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letter(character),由於黑體字筆劃整齊劃一,所以它只能是一種裝飾字型,而不是書法。黑體字在字架上吸收了宋體字結構嚴謹的優點,在筆畫的形狀上把橫畫加粗且把宋體字的聳肩角削平為等線狀,形成橫豎筆畫粗細一致,變宋體字的尖頭細尾和頭尾粗細不一的筆畫為方形筆畫。它模仿12世紀後出現的拉丁手寫體。黑體字的特點是:主要筆畫粗壯,帶有纖細筆觸,字形緊聚,不用弧線。這種字型在德國和奧地利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印經常用的字型之一,一般用於印刷、書面報告等比較正式的場合,多用於標題或標識重點。
黑體字是現代漢字型系中最重要的字型之一。尤其是隨著20 世紀末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普及,黑體字的價值得到了進一步體現,它簡潔的筆畫特徵與屏顯介質特性相符,從而成為了當今各種螢幕媒介中最有發展前景的字型。但是,關於這款字的專案研究,迄今為止尚付闕如,關於它的源起(產生的時間、地點、樣式)更是沒有準確答案。對這些問題的忽視使得黑體字設計及其套用變成缺少歷史參照的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嚴重製約著黑體字的發展。本研究旨在針對中國黑體字起源這個重要問題進行系統、詳盡的歷史梳理,為當代情境下黑體字的設計與套用提供基礎理論參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黑體字
- 外文名:black letter
- 優點:結構嚴謹
- 定義:沒有襯線的字型
內容
黑體字理論
漢字的黑體是在現代印刷術傳入東方後依據西文無襯線體中的黑體所創造的。由於漢字筆劃多,小字的黑體清晰度較差,所以一開始主要用於文章標題,但隨著制字技術的精進,已有許多適用於內文的黑體字型。
歷史
在一般文獻中,“黑體”往往指稱的都是活字印刷的黑體。《現代漢語詞典》對“黑體”的解釋是:排版、印刷上筆畫特別粗、撇捺等不尖的字型。[1]這個解釋描述了黑體字的兩個基本特徵:1. 筆畫粗;2. 筆畫連線埠方直。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筆畫粗”已經不再適用於描述黑體字了,因為從20 世紀80 年代起,細黑體開始大量出現並被套用到正文領域,改變了印刷黑體單一的品種結構,也使得原先的定義變得局限。
回顧中國近現代史,與中國黑體字的產生和發展有關的文獻記載非常少。現存的記載基本來源於兩類研究,一類是印刷史的研究,另一類是平面設計領域的字型設計研究。在有關近現代中國印刷史的文獻中,以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等著的《中華印刷通史》影響最大。書中近代篇的第十四章第二節提及:“1909 年,商務印書館創製二號楷書鉛字,並刻制方頭字和隸體等鉛字,從而打破了長期以來由宋體字獨據版面的局面。”這裡所說的“方頭字”正是黑體字。但是,在稍後的第十九章第一節中又認為黑體字是20 世紀30 年代摹仿日本漢字的一種印刷字型。顯而易見,兩條文獻在黑體字產生時間的認定上相互矛盾。關於商務印書館早期的字型創製活動,張秀民先生在《中國印刷史》中提到:“清末創辦的商務印書館,不斷改進技術,採用國外新機器新方法。過去美華書館只有七八號明朝字,而明體字方正呆板,無書法美感,習久生厭。商務乃創製楷書體,精美雅致,又有隸書體及方頭體等。”[2] 張志強先生在《商務印書館與現代印刷技術》一文中提到:“在字模方面,1909 年商務印書館聘請徐錫祥鐫刻了二號楷書鉛字字模,使我國的活字增加了新的字型。以後,商務印書館又聘請人刻制了少數隸書及黑體活字字模。”[3]除了以上文獻之外,關於黑體字產生的時間和原因還有其他聲音,認為中國黑體字的創製直接受西文影響。在1937 年的《藝文印刷月刊》中,汪乃昌先生曾發表《中外字型之檢討》一文,指出黑體字是“現在”由西方傳過來的一種體裁,為羅馬所發明。[4] 這一觀點得到很多當代學者的支持。曹振英先生認為黑體字是20 世紀30 年代仿造國外黑體字設計的一種字型;印刷史學者羅樹寶先生則認為黑體字出現於20 世紀40 年代,是吸收西方等線體活字風格而設計的。
雖然黑體字創製時間的文獻記載較為模糊,甚至存在較大分歧,但關於黑體字的出處,多個文獻都提到了商務印書館。那么,商務印書館最早的黑體字創製究竟是在什麼時間?這款黑體是否就是中國的第一款黑體字?這款字的字形以及使用情況如何?就這些問題,筆者查閱了1909 年前後清末至民國逾50 年間出版的3000 余種書籍雜誌及10 余種報紙,以求獲得確切的答案。資料調研以商務印書館及民國時期規模僅次於商務的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的出版物為重點。此外,筆者還按照年代順序選擇性查閱了同時期其他出版機構出版的書籍雜誌。在新聞報紙方面,則主要以清末至民國期間政治文化最為活躍,印刷技術最為先進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所出版的報刊為主要目標。調查結果簡要匯總如下:
