鴇頭是指組織強迫婦女賣淫的人。有時亦可指歌舞伎的東家（如《琵琶行》中“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中的“阿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鴇頭
- 別名：老鴇、鴇母
- 含義：指組織強迫婦女賣淫的人
- 案例：宿遷市
- 法律禁止：1927年
簡介,案例,
簡介
解放前，南京冠蓋如雲，紈絝肩摩，其中許多好色之徒將嫖妓作為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1927年定都南京後，雖具文“嚴禁娼妓”，而實際卻公然徵收“花捐”，暗中對妓院加以保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徹底封閉妓院、收容妓女，對不思悔改的妓主(即鴇頭)從嚴懲處。其中，南京第一個被處決的就是“歌妓四大家”之首的王文波、王周氏夫婦。
案例
宿遷市中級法院在泗陽縣召開公判大會，對組織強迫少女賣淫的一特大犯罪團伙主犯胡健、高超宣判死刑，立即執行。 胡健、高超於2001年8月至2002年6月，在泗陽縣城區組織23人犯罪團伙，先後強迫10多名少女賣淫。受害少女稍有不從，或逃跑被抓回，便遭殘酷毒打和體罰。與此同時，該團伙還多次對受害少女進行強姦、輪姦，暴行令人髮指。
姐姐、妹妹
站起來
“朱同志：剛才我同你談的情形，你大概已了解。我又回到了家裡，秀英將剛才來客的事對我講了，還講了祖母又叫她接客，以其肉體換取金錢。秀英叫我趕快到所里將情形告訴朱同志，請所里派人最好在夜裡12點鐘到我家來查房，以解救秀英。王亞如，元月11日晚7時50分，西釣魚巷9號。”
1951年1月11日晚8時許，這張紙條被送到了釣魚巷子派出所民警小朱面前。“這個王亞如，傍晚就來過了，現在又送來紙條。”小朱和同事小蘇、小陳及幾位值班警察立即進行了研究。1950年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便開始對全市娼妓進行登記。“解放都一年多了，還有人膽敢逼人為娼！”幾位民警按捺不住憤怒。
深夜11時許，小朱等5名民警悄悄來到了西釣魚巷9號。這是一幢老式深宅大院，分前後兩院，房間約有十餘間。潛入院內，民警們在一間廂房裡發現了70多歲的王文波夫婦，並在緊閉房門的廚房裡發現了躲在門後的兩個衣衫不整、被凍得直打寒戰的男人和兩個青年女子。民警們隨即將這6名男女帶到派出所詢問。
警方查明，西釣魚巷9號房主王文波夫婦犯有逼人為娼等罪行，南京市南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77歲的王文波和76歲的王周氏，拒不承認他們指使家裡的兩名女子接客賣淫。王周氏說這兩名女子是自己的養孫女，一個是大兒子的養女王秀英，另一個是二兒子的養女王富英。
王秀英和王富英都是年輕秀麗的姑娘，面對審判人員的詢問，她們以淚洗面，對王文波夫婦逼良為娼的經過吞吞吐吐，不願道出實情。審判人員把她們看成是自己的姐妹、是受害者，耐心規勸、一點點兒地啟發，使她們逐步認識到了事情的本質。
3月7日，審判人員為王秀英和王富英專門買了《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電影票，這是一部描寫婦女解放的新影片。她們高高興興地踏進了電影院的大門，看了平生第一場電影。第二天，她們又參加了“三八”婦女節大遊行，揮舞著小旗，高呼“婦女要解放”的口號，走遍了南京的主要幹道。王秀英、王富英終於覺悟了，她倆一連幾天控訴了王文波夫婦的暴行。
罄竹難書的罪惡
王文波夫婦早年都是妓院雜役出身。自十多歲起，他們便在夫子廟四喜堂妓院“混事”，王文波做廚子，王周氏乾雜活，一乾就是十餘年。1907年，他倆脫離了四喜堂妓院，開始自立門戶，開設妓院。
王文波夫婦為了使自家門下的妓女源源不斷，先後採取了“捆賬”和“絕買”兩種方式。
他們早先是以“捆賬”將幼女買來收養，成人後即從事賣淫。妓女與妓主間是質押關係，但有一定期限，到期可以贖回，如過期不贖，妓主則可自由處置。妓女素娟、素琴、小桃、金紅、愛琴、小琴、楊小紅等人都是被“捆賬”買到王家來的。
