有數人被捕，存放軍火和其他軍用品的芳村教堂已遭清軍搜查，起義計畫完全遭到破壞。陳志美立即督著家人把十幾箱剪刀推落在後院的井中，其他的餅乾、牛肉罐頭、便幅帽原封不動放入儲藏室。陳公博的母親帶著懷疑的眼光問：“這樣便穩當了嗎？”陳志美笑笑說：“我以為也將就了，憑我這塊提督的頭銜，諒他們也不敢搜我家。倘若真來，那只有聽天由命。”幸而搬入陳家的東西都由傅佐高一人經手，傅氏逃避香港，陳家之事便未被發覺，這場流產的起義就此終結。
一、將門之後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於廣州北門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紅掛彩，鞭炮鳴爆，洋溢著一片喜慶氣氛，一顆新生命在這天呱呱降臨人間。年屆60歲的廣西提督陳志美因晚年得子而興奮不已，為子起名“公博”。
陳家原籍福建上杭，後移至廣東北部山區乳源。從陳公博的祖父開始舉家遷居廣州。陳志美早年從軍，是清朝軍隊的一名武官，據陳公博自述，其父因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而官至廣西提督。1897年解職後，閒居廣州，繼續享受清朝俸祿，並保留官職稱謂。這是一個榮華富貴的官宦之家，陳公博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陳公博由於是晚生和獨子的關係，自幼受到父親的鐘愛和放縱。因此，他幼年的學習生活也與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陳公博自6歲起便醉心於各種舊小說，如《薛仁貴征東征西》、《楊文廣平南平北》、《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等。他的這種興趣來自於去露天書場聽“講古”。那時，在廣州禹山關帝廟前的空地上設有好幾個書場，由說書先生講說《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舊小說。這種地方是社會上三教九流匯聚之處，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會被允許去的。但是，陳公博卻每天下午都能徵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聽說書。這種書場採用燒香的辦法計時收費，每燒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納5個銅錢，或1個銅板。說書先生為著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調，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長而又長，以吊眾人的胃口。陳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親買來小說自己讀。很多字認不得，太繁難的便請教人，可以以意為之的便自己亂讀。陳志美迷信開卷有益，認為小孩子不妨讓他多知點東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鏡和反省的機會。他不僅同意讓陳公博隨意閱讀各種舊小說，而且還提些問題進行考問，諸如“《三國演義》內用兩個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諸葛孔明在演義內騎過多少次馬？”鼓勵陳公博在閱讀小說上用功；他甚至不理會陳公博閱讀被列為壞小說的《金瓶梅》、《品花寶鑑》等禁書。陳公博成年後回憶說：“有時他瞥見我看小說，本來想問我看什麼書，倘若他疑似我看壞書的話，就藉故揚長地走開，裝作不見。”“不過這是不是一個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讓別人去批評，可是對於我的本身，的確是曾實受其益的。”大量舊小說的閱讀對於陳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響。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說些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說。對於四書五經的學習，似乎沒有在陳公博的心靈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對傳統的教學方法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這六年之中，說也可憐，教師把四書五經全灌入我的腦子了，每天趕到教館，都一一抽背，熟是爛熟，可是對於解釋，我一點也不懂，就有疑問，當著從前老師的威嚴，也不敢問，有時恭而敬之的請教，每每得不到滿意的答覆。還有更苦的，九歲的下半年，就得背廣東出版的古賦首選，這本選賦寥寥只有兩篇，一篇是屈原的《離騷》，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賦》。背是背得出，就等於和尚念經，只求字句不錯，至於內容，莫明其妙。小心房裡全塞滿苦悶，老師最後把他治學的方法拿出來，他說：“讀書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讀熟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老師既叫學生去偷，那我們就不能不往書上做小竊。