圖1. 1910 年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
圖2.1911 年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圖3. 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清朝全史》
圖4. 1913 年群益書社出版的《社會經濟學》
圖5. 1885 年《申報》廣告中黑體美術字字樣
圖6. 1913 年的《申報》印刷黑體字(局部)
圖7. 20 世紀30 年代在《新聞報》的廣告
8. 1937 年的《京報》
9. 1917 年的《益世報》
圖10. 1925 年《益世報》正如文獻綜述中所述,多位學者將中國印刷黑體字的起源直接或間接地歸於西文無襯線體的影響。筆者卻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在近代漢字印刷技術革新的領域,最為活躍的是一批西方的傳教士(如馬禮遜、姜別利),他們直接參與到漢字活字的創製過程中,極大地推進了晚清印刷字型的技術發展。但是,他們是否有可能將無襯線體的特徵直接移植到漢字中呢?筆者以為傳教士創製漢字活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快捷優質的印刷品以傳播福音。對他們來說,字型的印刷技術是第一位的。而要將無襯線體的風格移植到漢字當中,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筆畫的特徵問題,同時還需要處理筆畫改變後所帶來的結構問題,這些繁複細緻的工作對於本土的專業人員而言尚有難度,對於西方傳教士來講則更加難以駕馭。從現有史料來看,無論是馬禮遜還是姜別利,他們創製活字形所使用的都是本土流通廣泛,美學形式已然成熟的宋體。(圖11姜別利1865 年漢字拼合活字樣本。(分別自《本と活字の歷史事典》與《中國印刷史》))因此,基本可以推斷西方傳教士與印刷黑體字的創製沒有關係。但是,應該肯定的是傳教士們從技術層面上改造和推進了漢字鉛字工藝,為印刷黑體字的產生做了技術上的準備。
圖11. 姜別利1865 年漢字拼合活字樣本。中國印刷黑體字源自日本哥特字型是學界存在的另一觀點,這也是獲得較多認同的一種觀點。在1981 年出版的《中國印刷年鑑》中有這樣的記載:從1869 年姜別利在日本向本木昌造傳授電鍍法生產漢字銅模之後,中日兩國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相互交流銅模和鉛字,日本向中國出口明朝體和黑體,中國向日本出口楷書體(日本叫“清朝體”)和仿宋體;當然兩國也自造進口的字種。20世紀50 年代的前期,《人民日報》用的宋體鉛字銅模,仍然是中國印刷物資公司通過渠道進口日本的。直到中日兩國分別實行了各自的簡化字方案,才結束了多年來兩國共用同一鉛字字型的局面。[9]
這段文獻佐證了一個史實即:中國曾經進口過日本的哥特體鉛字,並以此自創了黑體字。日本哥特字型以兩種最為著名:一為築地式,即築地活版所所制;一為秀英式,即秀英舍所制。哥特體最早出現的時間是明治十七年(1885 年),比商務印書館黑體字出現的時間(1910 年)早了20 多年。1908 年,神田印刷所在東京印刷的《中國經濟全書》在我國內發行,中間就有使用到哥特字。(圖12 1908 年神田印刷所(東京)印刷的《中國經濟全書》中使用的不同字號的黑體字。)由此可見,在商務創製黑體字之前,日本的哥特字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了。那么,商務最早的這款印刷黑體字是否有受到日本哥特體的影響呢?這個問題可以先從商務印書館與日本之間的緊密聯繫來分析。商務印書館創辦後不久所收購的修文書館正是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在上海的分支機構,其主要職能是承接中國的印刷業務,同時銷售築地活版製造所的活字及其他的材料。[10] 據文獻記載,修文印書館一度成為上海最大的印刷所,能印中、西、日文書籍,凡大小印機,銅模,鉛字切刀,材料,莫不完備。[11] 故商務印書館收
