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旗隊

抗戰時期，在晉察冀軍區領導下，第9軍分區屬下有一個“津浦支隊”，“五一”大掃蕩後改為津南支隊。津南支隊下分3箇中隊，中隊長邵九如，分隊長王寶林。王久居天津，1942年參加革命，因其對天津情況極為熟悉，1943年派王寶林到市內發展組織，先後參加的人有王海山、竇廣元、侯德明、李明、伍漢卿、孫玉發、楊文會、楊守信、馮傳友、范仲元、於志江等60多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身對鐵路比較熟悉的有利條件，破壞敵人的鐵路運輸線，搞日軍倉庫物資，擾亂其社會治安秩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黑旗隊
• 外文名：The black flag Brigade
• 類型：共產黨
• 屬於：晉察冀軍區第9軍分區
• 組織：3箇中隊
• 代表人物：王海山、竇廣元、侯德明
• 人數：60多人
• 性質：敵後武裝工作隊

破壞日偽鐵路線

他們先在貨場內活動，車站以東有個“下九股”是貨車停放編組的地方。一次，他們盯上一部零擔車，裝有汽車輪胎、毛線等物，在夜間潛入貨場，以扔石子為暗號，順利地搞到42對汽車輪胎，不久引起敵人注意，不再在貨場停留貨車，後來改在沈莊子彎道處，這裡彎度大，車行至此，必須減速，事先已上到車上的人，迅速將貨物掀下，埋伏在道邊的人，將貨急速運走，等到發現時，貨物早已運走了。後來，又將下貨地點分別改為軍糧城、楊村。平均一個月內能搞上兩三次。搞到的物資有軍用帳篷、棉花、皮靴、毛線、車胎、布匹、麵粉、香菸等。一次，孫玉發、高俊嶺等人在北站發現一列悶子車裡，全關的是準備押往日本的華工，得知押車的日本兵剛剛下去，孫玉發急忙告訴押在悶罐車內的人說：“我們已把車門打開了，你們快跑，等日本兵一來，就把你們送到日本當勞工了!”大夥一聽急忙下車逃跑，孫玉發等人也跑開了，不知這一次能跑出多少人去。為了搞到槍枝，由王寶林、王海山、孫玉發等10餘人，夜襲日本修械所，用槍將日本人逼在一間屋內鎖好，搜查後並未發現槍枝，遂將槍簧、鋒鋼、鋸條等裝了十幾箱，把運不走的機器砸毀，把機器零件運到復興莊韓家胡同坑洞內，事後由隋尚前用帶篷子的膠皮車運到西營門，改用大車運往解放區。1943年冬，王海山、孟繼友，李明等人在佟樓汽車站，發現日偽警長騎車路過，王海山上前以日本憲兵隊名義將其攔住，帶到市外牛坨子，由李成忠警告他，不要再乾危害中國人的事，偽警長頑固不化，拒不應允，遂將其處死，投入冰眼中。津南支隊政委李軒在回憶《抗日戰爭時期的津南支隊和津南地區》一文中寫道：“手槍隊還掌握了一支專門吃鐵路的力量，其中有些是敵偽稱為“黑旗隊”的窮苦民眾和無業市民，他們主要在天津至唐官屯之間活動。手槍隊員同這些人建立了關係，對他們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激發他們的愛國熱忱，幫助他們活動，使這支力量成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這支扒車力量熟悉鐵路情況，能在火車行駛當中飛身攀上跳下，來無影、去無蹤，把事先偵察好的物資在中途卸下來，由地面的接應人員運走。通過他們的活動，我們得到一些緊缺的布匹、衣服等物資。” 1945年4月，原準備由孟繼友、邵九如等到冀東蘆台長蘆鹽警大隊去搞策反。因孟、邵等剛被日本憲兵隊釋放，改由王寶林前往。找到長蘆鹽警大隊代理隊長高洪恩(別名高壽勛，文安縣高村人)商討起義事宜的具體安排，並規定了行動暗號。高洪恩好拉胡琴，相約只等琴弦斷就動手。王寶林帶領部分親隨人員，同高洪恩來到偽寧河縣縣長家中，進屋後直截了當對偽縣長提出要鹽警大隊武裝起義，投靠八路軍。偽縣長聽後大罵高洪恩，並隨即企圖從枕頭底下掏手槍，未等偽縣長把槍拿出來，被高洪恩手下的分隊長王煥然首先開槍將偽縣長擊斃。隨後集合鹽警大隊全體人員，從倉庫中提出機槍6挺、長槍80多支、短槍50多支、子彈十幾箱。連人帶槍全部拉往冀東第18軍分區，交由李司令員收編，鹽警人員願意留下來的，編入冀東18軍分區幹革命，不願留下的每人發500元路費回家。