而且後來讀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有一句“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罷，陶先生這樣說，老師那樣教，一定不會錯的，自是每遇作文，都盡力往內東扯西拉。結果好些文章都得了無數的密圈，很好的評語，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來考我的話，我連蘇東坡的“想當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陳公博對於舊小說依然情有獨鐘，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說。為了證實小說里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先是讀通鑑輯覽》和《易知錄》，隨後嫌綱鑑紀事過於簡單，便去翻讀二十四史。在閱讀順序上，也是跟著閱讀小說的需要走。為了印證《三國演義》，首先去讀《三國志》；為了印證《前後漢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接著讀《漢書》、《後漢書》、《唐書》、《宋史》等，至於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則放至最後才讀。由於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係，陳公博又去翻地圖，讀《郡國利病論》等著作。由於歷史書籍中每多引證經書，促使陳公博重新翻閱經書，為的是進一步求真索本。他說：“對於四書，我最喜歡《大學》和《孟子》，對於趙晉所謂以半部《淪語》治天下，我慚愧沒有領悟到。至於五經，我最喜歡《春秋》，這或者有關歷史的緣故，其餘《詩》、《書》、《易》、《禮》，我不敢說有什麼見解，或者他識我的程度，比我識他的程度高得多。”
二、種下反清思想
作為軍門之後，陳公博除了每日讀書以外，家中還雇有兩位拳師專門教習棍棒拳劍。幼年的陳公博身體雖然瘦弱，卻頑皮異常，自恃著會些一知半解的拳術，常常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架鬥毆，這自然也是家長寵愛的結果。陳家居住的廣州北門正是八旗官兵駐防之地。晚清的八旗已完全腐敗，成為社會的蛀蟲。那班八旗子弟飽食終日，都好跑馬射箭，搬瓦弄石，依恃著世襲的地位和父輩的權勢，常常惹是生非，跋扈街里，好鬥氣盛的陳公博終於和他們發生了衝突。每年的農曆七月十五日，廣州的佛教徒都要在北門舉行盂蘭盆會，為追念祖先而誦經施食，各方人士會集北門，念佛的、做生意的、表演雜耍的、逛街遊玩的，應有盡有，場面十分熱鬧。這一年一度的盛會深深吸引著充滿好奇心的陳公博，但是，他的母親卻擔心好打抱不平的陳公博會與滿街橫衝直撞的八旗子弟發生鬥毆，禁止他出門，以免惹是生非。一次，到了晚上9A，陳公博終於趁大人不注意之時，偷偷跑了出去。不料，正好遇上一夥八旗子弟。他們見陳公博孤零可欺，十幾二十個孩子一哄而上，叫嚷著要打他。陳公博又氣又急，決心試試身手。他迎面而上，一點不甘示弱，雙方一接手，就打傷了四個八旗孩子，由此闖下大禍。當他殺出重圍回家之後，八旗子弟的家長們立刻擁向陳家門首，氣勢洶洶興師問罪。儘管陳公博並不輸理，但曾經身為清朝高官的陳志美還是不得不出來面對八旗的這些烏合之眾，忍聲吞氣地“賠了許多好話，並且答應養傷，才告無事”。為此，陳家的兩位拳師受到嚴厲申斥，並且剝奪了陳公博玩弄棍棒的權利，規定無事不許出門，就是有事出門，也派一個人跟著，此事給幼小的陳公博以很深的刺激。事後，他回憶說“從此以後我便深深種下了反對旗滿的思想”。
陳公博出生和生長的時代，正是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代。位於中國最南部的廣東瀕臨南海，最早領受鴉片戰爭等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最早被迫對外開放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同時也最早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早出現一批又一批企圖引進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國的“先進的中國人”。從最早的中國留美學生容閎到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中國“航空之父”馮如，從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到變法維新運動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啓超，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都出生在廣東。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促成了陳志美思想的轉變，也使陳公博自小就領受到反清思想的薰陶。