圖12. 1908 年神田印刷所《中國經濟全書》綜合來看,商務印書館與日本印刷界的交流,無論是從技術還是從設備上來看都是頻繁的,尤其與哥特體的重要廠家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之間的關聯更是直接。雖然從修文印書館接收的銅模中是否有哥特體已無從得知,但是,如此頻繁而緊密的交往關係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商務印書館的印刷黑體字受到過日本哥特體的影響。那么,商務印書館的印刷黑體字受日本哥特體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筆者從商務出版的書刊中提取了部分印刷黑體活字字樣,並將其與築地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的哥特體字樣進行比對(圖13 . 1909 年—1919 年黑體活字字樣(上排)與築地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哥特體字樣比較。),發現兩款字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首先體現在單字外形上,比如“第”字,商務版在外形上較方正,築地版則偏長。差異性也反映在字型的筆形特徵上,如:商務的“公”字筆形相對平穩,粗細變化也較小,而築地的“公”字筆形起伏較大,呈現出宋體字的一些痕跡。此外,兩款字在重心上也有所不同,比較兩款字中的“上”與“大”,不難發現商務字的橫畫比築地字的橫畫要低很多。商務印刷黑體字與1903 年日本秀英舍的哥特體字樣之間同樣也存在著不同之處,如:商務版的字樣重心偏低,而秀英舍的重心則偏高;另外,商務印刷黑體中“撇畫”與“捺畫”的結束部分處理得非常規整,如“公”、“版”等字,而秀英舍的字樣中類似筆畫的 “燕尾”痕跡則較為明顯。(圖14 . 1903 年秀英舍推出了粗哥特體活字樣本。( 自Vignette,2003 年11 期))上述差異都說明商務印書館的黑體字與哥特體之間雖有關聯但這種關聯並不直接。因此,日本哥特體對商務印書館黑體字的影響是有限的,準確地說,這種影響是啟發和參考,而非直接摹寫。
圖13. 商務1909 年—1919 年黑體活字字樣
圖14. 1903 年秀英舍推出了粗哥特體活
圖15. 1933 - 1936 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一個新事物的產生總是受到內在與外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美術黑體字的形成同樣如此。上文提及的我國最早的美術黑體字“燧昌”字樣即是最典型的例證。“燧昌”二字保留了傳統裝飾字型的一些痕跡,其源自傳統篆書的筆形結構與民間瓷器、木器上常用的雙“喜”字樣以及“壽”字樣如出一轍。(圖16 清朝嘉慶年間的青花瓷罐與民國期間小桌子的擋板。)但是, 這種傳統的篆書筆意在黑體美術字後來的發展中逐漸減少,呈現出一種簡化的趨勢。(圖17 1910 年《新聞報》刊登的“美而特蓋壽膠”廣告黑體美術字字樣。)在設計手法上,“燧昌”二字更多地體現出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其簡單統一的筆畫中使用了斜向的短線進行裝飾,這種裝飾元素在以往的裝飾字型中是沒有的,是一種有著西方文化特徵的機械的理性的表現手法。
圖16.清嘉慶年間的青花瓷罐
圖17. 1910 年《新聞報》
圖18. 我國民間的裝飾性字型日本美術字是影響中國黑體美術字形成的另外一個重要外因。日本的美術字也稱為“裝飾文字”、“描繪文字”、“圖形文字”、“意匠文字”,主要是指出現富於裝飾趣味的手繪字型。為求概念的一致在行文中統一使用“美術字”的名字。得益於明治維新之後出版業的飛速發展,日本美術字萌芽於19 世紀末到20 世紀的前20 年,是日本傳統文字藝術與西方文字表現形式及彼時勃興的各類現代藝術風格交匯影響下的產物。[18] 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日本美術字進入到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的字型無論是形態還是結構都呈現較成熟的面貌,形式豐富,自成體系。(圖191928 年《東京朝日新聞》銀座廣告。)
圖19. 1928 年《東京朝日新聞》銀座廣告
圖20. 日本“仁丹”廣告(局部)
圖21. 中國“ 人丹” 廣告(局部)具體來說,印刷黑體字的產生首先得益於19 世紀傳入的西方近現代活字技術,新技術在西方傳教士以及中國人自己的不斷改良中逐漸融入漢字型系,在取代傳統雕版印刷技術成為主流印刷技術的同時也將機器美學的特徵帶入到字型當中,為漢字的字型設計創新作了充分的準備。其次,從形式上來看,印刷黑體字的產生主要受西文無襯線體與日本哥特體的影響,其中尤以日本哥特體的影響最為重要。除了異質文化的影響,黑體字的產生也受到傳統字型美學的制約,具體而言是受到宋體字的影響。這些隱藏在黑體筆畫之間的微小特質卻精妙地傳遞出傳統美感,讓我們感受到傳統字型美學的巨大力量。此外,個人因素的積極作用也不可忽視,正是因為設計者的智慧與技巧才使得印刷黑體字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區別於日本字的“中國”特性。