因“捆帳”的方式終有一定期限，王文波夫婦開始採用“絕買”的方式，買進貧苦人家的女孩，養大從妓。這種方式使妓女毫無人身自由，收入全部歸妓主所有。女孩子年紀大了，由妓主任意賣給他人為妾，即便有人願為其贖身，也得被妓主敲上一筆重金。數十年來，以這種方式被王文波夫婦買進的女子，已有四批，如蘭英、葵花英、鹿英、美英、鳳英、刊英、富英、桂英、玉英、秀英等。
進入王家虎口的幼女，都被王家更姓變名，許多女子成人後竟不知自己原來姓什麼。對於收買來的女孩，當她們長至十一二歲時，王家即迫令她們練功，學唱戲，每天只給兩碗飯吃。王秀英有一次想添一碗飯，卻遭來王周氏的一頓臭罵和毒打。至十三四歲，女孩們技藝漸成，王文波夫婦即開始迫令她們登台賣唱，每天很早即起身做雜事，晚上賣唱至深夜，成年累月，弄得疲憊不堪。
王家購進了大量淫穢書籍，每當少女長到十五六歲時，王文波即給這些少女們觀看，然後經王周氏物色一些軍閥、官僚、地主、富商，以少女們的“童貞”，換取巨額錢財，這在當時稱為“梳頭”。
王秀英就是在她剛滿16歲的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被王周氏帶到中央飯店，先用白酒將她灌醉，然後被人拖到旅館“梳頭”，從此開始了賣淫生涯。王富英也是在16歲時被王周氏帶到夫子廟的大洋酒家，被嫖客用酒灌醉後“梳頭”。
3月26日，28歲的王玉英被傳喚到庭作證。王玉英站在法庭上聲淚俱下地說：“我剛過一歲生日，家裡因為窮，便將我賣給了王家，13歲開始學唱戲，17歲被王周氏帶給一商人‘梳頭’，商人丟下三百塊大洋，全被王周氏拿走。平時王周氏經常搜身，偶爾客人給兩個小費，被她搜出，就被打得半死。去年，她看我年紀大了，將我賣給他人，賺了八百元。我想帶孩子走，她要價一萬元，我因賣淫時得的錢全部交給了她，身無分文，只得含淚隻身而去……”
王文波夫婦於1907年開設妓院以來，已達44年之久，雖經數度改朝換代，其家業卻日益發展，直至解放前夕成為聞名南京的“歌妓四大家”首戶。
王鳳英在出庭作證時說：“我12歲那年因與王周氏頂了一句嘴，她竟一棍子打傷了我的左腕，腫得像饅頭那樣大。後來叫我進房跪著，我慢了幾步，又被她一下子打破了鼻子，血流濕了裙子，至今都留下了‘沙鼻子’的毛病。我當時有個極有感情的熟客，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準備替我贖身娶我，可王周氏看我還年輕，唯恐‘搖錢樹’走得太早了，於是王文波利用自己是青幫中人，請來青幫頭子常平青，硬是把那個人給嚇走了。”
王氏夫婦完全喪失了人性，甚至連其嫡親孫女都不肯放過。其長子的親生女兒王月英，12歲就在四明樓登台唱戲，為其賺錢。17歲時被王周氏帶到上海，被一嫖客“梳頭”。1935年由王氏夫婦包辦賣給了軍閥馬鴻奎的侄子做妾，終因婚姻不滿，不堪蹂躪，死於寧夏。與妓女們的苦難生涯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王文波夫婦又買房子，又置地，兒子抽大煙，孫子學中醫，全家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王家的子孫還常以姦淫家中妓女為樂。
解放後，王氏夫婦公然與人民政府相對抗，藉口家裡錢快花完了，逼著王秀英和王富英多次賣淫。
正義的審判
因王文波夫婦逼良為娼案案情特別嚴重，南京市南區人民法院將該案移送南京市人民法院判決。南京市人民法院將該案案由定為“惡霸及逼人為娼”。
1951年5月5日下午，南京市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該案。首先由王秀英作為原告代表對王氏夫婦進行指控，而後由王玉英、王鳳英出庭作證。王文波和王周氏對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
