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步青畜稅案碑出土於西鄉縣兩河口鎮老街，所屬年代為清嘉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馬步青畜稅案碑
- 出土地點：西鄉縣兩河口鎮老街
- 館藏地點：西鄉縣文物旅遊局
- 所屬年代：清嘉慶
2011年2月25日，西鄉縣兩河口鎮老街一居民在翻建住房時，自牆基下發現該碑。此碑系清嘉慶十二年西鄉兩河口地方署衙就“馬步青畜稅一事”，“恩批”，立“畜稅徵收以及徵收畜稅差役管理”之告示碑。
“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碑，通高205厘米，碑身高173厘米、寬76厘米、厚11厘米，碑座高32厘米、寬104厘米、厚34厘米，碑文楷書，計25行，滿行45字。碑首為淺浮雕“二龍戲珠”，碑額中間有篆書題額，惜字跡漫漶不清；碑文右首題“西鄉東路青溪閣地遵示立碑自乙丑年有馬步青畜稅一事藩憲懇恩蒙”，左下題“嘉慶十二年孟夏月閣地紳士約客居氏人等卜取下浣榖旦”款。
西鄉縣兩河口鎮位於西鄉縣東南角，東鄰漢陰縣雙坪鎮，南界鎮巴縣碾子鎮，西南連本縣五里壩鎮，北與石泉縣熨斗鎮及本縣的高川鎮接壤，屬四縣交界地帶，古有一腳踩三縣之說。自唐、宋以降，兩河口即為西鄉縣東南重要的政治、商貿重鎮。五里壩在清、民時代曾設“巡檢司”和“分司衙門”。據當地人介紹，原址系關帝廟舊址，清時曾改做地方署衙。
“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碑的發現，對研究清代中晚期西鄉地方社會政治、經濟、畜稅制度等有著重要的史料研究價值。
清代陝西牲畜稅分經常和臨時二種，“經常者曰行稅，設卡徵收者也。臨時者，遇有鄉鎮集會，始行抽收者也” 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7月第24卷第3輯——《清代陝西農村畜養業的發展與牲畜產品輸出》，作者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張萍）
牲畜稅是針對售賣牲畜者而抽取的交易稅，《大清會典》載：“凡牲畜之鬻於市者，防其暴盜，有牛馬稅、豬羊稅，實於稽徵課稅之中，寓維持商務之意”。陝西牲畜徵稅不分牛馬豬羊，統稱之為牲畜稅，只是在徵收稅則上有所區別。就通省來講，無論牛馬豬羊均按售價抽取稅金，“每價一兩抽稅三分”，也就是3﹪的交易稅，這與清代全國水平相一致。但具體落實到各州縣，往往又有一些地方上的變通。榆林府稅則較高，“每價一兩抽銀四分六厘”，也就是4.6﹪的稅率，神木縣騾馬驢豬羊分別抽稅，“騾馬驢每價一兩抽三分，羊每隻抽二分，豬每口抽三分”，既有按價抽稅，也有按牲畜頭數收捐者。關中地區長安縣牲畜交易也按“頭”徵稅，“每畜一頭，抽錢五十二文”。陝南略陽縣“騾馬驢豬，每價一串，抽錢六十一文，大豬一口抽錢八十一文，條豬一口抽錢六十一文，小豬一口抽錢二十一文，民間宰豬一口，抽錢五十文”，條規更加細緻。當然，這些州縣只是個別現象，總體來講，以價抽稅，每兩抽取3﹪的交易稅是各州縣普遍的稅則。②（《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7月第24卷第3輯——《清代陝西農村畜養業的發展與牲畜產品輸出》，作者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張萍）
清嘉慶以降，原本高額的牲畜交易稅，如碑載“為曉諭遵照完交畜稅，以裕囗，以便小民事，囗照各屬抽收各項畜稅，每兩五分報上批解”。由此可知，每兩抽稅五分，即5﹪的交易稅，嚴重高出陝西，乃至於當時全國的牲畜稅水平。
又碑載：“囗清查豬為名，擅赴鄉村，偶遇民家買餵小豬，即指稱漏稅，藉端訊索，或將餵豬之家孳生小豬查數登記，俟售賣時囗頭及豬只，均著買賣兩家均一體完稅，又販豬貨賣者，路過集場關口，即抽完活稅，以次，再往別處關經遇稅差復登，……有好事之徒從中唆囗斂錢，滋訟，希圖中飽”。