陳志美雖曾位居清朝高官，卻在早年從軍時就加入過秘密會黨“三合會”，隱藏有“反清復漢”的思想；後來在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戰爭中，親眼目睹清王朝統治者及其軍隊的腐敗和不堪一擊，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造反念頭，他退職時從廣西帶回了相當一批舊部，分散在廣東北江地區的連山、英德、清遠一帶，成為這一地區會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日後起事的基本力量；自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簽署後，他眼看著帝國主義步步侵人中國，主權盡失，山河破散，心中更是充滿悲憤。他開始“天天罵洋人，罵李鴻章，罵皇太后”。他常常在飯桌上對著家人大發傷時憂國的調論，他痛罵西太后，說西太后為了個人的享樂，竟在國家艱難之時，將編練海軍的軍費，大興土木，建築供她遊玩的頤和園，並認為歷朝之亡都在婦人，說“唐代的武則天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西太后實在罪浮於武則天。”這種“婦人亡國論”雖是一種陳腐的封建士大夫偏見，卻反映了陳志美對於西太后的切齒痛恨。陳志美也深惡李鴻章，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中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最為嚴重的，中國由此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割讓台灣及澎湖島給日本，向日本及列強各國賠款分別為2億3千萬兩和4億千萬兩白銀，拱手交出了從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12個戰略要地的駐兵權，並同意列強各國在北京開設“國中之國”使館區等等，他說凡是外交都派了李鴻章，而外國人也特別喜歡李鴻章，凡是外國人歡喜的人，必不利於中國。他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對外交涉的一連串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皇帝不是中國人。因此，他革命的目的是：讓“中國人做中國皇帝”。顯然，陳志美並不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在反清革命中他只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反滿派。但陳志美對於清朝政府的態度，卻直接影響了陳公博，使他雖然出生在富貴的官宦之家，卻並未成為沒落的清王朝的衛道者。
隨著陳公博年歲的增長，作為廣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廣州已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這裡頻頻舉行反清起義，不僅震撼著清王朝的統治，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促進了人們思想的分化。1900年10月，孫中山發動了廣東東部的惠州反清武裝起義，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史堅如為配合這次起義，在廣州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他將炸藥埋在廣東撫台衙門後院的地道里，但爆炸時僅將撫台衙門的後牆炸塌了，史堅如本人不幸被捕，英勇就義。這是陳公博“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爆炸聲”，對於陳家及陳公博心弦的震動是顯而易見的，陳公博說：
沒有多久，這次炸案是破獲了，主謀是史堅如，史先生是斬了。史先生被殺，父親沒有去看，只聽聞許多關於史先生的謠言，有一次我正放學回家，聽見父親和一個朋友正在書房辯論著。那位朋友說史堅如的死是可惜的，但是他生有死相，因為他是一個白面書生，皮膚很白，但自頸以下，皮膚全是黑色，所以命中注定要斬首。父親大怒說這完全是廢話，是謠言，史先生死得轟轟烈烈，我們不應在他死後還來這樣無稽的污衊。
事實上，陳志美不僅在思想上同情、讚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反清革命壯舉，而且在行動上開始疏遠朝廷命官和一般的武官朋友，而和所謂的“新人”結交，其中關係特別親密的是乳源同鄉、革命黨人傅佐高。傅佐高是一位前清秀才，信奉基督教，但他從不與陳志美談教義，兩人專門暢談世界大勢。求知心切的陳公博從兩人的談論中，得以知道世界的粗淺知識，知道外國的海陸軍，更知道中國不過占世界地圖的一部分，而尤其奇怪地知道中國皇帝是外國人，他說：“這一點最使小孩子不能服氣，而旦夕去讀《朱洪武演義》，因為佩服朱洪武能夠將外國皇帝趕走而自己做皇帝。”正是在傅佐高的影響下，陳志美幾次前往香港，廣與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接觸，終於決定走上毀家舉義、背叛清廷的道路。