繼續與國民黨作鬥爭

日本投降後，津南支隊領導指出：今後任務將十分艱巨，要大家認真總結在日偽時期破壞鐵路運輸的經驗，結合自身人熟地靈的優勢，要繼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相信大家更能作出優越成績，為解放天津市作出更大努力。並再三告誡在今後的鬥爭中“不準騷擾民宅搶劫百姓，不準調戲侮辱婦女，誰幹了壞事，待天津解放要受到嚴厲的處分。”這是在苑二嬸家中傳達的。

襲擊小男造紙廠：孫玉發、孟繼友、李明等人，首先看準了坐落在近郊的小男造紙廠(即造紙二廠)。夜間事先割斷電話線，從小門溜進去來到車間，由會說日語的曹文會充當翻譯，將幾個日本人集中起來，其中有一名日本軍官問：你們是乾什麼的；回答說是八路軍，竇廣元首先拿他開刀，用日本戰刀劃傷了日本軍官。並警告他如果不老實聽話就要把他殺死，日軍無奈只好說出在煙道里藏有武器，當場從煙道中搜出花口櫓子一支。王寶林見日本軍官傷口流血過多，用白糖給予包紮傷口，感動了這名日本軍官，給王寶林下跪磕頭。這次襲擊小男造紙廠，除繳獲手槍一支，毀壞造紙機七八台外，還用汽車運走了一台造紙機，回到市記憶體放在復興莊國小後邊的小屋內。因呢子太次不宜運往解放區，參與的人員每人分一點做衣服穿用外，剩餘的變賣了。

搶劫牛奶房伏擊車警隊：1945年8月間，在河東區唐家口有一處日本人開的牛奶房，王海山、孫玉發、馮傳友、安老黑等20餘人，在晚上天剛黑的時候，即將電話線剪斷。天黑以後開始行動，王海山等人進入牛奶房後，從窗戶外打破玻璃，用槍將日本人威脅住，其餘同志進屋將日本人攜帶的一支盒子槍繳下，然後將所有的日本人集中在一起，包括幾名日本婦女，押在牛奶房後草堆小屋中，由曹文會負責看守，待將奶牛運走後再放人。王海山、孫玉發等人將100多頭奶牛牽出之後，向郊區大畢莊方向走去，事先已和冀東十八軍分區張英區小隊聯繫好，由張英的區小隊埋伏在大畢莊附近作為接應。天亮以後，日本人報告了偽警察局，警官李華堂、警長畢貴仕帶領10餘名車警隊乘大卡車，按牛蹄子印追去。在九十點鐘和我埋伏在大畢莊的區小隊相遇，遭到我區小隊的伏擊，雙方開火展開槍戰，區小隊將偽警長畢貴仕臉部側面一槍擊穿，另一名姓劉的偽警脖子後邊挨了一槍，其餘十餘名偽警全部被俘。當時負責搶劫牛奶房的領導人王寶林認為這些人都是職業警察，不宜嚴懲，除將槍枝全部留下外，教育之後全部釋放。在釋放前因畢貴仕和劉某滿臉是血表面看來傷勢不輕，提前派人從大畢莊將畢、劉兩人送到接近市區的王串場，便於在市內醫治。劫到的100多頭奶牛送往軍分區。

利用美軍搶劫新倉庫：地處大直沽東頭占地10平方里的“新倉庫”，是日本的軍用物資集中處所，日軍投降後倉庫內仍有日軍看守，為了搞到一批物資，地工小組的同志們，通過小白樓和佛照樓花酒館中的女人，與進駐天津的美國軍人相識，曹文會身穿國民黨上校軍裝，以國民黨接收日軍物資為名，雇用美軍十輪軍用卡車，並要求美軍帶槍一同前往，從新倉庫東院賈沽道鐵道入口處，公開進入新倉庫內，見倉庫里有什麼就裝什麼，日本兵見有美軍跟隨又有國民黨軍官一同來，也不敢過問，從新倉庫里搞出大批的布匹、火柴、紙菸、銅、毛衣等數十車。