最後，審判員宣讀了判決書。這份用毛筆寫就的判決書，僅事實部分就長達十多頁稿紙。判決書最後認定“王文波、王周氏以開設妓院為職業達44年之久，是一貫騎在婦女頭上，凌辱、虐待甚至殺害婦女的惡霸、‘龜頭’和老鴇；解放後堅持反動立場，繼續壓榨，欲使受其迫害的女性永遠處於暗無天日的境地，實已破壞了新民主義保護婦女的政策法令，根據《共同綱領》第六條‘關於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的規定，對於此案摧殘女性、蹂躪人權、殘害婦女生命，頑固到底的首惡罪犯自應予以嚴厲懲治，經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批准，故將王文波、王周氏判處死刑”。罪犯的其他家屬被勒令回鄉，勞動改造。
姐姐、妹妹
站起來
“朱同志：剛才我同你談的情形，你大概已了解。我又回到了家裡，秀英將剛才來客的事對我講了，還講了祖母又叫她接客，以其肉體換取金錢。秀英叫我趕快到所里將情形告訴朱同志，請所里派人最好在夜裡12點鐘到我家來查房，以解救秀英。王亞如，元月11日晚7時50分，西釣魚巷9號。”
1951年1月11日晚8時許，這張紙條被送到了釣魚巷子派出所民警小朱面前。“這個王亞如，傍晚就來過了，現在又送來紙條。”小朱和同事小蘇、小陳及幾位值班警察立即進行了研究。1950年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便開始對全市娼妓進行登記。“解放都一年多了，還有人膽敢逼人為娼！”幾位民警按捺不住憤怒。
深夜11時許，小朱等5名民警悄悄來到了西釣魚巷9號。這是一幢老式深宅大院，分前後兩院，房間約有十餘間。潛入院內，民警們在一間廂房裡發現了70多歲的王文波夫婦，並在緊閉房門的廚房裡發現了躲在門後的兩個衣衫不整、被凍得直打寒戰的男人和兩個青年女子。民警們隨即將這6名男女帶到派出所詢問。
警方查明，西釣魚巷9號房主王文波夫婦犯有逼人為娼等罪行，南京市南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77歲的王文波和76歲的王周氏，拒不承認他們指使家裡的兩名女子接客賣淫。王周氏說這兩名女子是自己的養孫女，一個是大兒子的養女王秀英，另一個是二兒子的養女王富英。
王秀英和王富英都是年輕秀麗的姑娘，面對審判人員的詢問，她們以淚洗面，對王文波夫婦逼良為娼的經過吞吞吐吐，不願道出實情。審判人員把她們看成是自己的姐妹、是受害者，耐心規勸、一點點兒地啟發，使她們逐步認識到了事情的本質。
3月7日，審判人員為王秀英和王富英專門買了《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電影票，這是一部描寫婦女解放的新影片。她們高高興興地踏進了電影院的大門，看了平生第一場電影。第二天，她們又參加了“三八”婦女節大遊行，揮舞著小旗，高呼“婦女要解放”的口號，走遍了南京的主要幹道。王秀英、王富英終於覺悟了，她倆一連幾天控訴了王文波夫婦的暴行。
罄竹難書的罪惡
王文波夫婦早年都是妓院雜役出身。自十多歲起，他們便在夫子廟四喜堂妓院“混事”，王文波做廚子，王周氏乾雜活，一乾就是十餘年。1907年，他倆脫離了四喜堂妓院，開始自立門戶，開設妓院。
王文波夫婦為了使自家門下的妓女源源不斷，先後採取了“捆賬”和“絕買”兩種方式。
他們早先是以“捆賬”將幼女買來收養，成人後即從事賣淫。妓女與妓主間是質押關係，但有一定期限，到期可以贖回，如過期不贖，妓主則可自由處置。妓女素娟、素琴、小桃、金紅、愛琴、小琴、楊小紅等人都是被“捆賬”買到王家來的。
因“捆帳”的方式終有一定期限，王文波夫婦開始採用“絕買”的方式，買進貧苦人家的女孩，養大從妓。這種方式使妓女毫無人身自由，收入全部歸妓主所有。女孩子年紀大了，由妓主任意賣給他人為妾，即便有人願為其贖身，也得被妓主敲上一筆重金。數十年來，以這種方式被王文波夫婦買進的女子，已有四批，如蘭英、葵花英、鹿英、美英、鳳英、刊英、富英、桂英、玉英、秀英等。
進入王家虎口的幼女，都被王家更姓變名，許多女子成人後竟不知自己原來姓什麼。對於收買來的女孩，當她們長至十一二歲時，王家即迫令她們練功，學唱戲，每天只給兩碗飯吃。王秀英有一次想添一碗飯，卻遭來王周氏的一頓臭罵和毒打。至十三四歲，女孩們技藝漸成，王文波夫婦即開始迫令她們登台賣唱，每天很早即起身做雜事，晚上賣唱至深夜，成年累月，弄得疲憊不堪。