1903年，陳志美、傅佐高在香港革命黨人支持下，決定以秘密會黨為主力，除夕之日在廣州雙門底舉行反清起義，推舉陳志美為軍事領袖。為了準備這次起義，陳志美以為夫人過生日為名義，購進不少“禮物”，實際上卻是供起義時用的幾十箱牛肉罐頭、餅乾，作為起義標記用的幾十箱便帽，以及起義時剪辮子用的十幾箱剪刀等。其具體計畫是：趁除夕之日，萬人涌集雙門底之時起事，拿剪刀先把人家的辮子剪去，脅迫被剪的人加人為同黨，因為剪辮是革命的符號，這種做法的幼稚與不足成事是顯而易見的。年僅12歲的陳公博從家中的神秘氣氛中感覺到將有大事發生，雖始終不敢過問，心裡卻在想“是不是《水滸傳》內的大名城，心中只是盼新年的來臨，也沒有感覺危險，更沒有什麼恐懼。”然而到了起事前的第二天傍晚，傅佐高臉色灰白，氣急敗壞地闖入陳家報告：事情已經敗露，已有數人被捕，存放軍火和其他軍用品的芳村教堂已遭清軍搜查，起義計畫完全遭到破壞。陳志美立即督著家人把十幾箱剪刀推落在後院的井中，其他的餅乾、牛肉罐頭、便幅帽原封不動放入儲藏室。陳公博的母親帶著懷疑的眼光問：“這樣便穩當了嗎？”陳志美笑笑說：“我以為也將就了，憑我這塊提督的頭銜，諒他們也不敢搜我家。倘若真來，那只有聽天由命。”幸而搬入陳家的東西都由傅佐高一人經手，傅氏逃避香港，陳家之事便未被發覺，這場流產的起義就此終結。
後記
光陰似箭，本人對於汪政府的關注和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那時我剛過“而立”之年，而今已經進入“花甲”之年了。80年代初，我和黃美真、姜義華教授合作撰寫了《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後來該課題成為我當時任教的復旦大學歷史系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的集體項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發表和出版了一批關於汪偽政府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06年12月，由余子道、曹振威、張雲和我共同撰寫的《汪偽政權全史》（上下卷）正式出版，標誌著該課題研究的基本完成，這些都是我撰寫《陳公博大傳》的學術背景。
80年代中期，我對陳公博研究發生興趣，開始是出於研究室的分工，繼而逐漸為這個具有特殊性格和多變經歷的人物所吸引，並在國內外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1986年，我在黃美真教授主編的《汪偽十漢奸》一書中發表了《陳公博》一文，首次全方位地勾畫陳公博錯綜複雜一生的輪廓，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1992年6月，我在日本東京頗有影響的《中國研究月報》發表了《論陳公博思想的發展與變化》，較為深刻地剖析了陳公博一生的思想演變脈絡，尤注重其內在思想矛盾的分析和評判，強調在近代中國大動盪、大變化的時代中，其介入政治之早，經歷變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參與程度之深、政治影響之廣、最終下場之慘，與同時代人相比都是頗具特色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在日本學術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以後在緊張繁忙的教學和研究王作之餘，我一直沒有放鬆對於陳公博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簡傳《陳公博這個人》。1999年，完成了《陳公博全傳》的寫作，由台北稻鄉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版。
80年代中期，我對陳公博研究發生興趣，開始是出於研究室的分工，繼而逐漸為這個具有特殊性格和多變經歷的人物所吸引，並在國內外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1986年，我在黃美真教授主編的《汪偽十漢奸》一書中發表了《陳公博》一文，首次全方位地勾畫陳公博錯綜複雜一生的輪廓，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1992年6月，我在日本東京頗有影響的《中國研究月報》發表了《論陳公博思想的發展與變化》，較為深刻地剖析了陳公博一生的思想演變脈絡，尤注重其內在思想矛盾的分析和評判，強調在近代中國大動盪、大變化的時代中，其介入政治之早，經歷變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參與程度之深、政治影響之廣、最終下場之慘，與同時代人相比都是頗具特色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在日本學術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以後在緊張繁忙的教學和研究王作之餘，我一直沒有放鬆對於陳公博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簡傳《陳公博這個人》。1999年，完成了《陳公博全傳》的寫作，由台北稻鄉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