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大衛，曾用名桂萍，1930年12月26日出生，原籍廣西象州縣寺村鎮。1988年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界全國委員會委員兼民族委員會委員。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駕機起義”回故土,避開了第七艦隊,43號跑了,緯國先生的遺憾,
人物簡介
韋大衛，自幼生長在桂林，1941年起先後在省立臨桂中學，私立青年中學讀書。1946的進桂林補習學校，1948年在桂林象山藝苑學聲樂，1949年7月赴廣州，他懷著救國救民的願望參了軍（49年加入國軍），誰知一腔熱情落空，國民黨軍隊腐敗不堪，同年8月他隨部隊稀里糊塗到了台灣，在陸軍受訓，後考入海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永泰軍艦任職，目睹台灣國民黨當局的腐敗，他回歸祖國大陸的願望日益增長。1951年考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25期學習，那時，他感到家鄉已近在咫尺，歸家的願望陡然增長，1954年駕機起義失敗，被關入空軍監獄，3個多月後經營救出獄，1955年12月4日入台北飛行社，1956年1月7日駕蔣緯國遊覽專機起義飛回大陸，回大陸後在中國民航局任飛行員。1983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候補委員，同年又被選為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1984年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培訓中心副主任，1985年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兼民革中央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同年任北京航空委員會副會長。
“駕機起義”回故土
七年謀劃，他駕駛蔣緯國的座機飛越海峽。舉世震驚。“誰從這裡起飛，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台灣大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該乾的我也都幹了 ，他們說，你是越獄專家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韋大衛經七年謀劃，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相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榮毅仁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台灣大陸，他曾兩度入獄，數次逃亡。日前，年過古稀卻依舊神采飽滿的韋大衛接受鳳凰衛視《冷暖人間》節目主持人陳曉楠專訪，講述了他的傳奇式經歷和一生的悲歡離合。
節目內容摘錄如下：
七年謀劃，他駕駛蔣緯國的座機飛越海峽。舉世震驚。“誰從這裡起飛，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台灣大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該乾的我也都幹了 ，他們說，你是越獄專家啊”。
雖已年過古稀，韋大衛先生卻依舊神采飽滿，舉手投足間難掩當年的英雄豪氣，讓人聯想到他嫉惡如仇、剛烈如火的獨特個性。他說起話來幽默風趣，二鍋頭在他看來宛若清水，仰脖就是咕咚一口，令人大為驚嘆。
被騙到台灣七年，歷經磨難，最終駕機回故土
韋大衛先生出生在廣西桂林，家裡三個叔叔都是飛行員，所以他從小就喜歡飛行，但因抗戰時兩個叔叔戰死，一個叔叔摔死，家裡人就堅決反對他當空軍。韋大衛先生思想一向激進，17歲在大學當學生會主席時就搞學生運動，並沒想到那么危險，後來風聲緊了，警察局要抓他，他就跑到廣州，考了陸軍軍官學校，但沒料到是個騙局，是國民黨軍隊準備弄一批人到台灣去。到了海上韋大衛才知道被騙，招兵的人招多少拿多少銀元，也沒跟他們一道走，那時候他就發誓到台灣一定要逃走。到台灣後國民黨軍隊怕他們逃走，起初把他們押送到鳳山，然後又調他們到紅毛港，他們整日扛槍枝彈藥，實際上是個二等兵，他一直計畫著如何逃走，不過很危險，抓住就槍斃。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韋大衛瞅準機會帶著兩個人逃走，一直跑了20多華里，被一老鄉藏了起來。後來風聲很緊，首要抓韋大衛一個人，韋大衛的目標很大，那兩個人就逃到台中去了。韋大衛自己在甘蔗林里藏了21天，渴了吃甘蔗、飲溪水，餓了就挖地瓜、到河溝里去撈魚烤著吃，晚間就睡在露天的甘蔗林里，最1，6就是蛇在他身邊爬來爬去，呼呼有聲。更可恨的是台灣天氣多變，忽而烈日炎炎，忽而大雨傾盆，他的衣服幹了又濕，濕了又乾，受盡了天氣的蹂躪。後來他一路風塵僕僕，白天睡覺，晚上才敢行走，逃到了平東。平東一個同鄉特別照顧他，介紹他去了台灣空軍十一大隊，5個月後他考取空軍軍官學校，但其父母親不願意。
他從事空軍工作，後來他又考取了海軍學校，畢業以後就到了永泰軍艦。永泰軍艦是國民黨八艦之一，規模很大。工作了一段時間，韋大衛感覺還是喜歡空軍，就又考上了空軍學校。