王家購進了大量淫穢書籍，每當少女長到十五六歲時，王文波即給這些少女們觀看，然後經王周氏物色一些軍閥、官僚、地主、富商，以少女們的“童貞”，換取巨額錢財，這在當時稱為“梳頭”。
王秀英就是在她剛滿16歲的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被王周氏帶到中央飯店，先用白酒將她灌醉，然後被人拖到旅館“梳頭”，從此開始了賣淫生涯。王富英也是在16歲時被王周氏帶到夫子廟的大洋酒家，被嫖客用酒灌醉後“梳頭”。
3月26日，28歲的王玉英被傳喚到庭作證。王玉英站在法庭上聲淚俱下地說：“我剛過一歲生日，家裡因為窮，便將我賣給了王家，13歲開始學唱戲，17歲被王周氏帶給一商人‘梳頭’，商人丟下三百塊大洋，全被王周氏拿走。平時王周氏經常搜身，偶爾客人給兩個小費，被她搜出，就被打得半死。去年，她看我年紀大了，將我賣給他人，賺了八百元。我想帶孩子走，她要價一萬元，我因賣淫時得的錢全部交給了她，身無分文，只得含淚隻身而去……”
王文波夫婦於1907年開設妓院以來，已達44年之久，雖經數度改朝換代，其家業卻日益發展，直至解放前夕成為聞名南京的“歌妓四大家”首戶。
王鳳英在出庭作證時說：“我12歲那年因與王周氏頂了一句嘴，她竟一棍子打傷了我的左腕，腫得像饅頭那樣大。後來叫我進房跪著，我慢了幾步，又被她一下子打破了鼻子，血流濕了裙子，至今都留下了‘沙鼻子’的毛病。我當時有個極有感情的熟客，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準備替我贖身娶我，可王周氏看我還年輕，唯恐‘搖錢樹’走得太早了，於是王文波利用自己是青幫中人，請來青幫頭子常平青，硬是把那個人給嚇走了。”
王氏夫婦完全喪失了人性，甚至連其嫡親孫女都不肯放過。其長子的親生女兒王月英，12歲就在四明樓登台唱戲，為其賺錢。17歲時被王周氏帶到上海，被一嫖客“梳頭”。1935年由王氏夫婦包辦賣給了軍閥馬鴻奎的侄子做妾，終因婚姻不滿，不堪蹂躪，死於寧夏。與妓女們的苦難生涯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王文波夫婦又買房子，又置地，兒子抽大煙，孫子學中醫，全家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王家的子孫還常以姦淫家中妓女為樂。
解放後，王氏夫婦公然與人民政府相對抗，藉口家裡錢快花完了，逼著王秀英和王富英多次賣淫。
正義的審判
因王文波夫婦逼良為娼案案情特別嚴重，南京市南區人民法院將該案移送南京市人民法院判決。南京市人民法院將該案案由定為“惡霸及逼人為娼”。
1951年5月5日下午，南京市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該案。首先由王秀英作為原告代表對王氏夫婦進行指控，而後由王玉英、王鳳英出庭作證。王文波和王周氏對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
最後，審判員宣讀了判決書。這份用毛筆寫就的判決書，僅事實部分就長達十多頁稿紙。判決書最後認定“王文波、王周氏以開設妓院為職業達44年之久，是一貫騎在婦女頭上，凌辱、虐待甚至殺害婦女的惡霸、‘龜頭’和老鴇；解放後堅持反動立場，繼續壓榨，欲使受其迫害的女性永遠處於暗無天日的境地，實已破壞了新民主義保護婦女的政策法令，根據《共同綱領》第六條‘關於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的規定，對於此案摧殘女性、蹂躪人權、殘害婦女生命，頑固到底的首惡罪犯自應予以嚴厲懲治，經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批准，故將王文波、王周氏判處死刑”。罪犯的其他家屬被勒令回鄉，勞動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