染業槍戰：在金鐘河大街西側的萬柳村，有一處天津市最大的紡織廠，日本時期叫“公大”，國民黨時期稱為中紡七廠。為了給解放區搞點軍裝用布，事先請津郊的區小隊武裝給予配合，王海山、。孫玉發、王錫田等人集中市內所有的地工人員60餘名，乘機襲擊該廠。夜間先將各組人員部署在圍牆四周，先頭人員越過凍凍的小河溝剪斷鐵絲網，將圍牆掏成一個大洞，進院之後即搜尋倉庫，砸開倉庫大門將布匹從牆洞運出裝在事先準備好的車輛上，布匹還未裝滿一汽車，即被護廠的偽警大槍隊發現，拉響震耳欲聾的警報器，隨即槍聲大作，為了掩護自己人撤退，雙方開始激烈的槍戰。戰鬥打了一個多小時，國民黨偽警又來增援，並把廠的四周包圍。此時大部分人員已撤退，尚未撤離的曹文會為了混出包圍圈，不得不將手槍藏在地溝里，以人行道過此地的名義脫險。待天亮以後才把槍枝取回。這次行動雖繳獲布匹不多，但使民眾知道市內亦有八路軍武裝人員的存在，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也給國民黨一次沉重的打擊。

劫持倉庫物資：在河東區揚旗下坡有一座日本倉庫，孫玉發、曹文會，高俊嶺、董玉和等20餘人，以國民黨接收為名，曹文會身穿國民黨軍官服，由偽警察局車警隊李洪義身穿警服攜帶手槍配合，公開打開倉庫，用大車運走汽車輪胎及布匹，放在閆家台鞏四家中暫存，事後安排好車輛送到靜海縣津南支隊根據地。

在西南角北馬路處亦有一座日本倉庫，王寶林、孫玉發、馮傳友等人，用同樣方式仍由曹文會身著國民黨軍服，偽車警隊李洪義身著警服帶槍，公開叫門，把看門人用鐵絲綁起來後，將倉庫存放的顏料(外皮是木箱內裝小鐵桶)裝滿兩汽車(雇用趙明林燒木炭的車)。先運到靶鞘道存放在苑家柴場內，事後送往靜海縣。

打擊封建腳行把頭：決定先向七村腳行下通牒。七村腳行是天津市老字號腳行，備有“死簽”(為了，保持腳行業務不被別人奪走而在雙方鬧事時替死的人)，在爭奪七村腳行時，限於文化水平關係，只是找人寫個便條送過去，內容很簡單：“我們河東小哥幾個，生活無著，限你們在3天內將七村腳行所經營的業務地盤交給我們乾，不然3天以後我們將去鬧事。”七村腳行大把頭郭萬春、李竹波接到信後，恐慌不安，多方托人說合，請出其他腳行頭子李少有和楊子會之父，在市內大飯莊擺了將近一個月的酒席請客，最後拿出一大筆巨款了事。

緊接著又爭“天會腳行”，天會腳行頭子是馬文元(即電影《六號門》中的馬金龍)，馬住在河東區王莊子，是靠國民黨特務頭子、天津忠義普濟社社長巴延慶起家的，經常隨身攜帶手槍，欺壓碼頭、車站工人，在天津很有點聲勢。但馬文元對王海山等人也深知其為人，無奈之下請出季家樓腳行頭子王學謙、東站三義廟腳行的王學富、郝耳朵進行說合，除拿出部分巨款外，並將小把腳行讓出，王海山將爭奪過來的小把腳行交給窮哥們自行經營管理。