在台灣申請飛行員，身體要求很嚴格，沒幾個能考上的，見了韋大衛，他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他，那時候海軍不同意他去，韋大衛就再次選擇逃跑。入伍的時間還沒到，空軍上校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找地方住下來，別讓海軍抓住，否則誰也救不了他。又經歷了數月忐忑不安的等待，韋大衛到空軍去報到，半年以後就開始出機飛行。韋大衛很有號召力，在空軍得到很多同學的擁護。因為他本身的反叛精神，說話又激進，海軍政治部早就懷疑他是共產黨派去的，他離開海軍轉到空軍以後，空軍也開始懷疑他了，因為沒有證據，就每天晚上派人找他談話。當時韋大衛每天早上三點多就起飛，到中午才回來，晚上還要談話，談得很疲勞，當時他也不懂是為什麼。他的飛行教官看出了門道，對他說：“你有沒有考慮到他們晚上為什麼老找你談話?”韋大衛說：“我也不知道”。教官說：“很明顯，他們想讓你精神狀態不好，想除掉你這個人，讓你自己摔死。他們懷疑你，但沒有證據，沒法抓你。你在台灣無家無業的，幹嘛在一棵樹上吊死呢?”這正中韋大衛的心思，再一次燃起他堅決飛回來的信念。可還沒等韋大衛尋找機會，空軍總司令部就下令把他調到台北司令部，實際上是把他軟禁起來，他時刻想著逃跑。
後來他剛被放回一個多月，就又被抓走了，在台北關了十天以後他又被轉到台南空軍監獄，跟他一起抓的有八個人，其實他們誰也不是共產黨。八個同學數韋大衛嫌疑最重，國民黨空軍把他押到火沙島，現在叫綠島，相當於判了他無期。後來因一個同學有後台，最終把他們全都放了，不過他們七個都回空軍了，只有韋大衛毅然放棄空軍回了台北。當時在台灣找工作很難，韋大衛剛開始做割草工人，給人乾點兒雜活；後來又給人管鋸木機，鋸木機經常出事，挺危險；管了兩三個月後，又被安排去管垃圾車。垃圾車有十三四輛，其實這些又不全是垃圾，裡面有很多可口可樂、飲料、肉罐頭等，這讓韋大衛從中賺了不少錢。後來他自己不幹了，讓兩個同學乾，掙了錢分給他一份，他的生活非常好。有了錢以後，他就活動到台北飛行社。台北飛行社有二十幾架飛機，因韋大衛是飛行員出身，就讓他做飛行教員。韋大衛幹了一個多月，對這裡的情況已基本了解，其中有一架是蔣緯國的旅遊專機，原是裝甲兵的指揮飛機，有專門的飛行員，有專門的警衛，有專門的機庫，也非常保密，即使是飛行員也不能隨便接近這個飛機。韋大衛為了實現計畫已久的起義，每次在這架飛機飛行的時候都用望眼鏡觀望，他把這個飛機的一些操作、儀表、設計都設法了解到了，就確定了逃跑日期。
1956年1月7日凌晨，韋大衛利用機場值班人員換崗的機會，駕駛蔣緯國的旅遊專機迅速飛上雲霄，當時台北附近的桃園、新竹空軍基地頓時警報四起，並不時傳來叫韋大衛迅速回航的命令，但韋大衛斬釘截鐵地說：“請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基地的呼喊愈來愈急，並起飛一級戰備的四架F—86戰機進行攔截，不過韋大衛憑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歷經一個多小時的飛行，終於投入到祖國大陸的懷抱。
遭誣陷坐牢八年，英勇抗爭，冒死越獄終平反
儘管韋大衛是全國人民傳誦一時的英雄人物，不過文革時期他照樣和世界聞名的國民黨“兩航起義”人員一樣，歷盡了非人的苦難，被打成“731陰謀駕機叛國投敵”首要分子，投進監獄。在獄中他長期遭受嚴刑拷打，經常遍體鱗傷，兩根筋骨被打斷，左耳被打壞，因肺部被打傷，造成吐血一年多，但韋大衛倔強、擅斗的性格使他決不逆來順受，而是和關押審問他的人對打對罵，頑強反抗，使那些人常常無計可施，最終他們黔驢技窮，逼迫韋大衛與妻子薛蓮莉離婚。韋大衛決不畏懼權勢，但為了妻子兒女還是勸來看望他的妻子和他分手，萬般無奈的妻子含淚忍受了痛苦的命運。
韋大衛是一條寧折不彎的漢子，決不忍受飛來的橫禍，時時刻刻想著越獄去中央申訴自己的冤情，在1974年10月30日終於看準時機，越獄成功。獄方做夢也沒想到，於是連忙通知公安部門四處追捕，並在全國發出通緝令。但韋大衛機智聰明，經過巧妙化裝，順利到達中央，最終在葉劍英元帥、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得到了平反新時期禍去福來，安享晚年，祈盼祖國早統一“文革”結束後，韋大衛與原來的妻子薛蓮莉並沒有復婚，他們彼此都有過關照，薛蓮莉最終帶女兒去了美國，至今獨身。韋大衛工作恢復後，“兩航起義”的英雄人物潘國定，也是他的好朋友，看他一個人生活上沒人照顧，就給他介紹了自己的鄰居靳玉珍，說靳玉珍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時，對他照顧得很周到，是今賢妻良母式的女性，要找就找這樣心腸好的熱心人。韋大衛很高興，一見靳玉珍女士心裡就非常滿意，便立即下決心和她結下了美好姻緣。韋大衛先生和靳玉珍女士結婚以來相處得非常融洽，互相敬愛，有時還互相嬉戲說俏皮話，讓人覺得他倆還很青春，更像一對年輕夫婦。他們的生活也過得豐富多彩，常愛去結伴跳舞，韋先生歌也唱得不錯，時時引起同行們的喝彩。
晚年時國家給了韋大衛很多的崇高榮譽，他相繼是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接連擔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黃埔軍校同學會聯絡委員、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世界華人華僑社團聯合總會顧問等，人們都尊稱他“韋公”，社會活動頻繁。
避開了第七艦隊