而就美術黑體字而言,雖然同屬黑體字族,但不同的技術背景及使用目的使其具有不同於印刷黑體字的形式特徵與文化。雖然在形態上仍保留了一些傳統字型的痕跡(如:篆書和古代碑刻隸書),但是美術黑體字的真正發展與繁榮則更多是藉助了外來尤其是日本美術字文化的力量,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各種外來的藝術形式與潮流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最終成為中國美術黑體字蓬勃發展的巨大動力。
套用
點制又稱為磅制(P),是通過計算字的外形的“點”值為衡量標準。根據印刷行業標準的規定,字號的每一個點值的大小等於0.35mm,誤差不得超過0.005mm,如五號字換成點制就是等於10.5點,也就是3.675mm。外文字全部都以點來計算,每點的大小約等於1/72英寸,即等於0.35146mm。
字號的大小除了號制和點制外,在傳統照排文字時的大小。則以mm為計算單位,稱為“級(J或K)”。每一級等於0.25mm,1mm等於4級。照排文字能排出的大小一般由7級到62級,也有從7級到100級的。在計算機照排系統中,有點制也有號制存在。在印刷排版時,如遇到以號數為標註的字元時,必須將號數的數值換算成級數,才能夠掌握字元的正確大小。號數與級數的換算關係是:
1J = 1K =0.25mm = 0.714點(P)
1點(P)=0.35mm=1.4級(J或K)
文章引用資料
[2]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2006,第461 頁。
[3] 張志強:“商務印書館與現代印刷技術”,《東方文化周刊》,1997年,第18 期。
[4] 汪乃昌:“中外字型之檢討”,《藝文印刷月刊》1937 - 1940 影印本,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組,第一卷十二期。文中所稱“ 現在”, 指的是20 世紀30 年代。
[5] 李明君:《中國美術字史圖說》,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97,第222-223 頁。
[6] 根據筆者對余秉楠先生的採訪整理,2006 年12 月21 日,北京。
[7] 李焱勝:《中國報刊圖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漢,2005, 第20 頁。
[8] 汪乃昌:“中外字型之檢討”,《藝文印刷月刊》1937 - 1940 影印本,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組,第一卷第十二期。羅樹寶:“20 世紀後半期的印刷字型”,《印刷雜誌》,
2004 年7 月。 曹振英、丘綜編著:《實用印刷字型手冊》,印刷工業出版社,北京,1994,第32 頁。
[9] 中國印刷物資公司:“我國印刷活字設計和字模生產”,見《中國印刷年鑑-1981》。
[10]( 日) 沢本郁馬、鍵としての高翰卿:“本館創業史”,《清末小說》,1992 年,第15 號。
[11] 高翰卿:“ 本館創業史”,《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北京,1992,第4 頁。
[12] 唐炯:“印有模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北京,1992,第595 頁。
[13] 高翰卿:“ 本館創業史”,《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北京,1992,第4 頁。
[14] 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等著:《中華印刷通史》,財團法人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台北,2004,第554 頁圖表。
[15] 同[3]。
[16] 啟功:《古代字型論稿》,文物出版社,北京,1999,第25 頁。
[17] 張澤賢:《書之五葉—— 民國版本知見錄》,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2005,第28 頁。
[18](日)平野甲賀、川畑直道:“描き文字考第2 回”,idea ,2006.7,No.317。
[19] 葉靈鳳:“從郭沫若的‘百花齊放’裝幀談起”,《書衣翩翩》, 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6,第66 頁。
[20] 王春南:“ 清末留日高潮與出版近代化”,《南京大學學報》,19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