搶海關倉庫、孫再榮冤案：在河西區大營門有一座海關倉庫，倉庫中存放因“偷關”被抄的各種物資，經卸船的碼頭工人內線報。告，倉庫中有禮服呢等貴重物品。孫玉發、曹文會、高俊嶺、董玉和等20餘人；晚間乘汽車到達倉庫，進門後先將二名門衛弄到小屋裡看管起來，為防止他們逃跑報案，用細鐵絲倒背雙手捆綁起來，由侯老鐵負責看守。其餘人等則打開倉庫往汽車上裝禮服呢。當汽車裝滿後，正在用苫布把禮服呢蓋上時，被巡邏的偽車警隊發現包圍，車警隊一等警常守瑞上來將侯老鐵抓住，孫玉發見事不好，即衝上前去拿出錢來給常守瑞，偽警常守瑞不但不要反而吹警笛召集其他偽警，孫玉發當時帶有手槍但未敢使用，即將隨身帶的匕首掏出，將常刺了七八刀倒在地上。人員隨即逃散，搶倉庫的人雖．然逃走，但裝運禮服呢的汽車卻被扣留住，偽警察局把開汽車的鄭福海(住西頭)抓獲，鄭供出汽車是任文成雇的，又把任文成抓捕，任交待是給孫玉發雇的車，這才弄清搶倉庫是孫玉發所為。因此偽警察局下令通緝抓捕孫玉發。事有巧合，孫玉發在參加津南支隊之後，曾在孫莊子一帶活動過，孫莊子的人也都知道孫玉發在天津市內有點名望吃得開。孫莊子的孫再榮等6人來到南市慶雲戲院，當時正值小白玉霜演出，孫再榮對慶雲戲院的人說：我是孫小島的人 (孫玉發解放前一直被人稱為孫小島)，戲院的人聽說是孫小島的人，將孫再榮等人讓進包廂，端來瓜子茶水，待查票之後(舊社會各戲院演出一半時間就開始查票)，偽警察六分局刑警隊袁子朋將孫再榮等人抓捕，經嚴刑拷打孫再榮被屈打成招是孫小島，被判無期徒刑。孫再榮不服抗訴，又請名律師給予辯護，終因國慶還都、蔣介石當選總統，大赦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0年。

與此同時(即孫再榮被捕)，河東區新開路有一家宋財主，家中接到恐嚇信有人詐財，偽警察四分局刑警隊長高西九、劉孟勤、王克明等人在附近臥底。孫玉發正好夜間回家，在新開路口被“便衣”們檢查，發現褲腰帶是槍綱繩，聯繫上全市通緝令將孫玉發逮捕(當時社會上曾出現過真假孫小島)，孫玉發被捕後先按“奸匪”罪判處無期徒刑，後抗訴更審，改為搶劫集團判處有期徒刑10年，在監獄關押，到1948年終因證據不足和孫再榮一起宣告無罪釋放。

天津解放前夕，戰事吃緊，王寶林、孫玉發等人以民工身份混入國民黨陣地，刺探軍情，破壞敵人的炮兵陣地電線，在沈莊子、劉玉川家中請桂學元給繪製河東區城防碉堡及重機槍的設定圖，以及駐在新開路膠管廠附近的炮兵陣地圖(後移到新貨場空地)，和敵人埋設在城防周圍的地雷情況，並匯報國民黨92軍、94軍的兵車調動去向等情報。

“黑旗隊”名稱的由來

黑旗隊的活動使國民黨反動統治受到衝擊，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為此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曾多次尋找藉口，妄圖抓捕這些同志。形勢極為緊張。為緩解這種緊張氣氛，經康老爺(律師)和姜般若(育德學院院長、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的老師)提議，可以派人冒名自首，在事先把各方都已疏通好之後，由曹文會冒王海山之名，前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投案自首。1947年9月30日，天津《民國日報》第四版(平津新聞)報導：中華“黑騎隊”首領王海山自首投案。“本報訊”據警備部稽查處發表：名震津沽，無惡不為，偵緝下之“黑旗隊長”突於前日上午 11時，親至稽查處自首。據悉號稱“黑旗隊長”之王海山，年26歲，天津人，住本市河東姚家台二號，在敵偽時代，即擁有伙徒2000餘人，搶掠物資、盜賣倉庫存貨，霸占腳行裝卸貨口，勝利後，控告者大有人在。稽查處曾派員緝捕，尚未獲得王某線索，王突於前日上午11時，至稽查處自首，或因良心譴責，企圖改過自新，經稽查處審訊，渠稱過去系以破壞敵人建設，盜賣敵人物資，消滅其生產力量為目的等情。警備部，俟再詳細審訊調查後，即解法院核辦雲。

實際上曹文會冒名頂替王海山投案，並沒有被稽查處關押，只在報紙上登出莫名其妙的“黑騎隊”之後，即再沒有追究審問。此事發生後，孫克海拿著報紙對王寶林說：看，給咱們起個名字叫“黑旗隊”。這就是國民黨稱我河東地工小組為“黑旗隊”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