塔台又命令桃園新竹兩個機場的F-86噴氣式戰鬥機進入一級戰備警戒狀態。我本來想沿著淡水河飛到出海口，我計算了一下，大概需要8分鐘，依據F-86的速度，那時它也能趕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雲層很厚，我貼著地面低飛，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上頭鑽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沒我熟，不敢飛這么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飛出海一看，前面有3條軍艦，那是美國第七艦隊DD級的驅逐艦。這個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頭。 我回到基隆，從屏風山俯衝下去，貼著海面飛了出去，避開了第七艦隊的範圍。無線電里一直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說算了吧，老子都被你們騙了7年了，你們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來想飛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陸這邊無線電聯繫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線，火力比較強。還好我沒飛福州，後來我在北京見到吳寶智，他就是當年帶隊飛我的中隊長，1961年到大陸拍照的時候跳傘被俘了。他告訴我，有兩架F-86在我起飛20分鐘後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飛到泉州。泉州灣的漁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無一人，我意識到，這裡肯定發警報了。果然，一進泉州灣，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來了。落地之後，他們告訴我，總共朝我打了270多發炮彈。 我一直往裡飛，高射炮逐漸沒有了。事後我才知道，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判斷這架飛機很可能是起義的，並立即下令：如果繼續朝大陸方向飛，就保護它；返回台灣的話就予以擊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個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軍的地面部隊沒接到命令，他們躲在樹林裡，機關槍、步槍的子彈十分密集。飛機中了四彈，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電門、油門全關死了。飛機刮著樹枝，從樹頂上“嘩”地就下來了。大車道上爛泥很深，飛機雖然沒栽跟頭，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條很深很深的溝，眼看就要機毀人亡，剛到溝前面，飛機停了。 下來之前，我跟他們說，解放軍讓我們舉手就舉手，不要做引起誤會的舉動啊。 解放軍匍匐前進，一直爬到我們跟前，嘴裡喊著“繳槍不殺”、“優待俘虜”。老鄉們倒想到我們是起義的，歡呼著跑過來，和我們握手。解放軍問我們是乾什麼的，我說是起義的。他們還問“那你飛機上為什麼不掛白旗”，飛機上能掛白旗嗎？他們那時還沒經驗。 我趕緊讓他們把飛機推到樹林藏起來，上面蓋了樹枝，後來還拉來了偽裝網。台灣是一定要派人來毀滅痕跡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來就炸掉。 我們一幫人到了官橋鎮上，鎮上已經搭了一個小台子，讓我演講。我當時心情仍然沉重，因為國民黨在台灣宣傳，說大陸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墳墓都平掉了。我就講了我的思鄉之情，還有個女孩子給我獻了野花。 講完之後，他們通知我，福州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在莆田等我們吃午飯，讓我趕緊上車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說了家裡的情況。共產黨辦事效率還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學讀書的小妹妹就給我打電話了，告訴我家裡人都好。
43號跑了
1956年6月11日，國務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當駕駛員。回來以後，我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領導人也相繼接見我。見周恩來總理的次數最多，他經常到機場送往迎來，外賓還沒到，他就來找我，有時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他說你不理解運動，民眾也不了解你，你就別介入運動了，去西安學習吧。我那時也幼稚，我說總理呀，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還送了我兩本精裝本的《毛主席語錄》，我一看他這么忙還關心我，實在過意不去，就說總理啊，你別再為我的事費心了，我去學習。他聽了很高興。 