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琴

個人經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非琴國小未畢業，即隨家庭四處逃亡。曾在南京锺英中學讀過一年國中。1941年隨父之友外出逃難，途中離散後，即開始隻身逃亡，輾轉兩年多，到達大後方重慶。逃難期間，曾就讀於流亡的河北中學高中一、二年級。由於對中央大學徐悲鴻、傅抱石、張書祈、黃君壁、陳之佛等大畫家的仰慕，到重慶後，以同等學歷考入該校藝術系（一年後中大遷回南京）。在校三年多時間裡，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以筆作武器，寫了許多戰鬥檄文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為爭取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而奮鬥。學運時所寫的文稿及剪報四冊：《毀滅》、《橋頭堡》、《蓓蕾》及《遵命集》於2001年由南京大學檔案館收藏，所用筆名有：今宜、汗平、金昔、魏聞、小俞、俞玉、非琴……

1948年底，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黑名單、險遭逮捕殺害的厄運，當即被中央大學地下黨發展入黨。於1949年初由地下黨安排到蘇北解放區黨校學習。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隨大軍渡江南下回寧。後被分配到華東革命大學南京分校任校刊編輯。革大是解放初期新成立的“大學”，以改造國民黨舊軍政人員為主要任務。校刊作為改造這類人思想的輿論陣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校刊室卻存在著嚴重的不團結問題。

1950年，非琴寫了一篇小說《團結問題》，以小俞的筆名發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匯報〉〉副刊〈文學界〉上。（此時非琴僅23歲）。雖然小說的情節是虛構的，但卻招來了“對號入座”的後果。被以“精神病患者”之名送入南京市委招待所住了一年多。當時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已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仍痴待組織允諾的“另行分配工作”。然而，一年多從未有人找他談過話，也未分配工作。故未能向任何具體工作單位轉黨的組織關係。轉關係的介紹信是由中共南京市學區黨委組織部1951年9月7日開具的。介紹信至今仍保留著。

在住招待所期間，適值大規模開展京劇改革的討論。由於從小對京劇的喜愛，寫了許多有關京劇改革的文章刊於當時的《戲曲報》上。就是這些文章證明作者不是精神病患者，得到招待所工作人員抱不平的同情，並教他向市委反映。又經多次向上寫信，才於1952年10月被分配到崑山縣區人民政府，具體工作是婚姻登記。( 到崑山後未轉黨的組織關係，是因非琴認為，按黨章規定，六個月不過組織生活，未交黨費，即是自動脫黨。而其本人被視為精神病患者後，住南京市委招待所一年多未過組織生活和未交黨費，自認應以脫黨論了)。

1953年考入上海俄專（後改上海外語學院）因在革大、南京市委招待所及崑山期間自學俄語，入學時已能閱讀俄文版的《真理報》及一些俄文原版小說。入學初期改正了自學時的錯誤發音後，對課程基礎進度很不適應，本人要求跳級未遂，校方又規定不能轉課，故上課時常看俄文小說。1955年被校方以不回答蘇聯教師提問為由，勸其“自動退學”。也就是在1955年10月號的《譯文》（後改《世界文學》）上發表了他的處女譯作，巴烏斯托夫斯基的《夜行的驛車》，受到讀者歡迎與好評。從此即開始終生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屬自由職業，無任何職稱銜頭的光環。自由職業長期來在中國是受歧視的“職業”。加之，離開崑山後，崑山將未向其轉黨組織關係的潘痴雲開除出黨。從此“演繹”出非琴大半生的坎坷經歷。因無固定工作單位，未端鐵飯碗，加上黨籍問題的後遺症，在極左時期，長時間被內控為蘇聯特務、香港潛伏大陸、改名換姓的特務，甚至“反革命”（詳情可參閱2000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夢幻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夢曉時分》（李慶雲著）。

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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