《西鄉縣誌》載“清仁宗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王聰兒（清軍蔑稱齊二寡婦）率白蓮教反清義軍由湖北進軍西鄉，屯柳樹店、堰口一帶。自此，教軍與清兵在縣境周旋達六年之久。清仁宗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二月，楚、川、陝義軍白蓮教教首高二（天升）、馬五（學禮）、王廷詔等，率部由川抵此，遭清軍提督楊遇春和清將慶成（滿族）分兵合擊，廷詔被俘，檻送北平，英勇就義，餘部馬學禮等退入四川被俘”。直至“清仁宗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 ，川、陝、甘、豫、鄂五省白蓮教大起義結束” ③（《西鄉縣誌》）。
白蓮教義軍及川匪入境造成了這一地區長期的時局動盪，以至於百姓流離、民不聊生、田地荒蕪，廣大百姓的生產生活遭到了極大地破壞。同時，畜稅差役變本加厲的盤剝，以及滋事妄為、敲詐勒索等致使百姓怨聲載道，而滋訟不斷。
碑載：“前因賊匪滋囗，居民不能安業，畜稅暫行停徵，今南山全境久己囗囗囗民安，諸交易經營悉循其舊，所有各屬，抽收畜稅均應一律完交，以符稅額”。
碑刻“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經過“藩憲懇恩蒙布政使司提究之，歷數月，未曾接案。青又轉懇提督楊大人轅下，蒙懇批分巡陝安道復批，漢中府正堂朱批，示定例，悉宜遵各大人，示令市場完納扯票，鄉稅永免。……，嗣後，如買賣騾馬，頭及豬只（只）均著賣家完稅，掣票囗囗囗囗囗行上稅，至鄉民過客販豬，上集售賣者均在集場令賣豬囗完稅，即掣印票收執，差役等止許在集場禁查囗收，不許下鄉挨門查訪搜求混行滋事至餵豬之家。囗囗囗囗其隨時貸賣永不許差役查數、登記，更無囗囗家納稅，倘有稅差再行下鄉滋事，即稟官究處。至於囗稅、囗囗屠戶承完，若郷間遇有紅白事之家偶爾宰豬自用者，慨不許抽收納稅。自示之後，倘有不尊，仍行滋事，本府訪聞或被告囗，定從重嚴究，絕不稍微寬待，稟遵毌違，特示！”。
碑刻“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正是反映了西鄉地方在經過清嘉慶初年連年兵禍後，為維護和完善舊畜稅稅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百姓的稅賦重擔，免受酷吏惡差勒索、盤剝，以期緩解官民矛盾，達到長治久安的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實物資料。
“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碑刻，即是這一時期西鄉地方畜稅制度、社會經濟發展、民生狀況、階級矛盾等的縮影。清嘉慶初年，地方官紳施行的較重賦稅，加之苛政酷吏惡差的極端勒索、盤剝導致官民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加劇，社會動盪，以至於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田地荒蕪，成為清代中期鄂、豫、陝、川等農民起義和兵變的重要原因。
以史為鑑，深刻理解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正視矛盾，完善當前稅制改革、強化制度保障，堅決懲治和預防腐敗，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才能全面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
唯有如此，碑刻“西鄉東路青溪閣馬步青畜稅一事”的發現，才有了其值得保護的價值。才是該碑刻所帶給我們的歷史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