我和“兩航起義”的領頭人物潘國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釣釣魚，散散步。幾個月後，我聽說北京貼出了批我的大字報，說我問題嚴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決定會一會他們，急急忙忙跳上飛機回了北京。回單位也沒事，我就跟他們幹上了，他們貼，我也貼，一直貼到1968年我被抓起來。他們說我是“駕機叛國投敵陰謀”的首犯，我飛回來的那架“塞斯納”也被當成了“反革命飛機”毀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兩個看守忙著聊天，一個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衛去廁所了，我瞅準機會，飛快地奔向瞭望台。兩道高牆越不過去，只能從瞭望台上往外跳。我兩隻腳掛在電網上，身子半邊到了牆外。還好，白天電網沒通電，不然又玩不過去了。 很快，監獄裡警鈴大作，看守們不停地喊：“43號跑了！43號跑了！” 不過，他們第一步就走錯了。他們派出5個人，騎著腳踏車往火車站趕，他們怕我往外走，因為到了外地就等於大海撈針了。其實我是往城裡走，因為我要告狀。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輛空卡車，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這輛卡車就是往市區開的。在牛街的紅綠燈旁，我縱身一跳，開始鑽胡同。 我輾轉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的聯合接待室。上訪人員都要先填登記表，再統一接待，那得誤時間啊。我拿出工作證，攔住一個從辦公室出來的同志，運氣還真好，他居然知道我這個人。我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 葉帥派了個聯合調查組，調查了半年，證明我沒有問題，後來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斷兩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特偵組還宣布我“無權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離婚。我滿腔義憤，離就離，出來了再和你們算總賬。
緯國先生的遺憾
1981年，我恢復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為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的副主任，後來經人介紹，跟小我15歲的國航英語教師靳玉珍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第二年，蔣緯國的機要秘書孟昭旭通過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說：“緯國將軍很關心你，特地讓我來看看你。”我很驚訝，我說當年把他飛機給飛回來，他不恨我啊。他說：“他不恨你，緯國將軍還挺欣賞你的，知道台灣留不住你，也覺得台灣對你不公。” 蔣緯國當時是台灣的三星上將，也是“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委員。孟昭旭經常被他派到北京來，購買大陸拍的《華夏掠影》等風光片，拿到台灣去放映，很受歡迎。我和電影局有些聯繫，也為他們牽線搭橋。通過孟昭旭，我和緯國先生因了特殊的機緣而成了未曾謀面的朋友。 後來，中央芭蕾舞團去台灣演出，想請張學良和蔣緯國去現場觀看他們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幫她聯繫上蔣緯國先生。白淑湘的父親曾是張學良的部下，跟蔣緯國也算有點聯繫。我寫了封信讓她帶去，後來張學良和蔣緯國都去了。他們人不少啊，150人，結果蔣緯國還招待他們吃飯，每人送了紀念品，還請白淑湘給我帶了些書啊、領帶之類的小禮物。 1993年，蔣緯國又讓孟昭旭給我帶來了兩本他寫的書。閒談中，我得知蔣緯國在台灣搞了個“中華梅花之友會”，國民黨是把梅花當“國花” 的。我靈機一動，對孟昭旭說，回去跟將軍商量一下，梅花之友會把總部設在北京會不會更方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我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想促成蔣緯國回大陸訪問。 蔣緯國給我寫信，同意將“中華梅花會”總部設在北京。國民黨很合作，北京這邊也很贊同。大陸這邊希望他儘快能來。他也很想回大陸看看，他說，希望自己能夠“走著回去，不要躺著回去”。 可惜的是，蔣緯國死得太早了，那時台灣那幫人對蔣家逼得也很厲害，4年後，他就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了。沒能和緯國先生見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遺憾，我兩次申請赴台，都被台灣出入境管理局給拒絕了。 這么多年，我跟台灣聯繫一直沒斷，我在海軍空軍當年的那些老同學，只要來大陸，就一定會看我。我們經常聊聊過去，很多人說我是“傳奇”，不過回頭想一想，我這一輩子遇見的人，經歷的事和跨過的坎，都和這個時代緊密相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